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熊景明忆高华：千山我独行

熊景明新三界 2020-08-25

作者档案

熊景明，昆明人，作家。1967年云南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著有《母亲和我》等。1979年移居香港，1988年－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原题

千山我独行

——忆高华

作者：熊景明

高华（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

原编者按：今天是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离开我们八周年。高华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享年57岁。身后挽联如雪，哀思如雨，海内外知识界追思之隆，近年罕见。“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高华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课堂上的“语录”，在世间流传：“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窗外海天一色。打开邮箱，竟然有五封邮件带来同一噩耗：高华走了。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是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号去世。

高华没有获得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为了不影响睡去的妻儿，坐在厨房里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小小一张台已足够，高华写作时，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的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正值茂年，虽早生华发，却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衣装搭配得体，总是笑脸迎人。几年前，他已经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肝癌病人平均寿命6个月。高华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所有医生惊讶赞叹。到最后的日子，周围的医护人员都被他感动、感染，全力以赴将他从生命的边缘上一次次拉回来，似乎相信奇迹可以延续下去。

打电话时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讲到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有一阵，他的病似乎稳定了，准备到外地开会。祝贺他，答道：此病是不声不响的，鬼子进村静悄悄。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孙的部下很高兴，其实乃大崩溃的前兆，6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

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6次的时候，还是和高欣、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从容面对，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新播的《新亮剑》和高欣、我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说起《看历史》杂志举办的评奖活动。他问我，去年是竹叶青酒赞助，今年他们找到哪里资助了。“我的天，高华，你怎么所有事都记得那么清楚！”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但怎能接受如此清醒的头脑将停止工作。

“小刘批评我疏懒了，我没有呵。”“当然，你一直勤奋。”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一万六千字的长文《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且谈历史。“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鸿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新世纪》记者灵子就教于他，关于革命话语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后面的可悲的简单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地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当然，也因为出现一位集高层政治斗争计谋和底层地痞流氓的手法一身的关键人物。他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和高华聊天就像和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得活灵活现。2006年高华到中大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可贵之处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自尊，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顺便列举福建几个农民“战斗队”，指出，其实农民造反不成气候。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髙华认为，如果只把握了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对资料的把握，对历史运行的逻辑和因果的通达，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道，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100分坏来对待。对历史人物做出别具一格的剖析，是高华的特长。听他畅谈，沉醉其中，可惜没有记下他无数妙言妙语。

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一身，相当于会写剧本也会演戏。高华在南大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开夜课，“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受到高老师魅力的感召，都有来南大串堂听高华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专程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的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围绕”在他身边的学生，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一个月之前他（另外一位学生）来电问我情况，声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国的惯例，圣诞一放假，就从爱荷华转机洛杉矶飞回来了。见到他之前，心里面不由一阵难过，每年他回来，我们总是约好，一起从扬州和无锡去看高老师，大家聊天吃饭，多少快乐时光，仿佛一家人。”高华去世前一天：“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我已经订了晚8点回无锡的车票。只能依依惜别，高老师还是躺在床上向我们挥挥他的大手，提醒我们带好钱包钥匙等。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髙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对人对事的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一位对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了解最深、梳理最精妙的学者，正当英年，没来得及将他的研究和见解完全留下来，就走了。高华的离去，令我们如此不舍，因为他带走太多，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高华做手术后，胡杰和我明白他来日无多，计划组织一系列访谈。首次访谈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候选人常成就《红太阳是怎样升起》请教他。此事才开头就受到干扰，没有能系统地进行。万幸的是，高华在病床上，回答写作初衷时，留下几段独白。今日读来，好像壮土从容就义前的临别赠言：

“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俄国1991年的8·19事变，8·19事变的第一天。我家里还有个老式的收音机，我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一会儿苏联国歌，一会儿苏联爱国歌曲，一会儿紧急委员会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开始写红太阳第一章。而且，我感觉到我应该写！

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革命年代》里，我讲的是五〇年代，我成长的这个时期，受到主流思想相当大的影响，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在审视它，在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它说再见。”

原载《2012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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