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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与“放会钱”
我要说的“约会”，可不是如今天的帅男靓女相约幽会，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民间借贷形式，“放会钱”亦如是。小时候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十分拮据。每每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母亲就以“约会”等手段，以解燃眉之急。我见到过多次，故印象深刻。民间借贷，历史久远，在夏朝以前三皇五帝的上古时期就开始了，不过那是救人急难不取利息甚至不必偿还的借贷。《说文解字》：“贷，施也。谓我施人曰贷也。”即无偿地给人以人力和物资的支持。上古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极度贫乏，人们多靠互助生存。西汉大儒，对上古文化研究极深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描述：“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报，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这是对当时单家独户难以生存，必须互济互助，亲如一家人的生活的描述。“八家相保”，说明进入以父系为主的原始氏族社会后，家庭经济和私有制已经出现。由于生产力低下，必须以八户组成一个小集体，相互帮衬，抗御力所不逮的天灾人祸。《社会发展史》将这一时期界定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韩婴的描述看，并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麽理想美好，也无“产”可共，且存在着私有制，窃以为不十分准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要回报的“借贷”慢慢发展成“有借有还”，但大多是以物易物不取利息的的互助性质。到了西周时期，借贷开始收取利息了，后来由于私有制的发展 ，利息愈来愈重，以致形成了高利贷的盘剥。
“约会”，是一种从上古原始氏族社会一直保留下来的互相帮助，不取利息，“仁恩施行”的民间借贷形式。“约会”大都是在当家理事的妇女之间进行的。哪家遇到了特殊困难，就“约”个“会”，一般由“约会”人召集，十元起码。别小看这十元钱，在上世纪50年代可派上大用场，能买100多斤大米，那时米九分钱（旧币900元）一斤，能买500斤大白菜。那时候的工作人员最低工资每月18元，一般25元左右。“约会”又称“摇会”。这一天，被召集来的十个大妈大婶集中于“约会”的“头家”，每人拿出一元钱交给头家，然后“摇会”。讲礼行的往往招待一餐饭食。饭后撤去残席，将桌子抹干净，摆上放着两颗骰子的瓷碟，用茶杯扣住。“摇会”开始了，只见一个人端起碟子上下摇晃几下，发出清脆的“叮叮宁宁”。除了头家外，其他十个人都要摇一次，哪个“点子”最大，就是“头会”。下个月的这天，这11人再到“头会”者家中聚集，每人付给“头会”者一元钱；剩下的九个人再摇一次，“点子”最大者为“二会”，再一个月的这一天就到她家去摇会，以产生得“三会”者……有的招待饭食，也有的不招待。不过，妇女们一月一聚首，谈天说地，歌呵连天，也挺开心。“会”摇完了，债也还完了，“擤了鼻涕脑壳空”。“约会”者解决了困难，“参会”者小钱变成了大钱，就好像存了款。这种不取利息的民间借贷形式，是一种救人急难交流乡情的具有古朴民风的文化传承。
记忆犹深的是1959年，我走“狗屎运”考上了中专，却没钱去上学。学校虽然不要生活费，但要交8元书本费，还有去武汉的路费，总共15元，家里怎么拿得出来呢？不巧的是父亲到京山伐木去了，不知是大办钢铁的妖风还没有停息，还是天门财贸战线搞什么建设？母亲到父亲工作的商店去预支一点钱，可单位领导多么无情，硬是不给。母亲知道我这个中专得来的不容易，读初二时因打了几个月的疟疾不得已休学，病愈后没去复学，在家自学初三课程。第二年以同等学力参加中考，居然鬼使神差地考上了，榜上的名字还排在最前头，就像范进中了举。我天天催母亲弄钱，母亲急的成天跑进跑出，寝食不安。眼看上学的日子逼近了，万般无奈之下，就约了一个15元钱的“会”。去上学的那天，我挑着简陋的行李，母亲送我过河到“新渡船”，准备步行40里到岳口搭轮船，比坐汽车少花一半的路费。母亲反复叮嘱：“我不顾老脸求人‘摇会’，好不容易凑了这点钱，你可要好好读书啊！”听母亲这么说，我的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因为“约会”要找10个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不是人人都愿意的。必须低三下四求爹爹拜奶奶，有钱人谁愿意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呢？如果不是母亲觍着脸“约”了这个“会”，我的书就读不成了。虽然两年后还是被什么调整巩固的政策“调”了回来，毕竟多读了两年书，骨架子还是粗壮了一些。母亲劳神费力，望子成龙，但我终于没有跳过“龙门”，从半空中跌落于尺水之潦，成了一个在泥沼中扑腾了一辈子的可怜的蛟。
“放会钱”与“约会”不同，是要收取一定利息的。拿“会钱”的人从“放会钱”者手里拿一元钱，每天偿还一角钱，十一天还清，“放会”者实得一元一角，利息百分之十，可不低啊。借一元钱做什么呢？现在一元钱掉在地上也不会有人去捡，可那时候的一元钱能过几天日子啊。可买10多斤大米或50斤大白菜。不是穷的揭不开锅的人，是不会去拿“会钱”的。“放会钱”的大都是孤老婆子，四牌楼的熊家妈就是干这个营生的。她50来岁，胖胖的，每天早晨卖热锅盔。两分钱一个锅盔，两毛钱批发13个，卖完了也只赚六分钱；“放会钱”比卖锅盔划算多了。我们家拿过几次“会钱”。1953年，父亲从松滋贸易公司转业回家，失业了。那次转业可能是鼎革后第一次财贸战线的精兵简政。建政初，百业待兴，急需有文化的人充实财贸队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些旧社会干过“公事”的如我父亲人等，纷纷被招进各个部门。几年后，有知识的年轻人逐渐增多。特别是朝鲜停战后，大批志愿军复员回家，需要安排。为了纯洁队伍，放心使用自己的人，那些历史复杂，年纪偏大的就发点安家费，让他们去职回家，美其名曰“转业”。当时流行着一首谣歌：“能力强，转银行；能力弱，转合作（消费合作社）；能力差，转花纱（花纱布公司）；破铜烂铁转回家。”我们有时当着父亲的面唱这个歌，父亲半笑半嗔地说：“未必我老子是破铜烂铁？”其实父亲当年只有44岁，年富力强，且有高中文化。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就是不用你，鹊巢岂能让鸠来占呢？转业者，破铜烂铁也，哪个部门都不要，自谋职业吧。于是父亲干起了货郎担似的名曰“圈乡”的行当。每天挑着一担竹编筐子，里面有京广杂货，针头线脑，糖果麻花。不论严寒酷暑都要下乡转悠，总是在曾家嘴、湾坝场、一湖大湾一带。每天挑着50来斤的担子，走几十里路，中午吃一点自带的剩饭，晚上回来总是热汗淋漓，气喘吁吁。一天的收入除交税外，只有两三毛钱。大家别不相信，那时做小生意确乎收入微薄，难以糊口。乡下人也很苦，大都用鸡蛋换货，一个鸡蛋两分钱，第二天妈妈还得将鸡蛋拿到街上换成钱。每月15号，收税的就要上门，板着面孔，如凶神恶煞。这么一点小生意，每月交3元钱。交不出就罚款甚至拘留。直到现在我都讨厌甚至痛恨收税的，就是因为小时候被他们吓怕了。有时候一两天不开张，没有一分钱的进项，白跑几十里。在手头“刮痧皮子”都没一个，确实揭不开锅了，母亲就得厚着脸皮去找熊家妈拿“会钱”；生意开张后每晚送一毛钱去，这都是在夜幕的遮掩下偷偷摸摸进行的。这种“会钱”拿过几次，但凡日子能够打发过去，谁愿意去“拿”这种黑来夜往唯恐丢人的“会钱”呢？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提醒后辈年轻人，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不是小说杜撰，也千真万确是现在人们不屑一顾的一元钱。“一钱坑死英雄汉”，可见秦叔宝卖锏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隋朝末年江湖上的一条好汉，在羁于逆旅贫病交加时，也被迫将自己赖以逞英雄且视作生命的武器卖掉。虽然“放会钱”的利息比较高，但人家也是在做好事；不然你就要挨饿甚至饿死，谁来救济你？否则也没有今天的我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1955年下半年才有了好转，得亏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将这些有营养执照的“圈乡贩子”改造进了合作商店。父亲进“利群百杂商店”当上了营业员，每月拿20来元的工资，再也不必下乡“蹿魂”，最低标准的生活有了一点保障。这次改造对资本家不利，他们偌大的财产“公私合营”了，渐变而成为了国家资产；但对这些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圈乡贩子”可以说是一次解脱，我从内心里感激。为什么现在衣食无忧不缺钱花了，我还是非常苟简？对旧东西情有独钟，舍不得丢弃旧衣服、烂袜子，舍不得大吃大喝。明知道退休工资用不完，死了带不走，行将就木了也不想潇洒一回，经常受到孩子们的埋怨……究其原委，是小时候造的孽根深蒂固，如魔鬼的影子盘踞于大脑空间，正如老人们所说的“穷怕了”，这就是习惯成自然啊！“约会”“放会钱”，这一自远古传承下来的楚风郧俗，现在演变成了放高利贷的不法行为。但之于当时如我们家的一些苦于生计的升斗小民，却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放会钱”的微胖而富泰的熊家妈，脸上露出的总是如弥勒佛般的慈爱的微笑……
（责编：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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