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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2月1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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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历
原题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壮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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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丨孔捷生：没有余英时的年代，思想之光依然烛明
孔捷生，1952年生于广州，当过水乡插队知青、海南兵团知青、广州工厂工人。文革后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78年度、1979年度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1980年代末移居美国。
原题
没有余英时的年代
作者：孔捷生
没有余英时的年代，人们最好的纪念方式，是走进他开垦耕耘的田畴拾穗。余英时不曾远去。他走进历史，擎起烛火，历史楼阁的灯窗依次被点亮，那是思想之光。
一个人无法选择降生方式，却有可能选择告别世界的方式。余英时先生离去得如此从容优雅，使我的悲痛化为仰慕。余先生与老友疑似话别的最后通话，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前辈便在梦中圆寂。惟有臻达此等境界，才能淡定参透和穿越生死。
1990年初识余先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任访问学者。那时有好些大陆文化人浮桴于海，都是时代风暴中折翅失群的惊鸿。他们陆续聚拢於普林斯顿大学，我也在其中。万里飘萍搁浅于卡内基湖畔，纤弱根须探入陌生的土壤。那时我对将要开始的漫长异域生活毫无心理準备。如果没有余英时，大学就不会有此研究项目。命运扁舟若非在此间系缆，去国者将会更徬徨郁卒，其后的漂泊岁月极可能随波逐流，甚至沦为灵魂无依的畸零者。
那段日子苦涩之中的清甘，来自余英时先生对去国文化人的精神关怀。他在东亚系壮思堂给我们讲中华思想道统的流变、讲秦制、讲儒学源流、讲士的内心世界、讲《红楼梦》、讲胡适和陈寅恪……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消磨时间最多，胡适正是前任馆长。从胡适到余英时，自由思想“衣冠南渡”，在另一片土地再生，思想燧石的传承划出了历史弧度。
普林斯顿荏苒九年，俨然第二故乡。其间种种轶事，我不欲重复自己写过的文字，只想说几段私人记忆——
除了初到普林斯顿被邀到余家见面认识，我和余先生几无私人接触。及至我逐水草而居，迁往首都华盛顿，只写信告知前辈，并无登门辞行。再访余府，竟隔了多年，其时余英时已荣休。我这诗词后学素仰先生旧体诗功力深厚，便冒昧将拙作寄给先生。孰料很快收到回信，字里行间俨然诗友间的平等讨论，还附有他的几首手书七绝。
重登余府诚因诗缘，却不止於于。余先生和陈淑平两位前辈待人亲和真诚，关心我和家人迁居大华府之后的生活、工作。其后我多次登门拜访，话题海阔天空。余先生的学术殿堂，我无力窥探。本来汪精卫、陈寅恪的诗尚可一聊，但余先生“功夫在诗外”，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和《双照楼诗词稿》序文，都不是在谈诗本身，而透过变幻莫测的历史云烟，探究作者的幽微心理和时代投影。我不敢说能读懂余先生著作，至少这两篇是读懂了。
不过余先生说自己并非诗人，诗歌不是他的事业。好比他围棋段位很高，曾赢过友人林海峰九段半目，又写过多篇棋评，但围棋并未进入他精神世界的殿台。余先生始终不愿出版自己的诗集，亦缘于此。
余英时与来访的江铸久九段合影
回忆与前辈相对，多是说家常话人生。只有余先生能将家常话不着痕迹地聊出深意。老子所言的玄览是一种化境，“心居玄冥之处而览知万物”。我和余先生谈台湾之旅心得，感叹民风人情之淳厚，这一脉在中土已湮沦的文明，却在边陲得以延续。余先生说：“台湾民众没有革命记忆，连辛亥革命的记忆都没有。”
我又和前辈说起，来美几十年清贫淡泊，对利诱已不為所动。但文人常耐不住寂寞，要刷存在感，容易在看似不亏大节的事情上犯迷糊。余先生淡然一笑，说存在感不是想要就有的，他就希望人们忘掉自己。我由此悟出，不甘寂寞是一种文人欲望，不求闻达是一种哲贤境界。
余先生书房有一副对联“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这是余先生集苏东坡和陆游之句所撰，由他的岳父、教育家陈雪屏手书的。此联诠释了余英时的乡国观和“存在感”。他警惕强加给他的国家符号，诸如国学大师、国之瑰宝之类。余先生坚持自己不从属任何国家，他的学问思想也不囿于某国。
余英时既拒绝“国家”印绶，更蔑视权力的笼络。彼岸学界中人求见，宽慈德厚的余先生都以礼相待。但对与权力勾连甚至负有某种使命的来人，余先生凛然决绝。彼岸某大学校长访美时求见，先来电话：“我向组织汇报过，上面已经同意我来拜访您。”此言一出，电话即被挂断。带着任务的安徽潜山乡亲团前来游说，恳请余先生回乡看看。得到的回答是“我没有乡愁。”
前辈不恋乡土，“哪里有自由，就是我的故乡”。这种情怀深植于人性、人道、人本、普世价值。不知不觉，我已受到余先生“人之所至，根亦随之”的影响，和前辈聊家常，渐少话及故国，而对眼前安身立命之地的荣枯有了更多感情投入。
余先生文风来自私塾根底，古文与白话文切换自如，典雅大气，但他从不好为人师。余先生来函和赠我书法条幅，都用平辈称呼。回忆和余英时交谈，如果说前辈有过叮嘱，那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话他对我说了好几次，浅层理解是经济要自立，方能人格独立；深一层意思，人活得充实与否，是由自己所做之事来定义的。
我两年多前退休。余先生和淑平师母特地请我到普林斯顿上海菜馆“大千美食林”致贺——前辈将退休视为人生重要的进阶，他恭喜我终能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我有一次信口提到，将要去旧金山贺母亲九十寿辰。从普林斯顿回来没几天，就收到余先生手书贺卡，要我代为祝寿。我母亲只比余先生年长四岁而已，她收到贺卡，感动不已。今年春天，我岳父老音乐家孙慎以105岁高龄辞世，余先生和淑平师母寄来悼念卡。记得我曾对陈淑平前辈感慨道：余先生真有古人之风。师母正顏答道：“我们都是现代人，不是古人。”我猛省，余先生立世为人和治学著述的视界胸襟，并非都来自中华文化原生的价值。于我而言，西方文明的精髓，至今仍在补习。
余先生赠我《余英时回忆录》，读来彷彿闻到皖西大山气息、私塾墨香、大时代辚辚战车和弥漫硝烟，更触摸到历史榫接处的年轻读书人的心路。感触之余，我陆续写了几首诗，聊作读书札记。其中《剖蚌篇》为：“驽马驮经诩获麟，百年难涤后前尘。西潮涨汐谁珠砾，旧服遗绳自寡均。遽报云中边角急，尔来陇右驿烽频。陈胡旷士皆眠草，聒杀神鸦玉鼎新。”陈胡指陈独秀、胡适。
这一首是有感于《余英时回忆录》对来自西方某个主义流入中土的反思，先生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公”为善“私”为恶的儒家观念，在晚清对外来思潮产生误读而牵手。我读此章，生出一个文学比喻——对错八字的盲婚。
余先生看了这组诗说：“好了，到此为止。”这组读书札记我就再也没往下写。余先生不接受别人当面称赞，我这组回忆录读后感呈给先生，有当面称赞嫌疑，被先生阻止，在所当然。
记得某次我到访，客厅墙角放着一幅余先生画像，淑平前辈说，这是大陆一位画家凭照片画的肖像画，刚刚寄到。我觉得笔触传神，便用手机拍照。但后来多次拜访余府，再没见过此画。余先生不会悬挂的。
余英时肖像画
《余英时回忆录》关于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和美国哈佛的学术履痕，令我掩卷沉吟再三，却不再以诗咏之。我问何时能看到回忆录下卷？先生答：未必会写。他还拿出提纲给我看，这些时间事件人物的列表来自台湾一学人对余英时的口述访谈整理。先生说，下卷就是这些内容，但他再次强调，很可能不会写下去了。
我看了提纲不免感喟，当年这群去国文化人如惊弦唳雁，散入卡内基湖蓼花深处，普林斯顿好比精神锚地，各人心史都有一个坚牢的记事绳结，就是余英时。他拯救的不是流亡者肉身，而是灵魂。然而先生回顾此生，完全没把这当作值得记叙的事。余英时肩上承担着更大的道义和事业，乃至回忆录都得让位于这一使命。
虽则余英时回忆录已非个人叙事，这本身就是文化思想史重要一章。不过他已离我们而去。我母亲闻知余英时梦中仙去，第一反应是：“他真好福气。”老人家对生死的感悟自是不同。
余先生殮葬之事，外界无人知晓。淑平师母和女儿料理好一切，才向余英时的至交好友通报。这是先生家风，自己之事绝不打扰别人。于是想起某次我到访，听得余府的烟火预警器间歇低鸣，提示该换电池。此属举手之劳，但那装置在天花板，要踩椅子登高作业。我提出给换电池，两位前辈同声谢绝。
还有一次，淑平师母来电，她和余先生在《纽约时报》读到阎连科文章，让我推荐几本他的书。我将阎连科的《丁庄梦》捎给余先生和师母，又力荐《我与父辈》。阎连科笔下生息于中原的父老乡亲，精神血脉是中国乡土原生文化的延续与扭曲。我特别关注书中农民命运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是受到余先生著作的影响。世间所有的故事与人，其实都有文化宿命之烙印。我说，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有我一位朋友，她家近傍余府，可请她借出此书给前辈送来。余先生当即谢绝，而且很郑重地对我说，他“不会让别人为我做任何事。”这就是余英时。
此前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在没有胡适的年代，我们有余英时。”现在没有余英时的年代开始了，中华文化的托命者骑鹤西去，没有余英时的年代何时才有大师降世？自陈寅恪之后，中华文明已在中土注入另一河谷。没有自由思想，就没有余英时，他只能在另一片土地上开宗立说。
以我所了解的余先生和淑平师母，络绎謁灵者惊扰余家陵墓，非他们所愿。没有余英时的年代，人们最好的纪念方式，是走进他开垦耕耘的田畴拾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英时不曾远去。他走进历史，擎起烛火，历史楼阁的灯窗依次被点亮，那是思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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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