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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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书经历

文/陈巧林

儿时(上世纪50年代)在乡下，书是稀罕之物、神圣之物。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闻到崭新的教科书那浓烈的墨香，一股难得一现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到底是新社会，不再像父辈一样当放牛娃，做“睁眼瞎”了。不似如今，油墨的味道已归为“空气污染”了。

除了课本，其他被称之为书的东西很难见到。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能出一本自己写的书。

生发出书的心思，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不知深浅地“玩”起了杂文,且陆陆续续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之后，同在一军事学院的战友、著名杂文家党玺澎先后出版了两本杂文集，对我激励较大。我们都在训练部机关工作，业余时间常在一起交流杂文创作的心得体会。他鼓励我说，只要笔耕不辍，出本书也不是什么难事。我也自我感觉良好地相信，按当时的创作进度，2000年前结集出版自己的杂文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994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先是任天津水利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办副主任，后又到市委科技工委任宣传处长，“官样文章”之外，偶尔也公开发表篇把杂文。有一次，天津日报发了我的一篇谈干部监督的杂文，有人告诉我，上级有关部门的人在打听我的情况，问我是否和领导关系不好，有牢骚情绪。我心头一惊，创作热情大为消减。尤其是1998年底到研究所任职，2001年又回科工委，成了所谓的“厅局级干部”后，愚以为再作些“毛头小伙”口无遮拦的杂文，有些装傻扮嫩、得不偿失。因之以此为由，创作日减，最后索性停笔。2000年转眼就到，我的书却了无踪迹。回首往事，怅然若失，看来这辈子怕是与出书无缘了！

作者在家中写作

2004至2005年的冬春之季，我的父母以年近九旬的高龄，相继在100天内辞世。他们一辈子历尽艰辛，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为奠祭他们，也作为家族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二哥历时三月，写出了回忆家庭历史、儿时经历的系列文章，于2005年8月底托人将打印稿给我捎来，并嘱我将文章印出十几份，拟在当年国庆期间举行的父母骨灰安放仪式上，分送陈家众多的后人，并焚烧文稿以示祭奠。

看完二哥的文稿，我的心感到一阵阵震撼。作为我文学启蒙老师的二哥，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他这本定名为《陈年往事》（后改为《童年往事》）的文稿，不仅仅有文学价值——每一篇都是优美的散文；也具有史料价值——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家族与当时社会的历史。我当即给二哥去电，建议他在原稿基础上，增加家族谱系、成员简历，以及有代表性的照片，编印成一本图文并茂，专供家人及亲人阅读的书。

这一提议，正好与二哥的好友、国家行政学院的张教授不谋而和。张教授积极支持，并主动承揽编排、印刷事务。二哥下定出书的决心，让我搜集照片、补写“谱系”及成员简历。我翻找早年的影集，找出合适的照片。并通知在老家的小弟沫林，将已修建完毕，尚未放进父母骨灰的墓地拍成照片传来，一并印进书里。

2005年国庆前夕，一本装帧朴实、精美，封面印有父母头像、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童年往事》问世。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1日举行的父母骨灰安放仪式上分发给了亲友。二哥当场点燃了一本书，看着它一页页烧成白灰。书的印数为500册，不出半年，就被分发一空。

我这才知道，自费出一本书，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这给我以极大的鼓舞。是不是也该出一本汇集我文章的书呢？年过半百、平淡无奇，该有点自我超越、显示价值的举措。

此议一出，周围的朋友意见不一。反对者的理由是，身居官场，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是牢骚？发泄？还是怨妇？有些人正巴不得找你点毛病哩。一旦出书，白纸黑字，证据如山，上纲上线编排你的不是，那不是自找苦吃！拥护者则认为，出书既为早年夙愿，如今有条件就该了愿，再过几年退休了，你的书送人都没人要了。要说遭人非议的事，你不出书也会有，由他说去。两方的话都有道理，我一时也没了主意。

那一年春天，我陪一位我素来敬重的领导到我系统的一单位视察，闲聊中，他说希望干部都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人，听说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让我把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他一阅。我就将手头存有的杂文10篇、散文两篇，整理、复印、装订。送出前我又认真看了一遍，这些至少是10年前发表过的作品，也许因为文从己出的原因，今天读来并没有过时、“速朽”的感觉。要是结集出书，怕还是有些许社会价值的。

恰在此时，有一位年轻朋友来访，看了我写于11年前的《关于高射炮打蚊子的总结报告》，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称他平时写总结也是这一套路，也是这些语言。这也使我感到，我的幽默，如今的年轻人也能读懂。至此，我下定决心：出书！

《杂文选刊》目录中的作者杂文标题

真要出书，首先就是怕文章的数量不够。我之作文，从来就没有文思泉涌的时候，都是字斟句酌的笨功夫。自从业余时间作起杂文，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两周读一本书，一个月至少写一篇文章。所以那些年写出的东西并不多，发表的就更少。遇上好年景，一年有10余篇见报就是幸运。心想就是加上没有发表的，怕也凑不够一本书。

于是我翻箱倒柜，清理过去的作品、文稿。发表过的文章大都留了底，没发表的就不好找了。节假日里，我埋头于发黄的稿纸之中。最后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光是杂文，就有百余篇。其中发表过的40余篇，没发表的50多篇，加上我近年创作的散文，早年创作的短诗、小说，以及自认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论文等，好友玺澎说，这些文章出一本书足够啦。

经过我的挑灯夜战，认真审改（主要是错别字、标点符号的修改，以及文章发表时删改过的内容的恢复，维持文章的原貌），出版公司朋友的排版、校对，约一个月后，厚厚一摞、计有400多页的完整书稿就呈现在面前。

作者发表于《杂文选刊》的文章

接着要考虑的是出版方式：是不经出版社、不要书号的自编自印，还是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我的初衷，是想自编自印。理由很简单，一是我的文章，不必经过出版社的审查。我知道，我的杂文，即使是发表过的，有些发表时就很困难，现在看来也未必合时宜，通不过审查相当于自找麻烦；二是我不必花钱买书号。像我的这种书，不属出版社的选题，不会为出版方带来经济效益，要出，只能自掏腰包买书号。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枉占个书号，大可不必。自己找个人排版、印出，既省钱，又不致公开发行“流毒社会”，于人于己都无害处。

我把最原始的书稿包括自序、后记一起给二哥寄去，想让他从政治上把把关，看有没有明显的犯禁之处，同时也想听听他对出版方式的意见。不几天，他就电话告知，书稿政治上问题不大，但收进杂文、散文以外的东西，显得没档次。要出，就把其他的文章都舍弃。出版方式，先争取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实在不行，再改自编自印。

我接受二哥的意见，开始在天津寻找能出我书的出版社。通过业内朋友的打听，天津书号的价格均在每本1.5万元以上，且对杂文之类的书把关十分严格，还不知要把我的文章审成什么样子，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因此一连几月，毫无进展。

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为找出版社发愁的时候，我儿时最要好的同学周伟思的妹妹、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著名社会学家周伟文，来津参加会议时顺便看我。闲聊中说起我出书的事和我的顾虑，她张口就说，你怎么不找我呀？。我这才记起，她的先生兰小宁就是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伟文当即告诉我联系方式，让我和她先生直接联系。

第二天我就和小宁联系上了，并把精简后的书稿给他发了过去。没想到次日上午，我就收到了小宁的回信。信中说：“好！我粗粗看了一遍，感觉很好。思想犀利、文笔老辣，且不乏幽默和想象。我认为这在杂文作家中很难得。我也算资深编辑了，像你这样不用编辑和校对‘艰苦加工’的稿子很少遇见。”

他还告知，全书他只删掉了容易引起麻烦的两段话，加起来不到100字。其它的均不需修改。往后尽管还有三审，但按惯例只是原则上把把关，不会有大的改动。书号费则是出版社的最低价。后来伟文告诉我，小宁在出版社颇有“夫子气”，平时很少求人，这次为了我的书，破例找了领导，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我与小宁无深交，只是听伟思介绍过，没想到他对我的文章有如此高的评价；也没想到文章不经修改、可以基本上原封不动推出；更没想到书号费低到了我愿意接受的程度，内心的高兴无法言表。

按照小宁的吩咐，我设计了版式，并将书稿认真校对后给他寄去。只等“三审”一过，书号下来，立即在天津开机印书。

谁知“天有不测”。就在我兴高采烈地以为“出书”梦圆在即之时，偏偏遇上了2007年初新闻出版署的“禁书风波”。小宁来电告知，为确保十七大前的安定，有关方面对此相当重视。花山文艺出版社是一家大出版社，被指定清理整顿。已出过的书要一一核查，有无违背上级文件精神；没出及将出之书，尤其是事关反右、文革等方面内容的，要严格把控。本来按照惯例，书稿由小宁审查通过，上面大略看看就放行。这一次，不仅要审，而且是字斟句酌地审。

这不禁使我倒吸一口凉气。我的作品，尽管自认没有“反”什么什么，但“不合时宜”之处也有一些，且其中许多都涉及到了“敏感”话题。包括公开发表过的、我认为不错的作品，前些年推荐给天津杂文研究会出文集时，都被主编审掉过。如今碰上了这样的“风头”，怕是凶多吉少。

果然一连月余没有消息。心里着急，又不好意思多问。我想小宁也一定和我一样着急，问多了徒给他增加压力。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但愿我有好运！

大约是在2007年的3月份，小宁来电告知，我这本书的出版流程已经启动，书稿已交至社长审查。若无问题，还需交省新闻出版局的局长终审。

我的天！一本小书，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如此层层审查，恐怕“必死无疑”。我想，在天津找一家名气不大、价格便宜的小出版社，不也一样是正式出版物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另辟蹊径谋“生路”。

也是靠朋友搭线，终于找到一家天津出版社的副社长，同意看看我的稿子，再决定是否出书，并指定一名资深编辑X审我的书稿。

书稿送出大约一周，X就约我到他的办公室一晤。X是一位精干的中年人，看上去比我年轻，但头上白发比我的多，算得上满头华发了。他很尽责、也很细心，审查意见都用铅笔写在了我书稿的空白处。他翻开纸页，逐一指出我文章的“不妥”、甚至错误之处。

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是作于1993年，发表后被《杂文选刊》转载并收入《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的《谁当海瑞》，首当其冲受到了“非议”。意见是：“文章以现实社会为背景，找出社会阴暗面进行抨击，文至此尚可。但其后喻好人难当，好官做不成，喻整个社会皆黑暗，与当今中央反贪惩腐不相符，似有问题。”除了这个总体断语，还在文中的“五套班子”“空调彩电”等文字处画线批注“与现实相仿”“标准配置，不具讽刺味道”。等等。

另有一篇写于1993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且被《杂文选刊》、《文摘报》转载过的《也谈“追星”》，在说到工人为医药费报销、工资能否及时到手发愁，农民为卖粮打白条而苦恼处，X批注道：“没有看到国家在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农业税所做的努力！由于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放在今天说不妥。”

《多些“平民意识”》一文发表于1999年。他的批注是：“是否看到胡主席、温总理深入基层与普通民众促膝而谈的场景（当然不是在1999年），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对《渴望真实》一文的批注则是：“（1）有关‘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2）不了解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和戴煌的《九死一生》两本书是否存在问题？（3）邵燕祥为何人？待查！”（X编辑居然不知杂文大家邵燕祥）

还有诸如“对法制社会的不认可”，“倘若鲁迅还活着”为“有违事实的假设”等否定性批语。全书有“问题”的60余处，涉及文章40多篇。只有将这些地方全部修改，而且修改得能入编辑法眼，才能再谈出版问题。

我不是一个高傲自负、容不得别人批评的人。但对他提出的意见，我既很难接受，又啼笑皆非。1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居然也和现今的领导体系挂上了钩。杂文本质上带“刺”，他批注的地方，正是我的“刺”之所在。把这些都拿掉，还是杂文吗？还是我的杂文吗？四平八稳、低眉顺眼的“假大空”，我自己看了都恶心，还印它出来作甚？若不修改，就只能撤下文章，有价值的文章都撤了，还出哪门子的书？

他见我面有难色，就换了个语气对我说，其实您书中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完全正确，不必修改也完全能出书。但我是编辑，代表出版社来审您的稿件，就不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就得不折不扣按上级的要求、口径、提法来把关。我不这样审，上面审时也会这样做。这是对上负责，对我负责，也是对您负责。我们是吃这碗饭的，您的书出不出无大碍，要是弄得我们丢了饭碗，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也不是我和头头们胆小怕事，您没听说某某社的副社长吗？就是因为出了一本“问题”书被一撸到底了。现实就是如此，希望您能理解。

这一番话倒是让我无话可说。人家的饭碗当然比我这“闲暇消遣”重要得多。我只能收起书稿告辞，临别时称“让我考虑考虑”。

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改”或“撤”都是我做不到的。看来，这书只能自编自印地“非公开出版”了。

就在我要彻底死心的时候，大约是2007年的4月上旬，我忐忑不安地接到了小宁语调轻松地打来的电话。没等我问候，他就兴冲冲地告诉我，我的书稿经出版局局长审查已获通过。尤其令人高兴的是，社长、局长的审查，完全遵从小宁的意见，没作任何修改。据说他们其中的一位说，这样的书都不能出，还出什么样的书？

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了。立即汇款、签合同，定尺寸、版式，联系印刷厂。下面的事，自己能够掌控，办起来就容易了。

封面设计颇费周折。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设计了几种方案，我觉得效果一般。遂想起一位朋友的女儿是商学院平面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我看过她的作品，绘画、设计方面挺有才气，不妨让她试试。

她很快就拿出了初稿。让我满意的是它的整体布局，暗红底色，中间留出一道印上书名的宽横道，使封面分成三部分，很有现代气息。她选定的书名字体——古印体，庄重中露出清秀，与书名《痴话与纸钱》以及杂文题材风格较为匹配。只是书名后的背景图案、书名排列，以及“纸钱”的式样不怎么合适。

根据我的修改意见，她又提供了好几幅背景画面，我都不太满意。我以为，中间部分的背景，寓意我的“痴话”部分，亦即见了天日——发表过的作品，应该表现为赤诚、坦荡。我想起我上世纪80年代看过的一幅隐约记得叫《根》的油画，曾引起我心灵的震撼。画面就是古铜色的黄土高原，裸露的黄土、纵横的沟壑，一览无遗的苍凉，正是我杂文追求的意境。但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那幅画。只能从互联网上找了一幅内容、效果大致相同的画，并做了局部处理（以免被指为侵权），贴了上去。对原设计的纸钱也做了淡化处理。整体效果满意了，但调试色彩却让我费了不少功夫，中间部分的黄和上下部分的红，只有互相协调，才能显出大气、雅致。调了10数次，才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科技翻译出版公司美术编辑的帮助下，用我自拍的照片，设计了书的扉页和封底。选了一张我在阿姆斯特丹的照片，作为个人近影，印在了“作者简介”的上方。这样，书中的文字、照片，基本上都属于我的个人创作了。

由于玺澎兄的力荐，我选择军事交通学院印刷厂为我印书。战友王世民教授主动承担“监工”任务，在印刷厂坐镇指挥。没想到正要开印，主印的老师傅却已买好车票，要回山东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我又设法为其退票、重买。开机印刷后，原定的纸张不吃油墨，只得换纸后重印。尽管印刷厂的头头都是我当年的战友，但没有世民的盯守，工期和质量怕就不如人意了。

终于，在2007年7月10日，我生命的第54个生日里，我见到了闻起来依然清香的我自己的书——《痴话与纸钱》。一种满足感、成就感油然而生。当晚，我从印刷厂提出10多本书，与战友、朋友们聚餐庆祝。我学着明星、名人的样子，在书的扉页上逐一签名，分送各朋友。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贺我新书问世，自然是恭维之声不绝于耳。

我内心十分清醒。我早就不相信“一言”甚至是“一书”“兴邦”“丧邦”的神话。自古以来那些“伟大”们的雄文也没能把这个国家民族怎么样，我一小人物的微薄小书，于官场士林、于整饬世道人心，又有什么大用？

唯一的意义是，书，证明我想过、写过、活过，也努力过了。她不过是一张加厚的名片，让新结识的朋友，看到我这糟老头外表的同时，知道这也是一个曾经胡思乱想、幽默调侃过的人。

今天，我记下这段文字，不是为了夸耀，不是为了显摆，而只是想客观地记下我的一波三折的出书经历，如实反映当代国人的某种生存状态——当然，只是像我这样的一小部分中国人。我宁愿相信，其他出过书的人要比我幸运。

2021年4月修订旧作于天津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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