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

没资格考中专，只好考大专

我1966年初中毕业，属“老三届”。1968年秋，我到农村插队，1977年秋，已是我知青岁月的第十个年头。“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沉重的体力劳动、贫乏的物质生活还能咬牙坚持，但随着同伴通过各种途径参军、招工、推荐上学离开农村，剩下的知青不免情绪消沉。但我读书的梦始终未灭。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是国立中正大学早期毕业生，毕生从事教育。父母为人本分，不会托人找门路，事实上也无人可托，参军、招工、推荐上学均与我无缘。

1977年初，大队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因我在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平时劳动也能吃苦，就派我去学开。我很快通过理论考试，拿到学习执照，然后又通过机耕考试，再下一步就等路考通过拿正式执照，如无意外，我将是一个农村拖拉机手。

1977年10月21日，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道知青都可报名，我到公社交了五毛钱报名费。那年江西大专和中专的报名、考试是分开进行，我最初目的是离开农村，想报考中专，但报考中专限25岁以下，我已27岁，只好硬着头皮报大专。知道自己只有初中水平，选报了文科。

后来填报志愿时也是这种想法，第一志愿是本地区的师专中文系，第二志愿是江西师院历史系，第三志愿是江西师院中文系。父亲知道后长叹一口气，却给我泼冷水，劝我别考。其实我知道父亲何尝不想我读大学。他是怕我到时受不了失败的打击。我理解父亲的想法，可五毛钱不能白交，我一天还赚不到那么多呢。

复习与考试

报名后留给我的复习时间不多，我请假回到城里，发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在校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都在忙于准备高考，我首先去找课本。家里哪还有课本？没办法只好去借，出去一问，有课本的人家早就被人借走了。

好在几个堂兄弟姐妹有的是应届考生，有的先借到了课本，我便凑到一起复习，人家看数学书我就拿他的政治书看，人家看历史书我就拿他的地理书看。我有一个堂姑父在中学教高中历史，那段时间课余给本校教工子弟辅导高考，我也趁机赶去旁听。期间还要回大队跟车，然后再请几天假，两头来回跑。

江西高考时间定在1977年12月3日、4日两天，收拾考试用具时发现考数学用的三角板，量角器，圆规都没有，只好到当技术员的姐夫那里借用。考前一天下午赶到县城，看了考场，考场设在县一小。县政府在县二小安排了考生住宿的地方，就是在教室里铺一地稻草，考生自带铺盖。教室里点了几支蜡烛，烛光在寒风中飘拂不定，有几个考生围着蜡烛看书，在作最后的努力。

我没带铺盖，晚上借宿在朋友家，朋友的哥哥也从插队的地方回来参加高考，同时还有数位考生借宿，那晚三个小伙在单人床挤了一晚，次日得知当建筑工人的表弟工地在县城，便去工地工棚和表弟挤了一晚。

那年高考文科不考英语，只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后来数学也没算入总分。如用现在标准衡量，考题很容易，都是基础知识。记得语文考了翻译一段文言文《自相矛盾》，我读懂了意思，基本翻译出来了。

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打草稿时我写的是开拖拉机途经南昌，师傅去商店买东西，我趁机去参观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草稿打了完，考试时间也过了三分之一，觉得内容老套，犹豫片刻，想起拿到准考证时激动心情，那才是难忘的时刻。以前参军、招工、推荐上学即使报了名，都在第一关就被刷，现在拿到了准考证，虽然不知能否考上，但毕竟可以堂堂正正走进高考考场，这在我已是终生难忘。时间已不够打草稿，随即奋笔疾书，因是写亲身感受，竟一气呵成。

考政治得益平时看报，当时生产队订了《人民日报》《江西日报》《参考消息》，可生产队没几个人识字，以前都是男人拿去卷烟或妇女拿去剪鞋样，我和队里说好让我看完再给他们，所以政治时事也大概了解，不至于一筹莫展。至于能拿多少分，心里没底。历史和地理不难，感觉比政治考得好。

拿到录取通知书

考完我仍回大队开拖拉机，也不指望能考上。大约一个多月后，公社办公室打电话到大队，大队会计接了电话，说公社通知我考上了，让我自己接听电话。当时我正在修拖拉机，一手油污接过电话，当时还以为有人和我开玩笑，直到电话那头要我去公社拿体检通知才知道上了分数线。

1978年春节前夕，得知录取名单已到地区教育局，托人去打听，消息传来：我被江西师院历史系录取。同时得知堂兄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二叔和三叔的女儿也是知青，都考上了中专，前者是师范，后者是卫校。

二叔的女儿读了高中，文化基础比我好，报考时想考大专，二婶把考回城里当第一目标，硬是逼她改报中专，以她的水平，考上大学的机会比我大，却只考上中专，我原本只想考中专，却考上大学本科，真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

当时全家分散在几个地方，母亲1969年去世后的几年春节再难有阖家欢乐的团聚，知道我考上大学，父亲和弟弟都回来了，终于过了一个喜庆的春节。我弟弟当时是县建筑公司的木工，看到我考上大学，也决心复习备考。1979年他考上山东大学，四年后大学毕业又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此是后话了。

我的班级

1978年3月1日到校报到。全班42人，进校前身份不一，有退伍军人、老师、回乡青年、工厂工人，医院职工，但人数最多的是知青，有半数以上，其中十多个是上海知青。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最小的1958年出生。

四十个男生，两个女生，后来听班主任说原计划是录取四十人，录完后一看全是男生，整个“和尚班”，传出去怕人笑话，便从中文系调剂两个女生过来。开学不久，又扩招了五个走读生，四男一女，他们除了不住校，其他和我们一样。奇怪的是这四十多个同学没有一个是中学应届毕业生。

班主任是刚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比我们很多同学都小。那时我们都很自律，学习、生活井井有条，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但我们对他仍很尊重。江西师院一度迁往井冈山，校园被多家工厂占用，我们进校后还有几家工厂没有迁出，校舍不够用，原来的一个饭厅成了我们的教室和宿舍，一半排了几排长櫈作上课用，一半排了二十张双层床作男生宿舍。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共同想法，晚上图书馆要抢位，教室的灯午夜还是亮的。毕业时，部分同学考研，那时研究生录取人数很少，全院考上十一二个，当时历史系是小系，每届一个班，却考一下上五个，令人刮目相看。

大学上课是两小时一节课，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的年纪很大，同学们怕老师上课口渴，便买了一个茶杯，设定值日制度，每天上课由值日同学带上茶杯和一瓶开水去教室，上课前泡好一杯茶，课间还要续水，事情虽小，可见师生情深。毕业联欢会上，班长亲手把这个茶杯传给78级班长，希望尊师重教的作风能传承下去。

同学许为杨

进了大学还不能说万事大吉，入学后要体检复查。不幸落到我班同学许为杨头上，他年龄偏大，老成持重，体检复查查出他有开放性肺结核，具有传染性，学校从全局着想要劝其退学，这对他打击很大。一方面他向学校表示可不在学校吃住，上课坐在最后面，把影响降到最小，希望留在学校完成学业；一方面班上同学集体签名上书系领导，恳请留下许为杨，我们都知道上大学的机会是多么珍贵。

学校最后还是不为所动，劝其退学，但也没有强行清退。事情到此地步，许为杨仍按时上课，尽量不和我们接触。随着工厂搬迁，空出了一些房子，我们班也分到宿舍。搬宿舍那天，我因有事，比同学搬得晚点，天色渐暗，当我走进搬空的半边饭厅，只剩下两张单人桌，朦胧中看到有个人默默坐在角落里的长凳上，走近一看是许为杨，这次分配宿舍没分他的床位，他无处可搬，心情可想而知。见此，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安慰他。第二天，没见他来上课。

1979年5月，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报上登出新当选的全国学联主席和副主席名单，副主席中有许为杨，同学都猜测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同学，有好奇的同学去打听，结果还真是他。

原来，他退学后参加了1978年高考，考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后改名江西农业大学)，是农大学生会主席，代表江西参加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

我们毕业前，又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全国学联副主席许为杨在上海医院病逝。后来同学聚会每聊到此事都是一声叹息。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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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