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如钩：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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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传

文 / 月如钩

我是63年春天出生的，据说是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终于有了个好年景；再加我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59年又失去了一个姐姐，所以我作为我们家里这一辈出生的一个女孩，是引起了家人无比高兴和庆贺的，后来我的三个弟弟出生都没有享受到这待遇。庆典就是全村人都来家里吃饭喝酒，连路上走的陌生人都拉到家里来喝酒。酒，是我们家自己酿的，虽然请了师傅，但我父亲自己也会操作，所以村里有和我父母同龄的人喝醉了在地上打滚时，还大喊“书义哥自己放（酿）的酒是喝不醉的”。

但从我记事开始，就没见过家里的好年景，年年超支，穷得很。家里的一切都是旧的，房屋、家具、衣物，甚至，人。

房子朝东，巨大的沙树（杉木）柱子和檩子，7间，外面是青砖墙，据说里面原本是厚厚的雕花木板墙，但我从小只记得大门两边暗红斑驳的木板墙（后来连这点木板也消失了），其他的墙都是涂了泥的芦苇夹壁。前面中间是客厅，我们叫“堂屋”，中堂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有“宝书台”，用红纸包着的“毛选”供在台上。有一年春节前，我大哥买了样板戏《沙家浜》的连环剧照，沿着领袖像下面的墙壁贴了一长溜。我那时候还不懂，也不识字，就眼气阿庆嫂穿着裤子却又外穿裙子（后来知道那是茶馆老板娘系着围裙）。

南边的卧室有一扇窗户，母亲的雕花床就在这边。三道看梁（装饰板），镂空雕刻，床脚四根圆柱在上面有圆木连接着，挂着蚊帐。四周有栏板，床前左右的护拦板是浮雕，中间相向两个柱子有金瓜头，据说原来蚊帐前开口处有一对金钩，但我记得的是，蚊帐就直接撩起来分两边挂在这两个金瓜头上。床前有很宽的独立踏板，像一只低低的长凳，整张床榫卯紧凑，没有钉子（据说除了棺材，其他卧具上绝对不能有钉子的），我们几个小孩小时候爬上爬下玩单杠一样，这床结实得连晃动一下都没有过。这张床当年一定很漂亮，虽然只剩了金红斑驳的老旧，像母亲这个人一样。

北边的房间很阴暗，没有窗户，只有暗黑的瓦顶上一只玻璃亮瓦透进的一点光，它应该开窗的地方有一扇门，连着厢房，也就是我们的厨房。后面三间房子，和前面三间宽度相对应，但长度小了些。左右两间是我和哥哥们住的，中间那里堆放各种杂物。那时候有养牛的人家到秋冬天会到处收买干草，有一年夏天，我就割了很多草晒干后扭成极大的一把把捆起来，堆满了这间房子。这草卖了后，房子里露出了风车、水车，纺车等，堆着棉籽之类的，冬天选种用。

中学开始，我就住校，母亲的雕花大床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被抄家多次，连我脖子上的银项圈都被取走了，破“四旧”嘛，还能留下什么！房子倒有点印象：有一年回家去，家里盖了水泥平房，房顶上晒着棉花。

但我的记忆固执地停在那座早已消失了的老房子里。

冬天，父亲和哥哥到水利工地上开河挖渠搞建设，母亲把纺车搬到堂屋里。脱籽的棉花弹蓬松后，搓成棉条，母亲有空就纺线。

纺车嗡嗡响起来，纺车上的锭子（我们村里人叫“挺签子”）转着转着就有了一个肥胖的白线穗棒子。我一直想要一些线织毛衣，可那时候，别说毛线，晴纶线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总是趁母亲下地干活时偷偷纺线。刚开始，我纺线不均匀，有时候一个疙瘩的棉花出来了，有时候又特别细甚至断了，还总是把锭子弄弯了。我爸爸能端正锭子，村里不断有人拿着两三根“挺签子”让我爸给“端”一下。我趁妈妈不在就纺线，等纺到很大的一锭子就赶紧取下来，然后再接着纺，到原来妈妈留下时大小的样子，我就不再动纺车。也不知妈妈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反正我攒够了线，并且用红蓝墨水染色，给自己织了毛衣毛裤。

妈妈似乎从未早睡过。晚上，一盏煤油灯，她不是纺线，就是纳鞋底做针线，她没有教过我。但我只要有机会，就趁她不注意偷偷地纳鞋底，她纳了半截的鞋底，出去干活回来，我就给她纳完了。她也不问，再准备另一只。只有一次上鞋，她教我多用几根针，把鞋底与鞋帮对齐固定，所以，我也做得一手好布鞋。但也就到此为此，这手艺如今用不着，几十年过去，我也没了传人。

我还会绣花。母亲绣工很好，那时村里女孩子们出嫁前，都要给婆家人每人做一双鞋子，再自己绣枕套窗帘被面桌布之类。有的女孩婚期订得太近，赶不出来，妈妈会被请求帮忙绣嫁妆。我同样会趁妈妈不在的时候，偷偷地绣，她似乎也是不知道的样子，不闻不问。一般都是在白苎布上用铅笔画了花卉图案，再用绷子把布绷好，再选用合适的色线绣。

有一次，她绣了一朵牡丹的一点点，到晚上发现我把那朵牡丹绣完了，她才正经告诉我说，绣嫁妆不能洗的，画的线不能露出来，用针稍微往外一点，遮着线绣。然后，又说，“把手洗干净了再绣。”你看，我也能绣花，比我妈妈更强的是，我还能在绣品上绣上字，有落款，配色也比妈妈更和谐，爸爸妈妈都不识字的。曾经有一段时间街上流行十字绣，有现成的图案配色，左边几针右边几针，毫无创造性，我是嗤之以鼻的。想当年我不仅做平绣，也会十字绣，没有十字纹布，就用白的确良布，隔两根线抽出一根，硬是自己搞出块十字纹布，绣了山石红梅，还在报纸上描了太祖的字“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绣在旁边。

绣花，都是我玩剩下的了。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机器绣花比人工快得多好得多了。

我父亲更有一双巧手。

他会篾匠活儿，经常编制篮子篓子筲箕簸箕之类的。我看着他坐在老房子门前的矮凳上，膝盖上垫一块破布，用篾刀把竹子劈开，削片，刮净，然后就看见篾片上下左右翻飞摇摆。我就在他旁边找那种竹节较长的竹子劈好了，刮几根毛衣针。

他也会其他的编织活儿，用稻草麻绳打草鞋就不用说了，他还会织蓑衣。他会在水沟边野塘边割蓑衣草回家，怎么炮制的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他织好了的蓑衣挂在墙上，并不是想象中的刺猬一样，而是工艺品。里面是干净光洁的网状，外面是柔顺整齐的草帔，边角剪成流线，外圈如草裙流苏一般。作为楚国人，我在北方总被邀请给人包粽子，当我第一次看到人家买了芦苇叶却是用线绳捆绑粽子时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们包粽子都是用蓑衣草系的，芦苇和蓑衣草往往长在一起，就是包粽子的绝配。

我父亲还会全套的白案手艺，做面食都是正宗功夫，据说他小时候到“勤行铺”当过几天学徒，本地称早点铺叫“勤行铺”，说是“勤行，勤行，360个早床”，就是鸡叫起床干活，勤奋要紧。

那时候每年春节亲朋好友拜年礼都是一盒饼子，我父亲一到春节就免费给村里各家各户打酥饼。通常都是别人拿来面粉，再带一小捆稻草做柴禾，父亲用两条长凳搁着大大的案板，摆在堂屋的一边，案板上放着各种擀筒之类。然后父亲就洗手和面，做油酥，擀面包酥饼，用鏊锅炕熟，待凉了就用粉红的纸，十个饼子包一筒，两筒一盒，分装好了，人家拿走，也不收费，有时还要倒贴油糖柴等。

他还给别人做饼干，用废的线滚筒把边沿用钳子捏成花边，在铺满一鏊锅的整块大饼干滚过去，把饼干压成各种花样。作为对父亲提供无偿服务的回报，人家会给我们小孩吃一些形状不完整的饼干边角，那真是酥松可口的美味。

后来家里条件好一点，他给我们炸油条，做锅盔，生煎包子，猪油饼子以及各种面食。我们家那时候有全套的工具：大小擀面杖，大小擀筒，平底鏊锅等。如今，我们想吃什么，只会上街买。

我家堂屋北边靠墙，常年放着一副石磨，三角木架支着，上爿石磨有一只孔，是“喂料”用的，边沿有一只木柄，柄上也有一孔，可以用架子推磨。我记得我常常是“喂料”的那个——用一只瓷调羹，舀了泡好的黄豆和水，大人把石磨推一圈，我就连黄豆和水灌一勺进去。磨好的豆浆，还需要过滤出豆渣，再把没有豆渣的豆浆煮开，装进大盆，我爸爸不知道往里加了些什么，然后，豆浆就凝固成了我们常吃的豆腐脑，再把豆腐脑沥干，压成大块的豆腐，再打成小块，我爸爸就又不知怎么鼓捣腌渍，反正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吃到美味的腐乳。

有个歇后语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以为父亲就是用卤水点的。后来看了《白毛女》，杨白劳居然是喝卤水自杀的，惊慌失措地回家问父亲，他说，我们是用石膏点的，终于放了心。

我父亲还有一段时间曾在大队食堂专门做豆腐，那时候逢年过节家家都是自己做豆腐的，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可还是听到了乡邻们对父亲做豆腐手艺的许多夸奖与赞叹。他小时候在一家豆腐作坊帮工，作坊主人说过等我父亲能扛动一袋黄豆了就教他全挂子的做豆腐手艺。但他还没有等到长大，就离开了那豆腐作坊，究竟怎么学会的手艺，我们不知道。

他这手艺，我们至今全都不会，我们只会去超市买回一瓶瓶的“王致和腐乳”。对比之下，我父亲自己做的白色略挂一点黄头的豆腐乳，比加了红曲的王致和腐乳醇厚好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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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还会装椽子盖房顶拣瓦，这些活儿，年轻人完全不知道扁圆宽窄了。那时候的房子都是瓦顶房或草顶房，砖墙垒好的屋顶要先装檩条，再铺椽子，然后把瓦或者草盖上去。无论是瓦还是草，时间长了，房子就会漏雨，那就需要趁天气晴好去修葺屋顶，这是技术活儿，检查瓦缝，重新换破碎了的瓦，换全部草顶，搞不好房子会越修越漏。我爸爸特别认真，深得别人的信任，很多人请他帮忙干这种活儿。这个倒也让我大哥继承了下来，大哥也经常给人帮忙修葺房顶，还有一次不小心从房上摔下来了。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房子了。

我父亲还有一项不特别却很重要的农家活儿，那就是下秧苗。我不知道现在种水稻还是不是像以前那样，先整一小块田，下稻谷种，再盖上筛子筛过的细土，等到长出来半尺一尺的秧苗，再拔出来，到大块田里分栽。

下秧苗，人人都会，但我爸爸下种长的稻秧，苗壮根短，好拔扯好分插。有些人育的秧苗，很长的根须，难拔，也难分插，所以那时候一到扯秧苗，生产队的社员都是蜂拥至我爸下种的那些秧田。记得那时我们家有一条半米多宽的凳子，是乘凉用的睡凳，为了透气，中间有三个孔。我爸爸育秧苗时，总是把这凳子拿去田里泥水中，用凳面把田抹得特别平整，后来这凳子就从中间几个孔开始，朽烂了，它似乎主要是用来整秧田，几乎没怎么用来睡觉。

父亲还会扎纸花。农村里老人过世，是需要请人扎花圈，糊门神，扎棺材盖篷之类的。我那时候不敢到有死人的别人屋里去，只远远地看到父亲被请到人家门口，搭了木板或架子。父亲扎花圈，还用柏树枝扎成挂满了花的门框挂在丧事主人的大门上。等到死者入殓了，盖上棺材盖，我父亲扎好的布满花朵和仙鹤的盖篷就搭在棺材上了。因为这是丧事上用的，大约认为不吉利，我们从没有人学这个，但我见到过父亲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把很薄的正方形纸用一根筷子把四个角分别裹紧，把纸往中间挤压，再抽出筷子，那四只角就成了四瓣皱纹花叶，叠放几个就是一朵花了（当然，现在就有各色皱纹纸卖）。再比如，把几张薄纸叠在一起，中间扎住，把两头剪成花瓣形状，再一层层剥开张起，就俨然是一朵复瓣菊花。有一年，我们演出需要向日葵道具，就是小朋友们双手举着两只向日葵歌舞，我回家和父亲说要买两朵。没有钱，父亲用硬纸盒做了外壳，折叠起来像扇面，打开，里面就是绿纸衬托着的黄色网状纸条，还真的像两朵向日葵，并且因为可以折叠，又好带，比买的还漂亮。节目演完了，我喜滋滋地拿着它们一会儿捏拢成扇子，一会儿打开成葵花，惹得别的学校的老师同学都来看。

父亲还会做酱，当然，这没什么，很多人都会做，只是没我爸爸做得好吃罢了。他腌黄豆酱、晒小麦酱都特别好吃，我们六个子女全不会。我只看到他去查看发酵得有黄色霉菌一样的黄豆，看到他把房檐顶上晒的小麦酱搬进搬出，然后只记得吃酱时醇厚的陈香。

父亲三岁丧母，未成年又丧父，倒插门到天门涂楼村的一个富农家庭做上门女婿，绝顶聪明又勤劳厚道，却经历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残酷年代，一辈子没有吃过什么好食物，没有穿过什么好衣裳，辛苦劳作一辈子，从没有闲下来一天，去世前一天，还在砍柴禾，务草把子，一身本事随着他的离世和社会发展，全部失传。我因为是女孩，算是跟着母亲学了点纺线和女红，如今也是浪费。正如刘禹锡说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陈代谢是规律，认了。

· end ·

（责编：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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