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盛：天门人移居南洋史考

Original 胡德盛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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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

【编者按】今日系按既定计划刊发文章。只是昨日突然收到作者信息，告知文章中重点提及的天门中学刘彦老师于当日上午辞世。真是不巧之至，就差一天，刘老师终究没能看到其学生承继其业的虔诚与执着，深为遗憾。《鸿渐风》公众号谨献挽联一副，以寄哀思：

春秋九秩，跌宕一生，南徙应无愧，岂止史文辉后世；

执教六旬，峥嵘半世，北归终不负，其惟劭德馈家乡。

天门人移居南洋史考

胡德盛

前言

天门有“侨乡”之称，至本世纪初，祖籍天门的东南亚华侨、华人达到六万五千人以上，其中尤以祖籍乾镇驿、马湾等地的同胞居多。一个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县级市，为何有这么多人迁居海外？长久以来安土重迁的天门东乡人，又为何纷纷远渡重洋？

刘彦先生祖籍乾镇驿马湾乡刘家湾，192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幼时喜欢聆听先辈讲述关于故乡的逸闻轶事。二战结束后负笈返国，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行前受前辈嘱托，撰写一部关于天门人南徙的历史，遂先后踏访天门故里、印尼各地。1955年回到天门定居，执教之余，学习荆楚文化，整理有关南徙的资料。“文革”期间，屡经磨难，万念俱灰，兼以惧祸，将经年积累的资料和部分文稿付之一炬。灾难过去，刘先生重返讲台，在天门中学等校教授英语，1990年获“湖北省特级教师”殊誉。1992年荣休后，在随长子刘俊教授旅居美国期间，旧志复萌，遍访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同乡会，搜集史料。历时半个多世纪，《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一书终于在2000年得以出版。现从该著中摘取梗概，结合《天门县华侨述略》等研究资料，撰述成文，一窥家乡先辈们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1]。

刘彦老师和夫人陶瑞云女士寻访南洋

（引自《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

近代天门流民的成因

流民是指受灾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自古以来,流民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近代东乡流民的主要成因有：连年饥荒、土地兼并、横征暴敛、兵灾匪祸、自然经济解体等。

“天门地卑下，四望皆水，以堤为命[2]。”天门地势低洼，历代人民滨河围堤，沿湖筑垸。明代初年，在“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人口大迁徙中，江西、安徽等地移民大量迁入，人口急剧增长，垸田快速发展，原有水系的蓄泄功能逐渐丧失，加之朝政腐败，官吏贪腐，堤防屡修屡溃，清代、民国时期，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水灾，这是逼迫天门人外出求生的主要因素。除了水灾，严重的旱灾、蝗灾也偶有发生，引发饥荒。

天门县东乡一带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寡少，土地价值也较高。地主和官僚往往相互勾结，通过高利贷等手段霸占、兼并土地，失地农民沦为佃户，收获微薄，一遇灾荒，付不起地租，便只得离村流徙。

明清以来，江汉平原的农民一直承受着很重的税赋，政府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夕改，名目繁多，即使因荒歉收，仍催征不已。清咸丰初年，附加税已达正税的两三倍，民国初年，军阀竞相搜刮财富，招兵买马，附加税或达正税的数十倍之多，正常年景下农民仅能勉强糊口，稍有天灾人祸，出门乞讨就是唯一的活路。

根据对1989年版《天门县志》的《大事记》的统计，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民国38年（1949年）的579年内，天门境内发生战争47次，其中明朝4次，清朝9次，民国34次，被击溃的军队往往随即变为土匪。此外，天门东部的沉湖一带和西部的观音湖、多宝一带以其地理环境复杂，便于出没与躲藏，历来是土匪的渊薮。兵荒马乱，土匪如毛，农民不堪其苦，纷纷外逃。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天门东乡的农民世代男耕女织，土地不足，就靠纺纱织布增加收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洋纱、洋布涌进中国，土布失去优势，养蚕也得不偿失。副业衰落，本已贫困的农民愈加艰难，根本无力抵御天灾人祸。

流徙区域和线路

东乡人把流徙称为“出门”。起初，灾民到县内未受灾的乡镇或邻近的州县乞讨活命，数月后返回，叫做“出近门”。频繁的灾害使得出近门的人数日益增多，路程越走越远，甚至跨越一省、数省去谋生，也就是“出远门”。

如果说“出近门”完全是为了保全性命，那么“出远门”则渐渐成了秋收之后外出谋生、补贴家用的手段。久而久之，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当地的移民。

近代天门人向外流徙主要有三个线路：向西，入蜀；向南，到湖南；向东，至长江下游。向东者为主流，陈里特先生在《欧洲天门华侨史稿》中曾记载，早在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就有天门人迁居浙江台州。

经汉川田二河、脉旺嘴到汉口，再沿长江而下抵达华东地区的人之中，后来又分成南北两股迁徙巨流：南徙者经厦门、香港出洋至东南亚，成为移居东南亚的天门人的先驱，北上者经山东“闯关东”到达东北，尔后进入俄罗斯，再迁移到西欧、非洲、南亚和南美洲各国。

闯荡欧洲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即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

东北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康熙七年（1668年），朝廷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下令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但是黄河下游连年遭灾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地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一词的来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逐步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一时间，流民蜂拥而至。1897年关东全部开禁，至1910年关东总人口已暴增至1800万人，民国时期仍然持续增加，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累计近4000万人涌入关东，其中山东人达1830余万人。

不少北上山东的天门人也随着“闯关”大军进入东北。陈树发先生《湖北天门华侨移徙欧洲史略》一书援引《中国农业近代史资料》第一辑资料称，到1910年，“鄂省饥民航海至营口者，将近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天门人。

天门人流徙东北之时，正值沙俄大力经营辽东时期。沙俄从1880年开始开采阿穆尔省金矿，1891年启动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工程，在东北境内招募大批华工。1905年至1910年五年间，入俄劳工达55万之众。不少天门人就以“出洋务工”的名义，呈准黑龙江铁路交涉局发给护照，随后便沿着中东铁路西行到满洲里而进入俄国。在此期间，黑龙江巡抚、乾镇驿人周树模（1907年-1909年在东北担任要职，见本书“周树模传”）为不少天门同乡提供出国手续上的方便（据徐艺圃先生《天门华侨万里漂流记》）。

早期赴俄谋生的天门人，积攒一些钱财后回到故乡，带动更多的亲友们结伴来到俄国，许多人随后又继续西行至东欧、西欧诸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赴欧闯荡的人数达到顶峰，一战之后，这一线路的迁徙基本结束。

据《天门县华侨述略》介绍，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因为严重的战争创伤，人民生活异常艰苦，华侨谋生更加困难。1200多名天门籍华侨，分别由陈在方、杨卓章办理“国际难民”手续，于1921-1922年免费遣送回国，余下的300多人，有的继续留在苏联，有的转徙瑞士、法国等地，以小商贩为生。1929-1933年间，世界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法国政府大批逮捕侨居法国的小商人，欧洲各地的华侨越发难以生存。时为我国驻巴黎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陈里特，向驻法大使顾维钧建议，免费遣送他们回国。1932年，陈里特接受驻巴黎总领事馆的委托，护送天门华侨96人从比利时昂维斯港乘德国货轮回国。

《湖北天门华侨移徙欧洲史略》记载，到1925年，居留欧洲的天门人累计超过1400人。疾病、战争或迫害使一些人客死异国，一部分人原路返回，或者被驱逐回国，一部分人扎根欧洲，成为旅欧的第一代天门华侨。另一部分人则踏上更加漫长的旅途，横渡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红海，辗转漂泊到非洲、南美、南亚等地。经印度、缅甸进入东南亚者，成为早期徙居南洋的天门人。

天门人移居海外概略图

移居南洋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并记载于《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之中。明朝及明朝灭亡前后的时期，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该区域谋生、定居，称作“下南洋”。

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严禁私自出海经商或前往外洋诸岛。“鸦片战争”后，海禁解除。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而南洋各国的殖民者需要大量劳动力，“下南洋”一时成为风潮。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南下的天门人随着闽、粤流民的出洋潮漂洋过海，最终变成移居东南亚的华侨或华人。家住马湾镇蒋家湖的侨眷蒋梅开讲述，其祖父蒋传银1898年流落到印尼泗水一带时，就在那里遇到不少易家潭（现为天门市马湾镇曾刘村）同乡。

早期到达南洋的天门人，大多依靠扎纸花、玩杂技、行医（中医）、自制并售卖草药等为生。其间，杨志春从外省籍侨胞那里学会镶牙技艺，再传授给其他同乡，由于镶牙资金需求较少、风险低，而且搬迁容易，这一技艺由此成为多数天门移民的职业。立足之后，南洋的天门人渐渐涉足商店、药房、贸易等营生。

一些天门人经过艰苦创业、节衣缩食，带着积攒的钱财回到故里，描绘了一片充满希望的陌生天地，也为世代挣扎在贫困中的乡亲们指明一条新的生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乾镇驿一带出现了南徙热潮，越来越多的人或变卖资产，或得到亲友的资助，络绎不绝地沿着汉口、上海、厦门、香港、新加坡这条线路，奔向南洋各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随着上海、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交通断绝，南徙变得十分艰难。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地区后，天门人已经无法再到南洋。

天门人南徙路线

第一次回国高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消息传到南洋，华侨们欢天喜地，大肆举行庆祝活动。1946年10月，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更令广大华侨欣喜若狂，祖国强大了，中国站起来了！

早就盼望着回到故乡过上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天门移民们，办好护照，变卖财产，兑换成黄金、港币，陆续踏上回家之路。青年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从南洋回到内地求学。作为亲历者，刘彦先生便是于1946年10月2日自香港抵达上海。

然而，他们一进国门，就大失所望，后悔不已。城市破败不堪，社会秩序混乱，乞丐成群结队，安全毫无保障。更为严重的是，币值暴跌，物价飞涨，他们带回或汇至国内的资金由于换成法币，全部变成废纸。这些归国华侨的所见所闻和不幸遭遇很快传遍南洋，南洋的天门人终于认识到，祖国仍是千疮百痍、民生凋敝、战火纷飞，原本准备回国的人都取消行程。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并限令公民将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仅仅十余天之后，金圆券又开始一落千丈的贬值。满腔热情从南洋回到国内的天门人被洗劫一空，重新堕入赤贫，许多人际遇悲惨。

第一次回国高潮始于1946年夏，次年秋天结束，所幸成行的人并不太多。

第二次回国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南洋的天门人为祖国的巨变而自豪，生长在南洋的青年们向往繁荣昌盛的祖国，愿意为祖国贡献一切。1952年起，越来越多的青年回国深造，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天门华侨备受鼓舞，回国人数激增。除了年轻学子们，还有许多青年放弃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毅然投身于祖国的怀抱，参与祖国建设。

与举家回国、以落叶归根为动力的第一次回国高潮不同，第二次回国高潮中回来的多是热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青年学子，时间持续至1958年，回国人数众多。这些热血青年后来分散在祖国各地，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为建设祖国倾注毕生心血。

刘彦老师喜爱的条屏，天门中学教师张德善先生遗墨

（1985届学生李俊安2019年7月摄于刘老师家中）

拳拳之心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南洋的天门人就已大量汇款回乡，用以偿还债务、赡养父母、养育子女、修建房屋和购置耕地。乾镇驿一带侨眷侨属较多的湾村，生活境况得到明显改善。

抗战期间，东南亚各国先后落入日寇魔爪。华侨们在战火纷飞、生计艰难的处境下，仍然通过认购“救国公债”和爱国捐献支援祖国。据刘彦先生了解，不少天门华侨捐出他们全部收入的三成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战争和动乱中止多年的侨汇恢复畅通，华侨们又陆续汇钱回家，在改善亲人的生活、负担子女在国内完成学业之余，积极支持家乡兴办教育、修桥补路、赈济灾民，或投资企业，振兴家乡经济。

黄春生（原籍横林镇豹山口）和鲁久香（原籍乾镇驿鲁家湾）夫妇是有记录以来最早（1955年4月）开始公益捐助的天门华侨，之后，黄四海（原籍马湾乡陈黄村）、拿督（马来西亚联邦封衔）张银庭（原籍横林镇芦埠村）、刘纯愉（原籍多祥镇）、丹斯里（马来西亚联邦封衔）李三春、李新莲等同胞都屡有义举，惠及故乡父老乡亲。

南洋天门同胞捐助故乡

（引自《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

开枝散叶

刘彦先生根据资料（萧致治等所撰《天门籍华侨述略》）和走访后推测，至2000年时，祖籍天门的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为6.5万至7万人，具体分布为：印度尼西亚4万人，新加坡2千人，马来西亚5千人，泰国5千人，文莱100人，缅甸3千人，菲律宾20人，越南3千人，柬埔寨2千人，老挝200人。此外，很多天门人的后裔进一步开枝散叶，从东南亚移居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南洋的天门人仍然尽力保留着天门的文化习俗，孝悌守礼，注重教育，克勤克俭，乐善好施。他们的后代，尽管身处五湖四海，或许从未到过故乡，然而，都会秉承先辈们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希望故乡山清水秀、政治清明。无论时间和空间如何变化，他们都是骨肉同亲、血脉相连的天门人。

注：

﹝1﹞刘彦恩师生平与著作的介绍，据《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董梅卿序、第406页“后记”以及《湖北省天门中学校史》第461页编撰。

﹝2﹞语见《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五湖北安陆，胡朴安等编辑，广益书局民国十二年版。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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