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的红卫小学（南关庙学堂）

雪梨子鸿渐风 2023-04-30

【鸿渐文献】

河街的回忆（六）

雪梨子

十一

这是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的熊家巷（照片右侧是胡生记） 2007年拍摄

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是从家门出来往西到熊家巷，沿着熊家巷子往北不到两百米上正街，西行约一百多米在正街的北面有红卫小学，再继续前行一百多米的路南则是我的发蒙地--和平街幼儿园，我曾在此受教约一两年，因当年幼小懵懂，现在能记得的东西不多了。唯一有印象是读《老三篇》①的情景，那个时代的任何单位、街道和学校都得学习《毛主席语录》，尊称是『红宝书』，而《老三篇》则是经典中的经典，幼儿园也不例外--培养革命接班人要从娃娃抓起，那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怎能领会伟大领袖的精髓呢？但大家每天在老师们的领读下摇头晃脑、哼哼唧唧，过段时间居然就可以在提示下集体背诵了，我们称“唱读”，于是孩子们每天欢快地在教室里齐诵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了……”，与隔壁几个班的唱读声“……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形成一种奇妙又滑稽的大合唱。多年后上高中读到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等句子，不禁莞尔，太阳底下，本无新事，古今皆同。其实彼时太祖爷正被拉下了神坛，毛氏语录连敝履都不如。但三十多年的功夫，『唱红歌、读经典』又一次成为了时尚之举呢？

和平街幼儿园旧址现为竟陵幼儿园 2007年拍摄

严格地说，我的蒙学并非自幼儿园，而是家中。那个时候毛主席诗词是“万口争诵”的，家兄是五十年代初生人，和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是位积极要求进步的红卫兵小将，他常不顾家人的委婉劝阻②而跟着造反派们四处活动，因常在街上写革命标语和帮人抄大字报，竟练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他的墨宝--敬录的毛主席诗词，我躺在床上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于是在呀呀学语之时我就在姐姐们的教导下朗读墙上的那些诗句，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还有什么“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等，几十年后，我无需翻书或百度就可以将这些诗句很轻松在电脑里打出……可以这样说，我的识字是在哥哥姐姐们的联手帮助下开始的，当然，内容都是来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

幼儿园毕业，接着就要升所在地的红卫小学，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春季入学③，但我的出生日差一多月才符合入学的年龄标准，求校方不肯通融，眼睁睁地看着幼儿园小朋友们包括比我小两月的同学（家长有关系）都报上了名，我很着急，真不希望那些一起『烧戈拉巴火』（乡语：『过家家』之意）的小伙伴将来高我一年级，于是央求父母再次去找学校老师，他们本来有很好关系的老师、只是她没权，入学权力在当时的杨校长—好像来自工宣队的，还有一位管教务的Z主任手里，但这位老师给我父母支招：先送到乡下小学读一年级，再转学回来。父母觉得有道理，于是我被送到祖母居住的乾镇驿，在那里的皇殿小学④读了一年，在二年级才转回到红卫小学的。

红卫小学旧称『南关庙小学』，它可能是本邑最早的新式学堂。说可能，是因为天门的历史资料保存不多。自道光元年的《天门县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本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可惜这一百六十多年都无志书⑤记载，一九八三年县人大做出决议编撰新的《天门县志》，除了要以『四个坚持』为指导思想外，很重要的编撰原则是“详今略古”，着重宣传新朝下天门的巨大变化，对于过去一百多年间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天门的响应、解放前本地的仁人志士们如何推进故乡的进步等义举善举皆略去不谈，即使提及也是作为本朝优异成绩的背景板—或寥寥几笔，且尽选差劣。所以晚清时朝廷推行新政，废除科举⑥后河街一带乃至竟陵城的乡绅们如何捐助新学，于一九零八年成立新式学堂--『南关庙小学』（或者还有其他的小学？）一事无意采编、付诸阙如。而了解或者听到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已或正在陆续离世，于是当年故里先贤们捐助新学的历史佳话就可能要永远湮灭，哀哉！痛哉！惜哉！

我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共有六年半的时间都在南关庙小学即红卫小学（附初中）度过，这是人生中最天真无邪的岁月，是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虽迄今一无所成，愧对百年母校和学长先进们，不好妄加自述，但看到昔日的母校先是售给外省商人，最近听说又成了贸易市场。想起曾经的“弦歌地”今日成叫卖场，岂是一个伤心了得？

于是我不揣浅陋，整理一些有关当年在红卫小学的所见所闻，冀望抛砖引玉，为母校增添一些未来可资参考的历史记录吧？！

正街上的红卫小学照片右为大门处 2007年拍摄

先说说红卫小学的大致格局：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开在正街上。这条正街，过去也称镇街，后改为鸿渐街，再改为竟陵大道，现在这一带的名称应该竟陵西街。入学时的大门到底有无庙宇的模样不清楚了，但肯定是平房（现在照片中的楼房是我们后来学工建造，下节会详述），进大门后面对是一个地势低正街约一两米的长方形大操场，进入操场需从大门后正中的一个大讲台（我们称司令台）两边阶梯下去，而这个“司令台”是多功能的：每次学校领导集合所有师生训话在此，优秀学生代表宣誓在此，“坏学生”被批斗在此，学校的文艺演出也在此。下操场还有一个办法，在“司令台”的西侧靠墙处有两个竹竿，是供学生们锻炼的，我们常常是抱着竹竿滑下去，有时候也会如爬树一样爬到竹竿的顶部，有些高年级的同学则可以从下面凭臂力引体向上一直到顶。操场的东西北面均为校舍—教室或者老师们的宿舍。印象中在操场中间还有一处建筑，是体育老师教学生训练乒乓球之处，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拆除—反正初中毕业时操场中间是空荡荡的。

从大门处看操场，图正面的房子曾经是临南湖的平房校舍 2007年拍摄

我的二三年级教室是在操场的北边，窗外就是南湖，那个时候的南湖可不是今日的『南湖农贸市场』啊，那是真正的湖，从窗外俯视，蒹葭苍苍，远望则空明澄碧、湖天一色。湖中偶有凫鸭出没，夏日到来，更是满湖的荷花飘香。学校北边的校舍都是临水而建的，有个台阶可直接下到湖边，记得湖中还有田埂供行走。平日里胆小的同学可以在校舍临湖的墙边摸虾抓螃蟹，胆子大的同学则沿着田埂深入湖中摘荷花、莲蓬甚至挖藕簪等，当然，要是被管湖的师傅抓住，不免一顿好打。于是孩子对以湖为生的人很是“忌恨”，编歌谣（大意）哄笑：“烧窑的、挖藕的，都是不好滴……”

每到盛夏，男孩子们就不满足于到南湖玩了，而是趁着午睡时间溜出校门，沿着周家巷子南下到县河里打鼓泅（游泳）。在周家巷河坡子东有一处地势平坦的沙滩，河岸上还有一片杨柳树林，是学打鼓泅的好地方，小学生们正好可将自己的汗衫、半头裤子（短裤）挂在树枝上，光着身子下河。在烈日下，躺在河里打鼓泅，与小伙伴们打水仗嬉闹，现在想来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大约半个小时后，孩子们又得相互招呼着从河里上岸，在树林中穿好衣裤，陆续溜回教室。这时，趴在教室讲台教桌上睡午觉的老师居然没被惊醒？多年来，我一直困惑老师们究竟是真的没发现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呢？近些年回乡聚会见到老师，但因太多的聊天叙旧话题，无暇查证此事。不过，老师们还是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我们是否偷出去打过鼓泅的：简单地在学生手臂上抠（意“划”）一下，如果是发白，那就证明他刚才出去晒太阳、打鼓泅了。当然，小孩子们也有对策，那些容易被老师怀疑的小伙伴们每次偷回教室时都要让同伴们帮他将手臂预先轻轻扣一遍让之发白，过几分钟后可还原而不再有破绽了。

还有一地也是令孩童们流连忘返的，在正街的熊家巷处对面，沿着北面有个下坡，坡低处有当年全县唯一的冷库，夏季时每天下午出产冰棒，河街一带的孩子们就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大约三点钟左右，卖冰棒的人在此提完货，背着冰棒箱开始沿街叫卖，吆喝声为“冰棒三分啊，冰棒三分啊！”而我们常常会趁他一出来时抢先买一根，专拣那种带一点点边角余料的冰棒，比普通的大一些，以此占香赢（好处）。

校门前不远处有可打鼓泅的县河沙滩，窗外有可摸虾摘荷花的南湖，附近还有冰棒厂……小伙伴们真觉得红卫小学不是个读书的地方。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是了解我们孩子们的心思，早就有个“伟大号召”，大家便可不再读书，而是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了。于是，我们的小学生活开始了另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十二

我曾在《河街的回忆（三）》中引用过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其实很多指示传达到县城一级都走样了，本邑历来就不算是一个军事重地，附近没有驻军，只好着重学工和学农。于是学校进驻有『工宣队』（工人阶级宣传队）和『农宣队』（农民阶级宣传队）来指导学生们学习工农业的基础知识。这些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有所经历，我读小学时工宣队和农宣队好像已经撤离，但据说我们当时的那位杨姓校长是来自某宣队的。虽然没有了系列的学工学农活动，红卫小学的领导们灵机一动，利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学校的正街边开始盖一栋三层的集宿舍、教室和礼堂的综合大楼。这可是个宏伟的计划，要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本邑的楼房很少，三层楼算是当时的顶级建筑了。这下子苦坏了我们这帮学生，每天都要去干一些『捡砖渣』、『锤石头』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何『捡砖渣』呢？只能到河坡子、城墙边和别人家的废砖渣堆里寻找，但哪来的那么多废砖渣？于是小学生们只好四处偷偷摸摸去挖人家的墙角、敲人家的台阶等来完成每天学校交给的任务。这项活动实在是让整个县城的房屋四周都受到了来自红卫小学的学生们的“威胁”，全城鸡飞狗跳，家长们也不胜其烦，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当年是怎样才完成这项任务的。另外一个体力活是『锤石头』，学校从山区购进大量盖房子所需的大石头，要将之全部弄成乒乓球大小的石块，这些任务全部都交给了我们红小兵小将，于是高年级的大孩子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将那些大石块劈砍成稍小的，再交给我们锤。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则人手一套锤石头工具：一个用帆布皮带做成的锤石头套，一只锤子，一个小板凳，再用一个平整的大石块作为锤垫，每天每人需要锤2-3筐才算完成任务。我们几乎所有的小伙伴右手都磨出了血泡，日久后继而生出老茧；还有的同学不慎锤到手指头、或者被锤飞的石头砸伤眼睛、额头等，惨状不忍目睹……终于，这栋综合大楼建造完成，我们后来也如愿在大楼二层的新教室上课，享受自己亲自参与建设的成果，大家都是兴高采烈、蛮有自豪感的。

红卫小学综合楼背面图，四楼是后来加盖的，2007年拍摄

我约十年前回访母校原址，虽然当时此地已经整体出售给外省的商人，但起码人家还是作为学校在使用，名字叫『新世纪学校』，校区的整体结构依旧。看到昔日操场上打球戏耍的孩子们，又依稀记起了童年的自己，个中滋味，难以言说。但比之母校新校址的实验小学，还是要亲切很多，虽然实验小学是正宗嫡传，也冠以“一九零八年始建”作为校史，但人们总是爱睹物思人、睹物回味往事。没有了昔日的『物』，新的学校也就是个代号了。这也让我记起同邑前辈陈群林先生几年前返乡后的七律感叹诗，后四句为

母校摇身高价卖，同窗转眼满头灰。

乡音更惹飘零叹，游子痴心何处归？

是啊，母校的旧址已经抛售，故里的乡音正在凋零，他乡的游子们心归何处、情寄何方呢？当然，这种论调也容易受到另一些人尤其是生活在故乡的朋友反驳：家乡人民也需要发展、建设与进步，而不仅是作为游子的怀旧场和凭吊处。这也言之有理！看样子，如何把握好发展建设进步与保存历史遗迹之间的平衡，是个大学问。

说完学工，那么学农呢？身处农业大县的城镇里，学农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到十岁的孩子们能干的事情也不多。对于郊区的农民来说，这些城里娃来学农其实就是给他们添乱，可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谁敢不执行呢？于是就安排我们在秋季摘棉花，每个小孩胸前挂一个衣兜，从棉田的这端边走边采到另一端，然后所有同学将自己采摘好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大花包（布袋子）里。虽然这农活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城里的孩子们有时粗心导致漏摘需要棉农们返工，或者有些孩子娇气又不小心被棉枝、棉桃划伤，也会给当地的农民平添麻烦。印象中过大桥河挪边的曙光大队和过船闸这边的友好大队，都是我们曾经给农民们“添乱”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去郊区摘棉花的学农是给当地的棉农“添乱”的话，那么当年我们红卫小学的全体师生在县革委会的领导下参与填南湖，那就是对本邑子孙后代的“造孽”了。好像是文革后期了，全国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革命运动，我们的父母官县革委会主任唐玉金为响应此号召制定了“天门棉花百万担”的宏伟计划，为完成此计划，在无法提高亩产的情况下就大力填湖造田，增大耕种面积，以保证能够达到“棉花百万担”。于是，本邑大量的湖泊被改造成为棉田，位于城中心的南湖也未能幸免。不过，南湖改造成良田后究竟有没有种棉花、种植了什么？最后又是如何被转变成农贸市场的？我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幸运的是本邑的东湖和西湖因面积太大或其他原因没有完全被填死，现在已经成为乡人休闲怡情的场所，而北湖也在重建的过程中。衷心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未来故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

乾隆年间的西湖、南湖和县治的示意图

那个时代为了『改天换地』、建设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的』，却不期“画虎不成反类犬”，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乡人们发挥了先辈们用歌谣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光荣传统，编出来这样的段子：“一年上头糖一斤，房前屋后都割尾。”说的是百姓辛辛苦苦忙活一年的收入只能够买“糖一斤”，这“糖一斤”即为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唐玉金同志的谐音；那些年时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禁止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一切的农副产品，如青菜萝卜辣椒等都属于被割之列，农民们自是苦不堪言，于是对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都国伟同志予以“都割尾”的绰号来讥讽。我刚才查了下百度，发现这两位曾经在本邑执政多年的“父母官”竟然都进入了百度百科词条，成了名人呢？！只是在词条里没有他们曾在天门任上的“赫赫武功”。我想，终有一天他们的这些事迹也会“史笔如铁”地记录到他们的『百度百科』或者其他的介绍词条里。

尽管当时的乡民们过着艰辛的日子，但我们小孩子那个时候却是没这种痛苦感的，因为我们没有亲历“万恶的旧社会”，还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经历过旧社会的父母亲，当年他们也是工人和小资本出身，属于社会中下层，对新旧社会之差异固然心知肚明，但亲历了多年的磨难而缄口不言了，即使是我们在家里向他们问起旧社会的苦难，他们也都支支吾吾，或回答一些广播、报纸上说的套话，生怕影响孩子们的进步思想或担心隔墙有耳而祸从口出。我们小时候对于旧社会的“了解”主要来自学校每年一度的『忆苦思甜』活动。该活动的形式大致为：

前一天布置学生们外出挖野菜，我们挖的最多的一种叫“地米菜”；同时让家长给几分钱到街上买个肉包子，第二天携带着这两样东西到学校，野菜交给老师们拿去大锅里煮野菜稀饭，包子则自己保留着，暂不许吃。然后全校师生集合在大操场上，校方则请到一位老翁或老妪—通常是街道的五保户，反正是旧社会那些“苦大仇深”的老人，让他们来诉说过去的苦难遭遇，当老人们哭诉着讲完旧社会的故事后，主持老师开始领唱著名的天沔歌谣《想起往日苦》⑦，记得开头的两段歌词是：

想起往日苦啊

两眼泪汪汪哪

家破那个人亡啊好凄凉，

哎嗨哟哎哟

哎嗨仇恨满胸膛哪哎嗨哎哟

不怨我的爹啊

不怪我的娘哪

只恨那个地主呀蒋匪帮

哎嗨哟哎哟

把我穷人剥削光哪哎嗨哎哟

……

此曲幽婉凄凉，催人泪下，于是台上台下哭声一片。不过，哭不是我们男同学的强项，大家只能使劲揉揉眼睛使之通红，以表示自己的阶级感情；而女生们多能放情痛哭，眼泪汪汪，让人怜惜，也令人羡慕。接着下一个程序是喝野菜汤以表示旧社会的苦，刚才在痛哭的环节上不如女生的我们，此刻就大显身手，一个劲猛喝野菜汤，表示自己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野菜汤有时还略显不够，估计弄得老师们也哭笑不得吧。

“回忆”完过去的苦，接着自然是思今天的甜，这时大讲台上的校领导宣布“大家可以吃肉包子”了，于是同学们纷纷拿出几乎存放了半天的冷肉包子开始啃，此刻的包子虽有些死面坨子，全不如新出笼的肉包，但终归是有肉的，吃起来还是比野菜要香许多。吃完包子，体会到新社会的甜味儿，整个『忆苦思甜』活动就算结束。于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们又一次在心灵深处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开始憧憬着好好学习杀敌本领，将来长大了如何去解放台湾、去解救“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受苦受难』的群众”了。

学好杀敌本领，就该学习解放军。如前面提到的，本邑的驻军不多，尤其是城关镇附近，仅有县革委会附近有个“人武部”，可以偶尔听到军号声。但老百姓对于参军、学军的热情却异常的狂热，街道居委会对于军属家庭会发一个小牌匾，上书有“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字样，嵌在大门框上，很是威风。好多的家庭将自己刚出生的婴儿取名叫『学军』，男女皆宜，我的同学中就有几位。但很少有家庭将自己的子女取名叫『学工』的，更不用说叫『学农』了，可见乡人对解放军的青睐—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主席曾经与林副主席相互『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客套。前些年聊起这个话题，父辈们说，那个时候当兵可以吃饱饭，穿新军装，大部分人都可以解决组织问题（即入党），故都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

不过世事无绝对，六十年代的某年某月某天，一群来自河南某部队到本邑招募新兵的解放军同志闲逛河街，听到有人吹笛子，笛声悠扬，循声而去，却见一位高大英俊的少年，问过他的年龄与家庭成分后，解放军同志邀他前去进一步面试，顺利通过，特招他为文艺兵并预发了众人羡慕的军装，这位少年，也就是家兄，兴高采烈地戎装回家，万没想到遭遇反对。外祖父母绝不愿自己的孙子当兵，见家兄执意要去，便令父母紧急将家兄送到京山永隆老家……此事成为家兄永远的遗憾。多年后谈及此事，我问父母为何当年外祖父母不愿哥哥去参军，理由竟然是“担心国民党蒋匪帮再打回来”！！彼时已经改朝换代都快二十年了，居然还有如此落后兼可笑的想法？？……但要穷究这些斋公斋婆们的思路，也是挺有趣的，此处不细说了。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些跟学习人民解放军有关的痕迹，我觉得文革后期的向阳院活动是最接近的，我曾在《河街的回忆（四）》中略微提到过，但想进一步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在百度上所示不多，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多聊几句啦。

向阳院的概念来自1974年上映的电影《向阳院的故事》，影片反映了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向阳院里的孩子们利用暑假学雷锋做好事，并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故事。政府以此模式鼓励全国各地以居委会所辖的街巷为单位成立『向阳院』，用『向阳院』这种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教育活动，尤其是教育青少年如何识别阶级敌人以及如何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向阳院』里有木头制作的红缨枪、大刀等儿童团兵器。我在《河街的回忆（四）》中提过子婆对我在她家看书一事保密要求甚严，原因就是担心被人揭发她“毒害青少年”。前些日子与河街的一位老同学电话聊天，竟然发现他也曾是子婆的“毒害者”—在子婆家看了的小人书比我还多！！令人嫉妒。可喜的是J，他的代价也比我惨重。每次他从子婆处看书回家，被家长质问去哪里？他不敢说出真相，只能临时瞎编，小孩子的撒谎技巧哪能瞒过大人呢？于是每次回去都得“背打”（乡语：挨打）。

另，我曾在《河街的回忆（五）》中提到汪伯家打蛐蛐时看到的一些人，我说感觉他们有点“不三不四”，并非不恭，实因受到『向阳院』“石爷爷”“石婆婆”们的影响太深。但这些人待人接物又彬彬有礼--如乡语中的“多晓义”，这才让我极度困惑。那个时候我们受到这类宣传太多，常幻想有朝一日成为一位少年英雄，如“刘文学⑧”，即使被地主反动派掐死也在所不惜--那是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是革命烈士！记得有天傍晚我在孝子里巷口的正街上遇到一位头戴类似鸭舌帽、行色匆匆的中年男人，按电影中的坏人形象与『向阳院』的教育，我感觉他很可能是个“阶级敌人”，于是一路跟踪他，直到东门那边，眼见着他出城才不敢继续追击……沿路上也没发现他有“搞破坏”的具体行动。没成为少年英雄，当时觉得好可惜呀。

【注释】

① 老三篇：“老三篇”是毛主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文革期间成为人人必读的经典著作。

② 红卫兵小将参加造反行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所有家长都不敢明目张胆阻拦的，只能陪着小心委婉对孩子劝说，稍有不慎，被人知道或者自己孩子有点愣头青告诉组织，那么家长就惨痛了。文革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父子反目、夫妻举报的例子比比皆是。

③ 春季入学：我等上学都是春季入学的，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整顿各个领域包括教育，认为之前学业荒废太多，各地学校都需要多读半年，于是入学时间改为秋季，至今依然。

④ 我在乾驿镇就读皇殿小学一年级一事在《纪念祖母朱云珍老孺人》文章中有提及，可参考。

⑤ 其间仅有民国时期的师范学生周庆璋先生利用功课作业著有《乾镇驿乡土志》，不能算是全县的志书。有关此乡土志，可参考拙作《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乡土志》。

⑥ 废除科举：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于是各省市兴办新式学堂，1908年南关庙小学成立，这在全国的县城一级中还算是很前卫的，充分反映了故乡先辈崇文尚德、与时俱进的精神，可惜这段历史被沉没。

⑦ 该歌曲仍可以从网上搜寻到，其视频版链接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zMzQ4Njg0.html

⑧ 刘文学，四川人，少先队员。发现某地主在公社的地里偷摘辣椒，前去英勇搏斗，被掐死。年仅14岁。是我们课本中的英雄人物。更多信息，详见百度及网络资料

2017.6.5-19於悉尼

2018.09.19修订

【再版责任编辑：翻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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