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2015年秋
张华磊，笔名华磊，1944年出生，“老五届”。1961年进安徽大学无线电系（5年制），文革中1968年被分配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1975年调回母校任教。84年赴美留学，海归后任副教授、系副主任。92年再次赴美，96年移民加拿大，在摩托罗拉加拿大工作十年。现退休居多伦多。近年来在海外《星星生活》等报刊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出版《枫叶红了》一书。
原题
英语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上世纪苏联著名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借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了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句话激励着一代人，其中也包括我。 这里，要借用书名中的这个“炼”字代替“练习说英语”中的“练”字，来说说我，与学英语有关的故事和经历。 早年留苏梦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这一代，对苏联有着特殊的情感。如果说儿时就曾有“出国梦”的话，那就是留学苏联。记得在中学时，一次家里整理东西，我就提起一只箱子，装着要出门去的样子，对爸爸、妈妈说：“我要去留苏了。”引起全家一阵欢笑。当时觉得这种事太遥远了，太不可能了。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会料到几十年后，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家家都有人出国，而且三家都是“连锅端”了。当然，去的都不是俄罗斯。 解放初期，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学外语，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学俄语。我1958年上高中才开始学外语。对于自己被分在俄语班感到很幸运。俄语入门最困难的地方非“卷舌音”莫属，很多人要练很久才发出这个音来，我倒不困难。俄语入门另一个难点是语法比较繁琐：名词和形容词有单复数六格三性，各有变格规则。但俄语的优点是，规则一旦掌握，例外极少。词汇方面，发音和拼写一致性较好，不像英语有太多的例外。所以在高中时，俄语考试我几乎全是满分或近满分。
1984年刚到美国
大学俄语老师
上大学后，对俄语兴趣不减。当时我们的俄语老师中，有不少是曾在北京外事部门工作过的。我对两位教过我俄语老师的印象最深，一位老师姓张，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宣布，要搞一个有奖单词背诵比赛，胜者的奖品是一枚他从苏联带回的列宁像章。听说有此奖励，好胜的我就激动了，经过积极准备，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枚列宁像章。 另一位俄语老师姓江，她和丈夫林兴50年代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回国后调到安徽大学任教，丈夫林兴任校工会主席。由于俄语成绩好，上课能积极回答问题，江老师特别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江老师。至今还记得江老师身着菊黄色毛衣，在安大604教室里的课桌行间徘徊，声情并茂朗读课文的教课情景。 安大老校区的主楼，是一座七层仿莫斯科大学的建筑，当年是合肥市的最高建筑之一。无线电系在五楼，所以很多课都在只有四间教室的六楼上。604教室在最西头，教室旁边有一个巨大的阳台，是学生朗读外语的好去处。 十几年后，当我调回母校安大，却听说了“文革”中江老师遇难的消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她死得那么惨。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林兴遭隔离审查，江老师被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威逼侮辱，她向上告发，反被加以“腐蚀工人阶级”的罪名。在农村搞“斗批改”时，走投无路的江老师上吊自缢，她的尸体被芦席卷卷，草草掩埋，但是坟很快就被盗贼挖开，剥掉了她身上的毛衣。当尸体第二次被埋后，又被野狗刨出来撕碎。江老师的悲惨遭遇，至今想起来还心痛不已…… 外语的荒废
我大学的专业是五年制的。在大四的时候，开始学习第二外语——英语，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写的英语教材，专供工科高年级的“二外”课程用。我学得也很认真，但紧接着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让我把外语都忘得一干二尽了——不管是“一外”俄语，还是“二外”英语。 先是1965年下乡搞“四清”，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半年之久，回校没几天就爆发了“文革”。我们在校“闹革命”一直闹到1968年夏天。“一外”俄语是“苏修”的语言，“二外”是“美帝”的语言。这些都是万万碰不得“滴”，搞得不好，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就给你扣上了。 进入社会后历经坎坷，在那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滚打”着。1968年到1971年被“充军”到新疆克拉玛依去“为祖国献石油”——当采油工、炊事员。1971年到1975年调到安徽淮南化工机械厂当电工。工厂流行这么一段顺口溜：“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当电工”。人人都羡慕电工，有技术，又轻松，可以四处走，不象当车工那样硬站八小时撒尿都要跑快一点。在那样的环境下，天天混日子，哪有心思看外语，连专业都丢得光光的了。 1965年到1975年，和上亿同龄人一样——我们的整整十年，都“被”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又有几个旭日初升、二三十岁那样的青春？ 广播英语
我们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1971年“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为了对抗“对我虎视耽耽的北极熊”，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僵持几十年的局面。悄悄地，一个广播英语时代终于到来了。 1974年，安徽人民广播台开播了英语广播讲座，与北京台、广东台一起率先在全国开播英语教学。英语广播讲座的老师，就是母校安大外语系的老师。高中同学、好友王智夫的母亲张舜琴教授参与了广播讲座的教材编写及教学指导工作。张舜琴教授是新加坡华侨，早年到英国伦敦深造。抗日战争时期任教于西北联大及西北师范学院，并担任外文系主任。 1975年我调回安大无线电系时，智夫当时还没有调回合肥，在“军垦农场”劳动，后在淮北某县教书。智夫调到安大外语系后，也在英语广播讲座中播过音。 安徽台英语讲座开播时，在淮南化机厂当电工的我，欣然买了课本，跟着收音机学起来了，从此，一堂课都没有落下过。在此之前，已近十年几乎与书本无缘，更与外语无分，脑子已经“生锈”，要重新起步是多么困难。就连this和that“这里”还是“那里”都搞不清，连apple和pear这样简单的词也要一个个去拼写，去记忆。当时我的生活十分动荡，经常穿梭于淮南、长丰县朱巷和合肥三点之间。因为妻子家虞带着两个孩子在朱巷中学教书，父母在合肥，父亲连续几个年冬天病重住院。但不管走到哪里，广播英语的书是一直带着的。有机会就读、就背，无论是在列车上，还是在病房里。 至今，说起我的英语之路，总是不忘广播英语这个“启蒙老师”，不忘那日夜聆听、引导我实现梦想的“无线电波”。 转机的出现
随着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母校的师资严重不足，安大无线电系领导和老师们再次争取把我调回去任教。1971年，如果不是“军代表”的反对，我可能就调去了。1975年，终于回到安大任教，长达十年“不学无术”，此时我已经三十出头，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回校后，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自身的学业已荒废，而且无线电技术早已进入半导体时代，面对的是数字化、集成电路、微电子学。教学的对象是“工农兵”学员，深浅难以掌握。教深了，小学水平的学生“发晕”；教浅了，高中学历的“老三届”“吃不饱”、有意见。为此，和同事合作编写了一套从PN结、三极管、放大器到收音机线路的教材。在努力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始终利用学校里的学习条件，兼顾着学习英语。在学校里，学习的条件好多了。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人民看到了希望，否极泰来，风鹏正举。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英语学习的春天真正到来了。“饮水不忘掘井人”，每当人们评论邓小平的功过是非时，我都要说上一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1977年前后，国家开始选派科技人员出国。首批全国只派出了五十多人，以后逐渐扩大。安大决定每系选派一人候选。无线电系由系主任戚作均教授、副主任汪炳权老师主持了这项工作。经自愿报名、专业和外语考试，我被选上。不久，就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参加了一次选派出国人员的口语考试。当时口语考试很简单，就是念一篇短文，再根据短文提问几个问题。我念的短文选自《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虽文章很短不难读，但天知道当时我念成了什么样子。回答问题时，出了“洋相”，可能是问我妻子是干什么的，我把wife听成是wolf，愣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可见当时的水平之低，尤其是听力和口语。这次选拔，安大几乎是“全军覆没”，可能仅物理系的陈俊入选。陈俊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文革期间坚持“地下工作”，英语没有丢掉，不久他就被派出，去了美国。 人生难得几回博
不久，学校开办了脱产英语学习班。全校仅开快慢两班，每班十余人，包括安徽医学院派来的四、五个人。我被分在快班，从此开始了系统的英语学习。我常感叹：之所以走到现在，受益于在安徽大学这块土壤。当然，这里并不是一切尽如人意，尤其是教师的待遇，更何况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根基和人脉的“少壮派”，生活条件更艰难。 当时，妻子家虞仍在长丰县朱巷的一个农村中学，两个孩子已经快到上学的年龄。一段时间由我带着他们，孩子分别在安大上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我们还和别人合住一间房，后来好不容易在集体宿舍201楼找了一间房来栖身。房门对着楼梯口和楼门，是人们进出大门和上下楼梯的必经之地，大门常年开着，甚至一扇门已被下掉。房门的斜对面就是含公共厕所的公共盥洗间，厕所的化粪池就在楼“大门”旁边。每天光顾这里来捞粪的城郊农民“前仆后继”“络绎不绝”，门前空气中的气味就可想而知了。房间上二楼住的是校机械厂的“工人阶级”，不管什么水都从窗口泼出，我们就住在其楼下，被迫“承担其后果”。 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有了个烧蜂窝煤的炉子，自己烧饭。和电视里看到的筒子楼无异，白天炉子就放在门口，烧饭、炒菜。晚上怕人偷，就把煤炉拎回房间里来。早上起来总是觉得嗓子发干，不知吸进了多少致癌物。后来附近几个住家商定，晚上都把煤炉都锁在公共厕所里了，每一家都配了一把钥匙。在这18平方米的蜗居里，我们顽强地活着、奋斗着…… 父亲在我调回安大之前的1974年殁于肺功能衰竭，父亲在弥留之际说：“华磊，好孩子，聪明啊……”父亲临终前的鼓励，总是在耳边回响。 我时时告诫自己：要坚强、要勤奋，尽可能抓紧一切时间搞业务，搞英语。并按古人所云：“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甚至在炒菜的时候，单词本也是不离手的。一次一不留神，竟把抹布当成是菜，丢到了锅里。后来，这件事还成了孩子写作文的素材。 脱产英语快班采用《Essential English 基础英语》为精读教材。这套教材在英语教材中一直广受推崇。文革后，大专学校和业余英语夜校，用Essential English作教材的也很多，后来才逐渐被新概念英语和其它教材取代。听力教材是《The Man Who Escaped 逃跑的人》，情节曲折、声调生动，至今都还有印象。另外还有口语课、语法课和穿插的一些考试。几个月的脱产英语学习给以后的英语提高打下了基础。 接着新的教学任务落到了头上，担任恢复高考后第二届的1978级本科的《电路、信号与系统》一课的主讲。课程于1979年9月开始，为时一年。这门课涵盖了当年上大学时，系主任戚作均教授亲自教授的《电路理论》和《无线电技术基础》两门课的大部分内容。由于教材体系由苏联转向美国，又添了不少《信号与系统》的理论，涉及微积分、傅氏和拉氏变换、卷积等高等数学，对我无疑是很大的挑战。 调回安大后，我就开始恢复数学知识的努力了，除自己复习外，有时也去旁听学生的课。为了即将来临的授课，利用七八两月的暑假，把南京东南大学编写出版的新教材认真通读了一遍，作了笔记。带着问题去南京向作者请教，包括商榷教材中可能有误的地方。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家四口睡觉时，总是排成一排躺下，用家里唯一的家电，一个用粗铁丝做支架的那种小电扇，向躺下的一家人身体的垂直方向吹过。201楼的这间18平方既是四个人的卧室和书房，又是餐厅和厨房，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一样不少。由于房间的位置不好，不知多少东西“不翼而飞”，包括：雨伞、放在门口煤炉上的水壶、晒在室外的衣服、甚至女儿最喜欢的下蛋母鸡。 家里实在太拥挤，每天上午我照例到201楼外树荫下学上几个小时英语，一个方凳当成桌子，坐就坐在更小的小板凳上。还带上一大茶缸水和一个湿毛巾，毛巾用来降温和擦汗。坐累了就来回踱步，背背单词。真有点到了“闻鸡起舞奏晨曲，悬梁刺股伴灯黄”的境界了。 这样的生活，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身在江湖”并没有沮丧，因为我“从克拉玛依戈壁滩走来”，妻子“从淮北乡村学校走来”。 生活虽艰苦，但有时还充满乐趣。夏天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两个孩子去安徽医学院游泳池或安大池塘里游泳；我们做的航模小飞机也在安大校园里“翱翔”过；每周六晚坐在安大水泥球场银幕的反面看露天电影也少不了；周日常去“奶奶”“公公和阿婆”家打打牙祭，享受天伦之乐；偶尔也会骑车一前一后带上两个孩子去看场演出。玩归玩，早上睡懒觉是不允许的，我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不起床是没有前途的。”早上起来了就要念会儿英语。要让他们从小就懂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漫漫英语路
出国要等待时机的，英语的提高更是一个漫长的路程，绝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只要听说有什么英语学习材料差不多都买过、学过或浏览过，像New Concept English、英语900句、灵格风。 为更踏实、有效地学习英语，我决定利用在大学的条件，去外语系旁听。在一边工作和做家务的同时，几年中陆续去旁听了英语本科一二年级四个学期的精读课。英语本科精读课教学最大的优点是“用英语来教英语”，没有一句中文。为此必须要预习、要有教材，好在精读课教材在学校教材科里就可以买到。从此，在英语本科某个班上的最后一排，总有一个“老学生”在那里，出于礼貌，我和老师都打过招呼。精读课本每一课都有大量练习，也逐一完成，只是不好意思麻烦老师批改，幸好图书馆里可以借到“教师用书”，答案全在里边了。 70年代末，日本的收录机进入中国市场。学校里组织分期付款购买三洋牌盒式录放机。录放机的价格好像是120元人民币。这对于我们那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当时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每月分期付款几块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从此，一个像砖头大小的录放机走进了生活。用这个录放机，听了无数的英语磁带，为不影响他人，就戴上耳机听。我有一句“名言”：“要想把听力搞上去，就要把磁带听到损坏为止。”我不但听坏过磁带，后来把三洋牌录放机也听坏了。
在美国友人家里过圣诞
人常用“耳不聋，眼不花”来形容一个老人身体之好，可是不到五十岁我眼就老花，接近七十岁耳就聋了。那时买的英语影印版的“托福”试题和其它英语盗版书不但字小，而且是用一种发黑的纸印刷而成的，天天看这种书，哪有眼不花的道理。耳聋除了因后来听了不少的音乐以外，与当年听了太多的英语磁带也不无关系。 美国之音VOA对英语提高作用很大，但它要用短波接收。当时带短波的晶体管收音机还是很贵的，我用自己装的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接收，转录到三洋机上，然后反复播放。其中的特别英语节目Special English语速较慢，包括News and ScienceReport 新闻及科技报导，正好是听写的材料，同时也学了“美式”发音。把收听中积累起来的词汇搜集起来，整理成册，后来我教英语时，发给学生，还很受欢迎。我非常同意学英语的这个诀窍：Listening，listening，listening. Learn with your ears，not your eyes. 听、听、听，不断地听。用耳朵学习，不要用眼睛学。总是看着书本，仅仅背单词、抠语法的哑巴式学法，很难把英语学好。这里还涉及学英语的另一个诀窍，就是要有耐心，不急于求成，每天进步一点点，常年坚持，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 1980年代初，出国机会并不多。主要靠国家公派和校际交流。在派出时，学校和系里还要兼顾“论资排辈”。1981年初，在出国暂无机会时，学校和系里派我去浙江大学进修。在这之前，妻子终于调到安大，否则我也去不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坐落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的浙大三分部。这里是“之江大学”旧址，也是一生中值得留恋的地方之一。校舍分布在浓郁的树木和竹林覆盖的山坡上，环境恬静、空气清新，伴随着鸟雀的脆鸣和小松鼠的跳跃，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进修的项目是《数字图像信号处理》博士课程。“博导”是系主任姚庆栋教授。当时国内的博士生稀缺，他仅招了一个博士生，所以连我，只有两个学生上课。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现代信息科学的“两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在学习专业同时，我每天坚持听英语，还通读了一本英语语法书。 学期考试结束后，姚庆栋教授曾问我，是否愿意转为博士生，因为两门课的考试成绩都优于他的博士生，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正在考虑之时，系里一个电报把我召回学校了。原因是学校里有一个电子信息方面的出国指标，系里想叫我回去，和计算机系通过考试竞争，取得出国机会。但回去后，不知何故，出国还是没有搞成。 临门一脚
早期的公费出国留学和进修，虽然也经过考试选拔，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推出了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考试，形式类似于托福考试。1984年初，安大选派了几个人，去上海外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中心，进行强化培训，我在其中。 那时的“上外”十分热闹。出国人员培训中心就设在原来附中的校舍里，对面就是上外学生宿舍。一条水沟，可能流进苏州河，穿过培训中心门口，一天到晚气味难闻。培训中心的宿舍不够，我们十几个人就住在教学楼旁的一大间平房里，原来可能是仓库。在这里我们不计较住的、吃的，只要能没有任何干扰，全力以赴地进行了EPT考前的最后冲刺就行。天不亮就起床，除了三餐吃饭，全天“泡”在英语里。 在上外又接触了各种新的英语培训教材，包括听力、泛读和词汇等。除听力外，词汇是我们这些人的软肋。所以，在完成其他培训课程外，我每天给自己订下的任务是记50个单词，办法是从早到晚，抓着机会就背。包括在上厕所蹲坑的时候(不要以为“上外”的条件有多好)。当然这些生僻的单词仅仅是应付考试，时间长了不用也就忘掉了。其实，记单词的可行方法是：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先根据上下文，猜测单词的意思，然后再查字典，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同一个单词的次数多了，自然就记得了。 终于，在上外迎来了当年上半年的EPT考试。考试是在一个礼堂(或是大餐厅)里举行，每人有一个耳机，以便同时播放听力试题。考后我感觉很好，听力几乎没有听不懂的，语法也没有什么不会的，阅读理解一气呵成，做得很顺。
1985年在肯尼迪宇航中心
培训结束，回到合肥后不久，听说EPT分数下来了，就骑车去省教委打听成绩。当时，省教委的办公室在合肥四牌楼省政府大楼内，进门是要看工作证的。省教委师资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查看了我安大的工作证后，查到了我的EPT考试成绩，他用一种特殊的表情和口气说：“啊！你考得不错，可能是省里的最高分了。”听了这话，我如释重负，英语学习之路上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真想大哭一场。 自1970年代，我三十岁，从头学英语以来，一直都在和年龄大了能否学好英语的畏难情绪作斗争。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我坚信：别人能学好的，我也一定行。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初步成果。回去的路上，我骑得飞快，急着把这个喜讯告诉家人。 迈出国门
得知EPT考分以后，学校决定把这年校际交流的访问学者名额之一给我，这个名额是派往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 1984年8月19日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人，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开始了我两年的留学生涯。当通过检查出关后，回头看见了在送行人群中的妻子，心里一揪，眼眶一下子湿了。多年的“出国梦”终于成为现实，未来又将如何…… 经过近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在旧金山踏上了美国土地。同时前往的还有化学系的蔡老师，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安大任教的。我们曾一起在上外培训。从旧金山乘飞机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后，蔡老师去了Columbia的密苏里大学分校，我则去了Rolla的密苏里大学分校。 密苏里大学罗拉分校(University ofMissouri-Rolla)成立于1870年，原名密苏里矿业学院，是密苏里州首位以工程科学为特长的国际一流大学。2008年改名为密苏里科技大学，现在有中国学生约1000多名。当年，中国学生学者加在一起也只有二十余人。 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学习，但一下子来到美国，还是很紧张的。蔡转机去Columbia后，我一个人要在圣路易斯机场等灰狗大巴，这几个小时很难熬。机场候机大厅里，不时地传出广播声，“竖着耳朵”听着，总以为是叫我。特别是后来想上厕所，厕所只有几步远，但不能去，因为带着两件大行李，怕丢了。有不少美国士兵来来往往就坐在旁边，但我不敢叫他们照看行李，一直憋到上了大巴才解决了内急。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令我莞尔。这里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有一个CultureShock(文化冲击)问题。过去受到的教育建立的美国大兵形象就是“烧杀抢掠”，刚到美国就成了条件反射，怕他们，至少不信任他们。在美国多年后，才渐渐有了这样的感觉：这里的士兵也是受到人们尊重和爱戴的，一般是可以信赖的。 在密苏里大学原订一年，后指导教授Dr.Bourquin布昆博士资助延长一年，除协助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外，我坚持每学期听一到两门课。开始的时候，每一堂课都是一种折磨，因为大概只能听懂三分之一。美国的教授上课几乎不按课本按步就班地讲，所以也无法事先预习。在中国访问学者中，我的英语应该算较好的，大家都有同感，英语还需要提高。于是我又买了一个盒式录放机(这时已不需分期付款，二十几美元不到一天得到的资助)，把从课堂和收音机里录到的英语反复放。有两三个中国访问学者也和我一块听，你一个词、我一个词地凑出来。 另外，当地电台连续播放一个纪实长篇，是早期一个中国访美学者写的来美经历。由于是美国人播讲，发音地道，内容又相关，我也常听。后来在图书馆居然借到了这个录音磁带，又反复听了一段时间。 当时的中国学生学者为了省钱，都是几人结伴住在一起。为了增加说英语的机会，参加了教会的活动及英语学习班。另外还交了几个老美朋友，像所在系的McPherson迈克菲森教授、教会里的Ms Chris克里斯。后来还认得了一位退休教授Johnson约翰逊，是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他主动和我打招呼，通过交谈认识的。这是一位数学系教授，一个儿子和我同岁，可惜儿子不到二十岁就死于车祸。孤独的老夫妻很喜欢有人去他家做客，陪他们聊天。他开车带我们去参观他买的一片森林，和我们一起去砍伐自己种植的圣诞树，送到市场上去卖。我们一直联系，直到我回国后。
1984年在密苏里州首府
1984年在密苏里州首府在和老美交往的过程中，体会到学英语除了不怕苦、肯下工夫以外，还要有“不怕丑”的精神。一次，在教会的英语学习班里，就因搞不清什么一个和“love”有关的说法，而出过“洋相”。现在看来，在小场合“丢面子”，是为了在大场合“有面子”，在比自己强的人那里要“班门弄斧”才能长进得快。经过努力，在美国一年后，听力有较明显提高，上课能听懂一半以上了。两年下来能听懂八九成了，不懂的一两成可能与文化背景有关，涉及到一些俚语和笑话。 总之，英语绝非到了国外自然就会好。抱着这种想法绝对是一个误区。踏入美国，只能说，学习英语又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起点。可以说，只要你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学习英语就是终生都要做的事情。 那个年头，几乎所有的访问学者一旦踏上异国的土地，就立即成为一个爱国者。在美国的两年，时刻关注着祖国。看到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的纪录片，让我们热泪盈眶。看到美国时代周刊选择邓小平作为1985年的The Man of the Year(年度人物)，激动不已，我当即就买了用他头像作为封面的周刊。当然通过在美国的两年，我们才认识到什么是“美帝纸老虎”，什么是“日落西山”的资本主义，才认识到中国文革前后是多么封闭，当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多么的大。 “海龟”的日子
1986年8月19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和当时绝大多数访问学者一样，我怀着报效祖国的一颗赤热的心，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在此后“海龟”的六年里，度过了人生最有价值时光，也给人生添加了绚丽的色彩。 带着“海龟”的光环，几年里承担了大量的教学、科研任务和管理工作。先后三次主讲了电子系骨干专业基础课《信号与系统》。在电子系首开，并教授了好几届的《电子类专业英语》。还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多次教授了《电路计算机辅助分析与设计》《网络分析与综合》《计算机绘图》《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和《自动控制理论》等专业课程。有的课程选用了英语教材。仅1985级本科我就给他们上了5门课。结果这一届录取全国各地研究生的人数达到15人之多，创造了系里的记录。
1987年我被任命为电子系副主任，承担了全系的教学管理工作，尽力优化课程设置和教研室组合，严格学籍管理制度。其中可见到的一项成绩是，我系四级英语考试全校各系排名第一。 “业精于勤，荒于嬉。”外语更是这样，一位英语老师说得好：“学英语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不滚就化。”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之下，如何防患于未然，保住英语水平，形势是十分严峻的。特别是听力和口语，因为可以说：“听力是提高英语的最重要基石。”俗话说“十聋九哑”，就是因为小孩生下来学讲话都是先靠听，再慢慢一个字、一个字悟出来，学着说的。
在Johnson教授家里
正在发愁之时，我的好友王智夫帮了大忙。那时他在外语系任教，并在校外兼课。一次他找到我，要我替他代几堂在省科协业余英语学校的口语课。他因有事要缺席一段时间。抱着极其谦卑的心情我走上了讲台，随时准备被学生哄下去。一堂课后，几个学生围上来鼓励我说：“你教得也不错。”就这样，总算没有让王智夫的口语班学生跑掉。 后来经智夫的推荐，我正式地成为省科协业余英语学校的教师。我的教学方法是：反复播放最新VOA的新闻，要学生模仿VOA的发音，复述听到的句子；然后根据句子的内容用What、Why、Where、Who、When以及How来提问题，要学生回答问题，以尽快让他们口语取得飞速进步。当有了些经验后，又到合肥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合肥英语之角去教口语了。 在1980年代出国大潮中，“海龟”的号召力还是很大的。业余英语学校要利用这个光环来吸引生源。这样我就连续地在合肥英语之角教听力和口语了。对我来说是“一箭双雕”：既挣了点外快，又保住了英语，而且每周仅两晚，对在安大的教学和工作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我第二次出国之后，儿子伟峰参加了合肥英语之角一个班。后来又参加了英语之角举办的英语演讲大赛，并且一举夺得第二。女儿的英语，从小学起，就是班上的佼佼者，早读时带领全班念英语。到了大学，老师对她说：“我现在教的英语内容，不是你应该学的了。” 两个孩子都不是死读书的类型，考试成绩并不突出，到了国外反倒蛮适应。关于说英语，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学说英语时，要让自己的嘴感到有点别扭。要是觉得和说母语一样顺，那老美听着就别扭了。 英语派用场
1987年，国际培格曼ORBIT情报检索系统来中国宣传计算机情报检索。安徽是这项活动的第三站，之前去了四川成都和上海。为推广这一先进技术，省科技情报所举办了一个学习班，为期一周。有来自全省各地科技情报部门的几十人参加，整整坐满了省科委的一间教室。事先，省科技情报所需要一个懂得专业的人做翻译，就在各高校寻找，最后决定由我来担任。其实我也不是搞情报检索的，但多少沾一点计算机的边，这样，就开始了第一次的专业口译。
1987年安徽ORBIT情报检索学习班全景
主讲人每天把第二天要讲的提纲给我，以做好准备。现场还有一些解释的话要翻译，这就靠自己的水平了。还好，基本上我也都能对付。来访的培格曼专家有一次在课间休息时说：“我觉得你的翻译比前两站要好。”不知真是这样，还是为了鼓励我，也可能是省科技情报所组织得比较好。 过了不久，一个大型的，有二三十人的美国广播电视代表团来到安徽访问。这个代表团可能带有观光或商业性质，成员都是一些中小公司的老板，但也不乏懂技术的专家。在那个年代，对于美国来的技术代表团还是很重视的。省科委等部门特地组织了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会，在省科委礼堂举行，好几百人到会。由我担任了现场口译，紧张是难免的，好在没有出什么“洋相”。
ORBIT情报检索学习班现场翻译
利用这次机会，接触了一些广播电视的新技术，我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整理了一篇有关国际高清电视发展现状的文章在国内一个杂志发表。代表团的团长Mr.Gene Leonard在1992年我去美国时，特地邀请我去了他在纽约长岛的家，是用电话约好，在曼哈顿四十几街的某处碰头，然后乘火车去了他家。这次去他在海边豪宅的访问，让我一览了纽约长岛海天一色、碧波万顷的美丽景色。
后来，世界银行有一笔贷款用于装备安大的计算中心。世界银行派计算机专家到安大考查评估。这位专家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计算中心主任Dr.Skelton教授。他同时应安大计算机系的邀请，要做一个有关计算机数据库的学术讲座。安大计算机系主任找到我，请我去做了这场讲座的现场翻译。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和斯凯尔顿教授夫妇熟悉了。 经安大外办同意，我们举行了家宴，请他们夫妇俩来家做客。那时家已经由那间18平方搬到了大板楼里的30多平方(大板楼是用水泥预制板建的)。接着的周末，又经安大外办同意，由两个小孩陪同他们参观了安徽医学院一院那边的农贸市场。他们对农贸市场的兴趣很大，两个孩子也有了一次与美国人直接交谈的机会。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1992年在美国巴尔的摩时，又见到了前去开会的Dr.Skelton。
在安徽大学和Skelton教授一起准备学术讲座
1980年代末，技术职称的评定全面展开。在高级职称评定中，外语是一个重要条件，也成了不少人的“拦路虎”。各个单位都开办了英语培训班。我曾先后在省电信局、市电信局和蚌埠兵器工业部214所任教，辅导那些即将成为“高工”的人学英语。
Skelton教授夫妇来家作客
1990年，安徽省科技情报所刘工发起，要编一本《英汉计算机与通信辞典》。由他任主编，他到安大找到我，要我担任第一副主编。我和安大计算机系的吴老师等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编译、校对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英语和计算机、通信专业水平。该书在1993年，我再次出国后的第二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出了国，后期的工作没有参加，原为副主编之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了第一副主编。我是在十年后，回国探亲时，才看到这本辞典的，我的名字仍在副主编之列，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荣耀了。这一二十年来，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发展的速度难以想象，《辞典》的内容已远远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另外，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对是否需要这些辞典产生了质疑。 再展宏图
1989年后，出国一度控制很紧，特别是派往美国。但每年还是有指标，特别是派“高访”短期出国。根据国家要求，需公开报名、考试录取。于是大约在1990年，我稍加准备又参加了一次全国EPT考试，成绩也不错。虽然我已取得了出国资格，出国之前又被送到上外去培训了一下。其原因是要对出国人员进行“政治培训”，虽然政治培训内容不少，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外语了。 1992年8月8日我离开上海飞往纽约。在纽约受到好友方氏兄弟二人的热情接待。原在国内的弟弟方襄城为了孩子那时已移民美国。我一到美国他就说，这次你为了孩子，也一定要想办法留在美国。襄城把我和行李送到纽约曼哈顿中城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在这里我一个人候车准备乘灰狗大巴去巴尔的摩。这里的环境远比当年圣路易斯机场要差很多，但此时的我已不感到紧张。查询买票时，毫无畏惧地总想多说几句，可见英语已不是什么障碍了。只是我说的巴尔的摩和美国人不一样，他们的发音更近似于“波尔的摩”
1995年和马里兰大学Dr. Fritz教授夫妇在Party上
这次在美国待了三年半，头半年由国家资助(对此我一直感到很愧疚)，后来由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有关教授的科研经费资助，主要从事医学图像处理和数据库的建立。在这期间，先在Dr.Fritz弗里兹教授指导下，用C++语言按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的规范The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建立了一个医学图像数据库(不含数据)，发表了论文。后来指导我的是Dr.MarvinE.Lasser拉瑟博士。他的公司与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合作研究红外海底探测图像获取与处理。我负责实验控制程序设计、数据处理和论文。我作为第一作者的几篇文章均在有关学会会刊上发表。
在马里兰大学实验室里
由于英语障碍不大，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我成为马里兰—安徽友好省州委员会的委员，定期出席主席刘全生博士(马里兰大学著名物理系教授)召集的委员会例会。委员会不乏政府官员，例会用英语进行。 移民加拿大
我去美国的签证是J-1。在美国的几年，每年都要在拿到美方学校的资助后，申请延长签证。J-1签证的最长时间是三年半，而且不能直接转成其他签证，除非是搞“政治避难”之类，这又是我所不齿的。当时家虞和女儿伟蔚已来美国，只剩下儿子伟峰了。他的“托福”已达到美国大学录取外国研究生的要求，只是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学校，否则无的放矢，将花费大量时间和申请费用。利用在美国的优势，帮他查找学校，最后选定了新泽西理工大学，我两次开车亲赴该校，查询申请进展，最后该校同意录取并给全额奖学金攻读硕士。 当伟峰前去上海美领馆签证时，上午告诉他可以给签证，下午取护照时，却被告知拒签了。理由很简单，我们一家四人，已有三人在美国——典型的“移民倾向”，这无疑对他是沉重的打击。 于是我们选择了技术移民加拿大，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回国，可能前程无量；留下，就意味着继续奋斗。当时，以伟峰刚刚大学毕业的身份和年龄，可以作为亲属和我们一起移民加拿大，我们从加拿大也有可进可退(回国或留下)的可能。可喜的是在我们移民办成之前，伟峰已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录取并给全额奖学金。1996年初，当我们移民成功“落地”加拿大时，伟峰已在加拿大汉密尔顿市(Hamilton)等待我们了。 能否在加拿大站住脚，对于当时已经50多岁的我，又是一场新的考验，关键是英语和专业特长。落地加拿大两个星期后，被一家小公司录用，担任技术经理，单枪匹马地从事电子商务的局域网和远程数据传输，一年后被摩托罗拉多伦多设计中心录用。
入职摩托罗拉多伦多设计中心
在摩托罗拉多伦多设计中心，一下子干了十年。参与了许多项目。高兴的是在这里又和我的老本行Radio-Electronics(无线电电子学)打交道了。不过这个词现已不大常用了，取而代之地，现多用Wireless或者Wi-Fi了。由于在公司里是真刀真枪的干活，所以英语水平又有了质的提高。每天都要阅读各种技术资料、起草文件和电邮。在听说方面，不但要在一些会议上(包括跨国的电话会议)听得懂，还要能说出你的意见。几年下来，基本上自己想说什么就能马上说出来，不像以前说话时，还要先“打打腹稿”了。
2002年多伦多国际龙舟赛摩托罗拉队合影，作者(右五)是最老的队员
古稀之年
退休后，接触英语的机会就少了。后来听力也明显有所衰退，英语的水平下降在所难免。但这时又有了新的“机会”，在美国的外孙女Emily已到了学龄，我便成了她的“家教”。在她的小学阶段，不仅辅导她的数学，也还能辅导她的英语，当然辅导的不是她的发音，在美国长大的她，哪里用得着我来教她的发音。只不过，在做阅读理解练习时，能帮她分析课文，写作文时，还能教她如何列提纲，写开头结尾，能启发她如何写得生动、具体……这点工夫实际上也是“现烧热卖”从网上查询学来的。到了她上初中，英语我就插不上手了，主要是辅导她的数学。我们一起逐章地“啃”了几大本英语写的代数预科(Pre-Algebra)、代数和几何的课外教程和所有的练习，从而加强了Emily的数学基础。在辅导过程中，我的英语阅读得以巩固，也悟出不少以前不常用到的数学词汇，像：Pythagorean theorem勾股定理、Congruent全等。 两人中英结合的对话既给了我说英语的机会，从Emily说的英语中吸取了营养，同时又让Emily的中文水平有了提高。后来，Emily的Science(科学)课程学到了“电”这一部分。Emily觉得这是Boy(男孩)才能学好的东西。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又有了我的“用武”之地，要让她觉得Girl(女孩)学好EE(ElectricEngineering)也是不难的。 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正迈向耄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只能是勉励自己的名言，做到却是不容易的。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虽不能说：“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事业。”但自己觉得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我毕竟努力过、奋斗过。 (此文于2015年4月在多伦多《北美时报》连载。这里略作删减。)
1984-1986在美国：左上为与布昆博士(Dr. Bourquin)在一起,右上为与教会朋友马克合影。其余为在校园内和旅游 1986-1992 回国后为来华专家讲学做翻译。右上为专家斯凯尔顿教授(Dr.Skelton)夫妇来家与孩子们在一起 1992-1996在美国。左上起为与唐德刚博士、拉瑟博士(Dr.Lasser)和弗里兹博士(Dr.Fritz)合影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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