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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丨孔捷生：美国铁案，傲慢权力的耻辱之败
孔捷生，1952年生于广州，当过水乡插队知青、海南兵团知青、广州工厂工人。文革后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78年度、1979年度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1980年代末移居美国。
原题
美国铁案
1952年是我出生之年，此前发生的事，于我都是“史前记忆”。
这一年新中国开始“三反五反”、上甘岭战役打响。以广角史观，这些事件跨度很短，却贯穿许多人的一生，乃至铸锻了国家站立的姿态。
而那于我也是史前记忆，本年底我才出生，此时艾森豪威尔已赢得大选。故而杜鲁门总统于我亦属史前人物，他的篇章完结，我的人生才启始。
战争改变了许多法则，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他的最后一届任期是杜鲁门任副总统。罗斯福与杜鲁门关系疏远，单独见面只有两次。罗斯福第四届任期仅82天便去世，杜鲁门继任才被告知美国拥有原子弹。
这个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政治家，一不留神被权杖砸在肩上。用杜鲁门的话，“我的感觉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坠落到我身上！”
下面的故事却告诉人们，什么法则是战争也不能改变的。1952年，志愿军正筹备最后一波攻势——金城战役。
就在此时，美国钢铁业劳资纠纷白热化，联邦政府介入调解无果，全国钢铁工厂工会拟发动大罢工。
杜鲁门将纠纷交由联邦工资稳定局（Federal Wage Stabilization Board）研判，得出结论是工会索求过甚。
杜鲁门认定战时钢铁业罢工危害国家安全，便诉诸强硬手段。4月8日，总统在电台宣布决定，由商业部长索耶全面接管各地重要钢铁工厂。
这是国家意志掌控民营企业的典型。杜鲁门《总统行政命令10340号》才公布15分钟，即被告上联邦法庭，这就是《杨斯敦铁工厂诉索耶案》。
此案迅速发酵，如同面团拱起蒸笼屉，但当事双方都被嘶嘶蒸汽模糊了视线。
此案核心不再是劳资纠纷，而演变成美国司法史上总统挑战《宪法第五修正案》，以及民间挑战总统行政命令的首宗案件。
一句话，就是公权与民权对决。
此时，相持不下的劳资均有微妙心理变化。
业主唯恐工厂被充公，工会忌惮政府接管后工人工资将被冻结。两造既希望这会迫使对方让步，又都峻拒政府接管。
于是钢铁工厂律师团队紧急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总统将工厂充公。
法官巴斯甸安本人拥有萨隆铁工厂股权，有利益冲突，不便接案。但他深知此案非同小可，当即排定次日开庭聆讯。
法院轮签交由霍尔佐夫法官审理。而霍尔佐夫任联邦法官是由杜鲁门提名，又因利益冲突而回避，遂改由潘尼法官(David Pine)审理。
历史书写者通常称为天选之子。天选其实是偶然机遇，如同城堞哨兵，本非当值，只是替班。他望见远方山梁升起尘头，便果断点燃烽火示警，此举决定了国族命运。潘尼就是这个哨兵。
这个春天，朝鲜半岛与华盛顿都异常寒冷。华府樱花瑟缩于枝头迟迟不绽放，惟此案热度燃爆全美。
开庭聆讯，全国钢铁工厂与工会两边律师团队倾巢而出。而代表美国政府出庭的只是助理司法部长鲍德里奇，显然白宫自认胜券在握。
听证会上劳资方双方律师起点也不高，均有一叶障目之嫌。劳方论证加薪合理性；资方力辩一旦被政府充公，大家都是输家。
潘尼法官听得索然无味，便打断辩论，要求双方撇开劳资冲突，聚焦到宪法原则。工会律师团茅塞顿开，顿时抖擞起来。毫无准备的鲍德里奇却阵脚大乱。
法理精髓不在案情之来龙去脉，它就在细节之中，庭辩对答的分量胜过故事本身。实录几段——
潘尼：你坚称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拥有无限权力？
鲍德里奇：如有需要，总统可以如此。
潘尼：如果是在紧急状态下， 总统权力就没有限制？
鲍德里奇：按逻辑推理那是事实。只有两种对总统行政特权的约束：一是选票二是弹劾。
潘尼：你凭什么觉得总统有权接管全国钢铁厂？
鲍德里奇：在紧急战时，总统拥有无限行政权力，可下令接管任何企业，无人有权干预。只有总统有权决定何时为紧急状态，法院无权过问。
潘尼：问题是现在国会并没有宣战。
鲍德里奇登时语塞。美国理论上是按联合国决议参加韩战，却一直未经国会讨论批准。
潘尼进而逼问：如果阁下房子也被总统下令充公，你是否还认为法庭无权介入？
鲍德里奇：总统是可以那样做的。
潘尼：如果总统命令商业部长索耶先生把你也关押起来，你是否还认为法院无权介入，甚至连人身保护令也不能签发？
鲍德里奇：如果有可以保护我的法规，我当然愿意接受。
潘尼：什么法规可以保护你？
鲍德里奇：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潘尼：假使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法院是否无权查证其紧急状态是否属实？
鲍德里奇：正是如此。
潘尼：这种总统特权的法理是什么？
鲍德里奇：来自宪法第二条第一、第二和第三款。我们先贤制定这条宪法，限制了立法权力，也限制了司法权力，但并没有限制行政的权力。
堂堂司法部官员竟如此亵渎宪法，令潘尼法官惊骇至极。他追问：“举案例证明。” 鲍德里奇答不上来。潘尼怒容满脸，当即宣布退庭。
大戏舞台需要这类人物来烘托。他出场时深信手握宇宙真理，用庄重凛然的口吻念出近乎插科打诨的台词，反能彰显戏剧主题之深刻。
司法部助理副部长违背宪法常识的言论，热爆各大媒体。连白宫新闻秘书都奉命出来澄清：“鲍德里奇的观点不代表本政府。”
代表政府出庭的官员不代表政府，试问他代表谁？很快就知道，此非愚蠢失言，他秉承的是顶层权力意旨。
杜鲁门现身说法了，1952年4月17日。
记者提问：“如果总统有权充公民营铁工厂，这种权力是否可以延伸到接管报纸或电视电台？”
杜鲁门慨然作答：“按照同一情况推理，只要对国家有利，总统有权如此处理。”
记者再问：“为什么不要求国会立法，来实施你的决策？”
杜鲁门说：“不需要。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本来就拥有这种权力，没有任何人能将此权从总统那里夺走。”
权力的傲慢令舆论大哗。次日《纽约时报》批评：“总统的意思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他有权充公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民营事业。”
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班达更直接提出弹劾动议：“我不相信美国人民能够容忍总统打着国家紧急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去接管民营企业、新闻媒体或大小生意。”
杜鲁门犯了什么天条？
美国宪法订立时，先贤们担心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总统成为无冕国王。于是强烈要求增加保障个人权利与地方权利的条款。
反对者则认为，列明之危害，在于未列明的人民权利就会被认为不存在。
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意在限制政府权力和防止出现中央集权。
《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斐逊为打破僵局，提出：“如果我们没法保证自己所有的权利，那就保障那些能够保证的吧。”于是各方通力合作，通过了十条宪法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概括如下——
第一条：国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人民拥有言论、宗教、出版、集会与请愿的权利；
第二条：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第三条：人民拥有拒绝军人入住民宅的权利；
第四条：人民拥有不被司法机构无理搜索身体、财产与住家的权利；
第五条：人民拥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自证其罪，不得征用私人土地、财产、住家的权利；
第六条：人民拥有律师辩护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第七条：人民拥有民事财产纠纷（超过20美元；现在是75000元）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第八条：人民拥有不被索取过高保释金、过重罚款，和不受残酷及不当惩罚的权利；
第九条：本宪法不得解释为忽略和否定人民拥有目前尚未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
第十条：本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未禁止的州权，人民和各州政府拥有保留和行使的权利（这条意即申明联邦主义原则，人民和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附庸）。
这十条《权利法案》，都旨在限制权力泛滥，堪称立国圭臬。私人财产是所有权利的根基，不得用国家、信仰又或任何宏大崇高的名义去剥夺私产。
150年后，惊见第一个总统践踏宪法，他就是杜鲁门。
1952年4月29日，潘尼法官判决：“宪法并没有授权总统拥有充公私人企业的权力。国会亦从未有过类似授权法律。政府并没有达到宪法第二条所规定的紧急情况。”
“所谓司法无权介入，在我看来，正是宪法约束政府权力的法理所在。因此，我认为被告的充公行为是非法的。”
“没人可以挑战总统处理国家危机的权力，但总统行政命令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总统无权越过宪法下令充公民营企业。”
判决出来，全国钢铁工厂工会当即宣布大罢工。而联邦政府也立刻上诉最高法院，并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罢工。
如果说民权已给公权套上了笼头，就只差一条勒住笼头的缰绳了。
案件注定要在更高殿堂一锤定音，成为镌刻国家彝鼎的终极法典。
1952年5月12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
外间均预测官胜民败，毕竟九位大法官几乎都是罗斯福总统时期任命的。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不敢怠慢，派出司法部长珀尔曼领衔。
他有备而来，宗卷共有175页证据与案例，力证独立战争、1812年英美战争、南北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多次在国家紧急名义下，充公民营企业。
特别是林肯，他直接用总统行政命令解放黑奴，没收民营电报公司与铁路局；马里兰州虽未参加南方联盟，但该州蓄奴，又是南北战事边界，为国家安全计，林肯总统下令拘捕马里兰州官员。珀尔曼称：“本人从未听过有任何司法机构认为那是非法行为。”
钢铁厂业主与工会搁置利益争拗，结成临时同盟对抗政府。这是七个最大钢铁企业的联合诉讼，代表全美五十个钢铁厂，聘请的都是顶尖律师。
庭辩最出彩的戴维斯大律师，是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他曾于1920年代初竞选过美国总统。他出生于蓄奴州，却是唯一敢公开谴责三K党的南方政治家，导致自己失去蓄奴州选票而惜败给另一总统候选人柯立芝。
最高法院开始聆讯，其他律师都在引经据典，纠缠细则，被大法官一再打断。
司法部长珀尔曼的说辞也多次被驳回——独立战争、第二次英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不适用于未经国会宣战的对外战争；
南北内战时交战州的电报公司、铁路局涉嫌被利用通敌，被林肯总统没收。
而无论何种情况，钢铁厂业主、争取权益的工人都不是国家敌人。
轮到戴维斯作辩，他高屋建瓴，雄辩滔滔，光芒笼罩全场。庭辩规限五小时，他一个人就占了87分钟，其间仅被打断一次，九大法官都敛息静听。
戴维斯以清晰法理与大量判例直指杜鲁门总统“篡夺宪法”。
在不同的地域邦国，对法理或会有不同认知，但基本常识应该是一样的。
“没有国哪有家”及“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一种价值判断。
先有家后有国，这是文明发展史常识。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这是物理常识。
在笃信“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地方，常识却被价值判断压倒。
而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挂在嘴边说的，这是不可撼动的大道理。
《独立宣言》写明，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杜鲁门的总统行政命令，正是践踏人民权利的危险一步。
二战中的1942年，盟军战局晦暗不明，便发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以期逆转形势。
正在往岛上运输紧急物资之际，新西兰码头工人却在大罢工。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得不自行搬运装卸，个个疲惫不堪，战役因此延后一周。
新西兰正是参战盟国，事关国运安危，政府并没有拘捕罢工者。军队浴血奋战，为的不就是捍卫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戴维斯大律师所言，本案内核是总统以权力凌驾宪法。它对国运的意义，远比韩战胜败重要得多。
整个美国都摒息等待结果。两周后，最高法院终极裁决出来了，6:3维持联邦法庭原判，美国政府败诉。
略去高院裁决书和联邦法庭潘尼法官重合的部分，列出若干精华，这是法治精神之光——
“本庭考虑要点：一是决定总统是否拥有此等权力，远比是否维持禁制令更重要；二是这种国家接管行为是否宪法所授予。
美国没有任何法律允许总统剥夺民营企业。国会也没有支持或暗示总统可以如此操作。没有任何国会立法允许用政府接管来解决劳资纠纷。在宪法框架下，总统如此行事，他是在自行立法。
政府提出几件战争期间的案例，最高法院不予采信。三军统帅没有为保证生产就充公民营企业的权力。国家紧急情况并不能衍生权力。
1787年通过宪法分散权力，并非为提高效率，而是杜绝专制暴君产生，保障人民不被独裁祸害。”
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杜鲁门立即下令派驻各大钢铁厂的政府人员撤出，管理权交还业主。
钢铁厂劳资短暂的“吴蜀联盟”使命结束，相争重启。大罢工坚持50天，直至劳资达成提高时薪协议才结束。
史上第一宗总统逾越宪法的巨案，权力落败了；第一宗司法抗衡总统行政命令的巨案，法律胜利了。
这个案例成为美国法典准绳，也是勒住权力的结实缰绳。
即便桀骜不驯的特朗普总统，他矢志“让美国重新伟大”，力促海外企业回归本土，却也不敢以行政命令逼人就范。
事过之后境亦迁，那个废柴衙门联邦工资稳定局被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撤销。
杜鲁门卸任总统时民望跌到22%，比后来面临弹劾仓皇辞职的尼克松更低。
除却此案，杜鲁门余生绝口不提的还有原子弹，那已成难解心结。
顺便一提，“抗美援朝”时被斥为战争贩子的杜鲁门，于对日作战末期使用原子弹之举，偏偏在中国民众中获得最多认可，其间复杂心理不必细论。
然而，当历史尘埃飘散，杜鲁门声望渐渐回升。转折点是水门事件，这桩共和党丑闻，令民主党杜鲁门连年民调均进入前十名，最高是2009年CNN民调排行列第五。
只缘除了开国先贤华盛顿，最清廉的总统就是杜鲁门。
离开白宫的总统都是净身出户。杜鲁门毕生穷困，连大学都未读完。他年轻时借贷投资，血本无归；与朋友合开洗衣店，生意又告失败。他拒绝申请破产保护，宁可长债长还。直到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债务仍未还清。
杜鲁门卸任总统回密苏里州定居，唯一经济来源是陆军退役时每月112元退休金。他不得不用未来回忆录版权费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以帮补生活。
回忆录出版，以67万元一次性卖断，缴交75%个人所得税，支付助理薪水后，仅剩37500元。
归隐老家后，费城预备役军官协会请杜鲁门演讲，他谢绝车马费和出场费，与老妻开车前往。高速公路令这对老人发怵，遂被警察截停，违章理由不是超速而是太慢，妨碍交通。
尽管多家大公司聘请杜鲁门为顾问，年薪十万，却被断然拒绝。
他表示：“他们需要的不是杜鲁门，而是前美国总统这块招牌，美国总统头衔是不出卖的。我永远不会用它来交换金钱或物质。”
1958年国会通过法案，每年补贴卸任总统25000元生活费，以保障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因杜鲁门而起。
1972年，毁誉参半的杜鲁门过完最后一个圣诞节，翌日去世。唯一在世的卸任总统约翰逊出席葬礼。
不管历史如何评价杜鲁门，都绕不过钢铁厂充公案。笃信国家意志压倒一切的权力者，并不由杜鲁门始，也不以由他而终，却都挣脱不了法律缰绳。
当下特朗普是何等人物，并不由他自己来评定。自以为能决定历史的人，其实都被历史决定着。
于是想到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连任两届后归隐。曾有拥戴者劝进，请他终身执政，被峻拒。
华盛顿与乾隆皇帝同年去世。后者是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却终究没能“再活五百年”。
今人说起乾隆，联想到的是一个远去的王朝。反观华盛顿并不那么遥远，而是仍具深远影响的现代人物。
建造国家如同建造大厦，不同楼宇各有形状是自然的。人们最易想到的是材质不同，其实更大差异在于大厦为谁而建。人类至今至今在思索。
孔捷生专列
孔捷生：走进美国法庭，
我的陪审员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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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财新周刊》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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