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陶正：姥爷挣下的家产，就这样被败光了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年出生，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败家子儿

作者：陶正

我有个外公，就是姥爷。

南方人把姥爷叫外公。北方人把外公叫姥爷。我父亲是南方人，母亲是北方人。我遵从了南方习惯，把北方的姥爷叫外公，说明父亲在家里的地位。那么，母亲的母亲也就不叫姥姥，而叫外婆了。

不过，这是我十来岁以前的情形。后来，外婆就说“外”字显外道，让我改口，叫她姥姥了。那是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父母离婚了。父亲独自在天津工作。我、哥哥、妹妹和弟弟都跟着母亲，住在姥姥家，为的是在北京上学。于是，姥姥就成了真正的户主。再后来，姥姥又得寸进尺，变成了“奶奶”，理由是“姥”也不好听，把人叫老了。但我怀疑，姥姥其实还是传统意识：她宁愿冒充父系人物，觉得父系总高于母系。

无论如何，我们又改口了。反正叫奶奶也没亏吃，只要没人硬逼着我们叫爷爷就是了——外公并没有改成爷爷，也没有还原成姥爷，因为无论叫什么，他总不会答应的。

我根本就没见过外公。外公比我早死了几年。我是说，在我出生前几年，外公就去世了。所以，对我来说，外公只是一种平面的形象：镶在镜框里，挂在北墙上。

 外公遗照

照片上的外公是美男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架一副圆圆的玳瑁眼镜；头发谢得很稀疏，胡子却很繁茂，长长的覆盖了马褂儿，直抵照片下沿。我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那胡子还在生长，很快就要伸出像框，在北墙上蔓延了。

“你外公是蓄须明志”，妈妈说，“不打败小日本，他绝不刮胡子。”

可惜，外公的死，比小日本在中国的灭亡也早了几年。

外公并不是抗日英雄。不是“国军”，也不是八路军。他要是多活几年，很有可能成为后来的革命对象——他是律师，民国年间的律师，中国的第一代律师；他当过县长，民国政府北疆的县长，申斥过已经改头换面了的“老毛子”；他还是画家——属于经常惹是生非的文艺界。而且，无论扮演哪种角色，外公都干得极有个性。

全家福。左起：杨溥、杨溥长女杨秉娴、次女杨秉琳、幼子杨海伦、夫人赵启明（摄于民国十九年前后）

当律师，外公独树一帜：“不问花案”。这四个字就刻在院门口的牌匾上。“花案”是指男男女女的案子，离异、苟合、私通、狎妓……凡属这种官司。外公一概“不问”。为什么？我至今莫名其妙，心里倒是很希望外公开明，早早就主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乃至性解放了。

当然，姥姥可不是这么理解的：“跟你们说不清楚……这么说吧：那种事儿牙碜！腻歪！恶心！你外公不愿沾边儿——要不人人都管他叫‘杨大善人’呢！”

外公姓杨。杨溥，杨泊庐，或杨泊如。究竟哪个名字是官称，连姥姥也颠三倒四了。反正在有关齐白石的史料里，外公是以“杨溥先生”或“泊庐仁弟”登记的——外公是齐白石的大弟子，在当时的书画界很有一号，四十多岁就出了画册，几乎幅幅都有齐白石的点赞。可惜，外公统共也就活了四十多岁，比齐老先生少活了多一半儿。

齐白石题赞外公画作

外公是病死的，肺病，当时叫痨病。不过，深究来龙去脉，这应与他在黑龙江边当县长有关：边塞之地，苦寒之地，外公未见得适应；律师讲法，画家清高，文人执着，外公更难适应的，应是中国官场。他洋洋万言，在《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中痛陈时弊，仗义谏言——直面觊觎之敌，呼吁强兵守塞；直面吏治弊端，呼吁谋制新政；直面农商困苦，呼吁消减税赋；直面民族矛盾，呼吁蒙汉共荣，直面教育失缺，呼吁社会关注；直面京津风沙，呼吁停垦退耕……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真知灼见和凛凛风骨，却从此泥牛入海……“好人不长命呀！”外婆经常感叹，“就挣了个‘杨大清天’的名声……打东北回来，人们哭着拦哭着送，还给他写了不少对子……”

“身唯傲骨腰难折，胸有丹心项亦强”

——这是“不少对子”中的一副。上下两行题款标注了的背景：

壬申秋因时势变迁泊如兄浩然挂冠临行命笔以示景仰并以志别

“时势变迁”——小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

“浩然挂冠”——老子不干了！我外公不干了！

壬申——，1932年，外公弃官回京，归隐画室。

1941年，外公英年早逝，葬于福田公墓。

外公画作《雪山图》及友人赠外公对联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拿外公说事儿了——老北京叫“显摆”。“我外公誓死不当亡国奴！到死都没刮胡子！”

于是，同学们就都肃穆起来，瞻仰外公的大胡子，又瞻仰大胡子的遗墨——一幅一丈多高的《雪山图》。

刘雍正在学国画，有资格摇头晃脑：“唔……意境不错……笔触也挺流畅的……”

“那是，”我进而介绍：“我外公跟齐白石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看，他们俩的合影！”

刘雍扫一眼合影，又乜斜着我：“那……你外公画过《螃蟹图》吗？”

我语塞了。

《螃蟹图》是齐白石的名作，图画老师讲过。“看你横行到几时”——以螃蟹隐喻日寇，充满爱国情怀。可我外公……

外公不画螃蟹，起码我没见过，也没见过虾，或者蚂蚱。要不然，题一句“看你蹦达到哪天”，倒也不错……可外公画的都是山水：高山流水，云山雾水，雪岭冰河……山水间又经常隐约着一个小人儿。

为摆脱尴尬，我转而“显摆”外公的其它遗物：砚台，彩墨，毛笔，印石……

外公喜欢收藏，藏品以印石为多，大概有一百多方。他的画室就叫“百石斋”，他的笔名就是“百石老人”。

于是，刘雍者流恢复了敬重，我也挽回了面子。

我兴致再起，让在场的同学每人挑一块印石，拿回去刻图章：“喜欢哪块拿哪块”！

画家收藏印石，成色总不会太差。外公的印石大多是昌化、寿山，也不乏鸡血，甚至还有田黄。可惜，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知道的时候，印石已荡然无存了。它们只是物质变精神，给我留下了不少黄粱梦：如果，那对鸡血石还在，我就买一辆“捷达王”……说不定，我糟蹋的随形石里……有“田黄”？那肯定能换栋别墅！

这里说的“糟蹋”，还不是指随便送人。送人，我当冤大头，别人当幸运儿，东西还在，易主罢了……我真正的“糟蹋”，是让印石化作齑粉，那才叫暴殄天物呢！

老师下发了石板和石笔，让我们练字。一次，石笔丢了，断了，用完了，一时又买不来，我就抄了块印石顶替——到底是好石头，透、腻、润，比石笔好使多了。于是，几寸高的一方印石，就渐渐变成了石板上的横七竖八。

我跟邻居的孩子疯玩儿，玩“跳房子”。做个沙包，还得在洋灰地或柏油马路上画格子。拿什么画？粉笔，石笔，母亲裁衣服的画粉……再就是印石了。随着地面上排出的方方圆圆，印石一寸寸矮了下去……

当然，我还是有所选择的——那些刻着小动物的，小狮子、小耗子、小蜘蛛……我就舍不得用。我只挑光光秃秃的，或歪歪扭扭的。殊不知……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越珍贵的石材，主人越不会轻易雕刻，比如田黄，大都保留了原始形态——随型。

“败家子儿”！姥姥经常数落我，倒不只是嫌我糟蹋印石。只要“祸害东西”，她一律这样说，而且恶声恶气。我穿着鞋趟水洼儿，“败家子儿”！我爱跪椅子跪破了裤子，“败家子儿”！我掰碎了窝头喂蚂蚁，“败家子儿”……我拿了外公的一个笔洗，印着“乾隆年制”的，当调色盘儿，不小心摔碎了，“败家子儿”……也是一句“败家子儿”。没轻没重似的。

按说，姥姥虽说没念过书，跟外公这么多年，总不至于连乾隆爷和棒子面都分不出轻重……

错！还就是分不出来！那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初，人们激情燃烧，新的就是好的，旧的都不值钱……五十年代末，人们又都饿疯了，拿乾隆玉玺换窝头也不新鲜。

除我之外，家里还有一个“败家子儿”：我母亲。母亲经常去荣宝斋，或者把“打鼓的”喊进门来。“打鼓的”往往是老头儿，敲着小鼓，在胡同转悠。谁家有破烂儿，或者有破烂儿似的古董，他就变着法儿淘换过去，转卖到琉璃厂。

 荣宝斋

“打鼓儿的”

母亲卖衣服，卖首饰，但主要是卖字画。她一次次掀开大漆皮箱子，猫腰翻腾，给荣宝斋或“打鼓的”出示外公的收藏：中堂、条幅、对联、扇面……裱了的，没裱的，水洇的，虫咬的……其中就有齐白石的不少作品，大幅小张，起码十几件儿。

卖了多少钱呢？

不知道。我当时不关心这个，也不懂。

我只有一种感觉：齐白石的画还挺值钱的。卖出一幅，家里的伙食就能改善几天，有时候还能换床被子，添件衣服。

我还有一种感觉：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紧了。开始，母亲去荣宝斋还比较傲慢，善贾而沽；跟“打鼓的”谈不拢，也会把箱子盖儿一扣，让人家走人。可后来，母亲就只有叹息的份儿了：“唉……算了算了，拿走吧拿走吧……”

于是就拿走了。

先拿走收在箱子里，轻易不动的；再拿走插在帽筒里，经常观赏的；再拿走挂在墙上，长期展览的；最后，连题了款儿，专门“书赠”、“画赠”“泊庐先生”或“泊如仁弟”的，也拿走了……

连镶在镜框里，给我印象极深的一幅工笔画：马晋的，大柳树下的一匹黄骠马，也牵走了。

齐白石笔下的一切活物，鱼、虾、抢蚯蚓的小鸡儿、荷花上的蜻蜓……都逮走了。

最后，连“打鼓的”几次没看上的剩余物资，随便给几个小钱儿，也“撮堆儿”拿走了。

最后的最后，外公和齐白石的合影，两个人都题了字的，也拿走了，不知摆供到到谁家去了。

齐白石画赠外公的《神仙眷侣》

姥姥却不数落母亲“败家子儿”。她自己也小脚踮踮去过荣宝斋，也乜斜着眼睛看“打鼓儿”的出家门，然后，她往往会对着北墙上的外公，发傻，叹息，嘟囔几句：“唉……你也不瞅见没有……瞅不见倒好……俩眼儿一闭什么都瞅不见了，倒好……败家子儿呀……全都是败家子儿……”

这是说谁呢？

小时候，我做贼心虚，觉得是说我。

大点儿了，我察言观色，认为是说母亲。

再大点儿，有点儿悟性了，我发觉这其实是自己说自己——我姥姥。

再后来，渐渐地……这败家子儿就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了。

齐白石画赠外婆（启明夫人）的《松林竹马》

姥姥是外公家产的第一继承人。

外公最主要的家产，倒不是印石，也不是书画，而是房产：我们居住的，在整个胡同里台阶最高的这个四合院。

外公的四合院很规矩：前后两进，四厢合围。门口有门洞引深；后院有影壁间隔；甬路有方砖铺设；正房有银杏护佑……

外公的四合院又很现代：厨房、水房、浴室和厕所各自独立；房门和窗户都是里外双层；四厢的房屋有回廊相连，大雨天走一圈儿，水星儿都沾不着；院子里又埋着暗道，从各处通往大门口，疏导积水……

我发明了一种小游戏，百玩不厌：每逢下大雨，就找几张糖纸，叠几只小船儿，放进院里的积水中，然后，跑到院门口，站在高台阶上，看那些小船儿从暗道里冲出来，漂向胡同里的激流……

别的四合院有这么好玩儿吗？

当然，四合院不光住我们一家——我们只住北屋，四间正北房。东屋、西屋和南屋都租出去了。

房租是我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不然，光父亲一人挣钱，很难养活七口人。尤其我们四个疯长的孩子。

南屋孙姥姥是最早的租户，还见过活的外公。所以，她俨然四合院的半个主人，经常张罗公务，甚至管教我们。“门洞里的灯谁开的？啊？人走灯灭知道不知道？”“拿着！把房租给你姥姥捎回去！半大小子了，别整天疯玩疯闹的，也该干点儿正事儿了……”

东屋刘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我上小学之前，他还雄赳赳的，像个军人：“我们敢死队一人一把大刀片儿，专砍小日本儿的脑袋，嚓！切西瓜似的……”可后来，刘爷爷变了，精气神儿没了，腰渐渐弯下去，待人也点头哈腰的，越来越谦卑。这种变化，跟他身份的变化有关：“光荣起义”变成了“历史问题”，“抗日将领”变成了“残渣余孽”，然后，又成了“历史反革命”，最后，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红卫兵打死了。

不过，我对刘爷爷的印象一直不错。他勤快，天天扫院子，一直扫到我家台阶底下；他规矩，总是按月给姥姥送房钱，从不拖欠。

西屋的户主也姓刘，交房钱也不拖欠。但他是工程师，高知，离群索居，不搭理三教九流。刘叔叔有两个儿子，偶尔也来找我玩儿。可是，只要听见父亲咳嗽，他们就会猫一样窜回家去——刘叔叔只需咳嗽一声，只会咳嗽一声，从不多说话。

话最多的是北屋耳房里的王麻子，可他的话特别难听，不干不净——他一天到晚总骂骂咧咧的，看谁都不顺眼似的。

他趿拉着臭鞋，溜达过来，看姥姥的鸡冠花和夹竹桃，忽然就嗽出一口粘痰来，噗地淬在了花草上。

他从厕所出来，让影壁绊了一下儿，立刻就冲着影壁连蹬带踹，还专踹那个“福”字儿，嘴里同时骂着，骂的比屎还脏。

其实，最让人看不顺眼的，是王麻子自己。他满脸麻子，长的极难看；他为长不尊，干的事儿更恶心。他还爱占小便宜，见什么拿什么：抽棵葱，掰头蒜，揪把辣椒……按说，街坊邻居的，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他还不认帐。“哎，他王大爷，您要是喜欢，就多拿点儿……”“谁拿啦？拿谁的啦？我他妈在你们家窗台儿底下拣的！”

就这么赖皮！

所以，王麻子也赖房钱，晚交，少交，或干脆不交。他穷吗？没钱？鬼才相信！他一开口骂人，就呲出两颗大金牙来。

奇怪的是，姥姥本是急性子，倔脾气，可对“王麻子”，却从不计较。“唉，反正他那房钱也没多少，给不给的……只当没这个人，没这间房，臊着他，甭招他，唉……”

我却不服气，觉得姥姥太软了。但是，我一个小孩儿，也没法儿硬起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跟王麻子打招呼：我孙姥姥刘爷爷地一路叫过去，就不叫他！要叫就叫“王麻子”——当然是背地里叫。

可是，有一次，也是背地里叫，还是晚上，在家里，院里的王麻子却听见了。他闯进门来，麻脸涨着，金牙呲着，红红黄黄的极恐怖，死活要抽我的嘴巴子。姥姥护着我，一个劲儿陪不是，他还不干，非要听我叫他“王爷爷”，直到我委委屈屈地叫了，才算罢休……不，没罢休，王麻子临走还踹了我家大门一脚，撂下一句话：

“别以为你小子天生就是房东，你们他妈享不了几天福啦！”

这是咒语，更是预言。

果然，事过不久，我家的日子就艰难起来了。母亲就是从那时变成“败家子儿”的。在此之前，竟是姥姥，先放弃了房东身份，让外公的私宅变成了公房。

那是1956年，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公私合营”了，“社会主义改造”了。外公的四合院也在改造之列。

除了我家住的北房，南屋、东屋、西屋，包括北屋的耳房，都归了房管局。孙姥姥或王麻子都得向房管局交房钱了。

这并不是“没收”，是“赎买”。姥姥每月都能领回十七块三毛二来，而且能连领十年。

据说，这样一来，我家就没有剥削嫌疑了，干干净净，自食其力，全成了社会主义新人。

可同学们竟不这么看——相反，倒觉得我家不干净、可疑了。姥姥有点儿像地主婆了。外公……“哎，你外公哪儿来那么多钱？十来年不干活，光在家养胡子！”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外公不值得“显摆”了。再看看北墙上的像片……也倒是，穿马褂，戴眼镜，留胡子，颜色又越来越黄，是有点儿地主老财的意思。

我央告姥姥，让她把外公收起来。姥姥不干，只把外公挪到她住的厢房。正屋换上了毛主席像。

我又向姥姥追问钱的事儿。姥姥委屈了：“钱什么钱？房子就是钱，交公了！值点儿钱的物件儿也叫你们祸害了……你外公临走的时候，就嘴里含了块现大洋，要是连这也想送人，你们挖棺材去！”

我倒不是这么想的。没了房租。锅里的油星儿越来越少了，衣服的补丁越来越多了。尤其快小学毕业的时候，别说添件儿新衣服，我们连菜粥都喝不饱了……我是想，我就想：万一外公在哪儿还藏着点儿钱呢……

姥姥抱来两只老母鸡，希望它们能下几个蛋。在哪儿养？正好，窗户都是双层的，里面一层糊高丽纸，雕着花儿，排着图案……嗨，留一层也凑合了！我和哥哥把里面的一层卸下来，围了个鸡窝……枣红色的窗框很快溅满了鸡屎，又很快沤烂了。

母亲想买缝纫机，拿什么买？家里还有些瓷器，也和我摔碎的笔洗似的，烧上了乾隆或雍正的标志。放首饰的，盛点心的，插掸子的……哪儿还有首饰、点心？掸子也秃得没毛儿了，除非拔那两只老母鸡的。卖！能给孩子们扎扎补丁是真的！

姥姥话少了，再也不数落“败家子儿”了。她甚至自己去荣宝斋，卖一点儿细软，换一些柴米油盐。

1961年，我上初中之后，开始接受团组织的教育。联系人要我特别注意封建官僚家庭影响的潜移默化。

初中三年，四合院也又发生了变化。甬路消失了，好象谁家给蜂窝煤盖棚子，用了那些方砖……影壁不见了，据说本来木头就糟了，不如拆了当劈柴……雨天串门儿挨淋了，因为家家都把门窗推到了雨廊边儿，扩大了居住面积……下水暗道也堵了，后来的小孩儿倒还会叠小船儿，就是不知道怎么漂出去……

1964年，我上了高中，更加追求革命。学习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时，我突然发现：最最革命的，原来是王麻子。

高二那年搞“文化大革命”，我鱼目混珠，成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没有红色基因的凤毛麟角。我狂热或努力狂热地投身于“推翻”“横扫”“砸烂”“粉碎”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接连几个月没有沾家。后来，回去一看，我家的四合院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大门口，两座石礅砸得坑坑洼洼，上面的兽头模糊了；房檐儿上的瓦当抹了水泥，封盖了万字雕花儿；银杏树死了，死得莫名其妙；还有，我家就剩两间房了——这倒明白：另两间北房打了隔断，住进了一位工宣队长……更重要的变化是：外公的照片终于不见了，被姥姥压在了褥子底下……

外公的复出，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他重又回到北墙上，正对了房门和四合院。不过，再没有四合院了。这只是一个大杂院儿，各种临建小房挤着，连着，像葡萄怪胎。住户也大都换了，没人再认识墙上那个人。再说，姥姥也去了……

她会向外公检讨，还是告状呢？

1999年，我和哥哥来到福田公墓，为外公修整了坍塌的阴宅。我发现外公下葬时果然清贫：除了嘴里确实含了一块现大洋，只手上戴了一枚戒指；一个扳指儿。我们把外公的骨殖放进对扣的两个陶瓮中，重新安葬。然后，树一块石碑，用隶书刻上了两行大字：

身唯傲骨腰难折

胸有丹心项亦疆

2003年5月10日

（本文系作者“少年初识愁滋味——我的五六十年代”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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