热议丨顾土：蔡英文解密蒋档，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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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丨顾土：蔡英文解密蒋档，真的假的？

顾土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现已退休。

原题

蔡解密蒋档，真的假的？

作者：顾土

以“前不久，台湾蔡英文解密公布蒋介石绝密档案”为内容的信息忽然间在各微信群不断转发，借题发挥的各类文字也随即蹿红网络。其中，最扎眼也最具新闻性的词句是：“蔡英文狗急跳墙”“蔡英文利用手中权柄”“揭秘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卖国”“电令不抵抗”“被揭老底、国民党心虚”“国民党无一人站出来质疑文件真伪、只是质疑蔡的动机”。随后还称这“使大陆人看到了历史真相，顿时一片哗然”。

文字慷慨激昂，图片似乎也无可挑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是“前不久”，可当你查看海峡对岸的所有媒体时，却找不到任何报道，往前几个月翻翻，好像也无一语只字。如此重大的消息，还牵涉蔡英文，还叫做“绝密档案”，亲蓝亲绿的媒体竟不发声，可能吗？即使从纯粹的新闻角度讲，也不至于啊！

最后，终于看到有学者写出长篇大论释疑反驳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信息源均出自一个地方，还是在海峡这边。当这边的信息横穿到对岸时，那边竟然莫名其妙：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那边发生的事情，那边不知道，这边却热闹异常，还“一片哗然”。这究竟唱得是哪一出啊？

新闻如何炮制出来

坐在电脑前编创新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几乎隔三差五就会散播一遍、招摇过市。

编创新闻，有一种是胡编乱造，最喜好以某外国知名政要或是某海外著名学者如何说，来为自己的一种观点助阵，编得还有鼻子有眼，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连我周围有些看起来挺正常的人都信以为实。多亏如今已是开放的年代，不像过去，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人家无从得知，现在网络传播四通八达、中国大陆人也早已身居四海，海外当事人不能不因此脸红，于是，赶紧站出来辟谣。

还有一种叫炮制更为恰当，因为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完全造假易于被戳穿，于是就不妨改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手段。这种真中有假、假中存真的手法，最让人真假难辨。

其实，要怪也怪如今的网络，尤其是遍布我们中间的微信群，属于自闭自娱自乐型的过多。别看上网如此便捷，什么事情拿着手机一点击即见分晓，可人却越来越懒，尽管个个手不释机，人人离了微信就惶惶不可终日，但谁都不肯花一丁点精力去查一查、搜一搜，到底是真是假？究竟准确与否？是不是有演绎的水分？

如果只是自娱自乐也就罢了，但偏偏还有自以为是的业余史家、志愿评论家，不甘人后，率先发声，还要撒开来使劲侃。这，大概也是网络写作太过容易、网络出名太过诱惑的结果。

那么，话说回来，台湾所藏蒋介石档案究竟有没有被解密、被开放呢？

事实是，确有其事！但绝非近来网络炒作的“前不久”，而是前很久了，并且曾经不断被解密、被开放，每次开放，都引来海峡两岸媒体的密集报道，大陆这边，还是以主流媒体为主。可从来没有任何报道认为是“揭了谁的老底”，也没有称谁“狗急跳墙”“气急败坏”或是谁“被打脸”。

中正档案早已解密

远的不说，从本世纪初以来，我们就可以查到有关蒋介石档案的三波重要报道。

2001年，陈水扁执政时，“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前夕，蒋中正、蒋经国等相关档案资料予以解密，档案解密的行政程序及对外公开供民众查阅的作业程序，据台湾报道，将由“国史馆”及相关机关依法办理。

那时的报道称：解密档案包括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料，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国民政府”档案中的内政部份、特藏档案中的“二二八事件”等。此外，台湾政党轮替后，“行政院”核定了“二二八档案整理工作计划”，进行“二二八事件”的访查、移转、编目及整理工作，经半年时间访查了54个机关，其中48个机关已将相关资料移入“国家档案局”筹备处，共整理出57134件档案，并于2001年3月1日至11日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展出119件。

有关蒋中正的档案，则是他在北伐、统一、抗战、“戡乱”等时期所留下的函稿、电文、日记、信件、书籍、舆图、影像资料及文物，涵盖的年代从大陆时期，直至入台后的70年代。这批档案原存高雄，后藏于大溪头寮宾馆，于是外界多以“大溪档案”一词称呼。1979年7月，“大溪档案”移藏阳明山的阳明书屋。

当时报道还说，由于档案资料浩繁，台湾的”国史馆”仍在整理中。目前已经开放，民众可入馆查阅。蒋经国档案则散见于相关机关的各项文牍内，未来将依法规规定，将超过30年的档案，也就是1971年以前的资料，依法解密。

2013年，也就是马英九当政时，国民党解密最后一批尚未公开的党史馆重要史料。据报道，在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中，最后一批尚未公开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相关史料将对外开放。在马英九指示党史活化的目标下，党史馆进行了史料数字化工作，预定将首度曝光“总裁批签”的数字化档案，供各界参考运用，档案涵盖1950年至1975年间。时任党史馆主任的王文隆说，在这些首度曝光的珍贵史料当中，包括有“匪谍”一词的由来。1957年8月5日，当时由于对中共的称呼不一，为求统一，蒋介石在当局公文中要求统一称呼“匪谍”。另外，1971年监狱人满为患，蒋介石裁示大赦，他说什么都可以释放，但唯一要求贪污犯不可以释放。

2017年初，以台湾“国史馆”全新改版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为标题，蒋介石档案开放的情形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这次内容主要是26万件档案于1月5日起上线服务，第一批将开放蒋介石档案(即“大溪档案”)中的5万件上网。

台湾“国史馆馆长”吴密察表示，26万件蒋介石档案已于2016年12月完成清查作业，2017年1月，最后一批清查结果函请各机关解密以后，未来每个月月底各将有5万件档案上网，26万件的“蒋档”预计4月底完全上线；除了部分私人照片、书信因著作权或相关权利约定等因素须到馆查阅外，其余都可上网供各界阅览。

不过，蒋介石档案中有1300多件“党务类”文件仍无法上网，民众必须亲自到馆查阅、抄录或复制。据吴密察解释，“党务类”档案，国民党认为应该交由他们；“国史馆”则说，“实体摆你们那边没关系，至少让我们扫描”，所以，党务类档案在“国史馆”仍有数字文件。而国民党也已经开放这批“党务类”档案，民众可以到馆复制、打印。

全球皆可上网查阅

2017年初的这次关于蒋介石档案可上网查阅的新闻，估计正是近来被称作“前不久，台湾蔡英文解密公布蒋介石档案”的网络消息的编创素材，所引那些图片也正是从网上就可以查阅、拍摄的早已开放的“大溪档案”。只不过，至今已经时隔两年多了。而且当时海峡两岸的任何报道，包括台湾有关方面的解释，蓝绿营的舆论，并没有蔡英文打头，也没有谁说过“揭秘了什么真实面目”，更不见有“国民党心虚”之类的反应。

当时备受舆论关注的焦点实际是，台湾“国史馆”2016年8月1日起开始推行“馆藏档案史料开放应用要点”。依据这个“要点”，不具有台湾公民身份的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居民要阅览“国史馆”的档案资料将受到限制，由于这是民进党执政后采取的新措施，公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争议。吴密察多次提到，限制陆港澳人士到馆调阅史料，是根据台湾“政府信息公开法”第9条的规定。至于已经上网的数字文件，吴密察称，“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进行无国界的服务，计算机没有特别分他是陆港澳还是美国人”。《自由时报》则澄清说，陆港澳人士可上网阅览，但依法不能到馆申请抄录。

国民党“立委”林为洲当时就指责，以两蒋档案而言，多数档案已超过30年年限，既非一般“政府机密”，也已达到解密门槛，况且两蒋都已过世，相关档案根本不适用于法规中“个人资料保护”的限制。国民党“立委”陈学圣直言这是“逢中必反”，“国史馆”的从严处理不免让外界感到“过度政治化”。大陆国台办也就此问题表示，“这件事情背后的政治因素，我想，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而早在2016年8月，大陆国台办就发出新闻稿说，大陆第二历史档案馆一如既往，欢迎台湾同胞来馆查档。

当时的大陆主流媒体都报道了此事，许多媒体还介绍说，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十分丰富，其收藏的蒋介石档案被誉为研究抗战史的“东方明珠”，也是“镇馆之宝”，内容包括蒋介石针对重要决策、交办事项亲书的函电与谕令，还有“卢沟桥事变”、抗战方略等文献、各方往来的文电以及23万张照片等。1949年，这批档案由南京运往上海，并于同年5月与“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一起，以专舰运往台湾。初期由台湾银行代管，几经辗转，1995年初移交位于新店的“国史馆”。“蒋档”共分11个系列，档案总计31万件，其中像“蒋氏宗谱”“家书”和“器物”等5个系列，因不涉及机密，资料已上网，甚至部分已出版成书；其余诸如“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等6个系列，共计26万件，全部开放。

当时对这批档案所存的敏感内容，并不是什么抗战历史、九一八事变等，而是蒋介石1949年1月写给陈诚的电报内称：“台湾只是我国的托管地”，绿营据此宣称“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吴密察为此还做了一番解释。

至于与蔡英文这三个字有关的档案解密，只有“二二八事件”70周年前夕，台湾的档案管理局征集的“二二八事件”相关档案已全部解密的新闻，还算扯得上边。那批档案数量计约137万页，原列为密件的档案有4617件。之所以要尽速公开这些档案内容，就是回应“转型正义”。而所谓转型正义，正是蔡一再宣示的词句。为此，台湾“行政院”额外挹注经费，供档案管理局为期3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动员戡乱时期政治档案清查、征集及整理工作使用。对这次档案征集和解密，倒是真有人曾质疑了其真实动机。

这些，就是近20年来有关台湾所存蒋介石档案解密、公布的大致内容，最近的那次也已经是2017年初的事情了。在那个并非“前不久”的日子里，蔡英文有何居心要“狗急跳墙”？而国民党呢，原本就对解密、开放两蒋档案持欢迎、积极的态度，哪来的“心虚”，更何必质疑？将这样的内容在相隔两年后再度包装炮制出来，而且冠以那么些的形容词，无非就是炮制者想博取点击量和转载率罢了。台湾又要大选，于是这条所谓新闻的无数认可者因此就认定，此乃蔡和民进党打击国民党的手段。

其实，蔡和民进党真要对付国民党，最喜欢用的肯定是“二二八事件”，而不会用什么蒋介石在大陆抗日不抗日、抵抗不抵抗，只要了解台湾社会，了解民进党的人，自会明白个中缘由！

档案开放已是常态

台湾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涉及抗战历史的问题，已有学者专门研讨，在此就不赘述。其实那种文字才是真正的学术文章，但这样功底扎实的学术文章，无不旁征博引，反复论证，在网络上往往并不吃香，点击率也远不如煽情文字来得火爆。不过，真正要想厘清历史，还是应该读学术文字。那些煽情文字，尽管用词扎眼、敌我分明、简单痛快，但恰恰不是历史，也经不住推敲。对这样的煽惑文章，并不难分辨，一看那些用词，即可猜个八九不离十。见到煽惑，我劝诸位，不如一笑了之，千万别当历史，文字好一点的只当是檄文，弱一点的就当作大批判、数来宝、三句半吧。

抗战不是清朝、明朝的历史，距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曾亲身经历过。抗战时期的各类决策、事件、疑点，早在抗战当时就已经在各类报刊里反复报道和争论过，后来又被亲历者不断回忆和说明。从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问世后，各类有关中日关系和中国抗战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虽说有一段时间许多抗战历史被遮蔽或扭曲，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还是不少，相关档案和史料也在海峡两岸公布了许许多多，也不妨自行去各地档案馆查阅，对于有的疑问，恐怕还会一直讨论下去，这就是历史研究。

一看到档案解密，一见到档案公布，就一惊一乍，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定要加上各类耸人听闻的形容，还非要冠以“绝密”字样。这，就是对档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档案解密、开放、公布的茫然无知，而这样的人估计不在少数。

与图书馆一样，档案馆在世界各地早已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设施向公众开放，很多档案馆里时常坐满了查阅档案的读者，而解密、开放、公布档案则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档案法也是基本的法规之一。1987年9月通过并以后两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九条也有这样的规定：

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档案馆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并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续，提供方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哗众取宠适得其反

说到抗战，我还想多说一些。

作为公众最为关注的这段历史，往往也是最容易哗众取宠的热点。除去编造和炮制的新闻外，即便是真实新闻，在那些标题和叙述里，时常也暴露出无知与遗忘，还充满了悖论。我不妨举几个例子。

1953年11月，解放军某部为修理地下电线，寻找铺设管路，在伪满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旧址偶然发现埋藏在地下的档案，当地公安局组织人员，挖出一大卡车。1982年5月，公安厅保管的这批档案，连同编制的检索工具（组织卡、人名卡）移交给档案馆。2012年，档案馆集中组织人力资源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翻译、解读，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以及强征劳工等14个课题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一位从事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研究的学者称：看到这家档案馆保存的日本侵华档案，他很吃惊，一是没想到这些档案数量如此庞大；二是没想到这些档案管理有序，保存完好。

这条报道原本的意思是“公布档案史料，日本侵华再添罪证”，还说，“档案馆近期发掘整理出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并重点研究了其中的89件，取得了初步成果。”另外又说，档案馆藏有近10万卷日本侵华档案。可在这条新闻中也让我们读出，如此有价值的珍贵档案，居然过了将近60年才开始发掘、翻译、解读，而专门从事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研究的学者竟然从来不知道这些“管理有序，保存完好”的档案的存在。

一则“一部尘封了66年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得以正式出版”的新闻称：在抗战胜利后，为向日本追讨自甲午以来被劫夺珍稀文物和要求战争赔偿，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了《目录》，这部流散文物目录自编成以后，历经坎坷。1981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写刻蜡板，油印100部，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但几乎散失殆尽。此次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出版《目录》，打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读了这条报道，不禁纳闷：究竟谁尘封了这一历史记忆？为何散失殆尽？如何历经坎坷？

我曾在许多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条新闻，题为：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又添铁证。其中说，四川双流一唐姓老者向媒体提供了他收藏多年的名为《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介绍了材料内容后媒体都惊呼：原来100部队与731部队一样凶残！还形容这是“惊天事实”，最后又称：由于原本583页的材料仅存574页，判决内容不全，所以不知最终判决结果。原来，那位老者曾经是个筑路工，1967年夏天在宣汉县廖家坝干活时发现这份材料被遗弃在路旁水沟里，于是就拣起来揣在怀里，保存下来。

任何一个有点现代史常识和逻辑思维的人看过这样的文字都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疑问。那位老者捐献的材料，印制时间是1950年，其中叙述的是1949年12月设在伯力的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审判是公开的，举世闻名，材料也是印刷的，显然有一定的数量，连四川农村的地沟里都可以拾到，拥有者想来也不会是少数。在各种现代历史书籍中，在有关的辞书里，对这一审判实际都有记叙，习惯称呼为“伯力审判”。可是，几十年前的司法审判，从前并不难看见的印刷品，怎么就长时间被遗忘了，如今怎么又成了新添的铁证？难道当年名闻世界的审判不作数了？100部队的罪行几十年来一直大白于天下，早已惊天，连辞书上都收为条目，为什么还要像忽然才发觉的新闻一般在那里惊叹？

有人是否会问，在这中间的岁月里这段历史难道沉寂了不成？我们更会质问，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显示反法西斯胜利的印刷材料现在怎么竟成了孤本绝版？好象因为没有这本被人丢弃在水沟的材料的最后那几页，大家居然连最终判决结果都不知道了！

在一份报纸上我读到过一篇题为“军史揭秘”的文章，实际都是关于细菌战，有731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和8604部队的简短介绍。其所引所述基本没有超出各类早已公布的档案和现代史著作的内容，连《辞海》“关东军第659部队”这一辞条下都明确记载了731部队和100部队的罪行，并告诉我们：1940年7月，731部队和100部队被统称为“关东军第659部队”。既然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凭什么还要叫“揭秘”？如果对多数人来说，这竟然也成了秘密，那我们应该追究的到底是什么？

许多媒体还曾以“泛黄档案尘封60年隐藏惊天秘密”这样的标题刊登出一件事。北京市档案馆有一卷序列号为J181—25的档案，里面记录了日军在投降前夕曾从广东掳掠数千儿童的事实；以后，媒体又载，在广州市档案馆也找到了相应档案。而在广东省档案馆则发现一本《抗战旬刊》，其中揭露了日军掠夺我国12岁以下儿童的罪行，这家刊物由当时的粤汉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广州分会编印出版，刊物发现的消息在媒体上被冠以“日军掠童新证据”的肩题。

看了这样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疑惑，这样的档案为什么尘封60多年？为什么泛黄了都没人查阅？这样的秘密为什么要隐藏呢？是日本侵略军隐藏的吗？是汪伪政府隐藏的吗？是当今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隐藏的吗？看来都不是。其实，这也不能称为秘密。1945年开始，为了寻找失踪孩童的下落，当时的政府从广东查到了北京，查了不少地方，尽管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知情范围有限”，但知道的人也不至于特别少。在这些档案被接管后，又起码经历了整理、分类、编目的过程，而且依据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这也是允许公开的内容，档案馆工作人员有条件知晓，各种抗战史料有必要纳入，京粤两地甚至更多的现代史家可以翻阅引用，那些慷慨激昂之士更有理由了解。就算这是一件公开但一直无人感兴趣的“秘密”，那《抗战旬刊》又算什么秘密？1941年4月5日公开出版的刊物怎么到了如今一变而为“新证据”了？

说到这里，我也记起了一条新闻，上面说，重庆发现了一本书，叫《日寇侵华暴行录》，1951年由联合书店出版，印数5000册。史学专家称，这是日寇侵华的又一铁证；一大学教授称，书中有关炭疽热细菌及重庆大轰炸等史实为目前史料中所鲜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专家和教授，也不清楚他们从哪里学来的治史方法。几十年前公开出版的著述，那么多年后才被重新发现，又如获至宝地作为铁证，这叫什么？是不是又被尘封，是否也当作了“秘密”，还是专家和教授连这样明显、大量的史料都长期视而不见或者他们多年的研究已经滞后于50年前？虽然几十年中我们毁灭了不少珍贵的史迹和史籍，但印数5000册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像这样的书还不至于少到即将绝迹的地步。即使这部书已经荡然无存，可是1951年出版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鲜见”。假如《日寇侵华暴行录》及其依据的史料真的已经“鲜见”，那我们该反省的究竟是什么？

多年来，我还常看到听到媒体报道各类日军侵华“铁证”，有时是发现了一家弹药库，有时是一座兵工厂，有时是一个基地。“铁证”一多，我有了一个新感觉，难道日军侵略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也出现了普遍疑问，也需要新证据加以证明了不成？

这些所谓的新闻，都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为栏目名称，可是，内容都是些本该牢记却被淡忘的旧闻，都是些应该广为人知却被轻易尘封的所谓秘密。在这些新闻中，还让人感到用辞的随意，为了吸引观众，拼命在那里使用“惊人”“发现”“新证”“首次”“尘封”“发掘”之类的词汇，不顾其效果适得其反。

读了这些消息，我们也不能不令人痛心，连“伯力审判”的内容、100细菌部队的罪行都成了新世纪的“惊天”新闻，真不知道在很多人的抗战知识储备中还剩下些什么？他们对自己身边的档案为什么却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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