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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丨成小秦：杨树达与毛泽东交往二三事
尊前谈笑人依旧？
——重读《积微翁回忆录》杂感
作者：成小秦
杨树达先生（1885年~1956年），湖南长沙人，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两朝院士（学部委员）。生前为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史馆馆长
近读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先生《积微翁读书记》，内容计十一种，关于《尚书》《吕氏春秋》、说文求是及声训杂记等，胜义纷披，须细读或可理解。想起数年前所读《积微翁回忆录》，遂找出重读。
遇夫先生回忆录据其日记撰述，自序谓：“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读书。心有所得，则笔之于书，以为至乐。”因此，每日所记多为札记，间或记录经历，其中，与毛泽东交往，以及学界逸闻，颇具史料价值。
先生早年日记甚简，1919年仅数百字，言及“驱张运动”，寥寥数笔：“湘省督军张敬尧行为不法，藐视教育。学界人人愤慨，发起驱张运动，推举余及罗教铎为入京代表。十一月，余偕罗君入京，到国务院请愿，当局不顾也。”未提公民代表毛泽东。半载后，“张敬尧由湘出走，余返里。”
三十年后，日记首次提及毛，“遇陈友古。见告有人在香港见章行严，行严极道毛泽东之贤云。”（1949年5月19日）鼎革之际，先生慨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连日报端记载甚详。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1949年9月21日）
先生毕生致力朴学，自言“余性不喜谈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时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亦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昔年在京，往复论学之人有喜谈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大错之人如陈独秀者，与余虽未谋一面，然以讨论文字学之故，亦曾有书札往还。此等皆属学问上之因缘，与政治绝无关涉也。虑或误解，聊复言之。”
毛泽东批示符定一函
话虽如此，先生面对政治，仍不免放言：李肖聃（李淑一之父）来谈退押事。见告：京中设文史研究馆，乡人某（符定一）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庭、羞天下之士矣！（1950年12月8日）
先生对士人从政向有微词，如评吴检斋（太炎门下士、法学家）：“今日劳动节，八点半到球场。干事宣告年老及有病者不必游行，余遂退出。谭丕模今日告余：吴检斋后来之左倾，乃由于钱玄同夺其师大国文系主任所激成。意谓钱以五四运动之新为标榜，我当以左倾之新胜钱也。丕模为检斋《文史》杂志时同志，故知其用心如此。骆紹宾言：‘章行严长司法部时，检斋曾请太炎缄行严谋升司长。’检斋治学笃实，不愧其乡先辈，而热中仕宦，汲汲于名位如此，视程瑶田辈有愧色矣。倭寇难作，检斋自以倾左，恇怯不安，发病而死。名位之害人其甚如此。”（1952年5月1日）
1953年1月14日，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聘书来，先生无奈而言：当事以余从事学业，故有此举。以此意甚善，不能负之。设馆旨在养老，无研究之实。事务均由副馆长方叔章负责，故勉任之也。
先生终生沉潜学问，勤于著述，巍然成“一代儒宗”（陈寅恪语），其甲骨金文学造诣颇深，1942年撰《小学金石论丛续稿》，12月13日记：前以近著叙跋若干篇寄陈寅恪求教，并请为《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撰序。连日得其先后二覆书。云：“承示金文跋尾，读之钦佩至极。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字、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嘱为大作撰序，为此生之荣幸。他年贱名得附以传，乃公之厚赐也。”良友奖藉，令人感愧。其执词谦退，尤令人惶悚之至。
翌年1月18日记：陈寅恪寄为余撰《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来。大意言“长于金石者必深研经史之人”。又言“百年来湖湘人士多以功名自见于世，而先生设教三十年，寂寞勤苦，著书高数尺，为海内外学术之林所传诵。不假时会毫毛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云云。挚友慰藉穷愁，不惜过加奖藉，殊可感也！
1921年6月4日，杨树达和夫人补照结婚照
后寅恪先生《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因故未用，1951年，遇夫先生著《积微居金文说》，考释青铜器铭文三百一十四。6月20日记：陈寅恪前为余序《小学金石论丛续稿》，颇赞余《金文说》之美。余今取《金文说》别行，拟仍取其冠卷首。如此，文字不能无所改易。前日书与寅恪商之。今日得复，允将文中书名更改。并云“《杜诗说》极精，汉圣之名，真不虚也。”此其复余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者。过誉，令人愧煞！
7月14日：胡厚宣函告，李亚农于《金文说》审查已讫。8月8日：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书，告《金文说》已由所议决，作为《考古学专刊》第一种出版。
9月5日：考古所书告，《金文说》当铅印横行，编译局不允酬金，所中当设法。且问是否须酬金解决后始付印。余复书谓酬金难办，不必勉强。书可速印，请用直行。编译局不允酬金，疑重理轻文之结果也。
10月12日：考古所来书言，拟向编译局交涉，印余《金文说》五百部，赠余五十部。问能否同意。复书“同意”。余意以书出版为主，金钱事不深计较也。11月29日，遇夫先生将《金文说》校讫，寄还考古所。
然而，《积微居金文说》出版一再拖延，1952年3月15日，先生记：去岁科学院允为余出版《金文说》而不肯致酬，与其所布图书刊行办法矛盾。二月间，三反开始。余贻书质问是否官僚主义。今日得复，不肯直承前错，但云“今年刊稿一律致酬，尊稿不成问题”云云。此事金钱事小，而保持院信事大也。
5月2日，编译局来书言：《积微居金文说》序文经研究后，陈寅恪序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思泊序无刊登之必要，自序可保留云。
1948年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杨树达先生三排左一
寅恪先生序“立场观点”有何问题？附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如下，读者自可判断。
遇夫先生操心《金文说》出版之时，忽见“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甲文耤字像两手持耒，渠说为两脚舞耒。又引《左传班固》注，不知此注从何而来，因草一文质问之。”（1951年7月1日）
杨树达《金文》(局部)
8月19日，李鹤鸣（李达，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来，言已将余纠杨荣国之文字示荣国，并令其自行检举向读者道歉，并致谢余之纠正。余言：“杨学力不任教授，未知君意如何？”李答云：“是不妥当。”余言：“似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免其贻误后一代青年。”余又问其有困难何在，李不言。余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号召为此言，李不能用，则余之责任已尽矣。
1950年代初，冯友兰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自此，士人争相检讨，至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声势日大，遇夫先生记：“阅《光明日报》载陈援庵自我检讨，颇深刻。”（1952年4月1日）
先生乃纯粹学者，如其尝言“向不明政治”，思想改造之际，还一言献天聪：前因杨荣国事上书毛主席，后因唐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沦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8年2月18日，跳楼自杀）告余，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今日得覆书云：“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此覆，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二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5月22日记）
杨树达《金文》(局部)
7月19日，先生引用新词记：“湖大思想改造运动，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2日，先生“始草自我检讨书。”8月3日，“自我检讨书十日来屡次修改，今日始定稿。”
8月4日：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生平最大之错误，为应日本人之请续修《四库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丧失民族立场，最可痛恨。次之则反对学生运动（抗日运动除外）。李毓尧长湖大，学生反对，余竟为李缓颊。及军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学生，则事已无及矣。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者。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杨树达《金文》(局部)
10月9日，先生愤言：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词，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谭丕模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第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2年秋，《积微居金文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自序谓：余于一九四0年岁杪始专治彝铭，时避倭寇之难，僻处湘西，群书不备，虽偶有造述，未敢示人，聊以自遣而已。旋以书缺，弃不复治。一九四二年春，大病几死，夏秋病已，重理兹业，到今十年，中闲难以旁治甲骨经典，时有作辍，然十年之中耗于此事者，日月为独多焉。平生喜为经史诸子校勘之学，私独好高邮王氏所著书，叹为绝业。近代学人虽复力求踵武，亦步亦趋，然谨严审核，未能逮也。彝铭之学，用在考史，不惟文字，然字有不识，义有不究，而矜言考史，有如筑层台于大漠，几何其不败也！余受性椎鲁，不自揣量，妄欲用王氏校书之法治彝铭，每释一器，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中年的杨树达先生
12月6日，遇夫先生寄书并函告陈序删汰，寅恪先生回复：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病，恐无相见之日，如何如何！专此奉复，敬请道安！
次年1月2日，寅恪先生致函：顷奉手示，而大著适于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复，致劳远念，歉甚！季玉（余嘉锡）先生处重复之本可不寄来矣。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请人代读；然此书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然也。援老（陈垣）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主人（原注：‘艺’疑‘励’之笔误，指陈垣。寅恪失明后，复信由他人据先生口述代笔）未知之耳，一笑。（三联《陈寅恪集·书信集》177-8页；《积微居回忆录》未记录以上两函）
佩戴湖南大学校徽的杨树达先生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1月21日，遇夫先生日记：李鹤鸣即日赴武大就职，往与为别。李告，余致毛主席两书，主席曾以示渠。余闻，为之大惊。以毛之周到不遗小物也。盖毛意在了解杨荣国及余。余问：毛对余无误会否？李言曾将此事始末告毛，决无误会。
因湖南大学转为工科，先生调湖南师范学院任教，于25日“作书与马夷初部长，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
是年秋，杨荣国调中山大学历史系。“文革”中，杨写《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以“批林批孔”红极一时。
1954年11月25日，遇夫先生记：饭后小寝，交际处朱文典科长来，云：周小舟政委有事相商，特派车来迎，因同入市。到处，唐副主席（生智），周士钊先生在久侯，无耗，旋附唐车至容园程颂公官邸，少坐，忽执事人入报毛主席来，随同出迎。毛问尚相识否，又云：“得君二信，曾作一复。”余告以后信，文改会已复。旋刘少奇、周恩来亦来。少顷有人高声言毛主席请吃饭，请赴车站，遂相偕至东站登车，客室少坐，旋入餐室。饮食中西合璧，余进面包二片，鱼肉各数片。车七时开，余等下车，刘公立车门周旋。
《春秋大义述》手稿
1955年1月11日，先生“作信上毛主席。”2月10日：毛公复书云：“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顺致敬意。毛泽东”
2月14日：呈毛公谈科学院以审查书稿事，委之浅学少年为不当，应与天下学人共为之。
3月24日记：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隲，余于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余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杨树达先生手迹（致陈梦家信）
6月20日：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请到白鹤泉相候。即留朱同饮，趁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
毛与诸公杂谈什么，遇夫先生未记录，或因忌讳而删，也未可知。据先生后人言，先生去世，“那天来参加追悼会的有沈立人、彭艳姣等。沈是抗战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某抗敌演出队的队长。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以这些演出队员为题材的。至于彭，我开始以为是位女士。彭写的悼文挂在堂屋，写得像散文诗一样。第一句是“杨师母，你是中国妇女的楷模”，署名“彭艳姣”。大姑告诉我，在街道工厂做事的彭是抗战时成名的诗人，后任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成为“胡风分子”。他本姓陈，笔名“彭燕郊”。彭五十年代与祖父时相过从。我在网上看到，彭曾对人谈及祖父在1955年6月20日与毛泽东、程潜、周世钊等人同游岳麓山时，毛讲到反胡风问题。我所听到的，与彭所说小有不同。毛说：“最近出了个胡风集团。”杨问：“他们做了些什么？”毛答：“反对我。”杨问：“他们有多少人呢？”毛答：“几百人。”杨问：“您准备如何处理他们呢？”毛未作声，右手掌心朝上从右往左一挥。这事是我大姑杨德娴和祖父的学生廖海廷曾在不同时间、地点告诉我，他们说得可是一模一样。（杨逢彬《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
1947年夏，杨树达与家人摄于长沙岳麓山
杨逢彬《近世训诂学巨子》云：在云麓宫谈话中毛泽东和遇夫先生谈了胡风问题，笔者之一从杨德娴女士及廖海廷先生那儿听到的与最近刚过世的彭燕郊先生所谈的有些不同。谈完下山，在望湘亭吃了顿湘味十足的午饭后，来到岳麓书院，即所谓“卅年仍到赫曦台”。与遇夫先生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的。
记述恐有误，据《积微翁回忆录》1955年9月22日记，遇夫先生抵京，遍访友朋，30日，“赴王敬之之约，坐不一刻，季范追踪而来，云主席邀午饭，章行严、谭戒甫已到，待余至入席。随季车入南海见主席，谢来迟之咎，主席云不迟也。饭后谈到文字改革，余与章、谭皆各献疑。”
1953年5月31日，遇夫先生记：余六十九岁初度。上午摄影于爱晚亭：余夫妇，三男（骧、玄、庆），一女（纯），二儿妇，一子婿（铁），内外孙女五，凡十四人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1956年2月14日辞世，十天之前日记：笺《盐铁》初稿讫，凡得校注六百十余条。自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开始，费时五十日。以前曾治此书，故较速也，以后须更加工耳。
先生之逝，不幸亦万幸，因一年之后，“反右”运动开始，士人因言获罪，先生后人亦不能免。杨树穀、杨树达兄弟之子（大排行）共九人，其中，老大伯峻（德崇）、老五德骧、老七德豫、老九德嘉皆沦为“右派”，两子婿成“历史反革命”。
先生日记多次提及德豫（著名翻译家），以此为荣：“豫儿本学于清华大学，北京解放后，休学从军，今日得其八月二十四日粤赣边军次书，云四月下旬南下，到今已步行五千华里。人健无恙，精神愉快，远过昔时云。是可喜也。”（1949年9月14日）
“今日农历元旦，湖大工会开联欢会。余夫妇以豫儿从军坐特席，见赠毛朱二公像各一纸、日记册一。干事指名发言。余表示感谢之意，且言如此盛会为平生第一次云。”（1952年1月27日）
“区政府送光荣军属牌来，豫儿在军中服务也。”（1953年3月29日）
遇夫先生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
湖南师大杨树达先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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