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雷颐：警惕法西斯

雷颐新三届 2020-02-26

老编的话：智者熟读深思，公号解析分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者简介

雷颐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下乡当农民、参军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考研，在吉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其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原编者按：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极端思潮的产生与存在。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种种极端思想只能蛰居一隅，但在社会利益进行调整的转型期或社会危机严重时，这类思想却使人如饮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终毁灭一切的狂风巨浪。本文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10多年过去，今日重读，更觉振聋发聩、发人深思。经作者最新订正、授权，与朋友们分享。

法西斯主义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思潮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为何产生在最为“现代”的欧洲？又为何偏偏在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达到顶峰，得到“万众一心”般的狂热拥护，表现出灭绝人性的残酷？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现在，法西斯失败已逾半个多世纪，人们对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渐淡忘，对法西斯的危害已不以为然，对法西斯当年兴起的缘由则更不经意。在这样的时候，对法西斯思潮的理论来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再作探讨，或许会使我们于麻木中悚然警醒，对灾难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刻的反省的探索，提防这类悲剧的重演。

作为记者，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实际是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欧战”一词更为确切）无疑成为欧洲历史上“昨日”和“今日”的分界线。“昨日”是一个安全可靠、温馨幸福、繁荣发达、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世界，“今日”则是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的世界。在这动荡不安、寻求不到归宿的“价值真空”时代，各种强有力的极端思想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为极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

众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说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第一次大战前却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五年。他写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另外，他对暴力的爱好在社会党人中是出了名的，他坚决反对党内温和的知识分子领导人，鼓吹“街垒好汉”，相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持久战中”，“将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价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英〉弗·卡斯顿著，周颖如等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页。）

罗马的法西斯集会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47页。）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战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虽然其具体纲领和表现形式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反对民主制度和议会政治、宣扬坚决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推崇强权和暴力、主张专制统治、无情镇压反对派，却是其共同特点。

墨索里尼

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40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店还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几家工厂的价钱甚至还不如从前一辆手推车贵……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兑40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

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和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的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 “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奥〉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页）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当德国无力支付赔款时，法国便强占鲁尔工业区相抵，德国军备还受到严格限制，陆军只能有不超过十万的志愿兵，不许有飞机的坦克，不许建造潜水艇和万吨以上的舰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却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显然，“凡尔赛条约以及国民议会接受这一条约的耻辱、德国以前的敌国提出的新要求、软弱而又不断变动的政府，很不受爱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国、议会代表的愚蠢无能和缺乏经验、德国权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都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鞭打“这个体制”的有用的鞭子，而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93页）最成功地利用这鞭子的，便是希特勒法西斯纳粹。最终，希特勒手执钢鞭在万众欢呼声中将共和国“这个体制”挞为齑粉。

1920年2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将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同时公布了该党颇具吸引力的“二十五条纲领”。纲领虽有二十五条之多，但精神实质只有两点：激烈地反对垄断资本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它提出“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 “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由此自然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极权统治，“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第二十五点明确“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这一点，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领袖独裁为核心内容的“领袖原则”。

应该承认，这“二十五点”紧紧地抓住了德意志当时的心灵，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只有少数人看到了潜在的危险性。尽管德国经济从1924年开始好转，但纳粹势力一直在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占有权力，那么我们第一个要争取的对象是工人群众”，所以十分注意用“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争取群众（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对商人、金融家、资本家、地主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上个世纪整个20年代，纳粹党员成份绝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其中，大、中学生和退伍军人又格外活跃，因为法西斯运动的“劲头及其狂热劲和拒绝作任何妥协的态度，创造‘英雄’业绩的无数机会，与政敌的不断冲突，所有这些都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和退伍士兵。在这几年间，表现整个运动特征的，与其说是党组织，不如说是党的强有力的助手冲锋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139页）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热血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许多青年狂热投身于法西斯运动。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驻往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党暴行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他写道，那些法西斯党徒相信“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正义并摆脱国际资本。”（爱伦堡著，冯南江等译：《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83页）他还听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阅兵式上的演说：“法西斯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意大利，前进！……”（《人·岁月·生活》，中卷，第257页）作为记者，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人·岁月·生活》，中卷，第200页）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人·岁月·生活》，中卷，第198页）这些生动直观的记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希特勒毫无顾忌地说：“我是民主的死敌”。

当然，除了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现实原因以外，德国法西斯之所以能如此长时间且如此强烈地吸引如此多的人，还在于它精心编织构造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关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优越最终导致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制造了有关历史、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神话，声称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尔曼人），其中日尔曼人又最高贵，世界历史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尔曼人创造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尔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

这种种族主义成为纳粹民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但反过来又可说，民族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温床的基础，极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民族/种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精神煽动性，激发起一种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但是，在这种“英雄浪漫”之下，可能“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当然，要反对这种燃烧的激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昨日的世界》，第252、281页）。　

为了对外扩张，他们还制造出了与种族理论紧密相关的“生存空间”理论。这种理论竭力论证弱小种族没有独立生存的权力，因而“空间”多余，其领土可由强者任意宰割。相反，一个强大、“优秀”的民族必须拥有足够的空间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强者拥有剥夺弱者空间的自然权利。一本名为《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间》的读物，成为纳粹思想入门的基本教材，“为德意志夺取生存空间”成为最富煽动性的口号之一。“夺取生存空间”这一非常抽象、“中立”的概念，的确很容易掩盖血淋淋的“侵略”的实质。“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象先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昨日的世界》，第211页）

“以施本格勒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是纳粹主义兴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认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驱和同路人。”（《法西斯新论》，第249 页）一战后欧洲兴起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对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及民主制度，主张以强权、扩张、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施本格勒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影响巨大，其基本理论是把“文化的生命周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一切都归结为直觉和体验，并上承尼采的“超人”哲学，认定历史由“超人”创造，所以可以主宰一切。由这种“超人”哲学出发，纳粹意识形态对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民主制是一种照顾迁就庸众的软弱的制度，只有领袖独裁的制度才是真正强者的制度。因此早在还未掌权时，纳粹就公开声明要破坏民主制度。希特勒毫无顾忌地说：“我是民主的死敌”，“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戈培尔凶狠地咆哮：“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武器库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装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将要成为国会议员，以便用魏玛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玛民主。如果民主那么愚蠢，竟为了这种给人帮倒忙的差使给我们发免费车票和津贴，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的！如狼冲入了羊群，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了。”（转自《法西斯新论》第211、275页）这段话倒是说中了民主政治的困境和软弱的根源：作为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享有民主的权利；倘不给独裁者以民主，那就违背了民主原则。因此，在民主政治中，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对自由、民主的批判必然导致个人独裁，“领袖原则”是成为纳粹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极权主义便是以“领袖”或“领袖原则”为指导的。这种“领袖”是“绝对正确”的神和圣人，不仅是政治的、行政的领导，而且是信仰、道德等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导师，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唯一代表和化身，而且高于国家和民族，“领袖意志”便是最高法律，所以领袖的各种权力是无限的，有权干预、监管任何组织和个人的任何事情，而绝不充许对领袖有任何反对、批评、不满甚或怀疑。“谁要是在德国参加过有希特勒在场的集会，都不会忘记他所能唤起的那种感情，那种宗教狂热与虔诚的气氛。他的那种吸引力后来竟使得久经沙场的将军在他面前发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254页）

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强权政治的鼓吹、对个人的彻底否定、对暴力的热烈颂扬、对伟人/强人的崇拜迷恋，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

公平、公正、社会正义……无疑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法西斯主义深谙此点，因此如前所述，十分注重以“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以反对“国际资本”、以为平民大众争“平等”……等种种宏伟言辞来吸引大众。事实证明，这种“宏伟言辞”很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那些野心家往往凭此被当成“人民”的化身，当成“平等”的分配和保障者，而实际上成为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当社会动荡不定、政治严重腐败、贪贿无艺、权势者不择手段化公为私、社会分配极度不公时，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宣传、理论对大众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的痛恨，确使人一时难看清法西斯思潮的真面目，难以认识到它将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对这种理论上无比完美崇高、确能深深打动人心的“宏伟理论”一定要高度警惕。

1939年,希特勒接见崇拜他的奥地利女学生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正是这种“理论上”无比“公正”的理论，在实践中最不公正，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最为深重。与之相反，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那些“宏论”“公正”，甚至坦承种种难以避免的不公，认识到并不存在“完美的社会”，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更注重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的社会建构确有种种不公，有种种严重弊病，但在历史/现实中确实没有比其更加公平、公正，比其弊病更轻的社会。

当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极端思潮的产生与存在。在承平时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种种极端思想只能蛰居一隅，始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但在社会利益进行调整的转型期或社会危机严重时，这类思想却使人如饮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终毁灭一切的狂风巨浪。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政治制度，任权势者无止无尽地化公为私，分配不公急遽加大，公民权利不获保障，恰为种种极端思想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概言之，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强权政治的鼓吹、对个人的彻底否定、对暴力的热烈颂扬、对伟人/强人的崇拜迷恋，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只要一有条件，它将一跃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近年来，我国的某些“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也开始不负责任地大肆鼓吹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强权政治、伟人崇拜，宣传暴力，坚决否定个人权利。此种观点、思潮发展下去极端危险，为害匪浅。

墨索里尼之死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经济刚刚开始好转的德国再次堕入深渊，为法西斯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现实条件。1933年1月30日晚上，希特通过合法程序组成纳粹政府的消息传来，举国若狂，全德大小城镇都举行了规模盛大、通宵达旦的火炬游行，人们向希特勒热烈欢呼，以为找到了德意志的拯救者、找到了反抗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压迫的英雄、找到了“公正”的庇护神。直到十几年后，德国人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犯下了灾难性错误，但为此已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作者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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