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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望随笔集《那人那年》
【编者按】此前，公号刊发了由原贵州省文化厅厅长许明女士推介的《永远的老头儿》《细拣往事忆先知》两文，在作者群林先生家乡读者及贵州相关人士中引发较广泛的反响。在编辑与许明女士的交流中，许女士又提供了她的“第一个上级”群林先生的一篇《为郭老请安》的文章，。此系10多年前回忆贵州人物的旧文，讲说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郭老”工人出身而书生气质；置身“官衙”却心有旁骛；苦命困窘仍执着守望。作者心怀悲悯、笔蘸真情，勾勒细致，感喟深沉，所述点滴无不令人肃然，引人深思。感谢作者的厚重好文，致敬昔时贵阳南明河边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人物】
为郭老请安
——郭成望《那人那年》序
这里的郭老，不是郭沫若。那位弄潮逐波、官至副国的革命先进，著作等身、文史双栖的学问大家，风流倜傥、才情激荡的青年偶像，勉心曲附，晚节苟且的老人镜鉴，已经永远安息三十有年，用不着为他老人家操心了 。我说的是另一位——一位三十几岁就在特定圈子里被如是称呼，现在年过六十却面临生存危机，因惯于忧思难免自生恐惧，由于离群索居亟须更多人关注的将老未老之人，叫郭成望。郭成望因为执笔WG中著名的“贵阳七人大字报”，1 9 7 8年平反后由制药厂工人调为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干部。那时他而立刚过，身材精瘦，开始一段时间，大家依惯例称他小郭。后来小郭变成郭老，原创和发明权应该属于比他年轻的人。在他之后，办公厅为“加强参政力量”，陆续从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了很多人。先是黎光树、吴廷述、李先福，继而许明、刘援朝、姜燕，再后有张新力、王令、陈世炬、徐力、周明霞、廖建宇、王茂爱、杜其鸣、史芸、宗莉等等。（编者注：“贵阳七人大字报事件”：1976年3月，贵阳郭成望等7名国企工人撰写并公开张贴公开信，探讨国家命运,呼吁国家现代化，遭到追查打击，WG后获平反）
“贵阳七人大字报”部分内容（载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
一大批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进入南明堂，改善了办公厅干部队伍结构，沉闷的机关增添了许多生气和欢笑。球场牌局、饭堂酒桌，是谁先喊出了郭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半为调侃、半含郑重的称呼，不仅在年轻人中叫开，而且很快被更多的人接受。何慰先、钱为方、伍席源、丁济康、邓洪泰、潘健、王开文等稍长者接受了，比这拨人更长10来岁的李菁、田稚云、王俊、许镛等，也无障碍地接受了，大家都不再叫他小郭，也叫郭老。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来，除了他姓郭，恐怕重要的还有两条：一是他性格沉稳，举止老成，行为中确有某种长者之风；一是他已被公认为“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学问。
郭老的学问，办公厅知道最清楚的是何蔷。何蔷是“七人大字报”平反调查组的主要成员，爱惜才能、喜做伯乐，郭调办公厅，全赖其力荐和奔走。何蔷曾向我介绍郭的经历、学识和人品，我也细读过“七人大字报”全文。郭到办公厅后，我们也时常聊聊。他寡言少语，表达谨慎，但我还是知道了他通过长期自学，阅读范围远超同龄人，尤其在马恩经典、中国古代史、经济史学方面具有相当素养。他满怀探索理论的冲动，正在计划撰写新的论文甚至著作。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他的问题，以及我作为他的领导的问题所在，或者说，我们共同面临的矛盾。其一，干的想的两股道。身为参与政务的干部，本当热心时政，善处俗务，习惯忙乱，并有顺着台阶向上走的激情。郭老对这些却兴趣淡然，不懂不学，甚至不屑，每天想着的似乎是尽快下班，回去读书。其二，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做学问和定政策，固然与做诗写小说不同，不靠形象思维而靠逻辑思维，但任何思维自有自己的逻辑起点。按我的理解，理论家讲是非、政治家讲功利，而郭老似乎看不到这一点，始终在理论家的角色中转不过弯来。讨论问题时，他要么认死理较真，要么深感无奈摇头不语，因而始终进入不了参政主流。其三，擅长的文风不对路。“七人大字报”带有明显的“九评”风格，结构宏大，引经据典，行文多设层次，造句近乎欧化。而省委机关的日常公文，无非简报、通知、调研分析报告之类，用不着敷衍铺排、引经据典。再加上池必卿任省委书记时期，崇尚通俗简练，两种文风相克，郭老擅长的并不被多数人认同，他不适应、不得法，于是干脆应付交差，因此他起草的公文不受待见。（编者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世称“九评”。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在这场争端中，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作为郭老的领导，我对他这种思想状况和工作状态也犯愁，曾找省社科院领导商量，调他过去做经济史之类的专业研究，但人家强调学历文凭，他只是初中毕业，只好作罢。我于是向他所在处室领导打招呼，对郭老不必太认真，点卯应差就行。但他们也有难处，毕竟大家还有一层相互竞争的关系，不能不叫他干活，也不能亏待比他干得好的人。总之，直到1986年，比他年纪大、到办公厅早的人都提拔安排完了，比他小的晚的人也开始升任处级，好歹给他明确了个副处长职务。那年底我离开贵阳到北京，仍不放心，对接任的伍席源说：“郭老这种人，即便不干活，也要养起来。”
后来的事，我就只知道大概了。90年代初，听说他家里不和，老婆闹离婚，自己酗酒出洋相。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调离办公厅，去了省工商局，何蔷在那里当副局长，他去做办公室主任。在工商局好像也没干几年，他就提前退休了，据说是闭门索居，读书写作，计划出一本历史研究方面的书。几年后书写成了，又因学术性太强，出版困难，有赖许明、张新力等人帮忙，书终于出版。2006年8月，收到郭老寄的书，30多万字，书名《中国帝国的兴起》。郭老依常礼签了名，题了请先生指教云云。我读了书前《自序》和书后《结语》，其他章节只是概览了一下。我感觉这本书不是在叙述，而是在剖析，在研探大一统体制两千年不改的经济文化基因，质疑官方史家的“中国封建社会说”，这是一本自成一说的学术著作。书中对儒家一统思想的思辨，有可能为中国当代思想的现状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在书上作眉批打油一首：此乃一坛酒，姑且先存放，待到老休时，再来慢品尝。
故事进展到今年，情节有大变化。年初某日，郭老突然打电话来，第一句话是“秘书长啊，我要瞎了！”他说，他的一只眼基本失明，另一只只剩0.1到0.2的视力，贵阳的医院已看遍，结论为“眼底黄斑病变”，没治。说是在网上査到，北京有家民营医院可以手术，求我帮助联系。我启动“关系应急机制”各方打探，然后答复他，网上吹嘘不可全信，全北京全中国最著名的眼科是同仁医院，我已联系上，要先做检查，再决定是否手术。我建议说，时间最好在开春后，不冷不热，行止方便。4月，他又来电话，说贵州的医学专家推荐黄斑病权威张风教授，问我能否约上。我马上行动，居然找到了可以临时加号的关系，于是约他五一假后来北京。还嘱咐说，最好有人陪同，万一住院，有人照护，老婆没有，情人也行。他说，都没有，单刀赴会。5月12日，他来了 ，先是等教授确定门诊时间，中间由熟人陪同去医院注册、做常规检查、办门诊加号，最后才是18日上午排队候诊。那天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司机才将他接回。我陪他吃拉面，听他讲结果。他神情冷静，叙说简短，大意是:教授同意贵阳的结论，治疗恢复已无可能，最后的光明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可挽回地逐渐消失。从吃饭一直到他离开，说得多的是我。我于医道一窍不通，只能说些宽慰的话。我说北京没有白来，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了终审判决，尽管是死缓，也断了上诉的念头，心应该静下来。我说这只是西医的结论，还有中医，前者唯物却机械，后者唯心但辩证，找好中医开方，坚持喝汤药，谁说不能维持现状甚至有改善呢？我说人斗不过命，老天爷要取走光明，你就不看书不开电脑，看天看地看山水吧。我还说，好在饭不会吃到鼻子里，当年办公厅的那帮家伙们应该多请请你，只要有请，你就别推辞。郭老第二天就回贵阳去了。临别时给我一个信封，说，我来麻烦你，没带什么礼物，最近写了两组文章，请你看看。打开信封，是两沓打印好的文稿。一沓题为《人生不过几件事情》，包括故乡、上山下乡、七人大字报、机关、退休、写书等共10篇文章。一沓题为《病中随记》，包括“眼病也是病”“宗教究竟是什么”“罗马帝国需要什么”“古代以色列人需要什么”“希腊哲学家想什么”等8篇文章。《人生》大致为自传体写法，但着笔不在故事而在内心，描画和交代的多是人生转折中的疑惑与痛苦，偶尔的憧憬和欢乐，点到为止。通篇读来，感觉面对的是一位超然事外的老者。《病中》则是得体的学术随笔，一事一议，旁征博引，玄奥到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儒学的不同起因，具体到眼底病与生活、生存、生命的关系，每篇都在质询已有的结论和探寻更合理的解释，又使你感觉面对的仿佛是一位正当盛年的智者。
过去的近一个月里，我的业余时间多缠绕在郭老身上。读他的文章，想他的人生，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更不知是否说得明白。郭老是值得尊敬的人。他没有权势，不可能在仕途上拉扯谁；他经济拮据，不可能在金钱上接济谁；他不善言辞，不可能在精神上影响谁。按这类世俗的标准，他似乎同尊敬一词无缘。看他的人生经历，初中毕业本可考高中，却因“革命理想”而自愿下乡插队；好不容易返城当了工人、教师，却冒着成“反革命”的危险执笔“七人大字报”；后来成了省级中枢机关干部，又心不在焉，一心读书做学问，一再错过升迁；慢磨苦熬当了处长、主任，却视若草芥，说辞就辞，50岁不到即退休回家；10年销声匿迹，三千多个日夜殚精竭虑，终于成就《中国帝国的兴起》一书。书中的《自序》堪称心灵自白：我想有一小块属于我的天空，那就是一间陋室，一张小床，几卷书，几页纸。我不会活得太久，我不会再有多少时日。在1994年以来的10年间，先是失去妻子失去家庭，后是放弃工作放弃地位。自己的一生，也从中年步入老年，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在退休后几年里，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必须忍受寂寞忍受孤独。唯一维系和支持自己存在的东西，便是夜以继日地读书和写作。而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书稿，它承载的不是什么希望，是我这一生的苦涩和艰辛。——我们看到和读到的郭老，与世俗标准完全不符。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富于理想的人，一个精神高贵的人，一个让我们自惭形秽的人。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理想、操守、气节被弃如敝履的当下，这样的人“多乎哉？不多也！”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们，都在表达着对陈寅恪、钱钟书、顾准这类大师级先贤的尊敬，如果这种尊敬首先看重的是人格高下，而不是学问大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向郭老投去同样尊敬的目光。人皆过客，由生到死，概莫能外。除了事故，死亡皆因疾病，猝死亦然。老而猝死是一种好死法，不拖累旁人，自己也少痛苦。少数人有这种福分，多数人由老而病，由病而亡，所以还能暂时免于恐惧。郭老与我们不同，尽管老天并未告之哪天是终点，但医生却告之要在黑暗中走到那一天。对一般人，这样的前景已是精神酷刑，对他则无异于极刑。因为他活着唯一爱做的事是读书，读书需要的光明他将没有。没有光明无法读书而仍然活着，孑然一身活在黑暗中。他写道：丧失视力或者完全失明，恐怕真的是早晚的事情。果真如此，我将面临灭顶之灾，那时不是无法读书的问题，而是无法生存的问题。独自生活的我，怎么可能再去买菜做饭？很想读书的我，怎么可能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折磨人而不危及生命的疾病，比起那些迅速致人死亡的疾病，更加令人痛苦不堪甚至变得不可忍受。是否也同我一样，既不恐惧衰老也不恐惧死亡，却对自己的疾病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恐惧感。
我理解这种恐惧，这不是怯懦，而是无奈与绝望。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他，饮食起居、头痛脑热怎么办。真到那样的时候，有人去看望他，同他聊聊现实的乃至理论的话题吗？有人去照料他，帮助他解决吃喝拉撒的日常难题吗？这就是我将文章标题定为“为郭老请安”的动机。向谁请呢？基督、耶稣、真主、我佛都不是，这些我不信，他也不信，宗教的起点是不信不灵。老天爷呢？也许是，老天爷就是自然，是命。我请命运对苦命的郭老不再苛刻，让光明在他眼前消失得慢些再慢些！最要请，也最靠得住的，是郭老的亲属、同事和朋友们，请你们别忘了这位精神上的强者和生活上的弱者。打开你的手机，动动你的指头，给他一句鼓励，请他吃顿开心饭，给他一些实际帮助——从找个好中医到找个好老伴，你们愿意吗？！郭老尚非名人，我这篇东西也不具流布价值，就发给熟人，请熟人再转熟人，为郭老请安，请大家都来关心关心郭老，如此而已！
【补记】
上面这篇几不像的文字纯属感慨之作，写完后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处理才好。郭成望依然默默无闻，我也离开贵州20多年，当地媒体恐怕也无兴趣刊载。放网上，又有几个人知道我和郭老其人呢？犹豫再三，遂按最传统的方式，打出来寄给了许明，请她处置。许明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分到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当科员时，我是科长。作家王汶石有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许明因此称我为她的“第一个上级”。30年过去，许明已是贵州知名的文化人，任省出版集团董事长已有好几年，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更重要的是，办公厅当年那批年轻人，尽管大都当上了部长、厅长、主任之类，但并未失去联络，每年总会团聚，许明是组织者之一。许明到北京开两会，总要来看我，谈贵州，谈时事，谈官场。身在仕途的许明，政治理念清醒，人格操守清正，对郭老和其他需要帮助的老同事，她不仅充满同情之心，还在可能范围内施以援手。文章交给她，我的感慨和呼吁也算有了去处。很快，事情有了回音。许明来电话说，他和王令（省委副秘书长）一起请了一次客，在贵阳能通知到的相关人员都到了，包括郭老本人。席上散发了我的文章，大家一起安慰鼓励郭老，给他出主意，郭老感激莫名，喝得酩酊大醉。又过几天，伍席源来电话，说已给郭老找了一位著名老中医，开了汤药，让他调养。郭老来电中的口气也颇为轻松，调侃说伍主席（席源已是省政协副主席）百忙之中亲自登门接他，陪完整个接诊过程，他享受了一次“高干待遇”。再过一段时间，远在深圳的张新力电话报告，说是按“看天看地看山水”的指示，已专程陪郭老旅游，到海边游了泳，爬了武当山，一路观景喝酒谈人生，状态和心情都不错。此后关于郭老的消息几乎都是正面的。有说又请郭老喝酒了，还去唱歌，差点大醉。有说郭老正对随笔文章作修订整理，许明准备再给他出书。还有说郭老并不孤独，传言有女粉丝。今年春节前后，当地公安系统的电视晚会，表彰贵州有位警官因公致双目失明，但他学会使用一种盲人软件，居然能同正常人一样上岗值守内勤。我偶然看到，于是打电话给郭老，建议他找这种软件试试。他稍后给我回话，说已托人找那位警官。今年6月初，许明给我寄来郭老的第二本书《随笔：那人那年》。又是30万字，分为上篇“读书随笔”和下篇“往事随笔”，由已是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刘援朝作序，我上面这篇文章也被收在序后文前。看来郭老已渡过心理恐惧关，正在坚强地拥抱生活。朋友间的温暖可以抵御人生的严寒，我为郭老高兴，也为自己的呼吁得到响应而欣慰。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事物发展突然反转，最终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仅仅一个多月后，郭老溺水而亡！7月9日下午，许明等多人先后向我通报了这一噩耗。8月中旬，我又去了贵阳，见到“办公厅那帮家伙”，他们讲说了相关细节——7月4日黄昏，郭老手提一塑料袋垃圾离开家门，房门未锁，家里电视开着，电脑开着，手机在桌上。塑料袋扔进垃圾箱，郭老摸索着下台阶，走向南明河边。南明河正涨大水，岸边甬道已多处淹没。踽踽前行中，郭老扑通一声，掉进河中，随即被浊流席卷而去......这一切都是事后打听见证人和进屋查看才知晓的。真实的情节谁也不知道，7月4日不知，5日、6日还是不知。郭老的儿子两天联系不上父亲，进屋看，人不在，报了警。警察还算负责，8日通知，查到有具无名尸体从南明河打捞出来，在殡葬馆，让家属去认尸。儿子前去确认无疑，这才向外报告噩耗。许明等人9日上午去殡仪馆后才告诉我。陈如昌是省民政厅副厅长，有他关照，郭老的殡仪、安葬得以顺利和体面地完成。郭老走了，就像生前一样，他死得也与众不同。除了两本一般人难以读懂的书，郭老还留给朋友们另一个解不开的谜：他溺水是失足，还是自尽？“失足论”者说，郭老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南明河汹涌，他的视力已无法看清楚，更何况已是黄昏，失足势所必然。更何况，门不锁，电不关，垃圾还要扔掉，这一切哪是将死之人会做的事情呢？“自尽论”者说，这恰恰是郭老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人们找不到他。有人让我注意7月4日这个日子，让我看《那人那年》的“后记”。“后记”中写着：“7月4日开始做这件事（指整理第二本书的文稿），能否做成这件事情，全赖双眼残存的视力是否仍然存在。愿上帝赐给我这点时间。”他们说，动手编第二本书同结束生命都在7月4日，不是有意为之哪会这般巧合？还有人说，他在书中已经写过，要“独自活着并将独自死去”，还对朋友们说过，最好的死法是归于大海。贵州没有海，河流终将归于大海。8月18日晚上，“办公厅那帮家伙”接我到南明堂聚会，依然热烈议论着郭老之死。我无法在两说中作出选择，也不想去作这种选择，只是念了临时胡诌的几句诗：面对幽冥中的郭老，我们被拷问的实在是人生最大最终的命题：人应该怎么活，如何死。郭老的活法，是值得推崇还是令人悲悯？郭老的死法，是不幸还是幸运？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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