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传芳先生印象记--回忆我的音乐启蒙师

Original 雪梨子鸿渐风 2023-04-30

何传芳先生印象记

--回忆我的音乐启蒙师

雪梨子

在我的人生中，幸遇许多贵人。有人教我真知，有人帮我迈过生活中的某个坎，也有人让我开智（思想上的启迪），还有人给我难堪却让我领悟人世之艰难、推己及人而添慈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贵人。这些贵人们的音容笑貌会时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让我感念，叫我警醒，催我上进。但对我影响至深、让我想念至久者，除了父母外，恐怕就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何传芳先生了。

大约是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学校开始不上课了，整天搞“学工”“学农”。八九岁的孩子要四处捡砖渣、捶石头和到郊区农村摘棉花。父母心疼，他们得知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避开苦力活，就琢磨着让我参加。童年的我因营养不良而肝大，面色苍白，弱不禁风，被班上调皮的同学取绰号叫“肝炎壳子”，去跳舞演戏是不可能了，更别想扮演洪常青和李玉和等高大形象--虽然我样板戏的唱功还是蛮不错的，只能退而求之，看看能否进乐器队。

经母亲的熟人老师推荐，我被带到了红卫小学（原南关庙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乐器教练何传芳老师面前。何老师，中等身材，头发曲卷，颧骨稍高，显得眼眶内凹，一双大眼，却有些浑浊的。他端详我许久，令我有些窘迫；接着他再仔细摸摸我的手指，便对推荐老师和家母说：“行，学拉二胡吧”。这样，我就正式成为何老师的弟子。

在红卫小学几年，知道有个乐器队—因操场西边教室常有弦歌乐声传出，但我并不知这个总教头。从模样上看，何老师根本不像想象中搞音乐的人优雅潇洒，如果不是见面介绍，何老师放在镇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说像个贴锅盔的吧，但至少不会引人注目。何老师在热天常穿着一件洗得发黄（乡语称“污毛皱干”）的白背心，他的腋下汗毛浓密，当他拉琴尤其是大幅度运弓，或拿根筷子指挥乐队时，这腋毛倒是十分扎眼。听宣传队的老队员们说，何老师还有个绰号，叫“何媚气”。“媚气”这个说法在乡语中通常指“那些神神叨叨甚至有些色迷迷的人”，而我眼前的这位何老师却是老实巴交、缩手缩脚的，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个“媚气”绰号。

加入乐器队后的一两周，何老师教我二胡的调弦定音、右手运弓，左手指法和简谱等基本知识，我学习的第一首完整曲子是《东方红》—估计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一样吧，不过何老师并不仅仅要求我能拉出《东方红》的曲调，而是要求我必须会用嗓音唱出来，且是用曲谱唱。比如“东方红，太阳升”就得用简谱中的音符“索-索-拉然，朵-朵-拉然”唱出。这个训练让我后来对所有熟悉的旋律基本上都可用音符唱出；通过这种用音符来唱谱，也让我对各个音阶有了一定的听觉能力。

当年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小学乐器队购置了许多家当。记得有扬琴、月琴、柳琴、琵琶和三弦等弹拨乐器，还有笙、笛子和唢呐等声乐，拉弦乐器则有二胡、板胡、高胡、京胡、底胡和小提琴。在全县的小学级别中应该是配置比较高的。不过，我们平时的活动无非就是为宣传队伴奏。何老师对小提琴、二胡和扬琴、琵琶、柳琴、月琴等样样在行，尤其是小提琴与胡琴。我们乐器队的队员全赖他手把手教会演奏这些丝竹玩意儿。

虽贵为红卫小学乐器队的总教头，何老师平时在学校却异常地低调，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校几年都不知道他的原因。何老师的年龄，我估计与家父差不多大，是二十年代末出生，传说他曾是某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的，那应该是民国时期入学的，不知何故回了老家--我疑心他“摔过跤”。至于因什么问题摔跤，我至今也不知。新朝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以何老师的天赋本事，年轻时极可能恃才傲物，跌倒在那个泥坑都不奇怪。几经磨难才到城里的红卫小学，感觉他以为当时的环境较之前改善了许多，这从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可以看出：平日低眉顺眼，逢人点头哈笑。他非常珍惜这份工。只是当他发现学校有一两个有音乐天赋的孩童时，他那浑浊的大眼才绽放出欣喜的光芒来。

我们乐器队主要为样板戏或根据样板戏改编的地方戏曲（除本地的花鼓戏外，还记得“常德丝弦”）伴奏，文革末期红都女皇主理的“小靳庄”农民演出，更是将我们深入农村与郊区的农民（红卫小学联谊单位是河挪边的曙光大队）一起演戏。也有时候会学习一些二胡独奏曲，比如《红旗渠水绕太行》和《喜送公粮》等，从乐曲的名字就可看出那个时代的烙印。当然，也有一首曲子是至今还流传的，如《赛马》。何老师似乎并不钟意这些曲子，但偶尔也教我们拉几下，更多的是满足于应付各类演出的过门伴奏。不过，即使是这种伴奏，何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正规与严格，比如他教我们二胡，对指法的应用就很讲究，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一定要分工明确，有时候我们为演奏方便而将本应由小指按弦而用无名指替代，何老师发现后就会及时予以纠正，多次犯错还会大声斥责，我还记得他的一句：“是朗搞地像算命瞎子”—他认为那种越俎代庖的二胡指法是野路子，不能登大雅之堂。现在想来，何老师将拉二胡看的很神圣，而不是那种跟着宣传队演唱革命歌曲时拉个过门的“草头班子”把戏。

何老师也教会我们一些基本的和弦、配器的常识，印象中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杜鹃山》里“大火熊熊”唱段和太祖驾崩后又死灰复燃的《洪湖赤卫队》中“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的唱段，都是何老师给我们编曲、排练以及教我们一些伴奏的技巧—我至今仍记得这两个唱段的一些前奏与过门。

大约是1975年，一个月白风清的傍晚，我匆匆吃完晚饭，提早回学校乐队晚自习。行至校门口，隐约听到胡琴声，凄美而悠长的音符让我新鲜、觉得好听。我屏声静气地来到乐器队教室，从门缝边看到何老师穿着那件标志性的“污毛皱干的白背心”，对着窗外的月光拉琴。他时而低头，时而扬首，曲卷的头发在俯仰中飘逸，如痴如醉。突然间何老师警觉外面有人，看见我在教室门口，下意识地拉了几弓当年的流行曲，脸色略显讪然。我进教室请教他刚才拉的那段乐曲是什么？何老师说，是《红旗渠水绕太行》呀！我知他在搪塞，就告诉他之前的那个--有些滑音的那个曲子。何老师知道哄不下去了，就说：“来，我教你两手。”

于是，何老师教了我几个二胡的演奏技巧。比如滑音，分上滑（从低音到高音区）与下滑（从高音到低音）以及来回的滑音，还有如何演奏出装饰音等。我那时年少手巧，很快就大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方式，何老师满意地点点头，习惯性地用手拍拍我的脸蛋，又似乎无奈地说：“这些……其实没啥用。”……我一脸茫然，他见状，鼓励性地补充：“将来你也许会用得着。”至于他刚才拉的什么曲，却始终没告诉我。

事实证明何老师说的对。那个时候无论是伴奏的过门，还是独奏的二胡曲，都是抑扬顿挫，豪迈奔放的，拉二胡极少需要使用这种滑音和装饰音的技巧—因一旦使用，二胡演奏就成资产阶级的“颓废”之声了。

在乐队时间已久，我们开始“八卦”何老师的身世。得知他是皂市人，可能是解放前某个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我曾见过他的一个比我们年龄稍小的女儿来探亲过。她与妈妈应该是住在老家皂市。何老师既然年龄与家父相仿，而孩子却比我还小，是否结婚很晚（我们家老大长我十多岁呢）？而家属不能同来城关，极可能何师母是农业户口？--那个时候的城乡差别很大，而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却比现在还要叫得响亮。平时独居学校的何老师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尤其是漂亮女孩—也许他想起了自己在外地的女儿？

文革末期有一阵中央掀起了“反潮流”运动，树立一位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北京小学生黄帅为英雄，引导青少年来彻底摧毁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尊严”。我们红卫小学也跟全国一样，紧跟号召，开展“反潮流”运动。班主任老师们都在自己班上很尴尬地鼓励同学们起来造自己的反。我们乐器队的几位同学也觉得应该有所行动，可是如何反自己老师的潮流呢？有位机灵的乐队队员说，看看何老师--这个“何媚气”有没有调戏乐器队的漂亮女生？我虽在家受父母熏陶，知“长幼有序”“尊敬师长”等道理，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觉得父母那套是陈腐落后的封建思想，于是也主动加入这个抓“何媚气”现行的计划中。

有天乐队晚间练习结束，乐器队的队员们陆续回家，何老师点名留下两位女队员补课，这是“天赐良机”，我们几位“反潮流”的男队员佯装离开，一会儿就悄悄潜回，趴在乐器队教室外墙的窗口窥视：发现何老师给那两名女同学“开小灶”，教她们一些弹拨乐器的技巧，如同以前教我滑音技巧一样的，“最离谱”的动作也就是看到女生领会的不错时，习惯性地拍拍她们的小脸。--没抓到何老师的“现行”，大家有些失望，只好悻悻而归。

何老师对我是很器重的，只是我那时并不知晓，反而对他时有埋怨。当时我们乐器队里一位拉板胡的师兄想要改回拉二胡，我因当年大多数都是伴奏，而板胡的音量比二胡大，抖火，见此机会，就自告奋勇要求接替板胡手。没想到被何老师一口回绝，我很不理解，就跟他怄气……，后来何老师只好让我改拉板胡了。事后我通过一位也玩乐器的街坊前辈得知，何老师对他讲明原因：“不想把这个二胡好苗子毁了。”—原来，在民乐中，二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拉弦乐器，如同西洋乐中的小提琴，如果年纪轻轻就去改拉板胡、京胡，那么胡琴的指法、弓法都会受到限制。可惜那时的我愚顽乖张、年轻气盛，完全没懂何老师的一片苦心。

还有更让何老师伤心的事呢。那个时候每年的暑假期间都有全县的中小学文艺汇演，由各地的学校精选出一两个节目，在当时工人俱乐部旁的“灯光球场”汇报演出。红卫小学的宣传队水平在当时至少是三甲之列，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育红小学。每年，宣传队的老师们都要琢磨今年出什么节目可以保持优势，或出奇制胜。大约一九七五年或七六年暑期，我们又面临要参加全县汇演，该出什么节目呢？何老师建议来一个清唱：我们低年级有位女生容貌姣好，嗓音甜美，由她来独唱革命童歌，一男生胡琴伴奏。在当时男女分界明显的气氛下，这是个很“前卫”的想法，也是件很“难堪”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老师会同意这个建议？更“不幸”的是我被选为伴奏者。于是从排练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乐队同伴们异样的目光，而班上的男同学们知道后更是大开玩笑，让我整天都抬不起头来。于是，在演出的当晚，我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玩失踪。在前往灯光球场的途中，我将胡琴给同伴，一个人溜到河边，洗掉脸上的红脸巴，脱下白的确良演奏服，坐渡船到河挪边漫无边际地玩到半夜才回家……告状的老师已经离开，在家挨一顿暴打对我来说是免不了，我后来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宣传队是如何“救场”，但这事肯定是让何老师失望了。只是那个时候我并无这个感受，反而是觉得自己虽挨了顿打，但没有在同学中“掉底子”，还是很值得、挺自豪的。

大约是七七年秋，我已是红卫小学“帽子中学”的初二生了。一天，花鼓剧团的两个师傅带着二胡、板胡找到我家，测试我的胡琴水平，我不知这是否有何老师推荐，还是花鼓剧团吴群肥子的介绍，反正他们听了我的演奏后有意录取。父母有些动心：太祖归天的这一年多来，天并没有塌下来，似乎还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但继任者英明领袖当时的大政方针是“抓纲治国”，还要“继承遗志”什么的，我们中学毕业是否要到“广阔天地”，谁也说不准。如果毕业后要去“大有作为”的话，那么进入花鼓剧团就是一个好选择！另一方面，父母对我一辈子做梨园弟子似乎又心有不甘，总幻想着将来有机会我能像同屋郑福泰的其他前辈们那样上大学……就在这纠结期间，父亲有天突然从单位带回一份《人民日报》：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年底就执行！①于是，我们就不再犹豫，谢绝了花鼓剧团。我开始潜心学习数理化，准备考高中了。

当年恢复高考的这根指挥棒，调动了中国所有家长与学子的心。我们红卫学校的乐器队也顿作鸟兽散，我印象中并未与何老师作任何形式的道别。

一年后，我幸运被天中录取，同时因故搬家到了东门父亲单位的宿舍，上学路线不再经过河街南关庙这一带，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何老师了……

改革开放之初，国门骤开，人们突然发现落后西方国家太多，于是一切“崇洋媚外”。我刚上大学时就发现这点：学校的文艺娱乐活动都很新潮西化。比如小说，大家都看乔伊斯的意识流或《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类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品，没有人读《东周列国志》《左传》等，我不好意思说自己看过一点《古文观止》；诗歌也是玩朦胧诗，无人填词赋旧体诗，更不用说“打油”了。乐器方面则以懂得弹钢琴、小提琴或拉手风琴为傲，二胡太土，是属于那些街头瞎子或乡下掺和红白喜事的民间艺人演奏的乐器。我咋好意思说自己会这项技艺？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大学的文体大队根据档案资料征调我为校文体大队的二胡手，我怕“掉底子”--不是担心水平不行，坚持不去，他们就强行将我的粮油关系转到文体大队，我宁可每月去领回饭菜票，也绝不妥协，最终，僵持一个学期后，他们才将我的粮油关系退回到系里。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氛围下，何老师，也同那个让我觉得掉底子的二胡技巧一样，成为我努力遗忘的对象。

大学后期，学校开始普及西方音乐，请来李德伦讲解贝多芬的曲目，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来自省城，家教优越，见多识广。有音乐天赋的很多，他们常在宿舍里用单卡录音机播放一些钢琴奏鸣曲，据说贝多芬的《热情》②是伟大导师列宁同志喜欢听的，于是那个年代率先出版了贝多芬的几首录音磁带，除了上面提到的《热情》外，还有《月光》和《悲怆》等。因整天播放，有些乐感的我也对这些旋律烂熟于心了。一日，有位自视甚高者照例哼着这些曲子的主旋律，我无意间用音符唱和几句，他很诧异，从此青眼相加。那一刻，何老师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大学毕业后工作，之后再读研，再工作，再下海，其间国家巨变，社会变迁，个人沉沦，自是难以言说。歌曲音乐，始终都是时代的附属品，我们经历了台湾校园歌曲、香港爱国歌曲、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和崔健的摇滚乐的洗礼。但极少听到二胡的声音，何老师自然也无法记起。

但我依旧无形地受惠于何老师的教导。比如每听到一首新歌，我会比周围的同事朋友更快地记得主旋律；后来做生意的某段时间，卡拉OK流行全国，我也常混迹其间，虽嗓音不咋地，但起码我的音咬得准，知如何运气，何时休止，怎么用装饰音泛音等……，所有的这些，皆来自何传芳老师的音乐启蒙。只是，我那时并未意识到。

大约是2000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百姓生活改善，民族自尊心自然增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恢复也在民间悄然萌发③。一次春节后返回工作单位途中，我在某个机场听到一段二胡曲，琴声欢快而有度，厚实又悠长，那是国人传统的生活态度，我喜欢极了。后得知是现代二胡奠基人刘天华先生④的《良宵》⑤，于是我尽可能找到所有关于刘天华先生的介绍、其作品演奏的音频视频等欣赏。猛然间我记起了何传芳老师，联想起我曾听到他偷偷摸摸、断断续续演奏的那些旋律，应该就是刘天华先生的二胡名曲；而何老师额外教我的那些二胡指法，正适合这样的演奏。2005年，国内音乐界发起纪念刘天华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各大城市都有刘天华作品音乐会，电视上也时有转播与介绍。我听到了很多刘天华先生的二胡名曲，除了之前提到的《良宵》外，还有《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和《月夜》⑥，这些曲调让我似曾相识，让我倍感亲切，让我想到了何传芳老师，想起他在红卫小学西侧教室里凝望着夜空如痴如醉又略带警觉的拉琴模样……我一点也不怪何老师他当年没告诉我刘天华是谁？《光明行》的寓意都是什么？《病中吟》是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那是一个风雨如磐、人人自危的年代。

我开始在工余时间上网看一些二胡名家的视频教学节目，作为对繁忙工作的调节，但还没动心去买一把二胡试试。不过我在看视频节目时会观察这些老师们的指法，自己就以右胳膊作为琴杆，左手在上面练习揉弦和换把等技巧--这是何老师曾教我们如何在没有琴的时候保持练习的一种方式。

2007年秋，小学初中的部分同学们首次在老家相聚，回忆起当年的各位师尊，说到何老师，大家都一脸茫然。再请问当年的几位老师，回答说，“好像早就去世了吧？！”我一时怅然若失……

2008年初，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二胡，顺手试了两下，发现童子功居然还在！友人见状，送我一把二胡，于是，我就在空闲时间跟着网上的教学视频每周练习一两小时。我发现，何老师当年教我的指法、弓法都非常规范，跟着网上的二胡大师们学起来毫不费力。

……

前几年搬到澳洲，忙于安顿生活，二胡就再次闲置。上个月看到悉尼的一位朋友在网上请教有谁会调二胡弦—这不是小菜一碟吗？我应答，同时也想到差不多又有五六年没有碰胡琴了。于是赶紧从库房找出国内带来的二胡，发现久不摸琴，二胡的千金线已断，琴弦生锈，蟒皮干燥，还好。稍加修理就可出声，或凄然以促，或舒然以和，皆可聊解幽思。这时，我自然又想到了何老师：恢复高考的那些年月，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来玩乐器，那个时候的音乐老师不会吃香，而待到大家都富裕起来，开始玩点琴棋书画的时候，都是2000年前后了，能教孩子学小提琴、二胡和各种弹拨乐器的何老师，他赶上这样的好时光了吗？听说他后来调离红卫学校，是回到皂市了吗？何师母的“农转非”问题解决了吗？他的小女儿（现在也该是年过半百）成长顺利、一切都好吗？

从一位前辈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何老师曾在一九五六年时供职于天门四中（后来的城关中学、竟陵中学），且57年被“错划右派”。至于音乐才华出众的他为什么没能在四中当音乐老师，而仅为教务处刻钢板写标语打杂的小职员，很让人费解。我疑心他在之前的某次运动（比如三反五反或胡风事件等）中已跌过一跤？我再次四处求人打探何老师的生平简历，希望能得到他的一点点吉光片羽，然而反馈回来的消息多是“早就死了”--语气中有对此类往事旧人的不屑，也有对我为何现在才记起何老师的些许疑问，这更让我羞愧与神伤。回想当年得知高考恢复时，小孩子的翻脸如翻书一样，离开乐器队也没给何老师说声道别，给他鞠个躬，感谢他四年多的悉心教导……现在，我没有何老师的半点信息。雁过留声，人死留名。而逝者最重要的记录除名讳外，就是生卒年月，我却连这个也不晓得，只能猜想他的年龄与家父相若，如果还在世，何老师该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了。

想到何老师的坎坷人生，我脑海里闪出了“人生无常”，旋即觉得不妥。“无常”对众生都是公平的；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似乎更加能反映我此刻的心境：年轻时何老师该是幸运的，他可在国共内战或鼎革时期学音乐（仅按年龄与能力推算），说明其家境较好，个人天赋不错。而解放后为何返回老家？是因为家境好—也就是成份高吗？56年时不能人尽其才教音乐，却要用副业手艺刻钢板写大字？至于何老师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之后日子恐怕更加悲惨吧？七十年代初到红卫小学做音乐老师，用他的专业来教孩子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明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改造是“成功”的，那段日子可能是他人生中相对安定的时光，因此他也格外珍惜，逢人点头哈腰，从不越雷池半步。当然，有时候小资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比如他编排那个“女生独唱男生伴奏”的汇演节目，就有点小布尔乔亚味道。当时支撑我“斗散放”玩失踪的“理由”中，除了觉得在同学中丢脸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认为此类小资情调的节目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获奖，因此我临阵脱逃也不会对学校造成多大的损失。

而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此时的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政府让农民“承包”、给企业“松绑”，都是让其自谋生路，那时百姓饥肠辘辘，谁会去有闲情去欣赏音乐、学乐器呢？我估计此后的十多年间，音乐老师的处境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善。而“松绑”二十多年，也就是2000年后中国的国力飞速发展，民众富裕，音乐尤其是民乐开始了新的高潮，此时的何老师应该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即使壮心不已，但还能饭否？而待他的学生们混得稍微稳定，去打探他的消息时，却是斯人已去……

对于史家来说，任何“率兽食人”的岁月都仅视为历史长河中的某段插曲，而冷峻地给出一个名词术语，如“五胡乱华”，或什么“安史之乱”；对政客而言，其祖辈所造成的任何浩劫也可轻飘说成是“艰辛探索”。但对于具体的某个人，可能就是他的一生一世了，比如何老师的人生际遇。

经过多次的尝试，我放弃打探的努力。子曰：祭神如神在。我想着何传芳老师，他就在我的心中，何必要去搞清楚他的生卒年月、墓地何处，子女何方呢？

欧阳修说琴声可“平其心”、“养其疾”，此言深获我心。现在，拉胡琴、听音乐已在我生活中不可或缺。只是每当我拉琴或欣赏某些音乐时，偶尔脑海中会浮现出何老师拿着一根筷子指挥我们学校乐队的模样，他是那样投入、那样忘我……

走笔至此，拉开窗帘，月光如水。我依稀看到天上的不远处何老师正在拉胡琴，他还是穿着那件“污毛皱干的白背心”，只是面无惊恐，昔日那对浑浊的大眼却清澈明亮，还透着慈悲悯人的光芒；他时而低头，时而扬首，曲卷的头发在俯仰中飘逸。琴声则随着他左手的滑揉与右手舒坦的运弓中汩汩地从琴中流出，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我突然“想”起来，何老师当年拉的曲子是刘天华先生的《月夜》⑦。

青年二胡演奏家田宇演奏的《月夜》

朗月之夜，我记录下印象中的何传芳老师，感念他带给我的胡琴缘。

2018.08.27-09.22草撰

2018中秋夜完成初稿

2018.09.25-10.05修订

【注释】封面图系中国邮政2012年发行的刘天华先生纪念邮票

① 恢复高考：按百度解释『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② 贝多芬的《热情》：系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No。23，文革时期西方经典音乐都打入冷宫，八十年代因列宁同志曾称赞这首曲是“绝妙，超越人力的音乐”而率先解禁。其实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喜爱这首曲子，他说贝多芬最适合他的神经。看样子有雄心壮志的政客们喜好一致。只是那个时候要解禁这些全人类共同的音乐财富，需要借助“伟大导师”的话才能出笼。一起发行的还有贝多芬的另外两首《月光》与《悲怆》。这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最爱音乐之一。

③ 2000年前后传统文化恢复：想起文革一直吹嘘站起来了，禁闭外面世界的所有文明成果，结果门户一开发现落后几十年，于是文革后的一二十年中国人都自惭形秽。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国力增强，加入世贸，门户大开，民族自尊心却建立起来，民族传统文化也开始发扬光大。类似的现象，非洲的黑人并没有赢得种族平等，而美国的黑人却争取到，而导致全球共识人类不分种族一律平等。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对外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看官分享。

④ 刘天华先生：1895-1932，江苏省江阴人，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是现代二胡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诗人刘半农。刘天华先生通过西方人学习乐理、提琴等而改造民族乐器，特别是二胡，使得这件乐器成为民乐中的主力。他创作了十大二胡名曲，皆为民族音乐之瑰宝。可惜英年早逝。我的学琴时期是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和作品的。

⑤ 《良宵》：原名《除夜小唱》，创作于1928年1月22日，即农历丁卯年的除夕夜。该日刘天华的学生到他家过年，谈笑风生，受到年节氛围的感染，即兴拉弦作曲而成。表达了作者温暖而活泼的畅快心情。此曲是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30首太空播放曲目之一

⑥ 《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和《月夜》：都是刘天华先生的名曲，《空山鸟语》用王维诗为标题，描绘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是一部典型的中国传统境界的经典之作。《光明行》旨在反映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畏险阻，追求光明的努力。作者曾说：“因外国人都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证其误”。不过，这也是二胡少有的昂奋、明快、坚定的进行曲，此曲令国人振奋，让外人对中国的民乐刮目相看。《病中吟》原名《胡适》，后因与胡适同名而改《安适》，原意是人生彷徨该往哪里去。适，这里是去的意思。但《安适》又容易被人误解为“安逸舒适”，于是最终定名《病中吟》，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中苦闷，不知何去何从。全曲也并非都是呻吟，而是彷徨、挣扎与呐喊。《月夜》则是作者的一首写意作品，月光下的宁静，与作者内心的涌动构成一幅静动相宜的意境，具有极高的音乐审美价值，可让人忘却尘世的纷扰，享受二胡妙音带来的安逸。

⑦ 此处完全是猜测。但有一点肯定：何老师很喜欢拉刘天华的曲子，虽此生他并未告诉我其人其曲。我的记忆顽固地认为自己曾听到何老师偷偷拉的曲子是刘天华作品，且主要是《病中吟》和《月夜》这两首。欢迎大家点击文末的《月夜》音频连接。

【本期责任编辑：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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