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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家丨吴思:如何避免疫后全球化的终结?

吴思 新三界 2020-10-14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吴思,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独立学者、知名作家,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作品。


原题

如何避免疫后

全球化的终结?




作者:吴思
转载自FT中文网 




新冠病毒这根稻草,能否压垮全球化这只骆驼,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这根稻草有多重,压多长时间?第二,骆驼作何反应?


先说第一个因素。新冠疫情肯定提高了人际交往成本:外出,旅行,所有与人直接接触的行为,都包含了比过去高出很多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控制这种风险,封小区,封路,封城,封国,大大提高了经济学所谓的交易成本。


问题在于,交易成本到底提高了多少?如果交易成本无限大,任何交易和分工都会消失,市场经济就不存在了,更别提什么全球化。如果交易成本变化不大,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就不大。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导致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现在还难以确定。有的地方死亡率大约1%,有的地方达到10%。假定死亡率5%,感染率百分之六七十,这个世界将如何?餐馆,咖啡馆,体育馆,还能剩下多少?工厂,学校,如何运作?发达国家如何,不发达国家又将如何?可以肯定,死亡率每增减一个百分点,交易成本每增减一个百分点,这个世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类生活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但是,如果特效药确定了,疫苗出来了,最后,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比流感死亡率高出一两倍的重流感,由此导致更多的人接种疫苗降低风险,或者群体免疫了,那么,新冠病毒就不那么重要。


从现在的诸多不确定,到最后尘埃落定,假定这个过程持续两年,即使两年后新冠病毒不再可怕,交易成本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这两年的危机应对,也可能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因素,骆驼对稻草的反应问题。


骆驼感觉负担重了,当然想甩掉一些负担。负担越重,甩负担的动作越猛。


在疫情导致交易成本或交往成本急剧提高的时候,虚拟空间的交往技术就有了普及和提高的动力。电子支付,网购,网游,网上会议,网上签约,网上就医,远程办公,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如此对冲交易成本的上升。


面对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活动困难,政府也不得不应对危机,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例如降税降费,减少各种管制限制,简政放权,将来还可能放松对小商小贩的限制,以应对失业率的提高。总之,大幅度放宽搞活,提高经济自由度。


我想强调一种可能:如果应对得法,危险确实有可能变成机会。例如,早就有人提议零关税政策,在疫情横扫世界之时,宣布中国零关税如何?再如,经济下行肯定导致财政困难,顺势而为,大幅度压缩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减少甚至取消国企补贴,如何?对言论的过度管制,导致李文亮事件,引发民愤和中美关系紧张升级,顺势调整政策,逐步落实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又将如何?这些措施,都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减轻骆驼的负重。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发展势头早已受挫。受挫的原因,主要是受损者的抵抗。美国蓝领担心就业机会持续外流,美国白领担心科技成果流失,自由经济体担心无法与享受政府补贴的企业竞争,民主国家担心专制国家在全球化中强大而霸道,威胁全球的自由秩序,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找到一个各方认可的解决办法还是有可能的,例如严格遵守各种经济贸易承诺,公平竞争,然后接受公平竞争的后果,无论输赢。零关税,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顺势取消对国企补贴,与民企公平竞争,减税降费,压缩负面清单,放宽言论管制,这些降低交易成本的危机应对措施,恰好有助于缓解国外的种种担心。


如此改革之后,交易成本降低了。假如新冠疫情一两年后减弱到重流感的水平,新冠疫情给骆驼添加的交易成本也降下来了。在虚拟空间技术的帮助下,交易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那时候,骆驼的感觉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压垮骆驼的情况不仅不会出现,或许骆驼还能走得更稳当。


再进一步,如果新冠疫情不仅逼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还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都会改善,全球化就有了更加令人乐观的前景。


乐观来自正确应对,来自降低交易成本取向的应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旦严格管制有效,严格管制的体制已经建立,这股力量就有了自我扩张的动力和条件。危机越大,管制越严,这是另外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的结果是交易成本上升,自由度下降。历史经验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如此走下去,经济衰退,社会萎缩,最后走投无路,折腾一圈,还是要改弦更张,放开搞活。


这个世界同样如此。全球化,思想、知识、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短期内,某些群体,完全可能受损。如果缺乏补偿,就会招致强硬对抗,互不妥协让步,对抗还会升级。相应的,各种主张主义也会上台争斗。在长时段上,全球化呈波动向上之势,但短期已有下行态势。波动是正常的,只要人类整体趋利避害的本性不改,只要少数人的利益适当得到照顾,只要相关技术和法规要顺应趋利避害的人性,全球化就不会被折腾死。即使倒退几步,折腾够了,感觉得不偿失了,还会重拾升势。


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各国政府当下的应对。大瘟疫的作用是改变当下的利害计算,改变某些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当年黑死病流行,欧洲人口锐减,劳动价格上升,这种成本的变化,在欧洲大陆冲击了农奴制,在英国刺激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为工业革命做了铺垫。人类历史由此改变。黑死病通过劳动价格的提高改变了历史,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交易成本的降低改变历史?


我在网络上看到印度农民工蜂拥回乡的场面,想起了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没有坚持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如果印度实现了惨烈的群体免疫,那么,大疫之后,印度大概会像二十年前的中国那样,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吧。全球化的潮流不会倒转,但可能绕开某些孤岛。


事在人为。那么,中国的决策体制如何选择最佳政策?历史展现的真实轨迹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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