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与怪事：城关中学（1964-1968）

Original 小小鸿渐风 2023-04-30

【竟陵中学回忆录】系列之四

我的初中生活与怪事：城关中学（1964-1968）

小小

听说天门市竟陵高中（我读书时为“城关中学”）随着天门市教育资源整合，已正式发文，要扩建、搬迁了，不免有些惊喜，也有点失落感，毕竟是自己成长中记忆最深的母校啊。

在那时的天门县，天门中学是人人都向往的最好的学校，但不设初中部，而城关中学没有高中，只设初中部。两所在县城的中学分工明确，一个是省重点高中，一个是县重点初中，都是面向全县招生，择优录取。这样一来，小升初，城关中学是那时应届小学毕业生的第一选择。

我是1964年入学的。文化革命之前，小学升初中也是要统一考试。由于建国后小学毕业人数猛增，而初中招生人数并没增加，竞争也很激烈，招生比例还没有现在的大学录取率高，估计60%左右，城关中学每年也就招生250人左右。家住城关镇的学生一般安排走读、占一半，还有一半作为住读生全县统一招生。特别是农村，一个大队能有一个同龄学生进城关中学那就很不错了，我的同班住读的同学大都来自岳口附近的小庙、新堰、截河等几个公社，一个公社也才一二个学生被录取，也算百里挑一吧。能到县城的中学上学，感觉是挺光荣、挺自豪的，当地人把他们当秀才看，从小他们也就有了改天换地、脱贫致富的远大志向和崇高梦想。

其实进城读书也不是进了天堂，我们这些只有十几岁的娃娃，他们背着沉重的行李，有的要步行几十里路到学校上课，经济困难不说，仅两周一次的来回，也夠辛苦的。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文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唱歌跳舞也是学生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最爱。除了这是天性，关键是要贯彻上级的指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六五年正是大树、持树领袖权威的一年，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以班为单位上街搞宣传演出活动。学校指派音乐教师李靖宇老师牵头，从各年级各个抽出部分学生成立了学校宣传队，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六五年底在工人俱乐部广场冒雨演出。兴师动众地排练，占用了学生们半年的业余时间，只演出了一场，算是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

学校教育要求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天门是农业县，仅有的几个不大的工厂，不夠学生实践，于是就经常组织学生去农村、去农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按照学校伙食标准，每天交给户主一斤粮票2角5分钱的伙食费。

学校有个食堂，每天早餐有稀饭供应，除住读生外，走读生也可以订饭，每个早餐只需要5分钱一两粮票，我也订过学校的早餐。有次轮到我抬稀饭桶还回食堂、并在食堂后面井水处压水洗桶时，看到还有两个萝框装着切好的咸菜放在地上，这是准备第二天早餐用的，我很好奇，想看是什么，用手一抓，滑滑溜溜的，仔细一看，上面爬满了鼻涕虫，恶心死了。而且每次洗雪里蕻就在食堂旁边的鱼塘里，顺便摊到塘边地上晒干。那水已是绿色的，经常有死鱼浮在水面。我猜想，两框爬满鼻涕虫的咸菜绝对没有浪费。

不多久，荆州滑翔学校来城关中学招收学员，对学生进行体检。发现50%以上的学生都有肝大的临床表现，这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极差的卫生条件造成的。后来改善伙食，试用桌餐，八人一组、三菜一汤，伙食费仍然是每月七元五角。进餐学生非常满意。可是好累不长，不到几天就恢复了原状，“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正当同学们专注学习的阶段，各种政治运动逐步多了起来，经常停课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中央各类文件，什么“教育方针二十条”，什么“四清运动桃园经验”，什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连已经过去二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内容也再次向学生传达，为接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我们这些羽毛未干的小屁孩太天真啦，好像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谁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大事，我们似懂非懂，满腹疑问。

正常上课时间不能确保，课程表如同虚设。一时要组织学生痛说革命家史，一时请贫下中农上阶级教育课，有时还请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讲革命斗争故事，甚至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新闻电影拷贝从武汉运来，也要求我们全校停课，把学生们集中在刘家坡公路旁边去夹道迎接，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录相，想目睹毛主席的风采，只有新闻纪录片，而且不止一次。那时候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瓶装水，一等几个小时，烈日当头，口干舌燥，哪来水喝，不敢离开一步，生怕没有接到。

另外就是参加劳动，练一颗红心。学校成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把最宝贵的黄金时光都浪费掉了。这些政治运动，本意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可并没有减少学校怪事的发生。

整个学校住读的女同学相对较少，全校只安排了两间女生宿舍，也是与教室同样大小的大通间，混班合住。1965年底，女生宿舍爆出丑闻，半夜有人在宿舍内逐个摸女生的头、捏女生的腿，吓得全室女生不敢动弹，连照明灯都不敢有人拉开。开始都不敢说，都以为只是自己的幻觉。

过了几天，又发生同样的事情，三年级有个年龄较大的女生把夜晚发生的事报告学校领导，引起学校重视。

那时候城关中学在照墙街以北三百米的地方，再往北就是满是乱坟的古城堤，与城关镇的街道脱节，基本上属郊区。虽然教室和宿舍区共有十几排房屋，但没有围墙，显得很荒野。学校也没有保安岗位，全靠自己照自己。

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学校不敢马虎，于是一方面组织个子大的住读生夜晚轮流巡逻，另一方面每晚安排两个男老师在女生宿舍同住，起到保安的作用。过了一段时间，没发生异常情况，恢复平静，以为没事了，不再安排男老师同住。

“坏人”的信息也很灵通，知道女生宿舍撤走了保安男老师，又来趁机作案。有个乌漆墨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女生宿舍有个三年级（5）班姓倪女生觉得有人在捏她的大腿，又摸她的脚，待清醒后，确定不是做梦，大叫一声“抓流氓！”一下惊醒了全室的人。那时候一个近四十平米的寝室只装一个带拉线开关的电灯，从被叫醒到摸到开关的拉线有几分钟的时间，“流氓”见势不妙，连忙钻到靠角落的一个上下铺的床底下。25W的灯泡像鬼火，看不见人影，但都知道这家伙还在室内，被摸的倪同学找来一根竹棍，每个床底下瞎捅，捅到最后那个床底下发现捅到一个像死猫一样的软体，一动不动，龟缩在潮湿的旮旯里，有人叫来隔壁的男同学拿电筒一照，确定是个人，抓到了现行！原来不是外面的阶级敌人，是我们这届某班学生，据说他父亲还是解放前的老革命，但没把革命传统继承好。

1966年初，通过报纸，广播传来北京大学开展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运动，学校政治空气更加浓厚起来。紧跟北京的政治导向，学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开展“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接着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学校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指向学校领导贯彻的“走白专道路”的一套教育方法，把批判的战火引到城关中学，不少老师也受到冲击。随后社会各单位各机关不明真相的人大力声援，有敲锣打鼓送贺信的，也有打电话表示支持的，学生俨然成了革命小将，教学秩序全打乱了，成了半停课状态。

这种氛围，搞得老师个个人心惶惶，上课时不敢讲数理化知识，怕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又不敢讲政治，当时左一个“中央文件”，右一个“最高指示”，不是打倒这个，就是打倒那个。什么是政治，谁都没弄明白。又怕站错了队，得罪了学生，左右为难。县委派来以县人民法院院长吴静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也没有能够阻止越来越多的大字报走向社会。

到了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正式开始，学校完全停课了，书记校长都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随时都面临挨批挨斗的可能，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住读的学生都回乡下去了，怀着美好的理想迈进学校，却带着仿惶的心情又回到家乡。

六六届应届毕业生没有毕业考试，也没举行毕业典礼，就此离开了学校。直到1966年9月份新学期开学，还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此时正值文化革命高潮，社会上政治斗争如火如荼，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门城楼接见几十万红卫兵，以后各地又挑选根正苗红的学生代表去北京，城关中学也选出代表，接受毛主席接见。

受此诱惑，不能选为代表的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自己结伴步行串联，学校又停课了。直到1967年春季复课闹革命，学校才有部分人来到学校，成立各种派别的战斗队和造反组织，与社会上形成的造反派、保守派、钢派、新派一脉相承，但动作都不大，翻不起大浪。后来钢派、新派武斗激烈，学校虽然派性斗争没打起来，但打老师、打学生的事时有发生，被打的最厉害的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培成。学校不上课，这些学生无所事事，实验室、图书室是他们光顾的地方，翻得乱七八糟，图书一本不剩，实验室的设备被砸的精光。

全国的武斗形势越演越烈，大城市派工宣队，小城镇只有派“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管学校一切权力。我们学校派来的贫宣队都是从各个乡村抽上来的，比如村里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大队书记等人组成。既没什么文化，又不懂教育，只能每天组织学生开会，讲革命家史。谁还听这个？在农村吆喝别人的那一套在学校行不通，学生们干脆不来学校了，老师们个个都自身难保，学生没有一个到学校，但“贫宣队”的人员仍然呆在学校里，继续拿着工分，享受生活补助，比在农村强多了。

转眼到了1968年底，学校急忙补发了一张只有毛主席的画像，没有本人照片的毕业证书，被封为“知识青年”，走上了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迟到的毕业证书（同学资料，仅作参考）

后记:

2017年春，以《重温校园梦，再叙同学情》为主题，我们全班同学举行了毕业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并制作了精美纪念册，怀着美好的愿望专门派人送给曾经的母校，想留在学校作为纪念。现任校长xxx说：“凡是赠送的纪念册的我们学校一律不收，捐钱可以”。这，就是我们一直怀念在心中的母校？

2018.08.31于上海

【本期责任编辑：翻饺子】

小小的博文链接：

前期博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