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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天门山水相依，民风相近，自古以来联姻结亲的儿女亲家不少。婚姻之事，大多是明媒正娶，门当户对。高门大户者如天门状元蒋立镛是京山南庄易家的女婿，京山进士王宗载是天门钟惺祖父钟山的女婿，更多的难以尽述。
这些名门望族的婚姻不仅有传说，更有族谱、行状、墓志铭诸多记载。而草民间频繁的联姻，则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湮没于荒草丛中了。可是在清代京山文史学家易本烺的《云杜故事》里，却记载了两个结成亲家且极其普通、酸气十足的文人，他们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也挺有趣。《云杜故事》是一本什么书？可以说是京山的乡土志。内容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易本烺在研读志书和史料时，随时发现有关京山事予以的摘录；二是耳闻目睹的颇具趣味性的凡人轶事。内容真实丰富，可信度较大，有着较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界有一点影响。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引用了该书的不少史料。先说说京山的酸秀才黎樵庄。所谓“酸”是指落第文人高不成低不就，虽然穷困潦倒，却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桀骜不驯，眼高手低。黎樵庄就是这种人。《云杜故事》第16卷记载：“黎樵庄先生，名峻，康熙中人，前侍郎黎奭（shì）之裔也。人品高洁，题所居曰‘莺花藏’。博学工诗，有诗集《花满堂诗余》。家贫，会有催租之吏至，先生题一绝于符后云‘深山猛虎色斑斓，一啸清风白昼寒。闻得县官催租急，有人踏月过层峦。’令惭而谢之。”故事讲述的是黎樵庄家一贫如洗，县令到黎樵庄家里收租，黎樵庄留了一首诗，跑了。黎樵庄是黎奭（shì）的后裔，也算个官N代。黎奭（shì）是弘治乙酉举人，正德辛未进士，拜礼部给事中，工部右侍郎。还是个省部级官员呢！黎奭（shì）的父亲黎永明，景泰甲戌进士，历南户部郎中，迁顺德知府。父子俩的官都差不多，可见黎家辉煌了两代人。俗话说“官不过三代”，黎家确实如此，多年后的康熙年间，后人黎樵庄一贫如洗了。不过“豆腐泼了，架子还在”，黎樵庄也不甘沉沦，在贫困潦倒中依然发奋读书，企图重振家声。无赖时乖运蹇，累试不中，到老还是一个黉门秀才。穷秀才也有傲气酸气，在县令带着兵丁挨家挨户暴力催租的时候，他没有惊慌失措，竟在挂着的道士先生画的符咒下面写了一首歪诗，然后翻墙越室，乘着月色逃到山里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当县令和乡勇破门而入，见人去室空，正要对老妇人大发雷霆时，县令林大人猛然间看见了那首歪诗，顿然良心似乎受到了谴责，觉得这种苛政对穷人伤害太大，于心不忍，没有去追赶逃亡者，而另去他家了。无独有偶，康熙年间京源山下的翰林、国使馆编修王吉人回乡省母，在进入京山后的“横大路”边，亲眼见到了灾荒之年，禾苗干枯，哀鸿遍野，官吏逼租，捆绑吊打的凄然景象，愤然地写下了一首《官厅道中》，发出了“晚风吹短禾，平原多猛虎。民生苦趋迫，焉用恋乡土！”的愤怒！这两件事都是康熙年间“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真实记录。可见二月河先生描绘的所谓“康乾盛世”是罔顾史实的鬼话，那时候的表面繁荣，GDP的高积累都是压榨的农民血汗啊！
在如狼似虎的逼租官吏中，居然出现了一个林知县，一句“深山猛虎色斑斓”刺激了他，意思是如今的官吏不正是为皇帝压榨老百姓的凶猛的老虎吗？顿生恻隐，于是放过了这个穷秀才。可见在封建社会也有心慈手软的官，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右倾”。这种官员，乌纱帽是不长久的，但老百姓欢迎。统治阶级的政策都是通过地方官员操作执行的，不过点“火”，完不成任务；太过“火”了又伤害百姓。做到“两面光”不容易，基层干部也有他的难处。徐九经说“当官难，难当官”是有道理的。不说苛政，就是善政，有时候执行起来也很困难。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本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由于传统的生育观念，群众一时难以接受。大多数地方官员都能耐心细致地作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任务完成的较好。也有少数惯于搞“极左”的干部，作风粗暴，手段恶劣，拆房子，扒口粮，搞的怨声载道。当时应城县汤池街上一段红砖围墙上用白石灰写着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喝药不夺瓶，吊颈不解绳，跳水不拉人，告状不开门。”触目惊心，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这可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多次的“眼见为实”；估计不少人都看到过，应该还记忆犹新。至于这个地方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过吊颈、喝药、跳水的没有？尚不知道；但这几句如恶魔挥舞着屠刀的标语就足够吓死人了，与改革开放后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极不协调，却一直保存了十几年，没有人提出非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还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标榜以“政策”，难道国家有这种政策吗？如果像林知县这种具有人性的父母官，他能写出如此血淋淋的话吗？如果黎秀才看见了，他还敢写“深山猛虎色斑斓”吗？
再说说天门的一个酸不拉几的文人学士，他是黎樵庄的亲家方辅山。估计不是臭味相投，也不可能结成儿女亲家。请看《云杜故事》里的记载：“杨翁名永焘，缉安先生之裔，为诸生。中年买山仙女洞下，教子抄书。精心于诗，为人拘谨迂疎，令人敬爱。见《黎樵庄集》中‘顷闻姻家方辅山（名昞，天门孝廉）言，昔过京山宋家河镇，适有赛会之事。市人誇斗间，有陈列古玩者。惟一人陈古书一部，取视之，乃唐刻百官职衔、姓名，如今时《缙绅》之类。惜记忆不详，亦未访蓄书者何人也。余志此待访，如果有唐版书，直可表进。朝廷岂为京山韵事哉？又思，唐时尚无刻板书，直是写本耳，更可宝也’”。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易本烺听杨先生讲的。杨永焘也是个“桂花树兜”，他是明末大儒杨鼎熙的后代。杨鼎熙，字伯元，号缉安，崇祯戊辰进士，授常熟县令，官至湖西兵备道按察使，顺治元年卒。他对儒学研究很深，所著《礼记敬业》被收入《四库全书》。著作能录入《四库全书》的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到杨永焘一辈，早已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强于黎樵庄，因为他还有钱买山。他在京山西南部的仙女洞边买山定居后，享受着耕读渔樵课子抄书的悠然人生。当时他是将《黎樵庄集》作为古书抄录的，应该是在距康熙朝百把年后，估计与生活于道光年间的易本烺是同时代人。杨先生也是个处于文人末路的酸秀才，认为黎先生亲家在宋河镇发现唐朝古籍是件稀奇事，便摘录下来，一下子传开了。黎樵庄亲家方辅山是天门孝廉，明清间，一般称举人为孝廉，但翻阅《天门明清举人目录》，康熙至光绪年间，连一个姓方的也没有。是黎先生搞错了，还是天门资料漏掉了呢？这就无法考证了。估计方先生也是个不得志的落魄文人，文人都有相同爱好一一爱书，特别是古书。方老先生竟在处于深山之中的宋河镇地摊上，发现了唐朝的重要典籍一一《缙绅》，像发现了新大陆。《缙绅》就是《缙绅录》，是记载朝廷重要官员简历的类似档案的机密资料。定然是宋河一带曾经出过较大的朝廷命官，败落后，后人不知其价值，为解决温饱，到市场上换钱买米度饥荒了。黎樵庄埋怨亲家没有调查了解售书者，失去了追访的线索。可他却未想到，当时方亲家自以为淘到了一个“灼灼其华”的无价之宝，心里如“闷锤击鼓”，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即翻身上马“桃之夭夭”；唯恐卖书者突然醒悟，翻盘索物，哪里会想到顺藤摸瓜再现奇迹呢？黎樵庄却为亲家抱憾不已，还“余志此待访”，意欲日后追根溯源，挖出一个更大的金娃娃，以表进朝廷，得以晋升，一改目前的窘境。黎秀才痴心妄想，比方亲家的酸味更浓呀！因为他知道这本书的价值。他说唐朝没有刻板书，如果是手抄本就更珍贵了，是可以向朝廷“进宝”的东西。这个迂腐文人啊，自己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还曾经将催租的官吏比作猛虎，这时候却想的是忠于朝廷以图晋升，可见酸秀才是只恨贪官不恨皇帝的。不过黎樵庄的判断不见得正确，查《中国印刷史》，雕版图书隋朝就有了，到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后，使印刷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而成为“四大发明”之一。如此看来，那部《缙绅》不可能是手抄本。
方黎两家能结成亲家，肯定是以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黎家两代进士，系曾经的名门望族。尽管家道中落，黎樵庄老来贫困，但当时结亲家时不可能如此狼狈。方辅山，虽然是个资料上没有查到的举人，起码也是个把贡生吧，也可能作过县教谕之类的小官，祖上情况肯定不马虎，两家基本上门户相当。至于酸气，两个人都很浓烈。黎樵庄穷的连租子都交不出的时候，还将蜗居的茅舍美其名曰“莺花藏”，意谓如花儿般漂亮能唱出甜美歌儿的夜莺就藏在这里。一辈子不善稼穑，拿农民的话说就是好吃懒做，却成天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竟将胡诌的几首狗屁歪诗结集付梓，题曰《花满堂诗余》，异想天开地奢望出人头地簪花满堂。不过他的歪诗还居然吓跑了一个催租的县官，也算歪打正着了。再看方辅山，也是一个不安分的破落文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远数百里跑到深山老林中的宋河逛古玩市场，突然发现了珍贵古书，如获至宝。估计当天就马不停蹄地从京山东北部的宋河，跑到西南部的石龙小镇的黎家，迫不及待地向亲家报告这个千载难逢的特大新闻。两人于酒桌灯下鉴赏翻阅啧啧称赞，怡然自乐，这不是酸味相投吗？他们酸在哪里？“酸”在对中国文化的痴心不改。下层知识分子的傲气是恃才傲物，对欺压百姓的官府不满，酸气则是一种对文化的追求。身居茅舍，躬耕于田亩，布衣草帽，粗茶淡饭，半饥半饱；却念念不忘研读古籍，寻章摘句，吟诗作赋，啸傲风月。正是这些不甘于寂寞沉沦的“臭知识分子”的“酸气”，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得以一代一代的传承。再者，“酸甜苦辣咸”，人间五味也。“酸”乃调和鼎鼐之首味，不仅可以去腥除膻，亦能使辛者和，咸者缓。佳肴美味不可无酸。酸者，亦人生之况味也。世间不平事，人生坎与坷，积郁于胸，弥久发酵。酸气从胸中吐出，或调侃，或嘲讽。化作辛辣的杂文抑或犀利的诗句，针砭时弊，如苦口良药，使智者更智，愚者觉醒；较之阿谀谄媚，逢迎拍马者之于社会进步是利大于弊的呀！《云杜故事》里记载的黎樵庄和方辅山这两个浑身酸气的“得意亲家”多么可爱啊……（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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