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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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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历 原题 人生交契无老少
（一） “黄埔”世家子 1980年秋，我游学归国，返陕西师大教书。次年春某日，系里开会，一位老教师，外貌儒雅，欠身后坐我旁边，自称蔡恒，刚调入，教比较文学，以后还要讨教云云。我连忙握住他的手，寒暄一番。 往来几次，我们渐熟，蔡老师每称老师，我连忙作揖：“您是前辈，叫我小成吧！”他正色道：“痴长而已，有志不在年高，互相学习吧！” 一天，我应约去他家（庸凡斋），刚进门，他就拉住我的手：“你是柏公之后呀，我们有缘！建国初，我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工作，开会见过柏公。老领导武伯纶先生言及柏公，仰止之情，实难言表。”聊及往事，我问：“听说您家在香港，怎么到了大西北？”蔡老师叹息：“说来话长！” 那时，我还单身，晚饭后常去庸凡斋，清茶一盏，漫谈至午夜，日久结忘年交，才知蔡老师的身世：祖籍黄冈，出身于“黄埔”世家，父亲蔡文政将军、叔父蔡文治将军、两个亲哥哥、三个堂兄均为黄埔生。抗战期间，蔡文政将军任国民革命军27军参谋长，率部驻守潼关，隔着黄河，与占领风陵渡的日军对峙，相互炮击、攻袭；蔡文治将军任职最高统帅部，陪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随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 1944年，蔡老师考入国立东北大学外文系（四川三台），1948年毕业时，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于是举家迁香港。翌年，国民党兵溃大陆，香港人心北上，两航起义，国民党百位高级官员发布宣言，脱离国府，其中有位骆介子教授，曾任外交部驻澳大利亚总领事，怂恿蔡老师返大陆，加之热恋三年的女友滞留徐州，于是，10月中旬，辞别父母，搭乘英商湖北号轮船，只身前往天津。先去徐州会女友，入冬，赴京拜见父亲老友邵力子，经邵先生介绍，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填表时，按负责人吩咐，家庭成分栏填“官僚”，从此难脱“原罪”。
蔡老师在华大，与沈从文分在同一组。当时，沈先生刚用刮胡刀自刎未亡，情绪低落，身著中式长袍，扭秧歌、学文件，一起讨论，目睹此景，让蔡老师体味到“此身非我有”，从此夹着尾巴做人。 华大毕业，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选调干部，蔡老师应召来西安，在部办《西北教育通讯》任编辑，1958年，下放教育厅机关刊物《陕西教育》。三年饥馑时，全家人挨饿，蔡老师全身浮肿，患上肝炎，老父在港，不时邮寄炼乳、肉类罐头、衣物等，但“他于心不安，全国人民食不果腹，自己却大啖国外食品，组织、同事如何看待？”遂请示教育厅党组书记，如何处理境外包裹。书记回复，从政治层面考虑，必须接受，否则影响不好，并指示厅监印员给包裹领取单加盖大印，但国外包裹单收税极高，一个月工资仅够两张单子税金，只能放弃领取，至今家里还存着十余张包裹单。 1965年，蔡老师因“战犯”家属，下放陕西师大附中，任初中语文教师，不足一年，“文革”爆发，沦为“特务”，与史青云校长一同遭难。1967年初夏，师大附中尚无“牛棚”，红卫兵常把“牛鬼蛇神”召至教学楼地下室审讯、毒打，通宵达旦。 青云校长，史可轩烈士之女，1937年加入中共，1958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应属“红五类”，却不幸成为“黑帮”，被红卫兵用棍棒、皮鞭打得膝盖半月板开裂，左眼失明。有人心怀歹念，三次逼她自杀，但她自“延安整风”，历经运动，坚信“这次胡闹不会太久”，终于挺过黑暗。1975年，史贤（史青云弟）上书邓小平（1927年，史可轩任三原中山军事学校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反映史可轩在“文革”横遭污蔑，邓小平批复陕西省革委会：“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烈士，并予证明”，青云校长才重返校园。先祖父与史可轩在靖国军及国民二军时相识，家母与青云校长也熟，1980年，青云校长去世，她爱人两次来师大找我倾述，说起青云校长遭难，儿女残疾，几度哽咽。 乱世中，蔡老师也经历九死一生，晚年记述“红色恐怖”，慨言“提笔竟不知从何谈起，真是‘临文涕泣，不知所云。’”愤然记录四次虐行：
1967年夏日，被红卫兵召到教学楼地下室，通宵审讯，喝令睁大眼睛，盯住审讯者，一字一句地交代，据说此举可测谎；继而命蔡老师脱下衬衫，毒打后穿上，突然，有人用“红军不怕远征难”军用书包蒙头，暴打至昏迷，等醒来天已破晓，匍匐回家，与老伴相拥而泣，三个小儿女悲号恸哭。老伴说，这样下去必会丧命，于是夫妇溜出校园，直奔火车站，蔡老师乘当日火车，逃到徐州岳父母家。
谁知第二天，老伴匆匆赶来，说红卫兵要来徐州“捉拿逃犯”，无奈惶然返回，晚十点抵附中，想乞命于革委会，在革委会主任宿舍附近仿徨，不料红卫兵埋伏在旁，将他抓到教学四楼“牛棚”，毒打一顿，一歹徒举着明晃晃的宝剑，架在他的脖颈，嚎叫“老实交代特务反革命罪行！”蔡老师实在交代不出，便闭目等死。红卫兵将他踢翻在地，昏死过去，等醒来天已大白，又身挂金属重枷，被押到批斗会场。牛棚岁月中，每到发薪日，红卫兵押蔡老师去会计处签字，然后将钱勒索而去，一分不剩。 第三次遭受毒打，在8月某日午间，蔡老师假寐，高二张某手持钢鞭，在床边转来转去，推醒蔡老师，抡起钢鞭猛抽后背，流血后化脓，久久不愈。蔡老师及至晚年还想不通，他并未教过凶手，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还有一次，他被打得口吐血丝，下午放风，胆寒而不敢外出，绝望之际，生自杀念头，但又挂念妻儿，“自己一了百了，可他们如何做人？”
当此际，也想起老友宁瑜临终之言。宁瑜（父亲宁超武，阎锡山随侍秘书）曾与他编辑《西北教育通讯》，去固原县参加土改，朝夕相处，又同为“狗崽子”，因此感情甚笃。宁瑜患肺结核多年，1967年，在青年路宿舍弥留之际，叮咛老友：“这次运动很怪，与历次运动不同，不知如何发展。老蔡，你务必记住，不管磨难多大，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活着，什么都好说；死了，什么都说不清！”说时老泪纵横，“既为己哀，也为我悲。” 1976年，“文革”终结，蔡老师仍在师大附中教学，成绩斐然，但十年浩劫如噩梦，让他备感压抑。“晴天一声霹雳响！1980年9月，数十年杳无音讯的叔父蔡文治将军，应叶剑英邀请，自美返国访问。得此消息，全家人喜出望外。”
原来，抗战胜利后，国、共及美方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领导下，监督国共停战，以及编制国防军。当年，在北平军调处，叶剑英是中共首席代表，蔡文治为国民党首席代表，两人政见不一，但私交甚好。谈判最终失败，中共决定，军调处人员撤回延安，蔡文治举行鸡尾酒会，饯别军调处人员。两天后，叶剑英回请军调部中方所有人员，以示答谢。临别，叶剑英握着蔡文治的手：“你年轻干练，大有作为，望好好努力。我们谈判虽不成，但私人的良好友谊，愿加保持。” 抗战胜利后，蔡文治调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1949年初，解放军逼近长江沿岸，参谋总长顾祝同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蔡文治率先发言，极力主张，把江防军主力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以固守长江，但汤恩伯认为，主力布防江阴以下，以上海为防守重点，结果，两人争执起来。汤恩伯大吼：“这是总裁的方案！必须执行！”蔡文治愤慨回应：“总裁已经下野，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敌人过江，你能守住上海吗？”汤恩伯大怒：“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我枪毙你再说！”冲出会场。蔡文治也气愤至极，甩掉军帽，卸下武装带：“这还能干吗？我今后连军人都不当了，我立即辞职！”他知大势已去，且得罪蒋介石，便离职去香港，1953年移居美国，受聘美国防部任顾问，负责研究国际军备。 1980年5月，耿飚率中国国防部代表团访美，带去叶剑英口信，邀请蔡文治归国访问。9月，蔡文治偕夫人抵京，与叶帅会晤后，由国务院专人陪同，来西安与蔡恒老师一家团聚。组织上通知蔡老师，其身份已从“战犯家属”，改为“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亲属”。多年后，蔡老师提及叔叔归国，让他全家翻身，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蔡老师也实现夙愿，调入陕西师大外文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他崇敬吴宓先生，有“吴宓情结”，得知吴公与先祖母是敬业私塾同窗，又和祖父是三原宏道高等大学堂同学，而李赋宁老伯与家父在西南联大时交往甚密，便邀我参与研究。当时，国内兴起“比较文学”热，但我对此学科有些看法，与他探讨：愚以为，“比较文学”概念模糊，早年，吴公提倡且尝试，但成就似不大；尔后，季羡林治“比较文学”，所涉仅梵文与印度文学。吴公称陈寅恪和钱钟书“人中之龙”，然他们避谈“比较文学”。我自知学养浅薄，难入门径，此外，当时忙着养家活口，准备调往北京，便疏于学问，辜负了蔡老师的热情。 此后，我俩电话、电邮、书信往来，蔡老师称我“贤弟”，一如既往地谈论吴宓学术研讨。2013年，蔡老师邮寄文集《悼念吴宓、悼念故人与自我悼念》，撰自悼文“他生未卜此生休”，简述一生之坎坷及感悟，“老来才有所醒悟”。三年后，2016年6月2日辞世，年九秩晋一。 遥想当年，一与见面遂成神交，近四十年间，惟切磋学问，共饮清茶几盏而已！ （二） “右派”燕南伯 1980年秋，我返西安老宅与家人团聚，母亲告诉我，前不久，有位《秦风日报》老人，名赵燕南，卅年后重访老宅，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劳改，1979年获平反，重返《工人日报》。临走留下地址和电话。 《工人日报》社位于安定门外六铺炕甲61号，我岳父家在51号（冶金部大院）。春节期间，我返京探亲，给燕南伯打电话，他说：“几步路，现在就过来吧！”找到报社家属院，两间平房，偪仄简陋，家人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燕南伯清瘦，握住我的手，拉到床边，透过近视镜，亲切地端详：“你不太像成老。”我说像母亲宋家人。 祖父辞世时，我才七岁，因此对老人家不甚了解，只知49年前办报，老宅上房东屋，大书架顶端堆着几卷《联合版》报纸，泛黄破损。燕南伯听说家里还存着老报纸，叮嘱：“好好保存，尤其最后几期，历史资料了。”接着说起《秦风日报》往事： “成老是我从事新闻的启蒙老师。1942年春，我到西安，适值《秦风日报》负责国际新闻的编辑要去延安，我便接替他的工作。那时，报社在东木头市街，几间平房，工厂、编辑部、营业室全在一起。我因单身，在编辑部摆一张床，权当宿舍，每天上班最早。抗战时期，编辑部没有任何等级，我把白天收到的稿子，挑选分类，为同仁创造一点便利条件。成老住的很远，但每晚必准时来编辑部，见我这个年轻人主动抢工作干，很是喜欢。那时，八年抗战已经过半，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欧洲及北非战事正吃紧，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以保障国际援华物资交通线。成老见我对中国及世界地理较熟悉，便把珍藏的八开本，带有等高线的中国地图集和大型世界地图（英国出版）拿来，让我和他共用。 报社人手少，成老每天必写一篇四五百字的评论。他用墨笔在毛边纸上端端正正飞快地书写，为赶出版时间，每写完一段文字，就叫工厂排一段，写完也排完，几乎不需修改润色。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11月22日那天，成老写了一篇社论《继续辛亥革命精神，打破当前难关——纪念1911年陕西响应武昌首义》。写时思潮激荡，手和笔不住颤抖，全文一气呵成。他的民主热情，愈老弥坚，感人至深。”燕南伯说时，也很激动，模仿祖父悬笔为书状。 留学英伦归来，我对大学非常失望，“极左”横行，每逢周三下午，校系必开会，书记满口滥调，众人虚假表态。我未出国前，即反感此类伎俩，现在则忍无可忍，于是打算调往北京，脱离校园。燕南伯听说后，帮我联系《经济日报》，总编对我甚满意，争取进京指标，并计划派我驻外，但陕师大不放人，为此，我还找了马文瑞（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老伯说：“你祖父对陕西也是有贡献的，教几年书再走吧！” “清污”运动那年，我返京探亲，燕南伯打电话叫我过去，忧心忡忡地聊起逆流：“周扬提人道主义与异化，学术性问题，邓小平不懂何为‘异化’，邓力群胡说，‘异化’就是反社会主义。结果邓小平拍板，理论界不要搞精神污染。糊涂嘛！” 不久，我调回北京，住六铺炕，与燕南伯更亲近了。某日，我对燕南伯说，岳父岳母邀请他来家里坐坐。得知他们是老干部，他颇有顾虑，接触后才知，他们属技术型老干部。1950年代初，岳父在鞍钢三大厂任厂长，也曾挨整，被拔“白旗”。 那时，我们常在编辑部漫谈，既不干扰家人，也可畅所欲言。燕南伯爱听我讲留英轶事，以及英伦的大报和小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燕南伯打来电话：“小秦，周末有空吗，来编辑部聊聊？”那天，我们谈及李光耀的东方专制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以及耀邦下台。“文革”之前，耀邦在陕西颇有政声，我提及往事，1970年代初，耀邦赋闲，一天去我大姑家，参加表哥亚利的婚礼。就餐前，大姑、邦英姑父和耀邦在客厅闲聊。大姑问耀邦，是否记得省委办公厅的成青阳，并说他惨死“五七干校”，耀邦说“记得，记得，文章写得好！”对家父早逝深表惋惜。 …… 后来，我搬家到四环边，几年后又搬至五环边，只能逢年过节，进城看望伯伯。千禧年后一天，去报社家属楼3-403，燕南伯见我非常高兴，闲聊中，提及李建彤著《刘志丹》惹祸、西北红军三甲塬火并、高岗宿敌阎红彦构陷，冤案牵连邦英姑父，安子文约姑父谈话，让他揭发高岗和习仲勋，并追问该书的写作动机和经过，邦英姑父坚称对此不清楚。姑父秘书陈日升回忆，《刘志丹》一书清样确曾呈送，但邦英姑父原封不动将卷宗退回，并未阅读。燕南伯说：“何家栋住我楼上，患难之交，去见一面聊聊？”我说：“不打扰何叔叔了，不想深谈《刘志丹》。西北党内讧多年，结怨至今难了。” 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利用暑假，在陕西省图书馆及国家图书查阅残存《秦风周报》《秦风日报》及《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收集祖父遗文百七十篇，自费印制《柏仁文存》。2013年1月6日（周日）午后，我带着三本文存去看望燕南伯。那年，已年届96岁。伯伯还在午休，阿姨陪我说话，翻看文存，摇头说：“雁南小脑萎缩，读不成书了。” 四十多年间，燕南伯与我交谈，从不提丁酉之劫，我问阿姨：“您说，当年，赵伯伯一未鸣，二未放，等到平反时，单位又说当年未定‘右派’？”阿姨原为《农民日报》总编，也是《炎黄春秋》发起人之一，85岁，思维极清晰。她说：“58年，他因得罪书记才倒了霉。报社书记是河南人，抗战干部，战争中负伤跛脚，妻子因他从军，一去不返，便改嫁他人，因此，书记鳏居，报社一有夫之妇，曾入国民党，常勾搭书记，并告密说，她丈夫藏匿国民党证，将他打入牢狱，好与书记结婚。某日，雁南值夜班，听印刷厂工人议论书记，便告诫那女人检点一些，不成想此举得罪书记，‘反右’后期，按比例把他划归右派，流放北大荒大栗子沟，22年，无工资，无工作。那年，把何家栋打成极右，爱人抗辩几句，一并打成右派。我不敢抗辩，签字认罪吧。” 燕南伯落难，阿姨带四个孩子，老大十岁，小的三岁，与老母亲在东北生活22年。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三年饥荒时，每月连皮带骨三两肉，都留给孩子，阿姨瘦得皮包骨。熬到“文革”结束，1979年，落实中央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才发现雁南伯当年并未划定“右派”，既无档案，也无结论，几经周折，重返《工人日报》社，幸亏落实得早，获知消息稍晚的沦落人，因政策有变，都留在东北了。 两点半时，雁南伯睡醒，拄着拐杖，碎步蹭至客厅。老人家见我，已认不出来，反复问家住何方，现在何处工作，欢迎常来坐坐。 忽然，燕南伯看见桌上放着《柏仁文存》，拿起一本，指着封面说：“成柏仁，我与他共事四年”。接着，记忆瞬间恢复似的，断断续续说起往事：“抗战后，美国人离开时，处理物资，报社买了台收音机，收听外台，将新闻改头换面，以本报驻外记者名义报道...... 特务报复，栽赃将李敷仁、王任、杜斌丞杀害。”接着，又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秦风报社从东木头市迁址 ......我坐在对面，见燕南伯记忆破碎，不胜悲怆，强忍住眼泪，起身与阿姨和家人告辞。 成小秦：李家塬三孔窑， 我度过此生最艰难一年 成小秦：失学青年蜕变“知识青年” 成小秦：我所经历的陕西淳化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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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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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于2018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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