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我与70年前的那场战争

Original: 侯杰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侯杰，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职北京日报社，现从事纪录片制作。

本文作者侯杰。

《血战钢锯岭》引发一场关于战争的讨论。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战争的美化和娱乐化诠释，误导了一代代的青少年。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战争与我们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让我穿越到70年前，体验了一次战争炼狱，感知了战争中人的脆弱。

1969年的那个夏秋季，大概是我与战争距离最近的一次体验，几乎一夜之间，家家挖掘防空洞，据说，北边的老大哥要给我们扔原子弹。那时，对我来说，战争非但不可怕，反而很好玩。我对战争的印象来自早期抗日神剧《小兵张嘎》、《鸡毛信》。但是，好玩的战争没有来。

10年后，战争来了，敌人从北方大哥换成南方小弟。但小弟离我们太远，并没影响到我的生活。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我来到卢沟桥边，宛平城的弹洞还在，桥栏杆上的石狮子残缺依然。我采访了守城营长金振中骨灰安放仪式。金营长遗愿长眠卢沟桥下，与当年阵亡的弟兄永远守护宛平城。但那时，我觉得抗日战争已经离我太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70年的时候，战争走进了我的生活。2015年初，受一家基金会委托，我们开始拍摄一个抗战题材纪录片。

关于选题，我费了一番思索。长期以来，有个说法，对世界来说，二战就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中国是被遗忘的战场；对于中国来说，“国民党不抗战”的说法一直深入人心，抗战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加上卢沟桥、淞沪和台儿庄，而滇西是被遗忘的战场。

滇缅大反攻是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历时一年，成功收复国土、打通战略生命线的战役，几十万人在这里厮杀，三次造成日军的“玉碎”，却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滇西之外的人知晓。于是，滇西大反攻成为我们镜头对准的目标。

关于叙述方式，我们摈弃传统的空中俯视、指点江山的上帝视角，试图透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眼睛，通过个体体验和细节碎片，去感受战争。

我走进战史的故纸堆，来到当年的战场，走访那场战争亲历者，跟随战史研究者一起还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一个个历史碎片被串联，战争不再遥远，并逐步在我眼前呈现。

松山战役群雕。

什么是战争？

滇西战史专家戈叔亚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松山战役结束后，昆明防守司令部训练教官洪少坤受命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他说，一过惠通桥，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尸臭，越往山上走，气味越浓，到达山顶，他几乎要窒息。松山不是一座山，是丘陵起伏的一组山，他看见好多台推土机“突突突”叫着，将尸体推到大坑里，不分中日士兵，不清点人数，也不辨别姓名，很多已经不成其为尸体，只是一堆淌着粘水的腐肉。

松山战死日军1250名，中国士兵7763名，战役从6月持续到9月初，时值雨季，其间无法收尸，任凭尸体在山间各处腐烂。洪少坤说，之后的很久，那“突突突”的推土机声，一直在耳边回响。

在腾冲再现当地百姓为战死者做水陆道场的情形——放河灯。

当地村民说，战后，松山闹鬼，尤其雷雨天，山上就厮杀之声喊成一片，他们甚至能分辨出日本兵的叽哩哇啦和中国士兵的贵州话。当地政府只好请来法师，不分中日，给战死冤鬼作水陆道场，从此消停许多。但是，直到1970年代，国道开通之前，货车司机都不敢独自夜行松山。据说，有人清楚看见，路边突然窜出挥着战刀或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直到今天，天黑以后，没人敢再往大垭口上走。

在腾冲国殇墓园，立着一个娃娃兵雕像，它依据的是当年美军照相兵拍摄的一张照片。当年有4000名美军顾问随同中国军队作战，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那些照片，定格了一个个历史的瞬间，其中就有大量的娃娃兵。我注意到，不仅滇西远征军，就连学生为主体的驻印军也有大量十二三岁的娃娃兵。

美军拍摄的远征军小战士李占宏（音）和国殇墓园雕像。

这意味着什么？

抗战之初，川军、滇军就走出川、滇，参加台儿庄、中条山会战。“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语）的川军没有回乡，腾冲人寸性奇与数千滇军浴血中条山。到1944年，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云贵川，中国军队的兵源地只有西南一隅，这是否意味着，抗战打到第七年，西南青壮年已经消耗殆尽，中华民族开始透支下一代的生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抗战第七年的现实？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给戈叔亚，他说没有做过专门调查，但是，从当年的照片看，的确大量招募了儿童从军。当年看《三毛从军记》，我以为那只是文艺作品的夸张，没想到竟然是事实。

许多娃娃兵没有经过训练就被逼着走上战场。他们既不具备士兵的素质也不具备士兵的技能。让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上战场，无异于被屠杀，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关于松山战场有没有督战队？其说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但有这样的细节，一些中国娃娃兵被逼着爬上山去，他们泪流满面，不断抽泣，山上的日军对他们叫：过来吧，我给你活命。居然就有娃娃兵扔掉枪支，爬进日军的战壕。他们情愿做俘虏，也不敢面对日军的枪口。据说，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被日军扔下了山沟。

在龙陵，我见到了一个叫李文德的老兵，我注意到，他行军礼时不住地点头哈腰。那不是军礼，那是农民的礼仪。

打松山那年，他16岁，在四川老家地里干活时，被保长“拿”了，送到云南。他的职务是第八军103师307团卫生兵。他没有文化，不可能懂得战地救护，所以，他事实上应该只是担架兵。但就是这个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没有摸过枪的农民孩子，在最后向松山攻击时，被编入敢死队，因为那时，一个团已经没有多少人了。敢死队员身后的包袱里背着长官发的卖命钱老滇票，所以，战后的松山，除了遍布的尸体，还有到处抛洒的老滇票。

戈叔亚做滇西抗战研究多年，却从未攀越过高黎贡山，理由是恐高。高黎贡山是南丝绸之路通道，挂在崖壁上的小道仅供单人行走，许多地方坡度超过60度，稍一不慎就可能失足跌进万丈深渊。翻过高黎贡就是腾冲，所以，这里成为中国军队右翼部队攻击路线。但是，山上，迎接中国军队的是日军的枪林弹雨。

我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军队竟然没有户外常识。高黎贡山海拔4000米，6月，山下，怒江河谷闷热潮湿，山上，夜里温度宛若寒冬，攻山的中国士兵竟然穿着短衣短裤，时值雨季，夜雨一下，许多士兵竟然失温而死。

54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回忆，切断日军补给并最终拿下日军阵地后，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日军的尸体大腿上只有腿骨，没有肉，战壕里的粪便是黑色的。猛然冒出的一个想法，让他险些呕吐：两军对垒，不能起火造反，给养断绝的日军靠生吃同伴的尸体维持生命！其实，日军吃同伴尸体，不是孤例，在太平洋战场也有记载。

老兵李文德（左）。

战争是绞肉机，这架绞肉机上的，不只是士兵。

9月1日，最高统帅下令，9月18日之前不拿下松山，军长立即枪毙。此时，主攻松山的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已经奉调回昆明，在前线指挥的是副军长李弥，接到命令的李弥一言未发，抓起一只冲锋枪带着警卫连上了山。6天后，浑身军服破碎，脸上、手上满是树枝划伤的李弥被士兵搀扶着走下松山，在他背后，枪声依然激烈。第二天下午5、6点钟，山上枪声平息，消息传来，日军被全歼！据说，接报的李弥，像座雕像，一动不动，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滇西战场上，军官自杀的事情时有耳闻。李文德亲眼看到总攻前，连长自杀，自杀者还包括87师师长张少勋（未遂）。作为后人我们无法理解：与其自杀，为什么不去和日军拼死一搏呢？尤为不解的是战役结束，有军官在打扫战场后自杀。

震撼我的不仅是战争本身，更有那些士兵战后几十年的命运。

在昆明养老院，我见到104岁的李正义。他是我所见到的老兵中最具军人气质的。体型枯瘦的他已经不能自行坐起，必须借助一根绑在床头的布带子，但是，他炯炯的目光里，闪烁着刚毅与坚定，那是真正的军人的眼神。

104岁的老兵李正义。

昆仑关战役时，他是第五军200师搜索连连长（搜索连就是特种兵），后来参加了同古战役和龙陵战役，最高军衔到少将。1949年后，已经到地方做县长的他，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关押，直到1975年获得特赦。

他头脑清晰，谈吐幽默，他笑称已经96岁、曾经是第五军政工军官的老伴：她是吹牛皮的，我才是打仗的。昆仑关战役时，一枚弹片击中他面部，打碎了牙齿也打豁上唇，从此他成了“兔唇”。他笑着说，狗日的日本人把一个美男子弄成了丑八怪。他也笑谈起被关押的日月，这个硬汉子，经历了战火，又饱经磨难，意志始终坚不可摧。

临别时，仰卧在床的他，缓缓举起右手，那是一个抗日军人的军礼，他保卫了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善待他。那一刻，我的眼泪突然奔涌而出。

写作《我所认识的鬼子兵》的战史研究者方军，长期关注老兵的战后状况，他谈起老兵遭受的迫害，一声长叹：这是世界史上的奇观！

昆仑关战役前的李正义和老伴。

深圳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的罗君君给我讲起一个故事，她去访问一个老兵时，几只老鼠不时在他们的脚下来回溜达，她要驱赶老鼠，老兵制止了她，说：别赶它，它是我朋友。

多年来，陪伴老人的有生命的动物就是这些老鼠。他喂它们食物，和它们交谈，它们是他的伙伴，它们也视他为朋友，像宠物一样流连在他的腿边。我当时只觉一股热流冲上脑顶，强忍着眼泪才没有流出。

在采访腾冲战史专家李正时，他讲到那些留在滇西老兵的战后境遇，我一忍再忍，终于没能克制住，掩面而泣。

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大厅。墙上是1003顶钢盔。

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大厅，迎面三面高墙上整齐排列着1003顶钢盔，有美式，有英式，是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的标配，是搜集自滇西和缅北战场的实物。每顶钢盔下都曾经有一个鲜活的生命，1003，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也就是说，在这里，一个团的中国士兵在接受后人的致敬。

国殇墓园外墙，长长的白色墙壁上，蓝色字体密麻麻地镌刻着十多万远征军士兵的名字。

滇西侵华日军在最后战败阶段，发起自杀性“万岁冲锋”时，会高呼：“现在我们要去靖国神社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字和灵魂将何所归，而我们的士兵呢？有多少人能留下自己的姓名？一座座无名英雄墓碑，那是后人的耻辱，是对卫国英雄的亵渎。我们的英雄必须有名字，必须留下名字。腾冲县委宣传部在抗战胜利60年时开始收集远征军名单，他们去国家档案馆查阅，向民间公开征集，一点点确认了10多万人的名字。

中国远征军分为三部分，即1942年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1943年反攻缅北的驻印军和1944年反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Y军。人数应该在30万以上，所以，腾冲县委宣传部说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直到收齐全部远征军名单。

整齐排列的名字犹如排排军阵，我感受着那种整齐划一的震撼，泪水模糊了视线，戈叔亚对我说：这就是腾冲的哭墙。

中国军队向松山发动冲锋。

哭，是很多走进滇西战争的战史研究者的最初体验。很多人从松山到龙陵城外老东坡，到腾冲国殇墓园，到抗战纪念馆，一路走着，一路哭。随着对战争的逐步了解，我也走进了战争，走近那些士兵，和他们一样感受战争炼狱。心脏一次次感受重击。

我问戈叔亚，您为什么不哭，他说，有人问过，我的眼泪早流干了。

如果说，有什么人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戈叔亚绝对算一个。1984年，为纪念抗战胜利40年，国殇墓园复建，戈叔亚无意中闯进正在修复的墓园。作为昆明人，还在滇西当兵3年，他以前竟然没听说过滇西抗战，由此他立誓要还原历史真相。这项工作他坚持了30年。

倾听老兵诉说时的次次流泪，走上松山时的浑身战栗，戈叔亚说，做抗战史研究，需要坚强的心脏，因为那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抗战不是军事的对抗，而是一个民族以肉体和意志与钢铁的对抗。

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这样评价抗日战争，他说：抗战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是胜利，而是不屈。

中国远征军军旗，中心是青天白日。

腾冲国殇墓园纪念堂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像，两侧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旗和国徽，这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悬挂青天白日标志的抗战墓园。熟悉滇西战史的每一个人都会对这面国旗和国徽满怀敬意，因为，滇西与缅北战场就是青天白日和太阳旗的搏杀，把青天白日插上松山、插上腾冲，插上龙陵，就是中国军人前赴后继的动力。青天白日旗是中国军人的精神寄托，是中国人精神不屈的象征。

当年，就为了这面国旗和国徽，国殇墓园主任刘春明险些被公安拘捕。是胡耀邦参观墓园后说，尊重历史，很好嘛！才使得他免于祸灾。戈叔亚说，不畏高压，敢于为尊重历史付出代价，刘春明也民族英雄。

历史是沉重的，历史不可戏说，当你回到那惨烈的过去，你的心脏会承受难以言说的压力。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抑郁了，对日索赔的王选也抑郁了，当我一次次对着史料和受访者落泪时，我感觉我也抑郁了。

我的大学同学王丽萍建议我暂时不去接触战史资料。她在日本读博士，搞日军战争犯罪与战争责任研究，翻译了普利策获奖作品《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因为接触日军战争犯罪记录太多，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应，在冲绳进入日本海军地下战壕遗址时，感到心理极度不适，最终不得不接受心理医生建议，改变研究方向，不再接触战争资料。

但是，记住战争，了解战争，才能避免战争。

让后人了解真实的战争，才能制止野心家的军事冒险，才能阻止战争。这是中国军人的呼声，也是理智的日本军人的呼声。

1979年，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国兄弟反目，大打出手，一些日本青年津津乐道于火爆的战争画面。腾冲战役唯一生还日本老兵吉野孝公深感误导青年的危险，于是，写了《腾越玉碎记》，告诉青年人：战争不是娱乐，是炼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吉野孝公被俘后，一个中国将军劝阻他自杀时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日本战后重建还需要你这样的青年。中国将军最后一句话，他铭记一生，将军说：我讨厌战争！

木下昌巳来到松山日军最后覆灭地——松山大寨。

另一个日军全员“玉碎”的松山战场，也有日军生还。木下昌巳，一个一副学者模样的日本老人，当年是松山日军56师团113联队炮兵小队长，是唯一受命逃出战场，向上级汇报战况的幸存者。1980年代末，他开始重返滇西，多次回到当年的松山战场。

戈叔亚说，当木下来到松山日军最后覆灭的横股阵地，讲述他奉命出逃后，从远处目睹日军最后覆灭的情况时，突然住口，脸上的肌肉开始痉挛，抖个不停，可以看出，当思绪回到战场，他内心的焦灼，精神的折磨。战争，对中日两国的士兵来说，都是残酷的，无奈的，也是没有选择的。

当年攻打松山的71军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病危时，想见见松山的对手木下昌巳，省外办随即和木下取得联系。木下昌巳接电立即飞往昆明。

病房里，两个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拥抱一起。木下对王治熙说，当年我们的炮火那么猛，你们不畏生死往上冲，你是你们民族的英雄。中日决不能再战了，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看到王治熙手上的上海牌手表，提出：为了中日友谊，我们交换手表做个纪念吧，他把儿子从瑞士带来的手表和王治熙做了交换。

滇西抗战纪录片三集制作周期八个月，是我投入时间最短，却投入感情最深的一次。事实上，拍摄完成之后，后期工作我就基本没再参与。我想走出“战争”，但我被“战争”深深吸引。鉴于老兵不断老去，追记战争，留住历史，变得十分迫切。为了使那段曾经被人故意忘却的历史不再被恶搞与粉饰，追记历史必须继续下去。

记住的同时，需要反思，而这种反思，必须超越历史，跳出国界，认识才会更理性，更清晰。

2016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