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 | 季羡林：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与百年忧患同行
作者简历
原题
他与百年忧患同行
作者：王学信
2008年5月，一位住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的高龄老人，时时牵挂着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灾情和受灾民众，他就是97岁的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至少有三次，季先生合上双目，眼泪大滴大滴地滚落，”季羡林先生身边的人说。
５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当天，季先生正值牙龈发炎而伴有低烧。从那一刻起，季先生总是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荧屏，让人用特大声音读新闻，偶尔听不清，还会让人：“大声点儿，重复一下”，他想了解得更多，听得更确切。当旁边的人告诉先生，温家宝总理已在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现场，并表示会为百分之一的希望展开百分之百的救援时，老人的眼眶红了，声音哽咽地说：“他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
温家宝看望季羡林先生
自打５月12日起，快乐的情绪已远离这位平日总是哈哈笑着、性格幽默的老人，身边的人担心地说：“我照顾季先生多年了，他一直很乐观，未曾这般沉重。然而，地震发生后，季先生在长叹中难以自拔。”几天来，季先生不停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地震中伤亡了多少人，受灾地区有多大，那里学校的学生怎么样了？５月15日，季先生向灾区儿童捐赈灾款20万元。2007年７月，季先生就曾为家乡山东临清市康庄镇希望小学捐助了25万元，而2008年２月，季先生为南方冰雪灾害亦将一笔１.３万元稿酬悉数捐出。
那么，有着无尽爱心的季羡林先生，曾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而对深深挚爱的祖国和人民，他又做出了多少不凡的业绩和学术贡献……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先生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一贫困农家。祖父季老苔终生务农，食不果腹，所生三子——先生父亲季嗣廉，叔父季嗣诚，另一叔父自小送人，改姓刁。
清末民初，流落关东的叔父季嗣诚用身上最后的５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赈灾奖券，没想到却中了大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还乡”，父亲遂一手操办，以离奇高价买砖瓦置了５间大瓦房，又以离奇高价买了60亩水浇地。
接着，父亲便仗义疏财，逢集请客，大宴宾朋。这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仿佛转瞬间，季家便败落如初。
季先生从记事起，家中已一贫如洗，红高粱饼子和野菜便是终年的主食。只有到了麦收，先生到地里拾些麦穗，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饼子，才能解解馋。“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５里路，这个５里路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先生多年后回忆说。
在母亲身边，季羡林只待到六岁，“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她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笑过。”母亲过世后，先生在极度痛苦中写下这样一副挽联：“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季羡林的青年时期
叔父季嗣诚从关东回到济南，因膝下无子，父亲便把先生过继给叔父。６岁的季羡林随叔父来到济南，叔父将其送往私塾，但先生异常顽劣，被私塾先生赶出，后转入一小学，亦因顽劣而被迫转学。叔父见此行状，遂亲自督导先生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管教极严。并亲自将宋明理学名篇编为《课侄文选》，务使精熟。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1926年，季羡林从正谊中学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是前清状元，钦点五品翰林编修，为人清廉方正，提倡“读圣贤书，做圣贤事，”加之先生的国文老师王崑玉又是清末桐城派古文名家，故先生深受熏陶，对古文产生浓厚兴趣。他找来《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悉心研读，又细细揣摩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等古文大家的传世名篇，颇有心得。先生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就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而另一位国文老师董秋芳，是著名翻译家，对先生影响亦甚巨，吸引他开始习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很大的兴趣。
由于有志于学，每次考试先生都是甲等第一名，竟至三年“六连冠”。校长王寿彭先生对其非常器重，亲笔撰写一副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并一帧扇面相赠，上题“羡林老弟正”，下署“丁亥夏五王寿彭”。王寿彭的书法常人虽以重金而难求，时人每以得其片纸寸缣为荣，而季羡林以一区区中学生竟获两件墨宝，内心之激动自然难以言表，其励志之意，先生终老而不忘。
1930年，先生高中毕业，到北京同时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考虑清华到国外深造的机会更多，先生遂决意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为德国文学。在清华，先生从师吴宓、叶公超研读英文、梵文和东西方诗歌比较研究，选修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诗宋词研究和朱自清的陶渊明诗。清华期间，先生因成绩优异，荣获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９月，先生考取清华赴德研究生，先到柏林，与乔冠华同游，旋抵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修习梵文。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他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教授当时唯一的从学者。
一连几个学期的苦读，先生掌握了复杂的梵文文法，研读了诸多梵文原著和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与此同时，他还研修了巴利文、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及印度学。接着，便是全力撰写博士论文《＜大事＞偈陀中限令动词的变化》。佛学经典《大事》有厚厚的三大册，以混合梵文写成，素以难懂著称，先生不畏其难，夜以继日，历时近三年，终于顺利完成。
幸运的是，在他写作论文期间，得以成为吐火罗语国际权威西克教授唯一的学生。西克教授悉心传授，先生专心苦学，终于掌握了这门世界绝学吐火罗语。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先生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４个“优”，获哲学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是年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资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念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先生即匆匆束装上路，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３５年后的１９８０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再谒８３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嘘唏，宛如梦寐。先生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季先生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清华同窗李长之重逢，并结识了著名散文家梁实秋。在南京，先生拜谒了清华时的恩师陈寅恪教授，寅恪师见先生学成归来十分高兴，遂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可巧正在南京，先生束装拜见，晤谈之下，深得傅先生嘉许。是年秋，先生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并着手创建该系。他与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著名学者一起，筚路蓝缕，开拓出饶有创意的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德十年，德国教授治学的科学、严谨和彻底性给季先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并影响着他的一生。先生始终铭记着这样一件往事：当他的博士论文写出后，他又花了近一年时间写出绪论，兴奋地把这篇得意之作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隔了一个星期，教授含着笑意将绪论还给先生，只见全文前后各有一个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教授看着先生疑惑的眼神，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同时，瓦尔德施米特还要季羡林花大力气校对毕业论文，不仅要从头至尾认真核对论文，而且要核对全部所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原文。
几十年来，季先生秉承恩师严谨、彻底的治学精神，在人文、社科等诸多领域，纵横驰骋，上下求索，沙里披金，务求其真，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比较文学、英国语言文学等诸多学术领域，成果迭出，极富创见。
“糖”本是一种现代人司空见惯的寻常食品，几乎没有人太把它当回事，然而，季先生以学者的如炬目光，经过彻底探寻，从“糖”切入竟洞见东西方一千多年以来的物质文明交流史。早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先生已发现“糖”在欧洲各国语言中都属外来语，皆源自同一个梵文词sarkara 。显然，欧洲本无糖，糖之原产地当在印度。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先生又见到了一张敦煌写经残卷，正面写有佛经，而背面则记述了印度制糖法。先生惊喜莫名，最终啃开了这个从伯希和起，多少学人都未啃开的“硬核桃”。
接着，先生又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度文、梵文到中文详加考证，遍查文献，发现用甘蔗制糖确是印度人的发明，而将粗制蔗糖加工成精制白糖则是中国人的功劳。据文献记载，一个中国人把从印度运来的粗糖放在一口大缸里，置于墙边。有一天，墙上偶然掉下一块墙皮，正好落在缸里。这时，奇迹发生了，墙皮接触到的那些粗糖，突然变白了，成为精制白糖，这位中国人以此发明了白糖的制作技术。先生历经两年学术求索，最终写就史学名著《糖史》，以糖之小，见证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之大。
早在年，先生即撰写了论文《浮屠与佛》，揭示梵语Buddha即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而译作“佛”则源自古代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佛陀”一词的言译略称。后来，先生又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同时，先生又以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东汉、南北朝和隋朝，汉译佛经并非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古代西域语言及混合梵文，唐以后则直接译自梵文佛典。先生据此提醒国内古音韵学家在运用音译梵字研究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否为梵文这个重要前提。
以往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海内外学者大多偏重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季先生在研究中，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着力探寻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古代物质文明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出《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考证，厘清了中国纸、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季先生从对原始梵文佛典的研究，寻找到佛教主要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的历史脉络，并确定了佛教重要教派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传承。他通过对吐火罗语诸本《福力太子因缘经》和《弥勒会见记》的艰苦破译，为吐火罗语的语义研究开创了新的成功途径，他主编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１０万字校注前言，使之成为国内半个世纪以来西域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此外他还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凡500种，800余册，并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仅此三项大型文化工程，其惠及当世、泽被后人之功德，亦可谓无量矣！
作为翻译家，季先生先后翻译出版了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印度伽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著名论文。此外，先生以１０年之力，锲而不舍将两万余颂的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译完。这部有９万余行的７卷史诗译著，成就了我国当代翻译史上一桩空前盛事。婆湿》、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并撰写了《印度文学在中国》。
作为杰出的散文家，季先生几十年笔耕不辍，所获甚丰。其代表作如《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一生的远行》《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谈人生》《赋得永远的悔》《真话能走多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全彩图文书《风风雨雨一百年》，都颇具影响力。
1998年４月，先生的《牛棚杂忆》甫一出版，顿时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共鸣与反响，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祝贺季先生88岁米寿时，曾感慨地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新中国成立后，季先生的人品道德、学术造诣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一致推崇。他除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外，还先后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并连续当选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显然，众多的社会职务，必将伴随频繁的社会活动、名目繁多的会议、接踵而至的拜访，而属于先生自己的时间要比一般的学者少得多。那么，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先生何以有如此之多的学术成果和等身译著？
原来，先生之勤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日凌晨４时，先生即起床盥洗，随后坐在第一张书桌前开始工作，到早饭前，第一份“阶段性成果”已经完成。早饭后，进入下一时段工作，在第二张书桌上完成另一份成果。晚饭后，第三张书桌上的工作又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从不稍辍，且先生素喜同时进行多项工作，一件事干累了，立刻换一件，脑筋即刻像新磨的利刃愈加锋利，以此想问题或运笔成文，每有笔下生花之效，妙不可言。
同时，先生之勤于思考亦为常人所难以企及。在旅途的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或平时骑自行车时，先生的脑海都在思考之中，有时先生等公交车竟也思有所得，属笔为之，即为妙文。特别是，当先生从朗润园到外文楼步行在湖边的小路上时，更是思绪不绝，迭有佳构。令人饶有兴味的是，有时会议奇多，占时不少，先生便常常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属文，在不影响听会的前提下，妙想联翩，文思泉涌，一篇短文，即可立就。先生之勤于思考，从中可见一斑。
积数十年之功，先生笔耕一千余万言，皆为肺腑流出，现已结为２４卷《季羡林文集》。这是先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毕生心血结晶，更是一笔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之功，可谓大矣！
身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家，季先生自奉甚为节俭，数十年来都是身着蓝布涤卡中山装、蓝布涤卡裤子，脚踏一双浅褐色塑料底黑条绒布鞋，开口说话仍带有浓重的山东乡音，乍看上去，就像北方乡野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农。事实上，先生也恰是这样一位宅心仁厚、朴实真诚、谦和恭谨、古道热肠的洵洵长者。
北大的司机们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因为每次接送先生，“先生下了车必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令司机们心中深感温暖。有件小事曾在北大盛传一时，一位刚入校的新生将先生认作北大老工友，请先生帮他把一件行李扛到宿舍楼，先生欣然从命。后来，该生知道这位“老工友”竟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心中惶惑不已，而先生只是慈蔼地笑着，并无嗔怪之意。
先生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从来都是热心相助，又岂止是扛行李这样一件微末小事？一位学生回忆说：“季先生往自己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上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这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
70多年来，老家门口那条老狗的影子始终揪着先生的心。先生在清华大学读到二年级那年秋天，操劳一生的母亲病逝。先生回乡奔丧，每天晚上在家徒四壁的老屋为母亲的棺材守灵，“老屋的破篱笆门旁地上总有一团黑东西，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当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先生离开那座破房子时，那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先生当时泪流满面，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虽然很想把它抱回济南叔父家，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眼泪向肚子里流。”多少年来，先生一直挂念着这条狗，“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
年过九旬，时时让先生怀念的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温馨的家”：季先生、婶母老祖与受妻德华三个孤苦的人组成的家庭。“老祖是我的婶母，全家都尊敬她，尊称之为老祖。她出身中医世家，人极聪明，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成了一位山东话称之为‘老姑娘’的人。年近四十她才嫁给了我叔父，做续弦的妻子。她心灵中经受的痛苦之剧烈，概可想见。然而，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对人流露过。德华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过煤妁之言同我结婚的。她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闹过对立，发过脾气。她也是自幼丧母的，青年时代是在愁苦中度过的。”
当先生赴德国留学时，家中经济已十分窘迫，谁知两年留学成了十年。每当想起这段因战事而滞留德国的艰辛往事，先生对婶母便充满深深的感激：“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以度过灾难。”先生感慨地回忆道：“这个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2006年8月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季先生。“季老，我看您来了。”温家宝紧紧握住季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９５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2003年、2005年，温家宝曾两次前来看望先生，而此次还特地送来一盆盛开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听说先生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而且思维敏捷，温家宝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季先生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温家宝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苦奋斗，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就在这一年，先生获选“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颁奖辞这样写道：“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颁奖典礼隆重而热烈，这一刻，更多的人知道了先生，连同先生的人品、道德、学问、文章。
2008年6月6日，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先生专程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先生，并带来了印度政府和人民给予先生的崇高荣誉——“莲花奖”。“我是代表印度总统辛格正式向您授予这个奖章，感谢您多年来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对于印中两国友好做出的巨大贡献。”慕克吉先生将“莲花奖”奖章别在季先生胸前，并送上精美卷轴包装的获奖证书。证书上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梵文——季先生一生研习、钟爱的文字。“莲花奖”是印度政府授予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人士的最高荣誉。
季先生高兴地说：“我的一生都没有离开学术界，写过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这次部长阁下来，我非常感动。”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沟通中印两个伟大文明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印度各界人士的高度肯定，印度总统辛格先生赞誉季先生为“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再过两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认为百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只要我还有精力，就要致力于两国友好的进一步加深！”病房里回响着先生洪亮的声音，洋溢着两个伟大文明传承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
2008年6月12日，季先生将积攒多年的百万稿酬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希望能用此笔基金之收益奖励优秀学子取得更好成绩，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是日上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特地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先生，并向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许智宏校长说，季先生设立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对北大年轻学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先生表示，教育要靠大家来办，作为北大教授，能够为国家贡献点力量，是一种光荣。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这一举动，带动更多的校友和朋友来支持教育，支持北大。
不久，先生的又一新作《病榻杂记》出版发行。在书中，先生以平常心、通达语，婉辞近些年外界加诸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先生真挚地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大哉，先生！以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此深得儒、释、道三家之学的个中三昧，非常人所能道也。先生与中华百年忧患同行，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仁爱与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坚毅的气节与高尚情操，融入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以及尊重个性与人格平等理念，始终不渝，守望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家园，其情其景，何其感人！被温家宝总理誉为“人中麟凤、人中楷模”的季先生，以其毕生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正感动着崛起中的中国，也感动着海内与海外无数炎黄儿女……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