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读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作者：成小秦
2010年深秋某日，浏览《五柳村文萃》，偶读陈廷祚先生著《陈情表》，披露“一宗蒙受五十年的学术沉冤”，进而检索，进“建源的博客”，读到“哥哥一走十年了”，才知我三十年前的朋友——陈建中是陈廷祚先生长子，也蒙受学术沉冤，饮恨而终，不禁愤然于无耻文人之欺世盗名，要为陈氏父子伸冤。 《陈情表》（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9年7月版） 1958年夏，浮夸风泛滥之际，四川温江专区农村突发疫情，其来势凶猛，众多青壮年劳力正下田收割早稻，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其病状复杂，与国内以往所见钩体病症状不同，属非典型性，无黄疸症状，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死。当地防疫部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成“流感病毒检验组”，忙乱月余，却查不出病因。疫区死亡人数攀升，夏收停顿，水陆空交通实施防疫管制，疫情惊动中南海。 陈廷祚先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5年，随恩师汤飞凡先生赴昆明中央防疫处工作；1946年，参加民国第一次全国留学统考，录取为公费留学，负笈于丹麦，在著名的国家血清研究所，研习两属细菌（沙门氏菌及钩体菌）理论和技术，尤在血清学分群分型方面极有造诣；1949年10月，应东北人民政府邀请，秘密返国，任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总技师；1957年，内迁四川，参与创建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1958年初，内定“右派”，温江疫情爆发不久，时任总技师的陈先生才获知，自己已沦为“不可接触者”。 抗战时期，陈廷祚先生（右四）及同学与外科学老师黄家驷教授（右五）摄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园（重庆歌乐山） 是年八月中旬，各路专家对病原学探究仍一无所获。就在疫情失控的关键时刻，8月14日上午，陈先生路遇燕真副所长。燕老神色焦虑，主动向陈先生透露温江疫情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防疫站检验结果，叹言：“该做的都做了，就等流感病毒检验组‘点菜下锅了！’”至此，陈先生方知疫情实况，当即质疑：“怪了，流感不在城里流行，跑到乡下去了，真是闻所未闻。”接着谈了自己的见解：1957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刊文，谈英国士兵在马来西亚丛林作战，因接触（鼠尿污染）露水，而染上钩体病，其临床表现某些特征，与温江患者病状相似。此外，意大利、丹麦等国，也存在无黄疸型钩体病，但仅为散在性或在少数人群发生，从未大规模流行。 陈先生建言：“不妨叫流感病毒检验组，从钩体方面附带做些工作，或可解决问题。疫情已发生一两个月了，至今仍毫无头绪，这事应尽快落实。”燕老深受启示，第二天，派人送来疫区12例患者全血样本，要求尽快检验，以解决了无对策的病原学重大难题。 陈先生临危受命，选所内偏僻的马厩旁独栋闲置房，（当初设计，是为免疫马匹治疗及隔离用）独自打扫卫生、布置实验室和动物室、领料、实验操作、培养基接种培养、动物接种饲养解剖及处理 ......日以继夜地检验，一日三餐都由女儿送来。8月16日，12份患者血清样本的凝集溶解实验效报中，10份呈阳性，多数达1:1000或更高，并从中验出赖型钩体，足以说明或证实，这是一次群体感染钩体病。8月27日，用患者全血接种的一只豚鼠死亡，经解剖呈典型钩体病变，并在暗视显微镜下看到活泼运动的钩体，进而确诊为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感染。 然而，四川省卫生厅周副厅长及“专家”组却否决这一检验结果，仍愚蠢地认为，主因是流感，等待北京的专家来川核实程先生检验结果。8月24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飞抵蓉城，不认同陈先生16日及27日的诊断，自己也未做任何实验，又拖延18天，才不得不承认疫情为钩体病所致。 陈先生以戴“罪”之身，救巴蜀万千百姓于疫情，功德无量，本可藉此立功赎“罪”。孰料钟某乘人之危，将“内定右派”的功绩据为己有，当年受到中央表彰，三十年后还信口雌黄：“奉中央之命赴现场调查，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准确地判明了病因，解除了封锁，使广大患者适时地得到正确的治疗。”（钟某自撰，见《当代中国医学家荟萃》第一卷第292页）1959年1月底，陈先生检出并证实病原体5个月后，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干部会上，非但未获赦免，反而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携家人发配饥荒严重的涪陵专区，在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作一年。 1958年，温江特大瘟疫爆发时，革命老人燕真（曾为白求恩大夫医疗助手）任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主管科研生产。四十多年后，他不为名人讳，于2000年2月28日，亲笔复信陈廷祚先生，支持他以事实为依据，讨回公道。由此，陈先生才下定决心，撰写《陈情表》，将这宗沉冤公之于世。 时隔多年，无论官方还是媒体，仍罔顾事实，以谬传谬。北京电视台《神州纪事》（2003年10月15日）介绍钟某的学术生涯，赞其“不愧为后生学习的楷模”云云。陈先生收看之后，仰天长叹，遂以望九之年，拖着病体，为一雪沉冤而倾诉。反观有关当局，装聋卖傻；而那些知晓1958年温江疫情真相的同行，也少有仗义执言，令人寒心而深思！（参见《陈情表》1-112页） 话说2010年深秋，我通过网络认识陈先生幼女建源，获赠《陈情表》，阅罢心情沉痛之极，当即撰文《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读陈廷祚先生〈陈情表〉有感》，声援赤心报国的科学家，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抗争。国内无处发表，投稿海外《五柳村》及《新语丝》。 2007年，陈老伯年届九十，始学电脑并上网，在《陈情表》致谢，激情放言：“特别感谢互联网，以及拓展这一技术的天下英才，使我这位92岁手不能执笔、双耳失聪的耄耋老人，借助它的神奇令我与时俱进，得以终成此书。互联网万岁！”阅读至此，让我非常感动，从建源处获知伯伯的邮址（tz1917@sina.com），在圣诞之前祝福老人家，并表高山仰止之情。 接奉来信及祝词，深为感激！由建源来信获悉你们在网上相识，并且谈到了陈建中的往事以及陕师大的丑事，使我惊诧不已并向你表示谢忱！我现在身体状况极度衰败，能否混过今冬，毫无信心！寄去的陈情表，请指正！我发电邮恳请：“我是建中的朋友，您视我为子侄吧...... 您打字困难，就不要回复了，我会与建源保持联系的。”但老伯客气，有信必复，仍称我“教授”或“小秦教授”，让我惭愧不已，告诉老伯，其实，我并非什么“教授”，从公司重返校园，教书而已，对于虚荣和伪“学问”，再无患得的念头。 《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读陈廷祚先生〈陈情表〉有感》刊出后，陈伯伯连发数封电邮：
在新语丝月刊上看到 台端为我们父子2 人、以龚自珍的诗句为题的佳作，真使我心感莫铭！
去夏我曾给新语丝寄去一本《陈情表》，至今毫无反应。不敢触碰院士大人，可能是一个因素，连中科院也以死者名义一推了之，这就是他们的特色！我有一个朋友也写了一篇读后感，投到某著名杂志，至今毫无信息，呜呼哀哉！
台端的大作把新语丝逼上梁山，只好把大作编入月刊，而不是时政问题，此乃似乎无可奈何之举！
再次向你表示深切的感谢！
专此顺颂时祺
陈廷祚
2011-1-18
承蒙台端仗义执言、费心写了‘有感’文章。我是一边含泪，一边在读这篇文章的。现在学人的世道是保持沉默不语，连上海复旦图书馆馆长、著名打假斗士葛剑雄教授在昨天新雨丝网站上也说对院士打假也得慎重考虑点！这像是教授说的话吗！......
专此顺祝阖府安康，兔年万事如意！
陈廷祚
2011-2-3
老伯失聪，手不能握笔书写，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椎管狭窄，折磨老人家十多年，加之抽烟60年，致使“老慢支”愈发严重，靠吸氧度日，然每天上网七八个小时，写作超10小时。老伯“艰难地活着”，仍忠于自己的专业，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进展》发表有关对付超级细菌的刍议；（原稿8000多字）为海地的霍乱心急如焚；为抗生素时代的抗药性寻找出路...... 直至2015年2月16日辞世。 庚子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而世人束手无策之际，怀念陈廷祚老伯，多想聆听老人家的睿见。 陈老伯年届九十八，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摄于2014年10月10日）1982年开春某日，陕师大外语系开会，我结识陈建中兄，得知他新近调入，在公共课教研室。我们分属不同教研室，全系开会时遇到，坐在一起漫聊。他知道我从英国带回不少原版书，来我宿舍翻看，借阅，还与我谈及英伦当代文艺批评动向。建中是甘于寂寞，闭门苦读之人，我们交往，纯属君子之交。 翌年，外语系调整班子，校方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选用本系人品与学问兼具的教授，如江冰华、成守焕、宋协立等，却从西安外院调来刘玉俊与黄XX搭班。两人不学无术，善于整人。当年，我初次接触刘、黄，便知来者不善，师大非久留之地，因家在北京，便决心调离。后来听说，两人在外语系不得人心，刘某移民美国，黄某调往他校，留下个烂摊子，元气尽丧。 数年之后，读建源的博客，才知建中之所以调离师大，因心血之作《白马论》遭系主任刘玉俊剽窃，让建中衔冤终生。 对此，建中《自述》仅寥寥数字：“研究《公孙龙子》有所创见，系主任行窃，校长袒护。”对于系主任盗用其研究架构发表论文，手段之卑劣，他写入日记和信函，愤怒且无奈。在给小妹的信中，建中倾述：最近还有一件事搞得我心烦。有人盗用我的成果发表论文。我写《白马论》去年11月交学报至今年4月仍未阅。而这时期我把论文曾给我系的刘玉俊看，他也写文交学报，两个星期后便要发稿。结果他的论文在第3期上发表，而我的论文在第4期上发表。我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分析《白马论》，破译了术语“非马”和“有马”，证明“非马”B存在世界之马之本质。白马为非马者B白马与马的本质规定同一，即白马是马；白马既是马，又不等于马。两者是统一的。他利用这一结论，再加上我的文中提到的“白”代表“白马”，“白马”代表个性，马是共性，个性≠共性，但又包括在共性中，他得出辩证统一和唯物的结论。这叫形不偷而神偷。当然我论文中还有解“非马”和“有马”之谜是他无法窃走的。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据我所知，国内研究先秦时期名家的学人甚少，惟臻于“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境界，如建中者，才有所领悟。“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公孙龙子《坚白论》）刘玉俊乃浅薄之徒，岂能读懂《公孙龙子》？只配“谈谈asif从句的语气” 之类浅陋的东西。（《陕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建中研究《公孙龙子》达七年之久，颇有创见并精心撰文，期间，在国内及美国各图书馆查寻资料，数易文稿，而不轻易发表，呈示同事征求意见。秉性忠厚的他万没想到，无德无才的系主任，竟剽窃其原创，抢先在学报发表。（刘玉俊《《白马论》哲学思想之我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建中投诉校方，但无良校长袒护无德主任，让建中大失望。 建中《自述》（尚未竣稿人即逝）言：“在西安时，不幸大雪中摔成股骨胫骨折，更兼婚姻破裂，雪上加霜。病榻上读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热泪长淌。腿愈后析诗悟道，得长文三万余言。”1996年3月1日，悲伤写道：乙亥夏读T·S·Elliot 之<Little Gidding>感而歌之，并为文一篇《圆觉的大蛇》而誌。“......彼东海白马滔滔之奔腾兮，入天池载我以归故里......” 《四阕四重奏》（Four Quartets）是T·S·艾略特晚期之作，其时，诗人不再迷惘，而以宗教信念观世，从哲理角度探索永恒与时间，开篇引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残篇2：“道虽存，世人多自解。”及残篇60：“殊途同归”。在第四阕“小吉丁”（Little Gidding）激情而言：“我们不会停止探索/而探索终将/回归起点/并重新认识那个地方。”读建源的博客，才了解建中坎坷的一生，也才理解当年他为何神情忧郁，心事重重的样子。 1945年9月20日（中秋节），建中诞生于昆明西山脚下。1946年，陈廷祚伯伯赴丹麦专习生物制品及微生物学，建中随母亲先后流落南京、镇江和上海，1950年，五岁时，才与家人定居大连。1958年初，陈伯伯被打成“右派”，也使建中受到株连。1964年，高考临近，校方秘密审查学生，将品学兼优的建中定为“不宜录取”，并上门逼迫家长，动员建中去凉山彝族地区务农。那天，建中站在门外，听见老师对母亲说：“陈建中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即使第二年再考，也同样不会被录取。”于是，他瞒着父母报名上山下乡，时刚满19岁。
建中好友唐龙潜撰有《成都有个青训班》一文，详述1964年底，他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500多学员中，70%以上属“可教子女”），编入所谓“青训班”（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先接受洗脑教育：“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背叛家庭，划清界限。”然后劳改，为期七个月。 从唐龙潜大哥记述，可略知建中当年遭受的苦难：我们成了成都市最庞大的有组织的临时工队伍，揽过各种各样的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成都市第三砖瓦厂干活的那一段。记得进去的时候是热天，我们几百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看去比砖厂本身的人还要多得多......按照制砖的流程，所有人员编为几个作业组。原泥组：把黄泥挖出来，装上滑车运到砖机旁，作业手段是挖、挑，包括“放神仙土”和点火放炮。砖机组：把黄泥装进砖机，再把制出的砖坯抬上架子车。架车组：负责用架子车把砖坯运到晾晒的砖场。砖场组：负责下车、晾晒，并将晾晒干的砖坯运到烧结窑。可以看出所有工序都是属于重体力，而且带有一定危险性。我编在架车组。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这个组都是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因为一人拉一辆车，独立操作，全无帮衬。一车湿砖坯有900多斤，来回有3公里，还要上坡下坡过缆车等。我们架车队清一色的装束是：短裤、背心、垫肩、草鞋。只要车带一上肩，拉出几百米，便要汗流如注。不论吃多饱只要拉一趟，肚子随即就感到空洞洞的。二十四小时三班倒，每班要拉近20车，单行程就100多里。砖机的轰鸣声响彻云宵，两个出砖口砖坯流水似的滚出，砖机组的人总是在大喊：“架车，架车，快！快！”所以卸掉砖坯后放空返回，基本上都是在开跑。 1965年7月11日，建中结束“青训班”苦役，以及“背叛家庭”洗脑学习，发配凉山州继续劳役。当年，那些因“血统论”而被剥夺学习和工作权利，流放荒山野岭的卑贱群体，所受的苦难，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远甚于“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知青”。1973年，建中下乡第八个年头，眼看知青纷纷返城，他仍在农村无望地挣扎，连去砂石场当工人的份儿也捞不着，父母亲的心灵折磨濒临崩溃，老父发疯似地四处求人，多亏当地武装部黄参谋动恻隐之心，推荐他以“可教子女”身份，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时年28岁。
建中北上大连外院后，“心情舒畅，知遇之恩难报，不幸因用力过度，双目眼底黄斑病变，但仍编书、写书、看书和教书不辍。”台式英文打字机系老父所赠。建中逝后，其《公孙龙子》英译草稿留在案头，虽已列入耶鲁大学出版社丛书，却因部分章节散失，无法如期出版。甚憾甚憾！ 建中在陕师大奋斗十五年后，愤然调离，于1996年调大连外语学院，任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副主编。2000年春，建中突感胸部不适，入大连医学院附一院心内科，诊断为心瓣膜狭窄，需做矫治术。术前本应做核磁共振检查，费用已缴，却因医生不在岗而未做，结果，建中在手术台深度麻醉中逝去。庸医误诊 ，天不假年。 走笔至此，建中那睿智的目光，又闪现眼前。我调离陕师大后，与建中通过信，后几经搬迁，联系中断，多年后才知他英年早逝，无比痛惜。设若建中当年未调离陕师大，隐忍几年，日后必有所作为。毕竟，他在那里勤奋经年，根柢渐深。此外，陕师大藏书丰富，正是建中向往之地，可惜遇小人，被迫出走。 陈廷祚伯伯在《陈情表》慨言：我痛心一生的是，建中由于我的牵连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而后英年早逝，我感到永远对不起他。 建中在陕师大执教期间，遭遇过和我一样的不幸——成果被系主任剽窃，我们父子二人经受了同样的苦难。 2001-10-9，在纪念建中56岁冥诞时，我曾经书写下“故人不曾见今月，今月曾经送故人”的诗句。每当我想起这一诗句时，内心不禁感到愧疚而潸然泪下。 1999年夏，建中去内蒙古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草原留影 草于2020年7月，
陈廷祚伯伯去世五周年，
陈建中兄永逝二十周年之际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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