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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8月1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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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仅仅为了记住 ——写给天上的富胜
我与李富胜 （一）引子 前几天网上惊闻谢衍癌症在上海去世，我在电脑面前呆住了。最后一次见到谢衍应该是2001年春天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他站在他穿着黑色长风衣的父亲谢晋身旁显得清瘦。那天他父亲和我乘同一国航984班机回北京，之后我又和他白发的父亲见过多次面，却没想到和黑发的儿子竟是阴阳永隔了。 近年来，除了我家人的先后离世带给我无可名状的痛楚以外，故友同窗们竟然也一个一个地撒手人世，而他们的年龄大都只在四五十岁上下，这实在令我感到了难以面对的恍惚和茫然。世事之不测，生命之脆弱，个体之渺小，灵魂之转迅即灭……这体会太过真切，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动摇着我原本对生命的一些小小坚持。其实道理如此简单只不过不愿去懂，所有的得意与失意，精彩或潦倒，丰伟和卑微，在死亡面前，难道不是一切都扯平了吗？这个公平是那样的绝对，不管人们多么地不情愿，也不得不越来越近地朝着它的方向靠近。既然如此，还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然而，我还是在乎，很在乎一些逝去的灵魂被世人过早地忘却。当今社会瞬息万变，节奏快得似咣当当风驰电掣的高速火车，拥挤的人们争相伸长着脖子越来越往前看，情绪浮躁却坚硬漠然。大家都没时间也无愿望更少心情去沉浸在静默中，对于过去的伤口，哪怕尚未结疤，就早已被人们遗忘。谢衍的噩耗让我突然有了提笔的冲动，在这中秋月圆之时，我要写下那逝去的千里烟波，写下李富胜和朋友们的旧事，仅仅只是为了记住…… 今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家人朋友相聚的日子，而我们却再也见不到富胜了，想到这里，潸然泪下。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9个月又10天，他的生命停留在了54岁。 李富胜是我长达30年的好友，他曾经是个足球运动员，身体一级棒。最近几年他经常穿一身军服，肩膀上好几条杠和星星，看着很精神，完全不像是个过了五十岁的人。
去年的今天母亲病危，我请了几天假回国，在北京和富胜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不当八一队大队长了，现在调到军博当副馆长，我当时还以为听错了，确定没错后我们俩就隔着空气在电话两端笑了起来，半天也停不了。最后还是他先止住笑，说新单位在城里给他分了一处房子，真令他太高兴了，等装修好了，请我一定要去吃饭。
然而，等我返回美国后不久，竟然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消息：富胜在布置新房子时，从人字梯上摔了下来，头碰到地板上导致颅内出血，不治死亡。那天夜里，我接了不知多少通国内来的电话，而我只能无力地坐在椅子里哑然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回想和富胜的初次见面是1978年，整整三十年前，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新鲜的恍如隔日。 那年的北京，春天犹如美人在眼前一闪，尚未看清楚眉目就过去了。5月的一个中午，我和同学坐在炎炎烈日下的核桃树林里背诵古汉语，想来可笑，当年的教授居然还让大学生背书。我实在觉得百无聊赖又昏昏欲睡，然而不经意地一抬眼，却看见百米以外有个剃着光头的大男孩站在树下冲着我傻笑。我眯细了眼睛，皱眉仔细一瞧，竟然是足球运动员谢德刚。我诧异万分，当即来了精神，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地朝他走去，只见他双手垂立，憨笑依旧。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怎么能找到我？” 我止不住满脸的惊喜。 “呵呵，好不容易打听到的呀。傻东也来了，还有个朋友。”他高兴地转过身招呼了一下，不远处又走过来两个人。个子高一点儿的是黄向东，另外一个没见过。黄向东笑着介绍说：“这是富胜（他发音符胜），李富胜，我们一起的。” 我打量了这人一眼，他个头不算很高，大眼睛, 高颧骨, 晒得黝黑结实，年龄看起来比我们都大，估计有二十三四岁，显得成熟。 他有点拘谨地朝我笑着说：“你好”，一口纯粹的大连口音。 要谈李富胜，我不得不先从谢德刚和黄向东说起。 （二）邂逅 1978年元旦过后应该说是心情喜悦的，我刚刚参加了1977年底全国举办的“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而且，又从贴在台长办公室墙外大红纸的上榜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我只是低着头偷乐，外表装着什么都没发生，一丝不苟地完成每天像打仗一样的紧张工作。 一天傍晚下班时，组长穆昭山来办公室找我，他让我准备简单的行李，说明天一早跟他去西双版纳出差，火车票已经买好了。当时我们中央电视台人手极少工作巨多，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全国各地奔波，随叫随到，很多详细的工作要求都是在火车或飞机上才交待清楚的。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乘由北京开往昆明的火车，好像是54次特快，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火车途中要行驶三天三夜。我提着简单的小旅行包走进了硬卧车厢，并找到了自己的铺位。 坐在我们小隔间里的还有另外四个人，三个男青年，看起来年龄跟我相仿, 上身穿阿迪达斯运动衣，下身穿军裤；另外还有一个相貌秀丽的中年妇女，她的黑发遮过耳朵，忙忙叨叨，一眼就看得出是个热心肠喜张罗的。我和他们彼此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坐在下铺的最外边，拿出了一本书来读，至今我还能记得那是本俄文翻译的讲述蒙太奇的书。 组长老穆有一张胖胖的圆脸，和善，喜欢讲话，一笑五官就聚集到一起，没几分钟他就和那妇女聊得火热。我一只眼睛瞥着书上一行行的字，一只耳朵听他们说话，大概知道了那三个男孩是足球运动员，刚代表国家青年足球队出国比赛回来，现返回原单位昆明部队足球队。
我抬起眼睛看见斜对面靠窗坐的那个男孩子侧影，发现他的脸部轮廓很有型，略长的头发自然地微微卷曲。他一直望着窗外，偶尔转过头朝大家一笑，顿时阳光灿烂；深而漆黑的眼睛，稚气未脱。他叫谢德刚，他们叫他小刚。
坐在我身边的是黄向东，害羞少语，看外表一点儿也不笨，但他们都叫他傻东。还有一个大高个子梁光华，说着发音靠后的广普话，屁股坐不住凳子，不停地走来走去。再看那个女人的长相，我猜她八成是小刚的母亲，果不其然。她说她从大连来，去昆明儿子那里看看。
旅途中交朋友很快，更何况我们同属常走江湖的人。大家先谦让了谦让, 然后就你帮我打水，我帮你递杯子地熟捻了起来。待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连我和傻东的话也开始多了。 小刚妈问我：“你去过我们打（大）连吗？” 我答：“小的时候去过，我叔叔在大连。” “亲属属(叔叔)？” “是。” “住在哪里？” “沙河口区。” 小刚妈不说话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后来她就总是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欲言又止。开始我佯装不知道，后来越来越被看得心里发毛，只要我眼睛偷偷瞄过去，准会对上她的目光，我立即又缩了回来, 真是尴尬万分。 幸好急性子的人是忍不了多长时间的，她终于开口了。 “你认识王夏阳吗？”小刚妈小心翼翼。 我吃了一惊，这下轮到我说不出话了。只见她目光期待地看着我。 我踌躇了好久：“我的堂妹叫王夏阳。” “我就说嘛！”小刚妈激动地高声叫起来，还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儿子的腿，小刚激灵了一下；“我说怎么觉得你这么面善呢？哎呀呀，夏阳是我家邻居呀，跟我小儿子同班同学，每天她妈让她来我家写功课，和小刚也熟得很呢。”由于过度兴奋，她眉飞色舞，白晰的面颊泛出两片红晕。 大家一下子都从漫漫旅途的无聊中亢奋了起来。我觉得太不可能, 说: “我堂妹和我长得丝毫不像。” “像！神情很像啊！”她接着就说出了我叔叔婶婶的名字，这下我不得不相信了，心想难道血缘还真能被感觉出来？这种奇奇怪怪的巧事怎么总是被我遇到呢？ “不过，她姓王你却姓杨，这是我开始不能确定的原因。”她有点疑惑。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时改名换姓了。”我说。 于是，大家就在这不可思议的高兴气氛里度过火车上的第二天，当然彼此的关系也被拉近了。小刚妈从此叫我夏阳她姐，小刚也就跟着叫姐姐，我听着很别扭，不搭腔，可也没辙，知道东北人就是习惯哥哥姐姐地乱称呼一气。
那三个男孩比较愿意跟我说话，还掏出扑克牌来一起打百分，我和小梁一家儿，黄向东和谢德刚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郁闷得说不要玩了,那就不玩儿。然后小刚问你看得懂足球吗？我说不懂，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解了起来。后来越讲越多，还拿出张纸画来画去，什么四四二，四三三战术之类的。
我问那你们都踢那个位置呀？傻东说他和小刚都是前卫，小刚左撇子踢左前卫，小梁是守门员。我说前卫多没意思，要我就踢前锋，主管进球的才最神气，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小刚说每个位置都重要，前卫是腰，管球的控制与输送，是核心的组织者；我琢磨那意思可能像篮球里的后卫，就是魔术强森的角色。总之我浅薄的足球知识就是从那天开始得到的。 第三天我就觉得不那么难熬了，连续坐那么久的火车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他们却说是家常便饭。小刚坚持要我们去昆明军区体工队做客，老穆说我们时间很紧，还要赶到西双版纳。大家一想到就要分别了，竟有点恋恋不舍，彼此交换了地址，他们保证说会到北京去看望我们。 火车好不容易开进了昆明站，云南电视台新闻部主任高山在站台热情地接到我们，并使大劲儿地和老穆握手，还左右乱摇。小刚跟在我们身后，也上前抓住高山的手晃了起来。他问：“你安排他们住在哪里？”高山愣了一下，小刚马上又说，“她是我姐姐。” 高山说：“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和老穆忍不住笑了。 把我们安置妥当后，高山告诉老穆去西双版纳的日子要推后几天，原因是这星期的飞机票不够。从昆明到思茅的小飞机一星期一班，是伊尔十六，只有12个座位，我们四个人，外加一台当年很贵重的大摄像机就要占去五个位子，所以最快下星期一我们才能出发，不然坐长途班车要在大山里的弯曲公路上爬三天三夜。正商量着，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老穆接起，是小刚来的，问我们明天能否去他们那里，老穆马上说可以。 还是冬天，昆明却处处绿荫，时而还能见到繁茂的花朵，这令看惯北方秃山荒岭的我心旷神怡。昆明军区大院肃静整洁，体工大队旁还有个壮观的草皮足球场。黄向东把我们引进一间大屋子，里面好几张桌子拼凑起来，上面七七八八摆满了各样的食物，我唯一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大搪瓷脸盆里盛满了白水煮的鸡爪子。 小刚妈正和几个说大连话的球员在谈天，见我们进来就赶紧招呼。小刚介绍一个壮壮的中年男人，说是唐指导，指导就是教练的意思。唐指导坐下陪我们说话，一开口是北京口音，原来他太太孩子都在北京，自己一人来昆明执教。 门敞开着，队员们出来进去地都来向我们热情问候，奇怪的是他们每人还都和小刚嘀咕点什么，却不和傻东说。我忍不住问指导为什么，指导说小刚是昆明部队的足球队长呀。吆，我挺惊讶。指导又说：你别看他年纪不大，球可踢得最聪明，目前他和黄向东都是中国最好的前卫之一，如果没有他俩，昆明部队足球队就踢不进全国甲级队。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全国十二个甲级队里，部队队只占三个，八一、北部和昆部。他抿了口酒又说，他俩儿小时候是我亲自从大连挑选来的，十二岁就来了。我转过身，看见小刚在微笑, 仰着脸笑得明爽；傻东也在微笑, 低着头笑得腼腆。 指导对小刚妈说：“你儿子又立三等功了。”老穆忙问去哪儿救灾了？大伙“哗”地乐了，说因为踢赢了球。我大惊，真的假的，踢进球就能立功？那太容易了，球门那么大！大家“哗”地又乐了，说是真的。我看着小刚的眼睛求证，小刚显出不好意思，丝毫没有城府的脸上微微红了一下。指导把话茬儿打断，说很快就要去北京打联赛了，国家队来选人，他很不愿意放谢德刚和黄向东走。 老穆说小杨马上也要离开单位上大学去了，大家就又七嘴八舌地问了一通。 小刚妈说：“夏阳她姐，等小刚傻东到北京后，你要经常管着他们，他们跟你学好，我就放心。” 把我吓得连连摆手：“阿姨，可别呀，您可别弄错了，我可不是什么好榜样。” 几天后，我坐在剧烈上下颠簸的小飞机上，看着窗外，飞机飞得很低，仿佛贴着青绿色的绵绵山岭在飞行，随时随刻都可能掉下去，那恐惧的感觉死死地压在我的嗓子眼儿。我试图放松自己，就分神去想这一路上的经历，觉得又体会了一次什么叫做“缘分”。
（三）在北京的日子 和小刚他们联系上以后，只要他们来北京比赛，就一定会来找我。不过我还是和李富胜见面的机会最多，因为他原单位成都部队足球队战绩不佳，被解散了，他就被调到了北京的八一队。富胜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也不多，周末他常会来大学找我。
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他父母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从小家境非常贫寒，踢足球的条件哪里能跟别的孩子相比。寒冬腊月里，他都光着脚丫子踢球，从来舍不得穿鞋子。他还说，谢德刚黄向东十七八岁就已经在圈内很有名气了，而他十九岁前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后来还是成都军区足球队悄悄把他从大连炼油厂偷走的。所以他的基本功不够好，年龄也偏大，只能自觉自愿地比别人练得更苦。 我当时觉得富胜是个很懂事的人，虽说是出身穷家的孩子，礼节上可比我这种自由散漫的人多多了。当时的北京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们见面一定要找餐馆吃饭，边吃边聊；那时我是穷学生，附近也没几家饭馆，如果朋友来，就跟着到食堂随便打两个菜，外加几两米饭。我们大学食堂，周末就只有几个剩馒头。富胜每次来看我，都会带点吃的东西，比如从兜里掏出两个苹果，最可笑的是他有次带来几个生鸡蛋，我都想不出办法把它们弄熟儿。
十几年后我回国，第一次见到他漂亮的太太孙静，问她当初怎么看上李富胜的。孙静忍不住笑，说沈祥福介绍的。富胜第一次到她家时，从军用小挎包里掏出来两包白砂糖。她妈妈觉得太好笑也太实诚了，立马儿就愿意了把宝贝的女儿嫁给他。 我偶尔也会去八一队，因为小时候我家住在隔壁山南的军科院，所以很熟悉。在当年物资贫乏的年代，运动员们的伙食都特殊的好。富胜每次都从饭堂打一大盆子的烧肉鸡腿之类的，往我面前一放，说“吃（三声）”，然后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吃，一边和我说些闲话。吃完饭后，通常他都会陪我从八一队旁边的一条铺着水泥方格子的山间小路走到邻院儿，去看望一些我过去的叔叔阿姨。
那条小路我小时候经常走，觉得特别长，傍晚天快黑的时候都要快跑，很害怕；可长大后再走，路就变得一点点短，真是很奇怪。我介绍富胜认识了我很多的朋友同学同事甚至老师领导，他非常随和，情商极高，易与人相处。我离开中国后，他和我的朋友们仍然往来密切。 一个星期天我刚要出门去看望一位伯父，正好碰见富胜来找我，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吧。当时那位伯伯是个很有权势的人，气色好极了，满面放光，走起路来霍霍生风。他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不是点头哈腰送东西的就是言语奉承的。唯独富胜，态度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我十分欣赏他那种有教养的礼貌分寸，很让人舒服。
几年后那位伯伯因被牵扯上无妄之灾，不再当权。当我再次看望他时，他已是面容肃然，行动缓慢，很少人再光顾他的住所。我看着伯伯黯淡的目光实在觉得心酸，可是伯伯告诉我，只有李富胜每年春节的早晨，一定会打电话向他拜年，从未间断过，有时路过还会来看望他。 转眼到了1980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谢德刚在一次比赛中左腿的韧带被人踢断，昆部也正好以此为籍口没有让他去国家队，只有李富胜和黄向东到了天坛国家体委报到。小刚在北医三院里住了三个月的院，然后回大连继续养伤。临走前他柱着拐杖来大学看我，瞬间好像长大了好几岁，他眼神失落，没有光彩。我当时第一次体会到了当运动员的悲哀。我安慰他说还有机会，只要尽快把伤养好，机会一定还会有的。
而1980到1982年却是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强盛的时候，当时的主要队员我记得的有：李富胜、迟尚斌、容志行、黄向东、蔡锦标、左树生、陈熙荣、沈祥福、古广明、臧蔡灵，等等。1980年12月21日-1981年1月4日中国队参加第12届世界杯亚大区小组预赛，经加时赛赢朝鲜队获得亚大区决赛资格，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中国队的世界杯之旅。 我们班同学当时到南方实习，大巴士开在井冈山危险的弯曲山路上，几个男生焦急地催促司机开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希望尽早到达居住的旅店，不能错过那场足球比赛。那天，我们找到了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打开一看马虎一片，除了黑麻麻的人影和沙沙的杂音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幸好还能隐约听见解说员宋世雄的声音。我们全班同学鸦雀无声地聚在模糊的黑影前，高度紧张地观看那场中国队和朝鲜队的比赛，当看到容志行巧妙地横传给侧面大步冲上来的黄向东，而黄向东又眼明脚快地从30米外远程劲射，球疾速飞入右上死角时，大家都惊呆了。静默片刻就是欢呼，为此我们晚上还包了饺子庆贺。 回到北京后，听说在校的学生们就更疯狂了，他们把烧着的笤帚从宿舍的窗户扔出去，还和北大的学生们一起狂欢游行。当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青年学生们胸中压抑了太多太久的块垒没有疏解的管道，那时既没互联网，也没音乐会，就连好莱坞的电影也只进口过一次，上演了一个星期。所以任何的一件现在看来微乎寻常的小事，都会引起滔天的巨浪。比如说星星画展，《今天》杂志，西单墙，美国花样滑冰访问团，杨百翰大学生的演出等等，更不要说这关系到国家荣辱的足球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澎湃热情是远非今天奥运会所能比拟的。
中国足球队回国后，李富胜和黄向东中午来人大找我，我当时刚吃完午饭往宿舍走，看见一大群学生簇拥在那里，我踮脚一看围着他们俩，赶紧低头绕道别处，让一个同学告诉他们在宿舍等我。过了很久，我才回宿舍，看到他俩坐在我的床边，黄向东依然是很腼腆地微笑着不说话，李富胜在撑着局面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一到有足球比赛，同学球迷们就来找我要票，没办法，我只好找黄向东和李富胜要，不过我从来不去看。1981年10月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一场中国队在工人体育场和科威特足球队的比赛，黄向东说希望我去，我说半天踢不进一个球没意思，他说那以后就不给票了。我说那好吧。富胜那天就给了我一个大雪花梨，足有一斤重，就是外皮很粗糙长得像傻瓜似的那种梨。于是我和我的同学刘渝凌虹一道骑车去了工体，临走还记着把那个梨装在了书包里。那天晚上，整个工人体育场爆满，八万人的场地座无虚席，当时那种现场的热情真是很难用笔墨形容。 比赛开始后，我就掏出梨来吃，一紧张就啃得很快，然后越来越快。看见黄向东一会儿丢了球，我就更急。我旁边坐了个小青年，他比我还要急好几倍。 看见傻东又丢了球，他就干脆站起来喊：“黄…向…东……” 我就跟着站起来喊：“臭…大…粪！” 刘渝一把就拽着我坐下了。 后来科威特获罚点球，居然被李富胜给扑住了！我的天呀！ 全场观众顿时像翻了锅似地沸腾了，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声音之震动，几万人同时在一个圆圈里叫喊，汇成一个深沉金属声，回荡，叠加，回荡…… 我感觉血都要喷溅出来了。只听观众有节奏地齐声叫着：“李富胜，李富胜，李富胜……” 经久不息。 一夜间，富胜就成了名人。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同事李凯告诉我：工体富胜扑出点球，李凯转播回台。“那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千人骑自行车去那里，高举五星红旗，万众高呼：李富胜万岁！他是毛泽东之后，被万岁的第二人。”
（四）后期 看见李富胜和黄向东都这么出色，我就很替谢德刚惋惜，很希望他也能尽快来到国家队踢球。 1981年底，我大学毕业了，回到中央电视台后工作立刻繁忙起来，每天四处奔波。如果都在北京，大家就不时地聚聚。我们还常常在外地的某个城市碰到，上海广州遇到的机会较多。1982年3月13号，李富胜、黄向东和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接昆明部队足球队。我们在站台上等，全部队员都下了车，却不见谢德刚的影子。向东上车去找，才知道小刚是队长，他在列车上仔细检查队员是否丢拉了东西。当谢德刚下车时，我觉得他的变化巨大，又黑又瘦，态度沉默，笑容勉强。 第二天是周末，我早起出外办事，午饭后匆匆赶回宿舍。当我骑车拐进院门口时，看见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孩，我并没过多地注意。这人跟着我上楼，到房间门口时吓了我一跳，竟然是谢德刚。小刚告诉我，今年他又努力为昆部踢进了甲级队，领导为了奖励他，给他立了二等功，发了一等奖，还奖给他一支派克金笔。他把金笔送给我，说知道我爱写字也惜笔。我又把此笔送给了社科院辅导我的导师陈铁健先生，因为他字写得更好。 当年的军队足球队，很依赖重要的队员，因为他们的存在关系到球队成绩的好坏，如果成绩不佳，会导致球队被取消编制，教练球员被遣散回家。除八一体工大队以外，这种专业的运动队似乎并没有在部队存在的必要，还不像文工团，可以下部队给战士们演出。只有当比赛成绩很好时，才能另说，至少可以挣面子。好的运动员就像是种马，赛马能不能赢就要看你的马有多好，所以领队教练把很多心思都放在这些顶尖的队员身上，对他们格外地照顾偏爱，很多时候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昆部足球队的队长，谢德刚当然知道自己在队里的价值，所以不可避免地有他的骄傲。我想当时他看着朋友们一个个在国家队的成绩，而自己有能力却不能为，心里一定不好受。
比较黄向东和谢德刚，他们有十足相像的地方：他们年龄相仿，各有一个弟弟，两家都住在大连体育场旁边，幼年时一起踢球，同时被选到昆明部队足球队，又都踢前卫，就连两人往那儿一站都是一样的罗圈腿。（踢足球的都是罗圈腿） 比赛场上他俩儿之间的默契是别人羡慕又嫉妒的，一般都是小刚制造机会给向东，然后黄向东进球。小刚说眼色都不用给，黄向东就知道他的意图。有一次他们在国外和意大利队踢球，看见人家罚球，开始佯装发力，实则轻轻一挑，另一人起脚将球踢越过人墙进门。他们顿时觉得帅呆了，回国后说咱俩儿也试试，于是就在一次比赛中照葫芦画瓢地做了同样的表演，登时让教练和队员们大呼惊艳，狠狠地出了一次风头。
不过黄向东和谢德刚的性格却是南辕北辙：向东内向，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得很好，别看细细的胳膊,可是腿部很有力量。他不管闲事不出头，遵守纪律，在国家队时，什么都听李富胜的，典型的那种不用父母操心的乖孩子。黄向东父亲是上海人，一个谨慎老实的报社编辑，我总说傻东多少继承了上海人的某些特点。谢德刚则是洒脱外向，为人讲究义气，有领袖欲，在场上踢球时是控制场面的主心骨。但是他个性不羁，心高气傲，为朋友两肋插刀，也为知遇之恩卖命，但绝不会臣服于什么人。 李富胜则比他俩成熟太多了，他更通达世理，并落实在行动上。富胜相当冷静，时刻知道自己的斤两，每天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不会丝毫地任性。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个名人，跟他在一起，总是他在照顾别人。 有次回国，我们几个朋友还有他太太女儿一起去吃韩国烧烤，我对那烟熏火燎的烤肉没多大兴趣，就随便夹一点小菜来吃。只见富胜忙来忙去，把最贵的什么海鲜之类的，仔仔细细地烤好，然后放到我的盘子里，他自己不吃。他做得那么自然，我过意不去，可别人却都好像司空见惯，觉得就该他做似的。朋友们找他帮忙，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有一点可能，他都去努力帮。 1990年我回国，为PBS拍摄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结束时我对摄制组的美国人说，你们每人可以挑一件想要的中国东西，想好告诉我。第二天，大家一起来了，制片人艾力士·吉伯尼代表说：只想要一件东西，就是解放军穿的那种军用胶鞋。这可把我难住了，他们的脚又都那么大。我说没办法，回去重新想。隔天，他们又来了，说还是只想要解放军胶鞋。我折腾半天，突然想起了李富胜。我到亚运会筹备处的大喇叭里面广播他的名字，好不容易找到他。我让他帮忙而且还要快，他忍住笑说好。他跑到球员宿舍，让每个人拿出双胶鞋来，收罗了一麻袋，给我送到饭店。我打开一看，每双鞋都和小船一样大。 1993年我要到大连办事，富胜知道我人生地不熟，当晚就陪我坐飞机到大连，前前后后帮我安排妥善。回想起来，我从来都没能帮他做过什么，真的很遗憾。他总对我说：“什么叫真的朋友，真朋友就是他好你真心地高兴，一点妒忌心都没有，反过来也一样，比如说我和沈祥福就是这样的朋友。”他说的话那么简单正确。
我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一生一世，就是彼此感到诚实舒服。他绝不是表面对你假惺惺好话说尽，而实际上随时会害你的那种人。李富胜从一个普通的足球守门员，最后当上了八一体工大队大队长，你很难想象，那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982年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重组，在过去的基础上增添几个新人，我很希望谢德刚能够有机会。一天，央视体育部的好友同事李凯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名单出来了，有谢德刚的名字。”正说着，黄向东的电话来了，也告诉了我同样的信息。那天我们真的高兴极了！
但是事与愿违，谢德刚到国家队后的日子里并没有那么心情舒畅。新人开始都是板凳队员，对小刚这样的人来说，是很难适应的。有一天，富胜和向东来看我，我问小刚怎么没来？他们说找不到他。临走，富胜突然说希望我能跟小刚谈谈，我吃了一惊，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富胜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清楚，大体上我听明白是小刚曾经有个女朋友，分手了，但这个前女友现在每天来纠缠他，争吵不休。为避免影响不好，小刚就每天出去跟她理论，经常到半夜才翻墙回来。当时国家队超强体力集训，可他每天都睡眠不足晕乎乎的。黄向东跟着说，其实那几个教练比如年维泗和苏指导，从小就非常看重谢德刚，这样下去不成。我说我可不过问别人的私事，李富胜说只有我说话他还听得进去。
我左思右想最后还是拿起电话打给谢德刚，我说：“你运气真不好，选择了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人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谢德刚是何等聪明之人，我话音未止，他就说知道了。下班后他突然来单位宿舍找我，还没来得及坐下我就听有人敲门。开门进来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还有小刚的朋友胖子。这个女孩个子足足高我半头，淡眉细眼，她进来二话不说就上来拽谢德刚的袖子，乱哄哄地几个人出去了。我和我的室友莎莎惊异万分。
半夜三点左右，只听轻轻地有人敲我们的门，我和莎莎惊醒，问是谁？就听胖子说，实在对不起，请我下去帮帮忙。我睡眼惺忪地跟着胖子下楼，走出大门口拐到礼仕路上，看到谢德刚坐在人行路旁围草地的栏杆上，双手抱头低得很深，那个女孩手叉腰站在一边。 我揉揉眼睛问：“你们干什么呢？” 女孩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晚上出来找我？” 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就为这事？” 她不说话。 我又说：“你们不睡觉，明早谢德刚训练就不怕被踢断腿？” 她还不说话。半天，她才说：“你回去吧。” 我就走了。第二天，胖子又来了，他指着路口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杨树说，昨晚我走后，小刚气得把他女朋友绑到了那棵小树上。 不过我万万没想到一语成谶，谢德刚的腿又被踢断了。听到消息后我心里咯噔一下。除了难过，没有别的。 上个月奥运会我回国去我姐姐家，出大门拐到礼仕路上，又看到了那棵当年的小树，二十多年过去了，它已经长成比电线杆子还要粗的参天大树。 此篇为了写李富胜，连带写了当年中国足球队别的队员。记忆是跳跃的，记忆是彼此关联的，就都留下吧。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杨劲桦读本 杨劲桦：我记忆里的学校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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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丨杨劲桦：我认识的李富胜和国足那些哥儿们
大学时代的作者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为央视编导和主持人。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原题
作者：杨劲桦
作者前言：两天前，我从新闻中看到中国足球宿将迟尚斌先生过世，惆怅……静默呆坐。我走到后院采了一小束野花，放在大树下面，遥慰上天之灵。然后，我打开电脑搜寻多年前写的纪念李富胜的小文，并决定交给新三届公号分享。李富胜同迟尚斌是要好的老乡、朋友、队友和战友，愿他们能在天上重逢。这也许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李富胜
谢德刚（左）黄向东
李富胜
李富胜
谢德刚
2008年9月18日
写于美国洛杉矶
1980年代初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