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摄于2015年秋
张华磊,1944年出生,1961年进安徽大学无线电系,1968年被分配新疆克拉玛依油田。1975年调回母校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海归后任副教授、系副主任。1992年再次赴美,1996年移民加拿大,在摩托罗拉加拿大工作十年。现退休居多伦多。近年在海外报刊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出版文集《枫叶红了》。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40年
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忧愁缠满全身,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都太浩瀚恢弘了,个人的经历与之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渺小卑微。但正是这被忽略、遗忘、湮灭的点滴记忆才凝聚成历史的浩荡。每当听人说“三十而立”时,如烟的往事就会冲开记忆的闸门,让我又想起那继续虚度了三年的似水年华,那等待并寻求希望的日子……1971年,结束了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三年日子后,我从新疆调回安徽。满以为在荒废了五年的专业后可以用上所学的专业了,谁知在联系接收单位时,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因当时的政治形势找不到合适单位。最后被派发到淮南化工机械厂,当了一名电工。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让希望化为乌有,变成了“绝望”。虽然都带一个“电”字,但差之厘毫、失之千里,远不是一码事。在那个年头还有谁去管你的工作是不是对口专业。淮南化机厂是一个不大的厂,可能只有三四百人。没料到这两年却有一个“名人”出自这里——“大老虎”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他是在我去之后的1972年才被招工到厂里当上一名钣金工,开刨床的。后来上大学,读博,一步步地爬上了高位,当上了中央委员,2016年落马了。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当年一个稚嫩的学徒工联系起来。真是“时势造英雄”也造奸雄、枭雄。
在进厂前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林彪事件。1971年国庆前后,人们的生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各种“秘密”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后来单位里才开始正式传达有关文件。原来,全中国人民“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自我引爆”了!我们除了开会,学习中央文件,就是“抓革命、促生产”。那个年头,这种口号已经成了“口头禅”,再也无法让“工人阶级”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了。厂里流行一句话“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一个不大的厂就有两个电工班近二十人,老工人不多,主力是退伍军人和大专中专毕业生,还有几个社会招来的学徒工。两个班长还是明争暗斗的对头。间或也有点活干,最刺激的不过是爬电线杆子,安装电源外线。班长带着我们几个到淮南煤矿机械厂去取经,回来就自己配方环氧树脂做电线的防爆接线桩了。在不多的工作外,我们这些电工冬天经常围在炉火旁,夏天蹲在通风的墙角下,抽着劣质香烟,吞云吐雾、海阔天空地胡吹闲聊着,消磨掉不少时光。往往在这种时候,我百无聊赖、如坐针毡——既插不上话,又不能拿本书到一边看。厂里一度开始评奖,获奖的先进职工可以得到一些奖品,如毛巾之类,虽然杯水车薪只值一两元钱,但相对于一般职工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加一个夜班仅补助两毛钱,一包中低档的“飞马”烟两毛八分钱)也还是有吸引力的了。电工班达成了“协议”,大家轮流坐庄当“先进”。有个月终于轮到我了,在我满怀希望得到很“贵重”的奖品,特大搪瓷茶缸时,奖品最终落到了班长手里,他把名字换掉了。我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发牢骚,把这件事称之为“水缸事件”——名称缘自此前不久美国刚发生了“水门事件”,总统尼克松被弹劾而辞职。当时妻子在临近县的农村中学里教书,后来又有了儿子。一个人拖儿带女、千辛万苦。学校离我们厂只有五六十公里。不是像现在可开车往返那么方便,我只能两三个星期乘火车去一趟。帮不上妻子多少忙,最多是做做煤饼,去井边挑几担水。大部分业余时间就在厂里“混”了。厂里后来有了一台黑白电视,锁在工会的一个高腿的柜子里。晚饭后有电视节目时,就搬到室外空地上播放。但只能隔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看到屏幕里的闪动。其时已上映过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电视信号不稳时,就说又放《多瑙河之波》了。我们几个单身的大中专毕业生住在厂里的男单身宿舍里,那是用一个“大跃进”全民炼钢时盖的炼钢厂厂房改建的。高大的厂房只利用了一两层。从房间里向窗外看去,满眼是七零八落的断墙残壁、荒烟蔓草,还有一个像游泳池般的冷却池。这样空旷、让人瘆得慌的楼也只有我们男生敢住。多年后,得知厂里有两位年轻女子“走了”:死于非命,让我很感吃惊。小王是芜湖电校毕业分配到我们电工班里的,娇小、白净,性格温和。她嫁给了一位海军军官,丈夫来探亲时和大家见过面,人显得老相。不久小王就有了孩子。因为是军婚,所以大家对她很照顾,大家也不敢和她多开玩笑。她的非命之死和后来生第二个孩子,得产后抑郁症有关。另一位小李是金工车间的,明眸皓齿,确有些姿色,车间里的年轻人爱起哄,能和她开出很过分的那种玩笑。后来不知为何沉尸在那个像游泳池般的水池里。得知消息后,我算明白了什么叫红颜薄命、命若悬丝。在此期间,我只干过一件与专业有关的事——利用买的清仓处理品装了一台高功放电子管收音机,又用废旧木板做了一个大喇叭箱。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也是自己学着绕的。同班组的小范虽是中专毕业,但动手能力很强,给了我帮助。从此宿舍里就响起了“贝斯”十足、余音缭绕的音乐。如今我还经常会哼起那个年代的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 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还有《北京颂歌》:“灿烂的朝霞, 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是穷极无聊、无所事事的,在宿舍里搞过象棋比赛,办起过“合作食堂”——几个人合伙在宿舍里用电炉烧菜,时不时喝点八毛钱一斤的地瓜干酒。也有时干点私活,打起了小家具,如床头柜之类,我也曾利用边角料做了个煤铲子和一个做煤饼的方框。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一阵子,晚上几个“男生”盘腿坐在蚊帐里像模像样地织起了毛线,我想学,也学了,但怎么也学不会,后来就放弃了,躲在蚊帐里学英语了(怕蚊子)。“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常常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在寝室里议论国家大事,尤其是邓公1973年复出和“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谈的最多的是“奖金”问题,一致认为:厂里人浮于事,吃“大锅饭”,早就应该改革了。1974年我被抽到厂里技术科了,不是干什么技术活,而是去给专科毕业的总工程师整理技术资料。心里虽不平衡,但“虎落平阳”也只好得过且过。另一项任务是抄写大字报,那时“批林批孔”搞得火热,我的“信笔涂鸦”被厂里发现,视之为“龙飞凤舞”,也算人尽其才、知人善用。在厂部,大部分时间是没事可干的,就翻阅多种报纸,捕捉形势变化的蛛丝马迹。那段时间,淮南有“反潮流勇士”,鼓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到现在正好八年——第二次文革已经开始”,叫嚣“第一次解决了刘少奇,这一次要解决更重要的”,把矛头直指周总理,招降纳叛、结伙成团,大搞打、砸、抢、抄。淮南线铁路一度出现车厢窗户几乎全部被砸,乘火车也不要票的局面。好在厂里没有什么人牵扯进去。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后一两年,各地广播电台纷纷开播“广播英语”。原本学俄语的我,“而立”之际开始了艰难的英语学习,前面提到的学英语就是这时候的事。广播英语里虽然充斥着“批林批孔Criticize Lin, Criticize Confucius”这样的政治词汇。但正是有了这个开端,才有了多年后在全国出国人员英语水平考试EPT中,以40岁的“高龄”在全省脱颖而出,才有了后来的两次赴美留学,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命运。1975年我终于调回母校任教。当时大学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多年,安徽大学无线电系总支张健书记、系主任戚作均教授等老师力主将我调回,多次派人和有关方面联系,终于成功——让我在大变革前的暗潮涌动之时回到母校搞业务了。“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第二年祖国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后记
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陡然激起了对当年同事的怀念,遂发微信给一个在淮南的中学同学,请他打听一下四十多年前几位同事的信息,没想到果然得到答复,令我唏嘘不已:华磊好!信息收到,迟复为歉。淮南化机厂早已不复存在,在原厂址及周边土地上盖起不少厂房有多家企业(民营)入驻,老厂无踪影,员工难寻觅。我托人联系到XX,手机138XXXXXXXX,你可与他联系或许了解到其他老同事的情况。你曾洒下汗水的淮南大地已旧貌换新颜,大通、洞山和田家菴己连成一体,高楼林立,市井繁荣,小汽车己成为许多普通家庭的代步工具。哪一天你回国旅行探亲,欢迎旧地重游来淮南玩玩,届时吾为你和夫人接风洗尘(老友陪同)让我们举杯为已逝的青春岁月、为珍贵的友谊干杯,再干杯……原载加拿大《星星生活》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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