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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丨孔捷生:​一代人的喉咙与歌声,他们的激情并不遥远

孔捷生 新三届 2021-09-06



作家简历


孔捷生,1952年生于广州,当过水乡插队知青、海南兵团知青、广州工厂工人。文革后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78年度、1979年度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1980年代末移居美国。


原题

一代人的喉咙与歌声





作者:孔捷生



不知怎去写这群人,和他们不但隔了一个时代,还隔着攀援青藤的藩篱。细数文化大树的繁枝绿叶,文学叶脉最形象,而音乐叶脉最抽象。就像同一星系互相辉映的星辰,却各有轨迹。


那是一群老音乐家,并非我认识的刘索拉、瞿小松、谭盾,尽管这几位也开始老了。我要写的是冼星海、聂耳那一代。成长于21世纪的中国人,会觉得那些名字是浮雕与碑刻,被朝圣者抚挲得锃亮生光,俨然现代音乐宗祠的长明灯。


然而,故国记忆停留在20世纪的我,冼星海、聂耳的背影并没那么遥远。他们的同代人还在行走与呼吸,其中一位是我岳父孙慎,他于2021年春以105岁高龄辞世,化为那一辈音乐家最后的背影。他的《救亡进行曲》曾是大时代的呐喊,如血潮涨满民族的喉咙。那群音乐人的歌声已成为国家叙事。然而,从动荡青春和烽火年代振翅而起的旋律,1949年后已泯然乐坛,化为革命猛禽翼展下飘零坠落的羽毛。


无论写哪个年代的音乐人,我都不是合适人选,不谙音乐的我,只能绕过天书乩文的五线谱,从文学随笔入手,写下若干素描片段。


作者岳父孙慎(1916年-2021年)


冻原苔衣下的甘泉


如同木棉飞絮北飘,一介南陲青年被异地恋驱使,我来到两千公里外的北京和平里。这段感情疑似忽涨忽落的青春潮汐,没人看好。然而,生活中总有另类故事发生,故事书写者就是反世俗的逆行者。


那是1976年,天下无爱无性,誓言进行到底的是一场浩大折腾。在文化极度荒芜的年头,和平里俨然冻原苔衣下的清冽泉眼。我听到东邻西舍在练琵琶、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各种乐韵此起彼伏,楼下有一把女腔在唱《挂红灯》《赶牲灵》,透着黄土高原的高亢苍凉。


这里是文化单位宿舍(宿舍是供给制独有名词)集中地,中央乐团就在和平里。女友之父是音乐家孙慎,文革前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而文革覆巢之下,音协已不复存在,音乐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并入人民出版社。这是那个年头的烙印徽记——既无音乐也无文学。其实那个宏大词语“人民”,亦非真实存在,只是更宏大愿景里的耀眼色斑。


那时我未迈入文学门槛,音乐更不沾边。女友是返城知青,我这琼崖知青返城后成了工人。恋人瞳仁有一种燃烧感,除却彼此装不下别的映像,我在女友家见过一些音乐家,却不晓得他们的重量。


这场异地恋于1980年修成正果。此时我的身份已是青年作家,正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婚礼是讲习所张罗的,由同学蒋子龙、叶文玲迎亲;婚礼伴娘是上海学员王安忆,伴郎是北京学员瞿小伟。


那时我初履文化界,与音乐依然隔膜。回想起来,在岳父家见过次数最多的几位音乐家是吕骥、周巍峙、李凌、严良堃、瞿希贤。后三位都是中央乐团的,就住在和平里。


摄于1953年匈牙利音乐节,左二瞿希贤、左四孙慎


吕骥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者。他个子瘦小,不显山不显水,就像路人甲。吕骥和岳父渊源很深。我不熟悉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只觉得吕骥平易朴实,待人亲和。


李凌、严良堃是中央乐团前后两任团长。严良堃温文尔雅,说话柔声细气,我对他记忆浅淡。李凌一口广东口音,听着亲切。李凌声音洪亮,谈吐奔放。只要他到访,一屋空气为之振动,就像撞响青铜编钟。


隔行如隔山,我从未留意过他们谈些什么。凭一瞥之间的印象,觉得豪爽的李凌和优雅的瞿希贤最具艺术气质;吕骥最贴近凡人;最像个人物的是周巍峙,他坐相庄严,不语自威。我后来始知,谈恋爱时在和平里听到楼下的陕北民歌,来自与郭兰英、王昆、才旦卓玛同辈的歌唱家杜锦玉,她是陕西米脂人。


在岳父家我还见过赵沨(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冼星海遗孀钱韵玲来访,我没遇上。我妻子在知青年代曾去杭州玩,就住她家。聂耳没有后人,我认识聂耳侄女聂丽华,她为我的电影《南方的岸》作曲。


摄于1978年,右起孙慎、贺绿汀、吕骥、农民音乐家史掌元


烽火年代的民族嘶吼


活在当下的人,很难想象另一时空的先辈心路,那种艰危超乎战乱、流离、饥饿,白骨,竟是被亡国灭种魔掌扼住喉咙的窒息感。而挣脱彻骨恐惧冲出喉咙的歌声,就成了整个国族的嘶吼。


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写于1935年;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写于1936年初。这两首姐妹篇同为时代最强音,迄今海峡两岸抗战老兵张口就能唱,早已成了国民记忆。孙慎写此曲时才20岁,和聂耳23岁写出《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全凭家国情怀和青春热血谱写而成。


孙慎写过反映家乡(浙江镇海)盐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是吕骥引领他走进音乐之门,先加入业余合唱团,后加入“词曲作者联谊会”。孙慎就此认识了安娥、塞克、关露、沙梅、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刘雪庵、张曙等人。与孙慎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有周巍峙、麦新、吉联抗、孟波。这些名字本身就是现代音乐史的巍峨山脉与浩淼水系。


摄于1985年,右起孙慎、吕骥、李凌、赵沨


1936年日寇铁蹄已越过长城,《救亡进行曲》唱响全中国,次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和当下键盘爱国侠不同,那个年代的爱国者坐言起行,共赴国难。孙慎和一群年轻文化人参加了战地服务队,隶属张发奎第八集团军。队长是著名教育家钱亦石,即冼星海之妻钱韵玲的父亲。


国共合作抗日有协议,都不在对方军中发展党组织。事实上有一方并没遵守,周恩来指示在第八集团军成立地下特别支部。第一任特支书记是张发奎的上校机要秘书左洪涛;第二任书记是刘田夫(中共建政后任广东省长);第三任书记是长官部少校孙慎。这个特支发展麦新(《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词曲作者)、吉联抗(抗战歌曲《九月的夜》作曲)为秘密党员。


武汉会战后,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共地下特支也随军部转到韶关,后又移到柳州。这座古城其时聚集众多文化菁英,从街头到戏台都飞扬热血歌声和抗战戏剧。孙慎这期间创作了《游击歌》《募寒衣》《春耕歌》《大家看》《我们是民族小英豪》等抗战歌曲。



抗战后期,特支秘密发展四战区正副参谋长吴石、陈宝仓入党。这两位中将后随国府败退台湾继续潜伏,因变节者泄露其身份,1950年双双被枪决。内地大热电视剧《潜伏》,据说主角“余则成”的原型正是吴石。


激荡历史的记事绳结,由无数个人记忆编织而成。柳州窑埠街实验小学主要招收四战区军部子弟,校长郑黎亚是中共特支第四任书记。张发奎的养子养女,还有吴石、陈宝仓的女儿都在此读书,而我父亲是这所小学的教员。


孙慎在上海时的地下党单线联系人是歌影双栖明星李丽莲。她是香港作家李怡的姑姑。李丽莲先嫁给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后嫁欧阳山尊。《救亡进行曲》作词周钢鸣,是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周蜜蜜之父,而周蜜蜜嫁给我的好友罗海星。周钢鸣遗孀、作家黄庆云是我的广州邻居。不同年代的不同故事的线头,连结出这条命运链。


《救亡进行曲》(作词周钢鸣、作曲孙慎)后来成为电影《青春之歌》插曲


我这辈人的音乐盲区


我的生活相册里作家图像最丰富,音乐家最单薄。只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而我这辈最尴尬,超强政治符号如同火漆封住记忆。斗转星移之后,萦绕脑际的歌没几首值得珍存。


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孙慎、周巍峙、李凌那辈人,已把最强音留给自己的时代。我见过的音乐家,只有瞿希贤与我的成长期有关联。瞿希贤秀丽文雅,才气逼人,惟叹生不逢时,音乐天赋被导入意识形态河床。我记得读小学时唱她胸怀世界革命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宣扬阶级斗争史观的《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瞿希贤创作的旋律很美,但要剥离政治DNA去欣赏这种美,无异自欺欺人。瞿希贤在文革坐牢多年,度过劫厄后,她坚持在自己作品演唱会节目单剔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痛切自省:“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有负罪感!”


胡松华演唱《牧歌》(填词海默、编曲瞿希贤)


狂澜卷起的浪花,再喧哗也不过是水沫,退潮后沉淀的沙粒却是石英晶体。今人记住的是瞿希贤编曲的合唱经典《牧歌》和《乌苏里船歌》。她对和声的把握独步乐坛,中国许多精华合唱作品,都来自她的编曲创作。如《天伦歌》《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你到天明》。可叹这些歌声要等到冰消雪融才能倾情聆听。


说起来,喧嚣年代的某些歌曲,单论旋律并非没有动听之处,却因彼时的音乐先天重度污染,非得有政治包装才能面世。我的琼崖知青老友、小提琴家何东,他创作的《黎家节日》是1970年代稀有的小提琴叙事曲,当时不得不冠上《黎家代表上北京》的政治化标题。


《在北京的金山上》改编自藏族民歌,旋律怎能不好听?及至后文革世情翻覆,前朝残鳞败甲被剥离,优美音符摆脱政治符咒而重生。包括《在北京的金山上》,领袖崇拜的歌词被剔除,回归雪域民谣浑金璞玉的风貌。


孰料钟摆又往回摇荡,红歌满街满巷,颂圣感恩和偶像崇拜的糟粕又被塞回老躯壳,《黎家节日》又改回旧称《黎家代表上北京》。瞿希贤的《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被编成广场舞,大叔大婶齐齐忆苦思甜,将阶级斗争话语化为充满仇恨的肢体语言……历史不停被涂改。


朱逢博演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桦作词、瞿希贤作曲


化为岩画的光阴


我本无资格谈论音乐,事缘岳父孙慎成为那代音乐人最后的逝者,勾起了几许回忆。另要补上一笔,孙慎传世之作《救亡进行曲》之外,还有一首名作《民主是哪样》,1947年响遍国统区,反内战反独裁的青衿学子众口相传。新中国建政,此曲不复闻。


进步文化人并非职业革命家,我坚信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孙慎、李凌那一群音乐家真心追求民主自由。发人深思的是,他们在1949年后都无作品传世,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完了自己这代人该做的事。我本人亦如是,从后文革到整个1980年代,短短十年已写出一生该写的小说,我的文坛履痕,正是那个年代的辙印。


还要补上另一笔,1980年代末那个昼夜,我和妻子住家位置处于时代风暴眼。亲历种种。妻子回娘家,关起门对父亲垂泪私语,我从未见过岳父神色那样痛苦阴沉。其后我移居美国,再往后是三十余年光阴,所有记忆都沉积为石壁上的岩画。岳父孙慎没有解开的心结,我们所有人都深藏着,即便苍苔渐渐填满岩画中的刻凿凹痕,它依然在,宛如岩石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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