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1980年作者于泰山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原系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1978年2月底，我跨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大门，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那年我22岁，已不是少年。但既然毛泽东32岁时还自称少年，咱也就不敢自称青年了，所以就有了题目中的“恰同学少年”。当然，本文主题要说我们当年的穷学生往返学校时一路旅游的经历，所以题目中的重点是“一路穷游”。此文之所以敢与朋友们共享，是因为我想我的经历对新三届很多朋友并不陌生。
我家在太原学校在长沙，那时候太原至长沙还没有直通车，每次往返学校需要在石家庄或郑州倒车。我们太原同学最常走的路线是从石家庄倒车，因为返校时特快列车在石家庄下车的人比较多，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座位。即便找不到座位，往往可以打听到去郑州的旅客，等他下车后就有座位了。人特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底下没有塞行李的座位，钻进去当“卧铺”。原文彬后来还买了个充气垫，有座位也不坐了，上车就卧到座位底下睡觉。那时，石家庄到长沙的特快列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够他睡两个好觉。因为所谓特快只是少停几站而已，在技术上与慢车无异。
当然，在春节后返校往往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能够挤上车有一个立足之地就算幸运了。最挤的时候连厕所也难上，即便挤到了厕所门口也白搭，因为里面挤着好几个人呢。
中南化工系的卢佩琪说：“我家在安徽，来回要在郑州转车。记得有一个寒假，每一个车门口都涌有200多号人。我先从侧边挤进去，但是王俊颖上不去了，我把她从人们的头顶上拉了上车。她上了车过后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发现行李包被别人拿走了。当时火车人挤人根本走不动，没有办法找到丢失的包裹。”
尽管卢佩琪说的我能理解，但真没有见识过。因为我们来回坐的是京广特快，票价贵人比较少。正当我张大嘴巴之际，卢佩琪又来了段更刺激的，他说：“那还是回家呢，回校就更难了。1979年底返校时，由于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我登车的火车门全部锁上。一个农民用扁担把一个门的窗户砸了，我们就从那个门钻进去了。所有上车的人全都从那个烂门钻进去。我开始被挤在角落里，然后又被人扛在肩膀上。扛着我的人受不了了问我：‘你为什么站在我的肩膀上？’我说是你把我挤上来的呀？到郑州下车的时候发现，我带的装肉罐头的圆形铁盒子全挤扁了，幸好肉没有被挤出来。”
卢佩琪看了我发表在新三届上的“我的中南：我难以忘怀的地质实习”后说：“当是如果有一个你们系的地质包就好了，说不定那个弟兄误以为我是你们地质系的，能把我从窗户拉上去。”我说：“咱们如果早认识，我就从湖南同学那里给你借一个了。”
“文革”中有一则笑话：大串联时红卫兵都坐着免费的火车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天在一列特别拥挤的火车上，突然有个人想要大便。他憋不住了，又挤不出去，只好把屁股架在车窗上往车窗外拉。刚拉出来，外面有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就看到了。这人眼神不好，就大声冲那人喊：“唉，那个大脸的同志，火车快开了，请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吃油条！”从卢佩琪经历来看，这可能真还不是个笑话。
冬天在石家庄中转候车也很受罪，因为候车室挤不进去，只好在外边凉快着。北风呼啸，我们几个太原的同学找一个避风处哆哆嗦嗦聊着天等待检票上车。
幸运的是那时买票没有成为问题。每到放假长沙车站都要到我们学校设火车预售票点，回家的车票还是有保障的。至于返校的车票，因为原文彬的父母和舅舅在太原铁路局工作，所以也不成问题。
我们这些离学校远的同学尽管往返时受了很多罪，但也有湖南同学得不到的好处，这就是可以沿路下车旅游。由于我们是穷学生，所以当时的旅游与今天跟着旅行社或开车自驾游有不同的趣味。
我和原文彬游的第一个地方是娘子关。娘子关车站位于山西与河北交界山西一侧，由于在1979年还不时兴旅游，所以小站上人很少。我俩是山西人，素闻娘子关大名。小时候听说，抗战前一些山西军人自信满满地宣称，日本人的飞机飞不过娘子关。这样一种传说使我们印象中的娘子关非常雄伟高大，但当我们近前一看却大失所望。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因唐平阳公主曾率她的"娘子军"在此驻守而得名。娘子关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关依山傍水，居高临下。娘子关虽然没有我们想象的威猛高大，而且附近的城墙没有八达岭城墙厚实雄伟，但依然是我们山西人的骄傲。因为在抗战中谦称天下第九关的娘子关是在消灭了大量日军后才不得已放弃的。日本人的飞机虽然飞过了娘子关，但也留下了大量的尸体。
娘子附近的关城墙
我在娘子关只是匆匆一瞥，就有急急忙忙坐火车前行。而原文彬却非要去看娘子关水库，于是我俩分道扬镳。下一个目标是岳阳，岳阳吸引我的是岳阳楼，更确切的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我是读过的，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段：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是我仰慕的古代知识分子之一，他文武兼备，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范仲淹不似愚儒食古不化，也不似文儒只会舞文弄墨文备而武不足。在我的心目中，范仲淹、辛弃疾、王阳明都是具有孔子风范文武双全的儒士。他们对于我来说是仰止的高山，然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我一身践行范仲淹的名言，基本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可能与插队锻炼有关。我在新三届发表了四篇在木瓜会插队的经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打开文后的链接翻阅。经历了插队的磨砺，我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对个人的得失看得比较淡，可以做到不因物质环境的好坏、身份地位的高低而过喜或过悲。作为一个师法孔子的知识分子，我也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从未“居庙堂之高”，但亦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如今虽已退休，依然想尽己之薄力为社会作些贡献。
到达岳阳之时是清晨，在晨曦中远观，只见高大的岳阳楼在薄雾之中似在云中。在岳阳楼前匆匆一瞥，想进得其中摸一摸岳阳楼记的石碑，却还没有到开门的时间，我只好又一路小跑到洞庭湖一观。
岳阳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著称于世，所以只到了岳阳楼还不算游览了岳阳，只有再观洞庭湖此行才算完整。我跑到洞庭湖时，雾气还没有散。洞庭湖本来就是烟波浩淼，薄雾中的洞庭湖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八百里洞庭"在晨雾中一眼望不到边，只见渔民们驾着小渔船在湖中若隐若现地撒网捕鱼。本来还想到娥皇和女英墓前看一看由于她们哭舜帝而形成的斑竹，由于要赶火车只好等有机会再来。但我此后一直无缘去看那象征着伟大爱情的斑竹，也许是我生性不够浪漫之故吧。
我和原文彬在武汉游玩的经历也值得一记。那年已经到了8月底了，武汉还是热的要命。从车窗探头张望，可以看到火车道旁有许多居民只穿着裤衩，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等着火车路过扇起的风把身上的热气暂时扇走。白天，街头几乎没有人，我俩走在毒日头底下就像是两个孤魂野鬼。好在长江水还没有被煮沸，下到里面立即就把暑气驱走了。望着浩瀚的长江有心想横渡，但我们没有毛主席的体力和时间。于是，我俩就在长江里游了几十米，也算是体验了老人家当年畅游长江时的一点乐趣。老人家不是在诗中说到：“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吗，我们没有钱吃武昌鱼，但长江水总是饮到了。这倒不是我们特意要饮的，而是长江无风三尺浪，下去游泳不想喝也得饮。
我们来到蛇山远远眺望了长江对岸的龟山。蛇山和龟山隔江对望，只可惜由于在修武汉长江大桥时，把两山被埋了半截，没有了气势。我们又到了蛇山顶上的黄鹤楼参观，但见黄鹤楼高大气派。但一打听才知道，此黄鹤楼已非彼黄鹤楼。原来的黄鹤楼在1957年修建长江大桥引桥时被占，新楼是在原楼遗址一千米远的蛇山上建造的。不过，新黄鹤楼的地理位置极佳，登楼远眺，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八面的来风吹散了夏季的酷热，所以仍不失为武汉三镇最佳的休闲避暑之所。
最有意思的是原文彬回来发现把军用水壶丢了，我俩仔细回忆就是没有想起来丢在什么地方了。一个多星期后，我兴冲冲地告诉他：“找到了，找到了，你军用水壶找到了！”他也兴奋地问：“在哪里？在哪里找到的？”我指着刚刚邮寄来的照片说：“在这里，在武汉长江大桥边。”他一看照片才想起来，原来我俩在大桥照相的时候，他嫌那个掉了漆的水壶不好看，就放到了桥边，走的时候却忘拿了。而给我们照相的师傅，还是把他那个破水壶照了进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谁叫你嫌人家难看来着，丢了人家才知道珍惜人家。晚了！你就“望相兴叹”吧。
暑假我不仅顺路旅游，而且还绕路旅游过。第一次，是1980年的暑假，我和地质5班的一个叫董光的东北同学结伴穷游。我兜里只有80多元钱，一路能不住旅店就不住。第一站到了杭州，游西子湖观岳飞庙。由于岳飞是我心目中文武兼备的大英雄，所以我在岳飞像前照了张相。我们第二站是上海，上海在当时是购物天堂，但我们囊中羞涩只看不买。
从上海再到南京，看了南京长江大桥我俩就分手了，他回沈阳我一个人去爬泰山。我与董光一路游览了号称旅游天堂的杭州和购物天堂的上海，但在写回忆录时却头脑空空。我望着这两张照片使劲回忆，却什么也想不起来，甚至连董光的名字也忘了，只记得他是５班的家在沈阳，名字中有个“光”。
我向沈阳黄金群求助，５班的王建国才告诉我他叫董光，平时很少和同学们联系。我这才想起原因来，我与董光本来不熟悉，他又不喜交际。两个后生在一起穷游，又没有多少话，记它作甚？后来我与妻子旅行结婚再次到了杭州和上海，许多情节却至今历历在目。由此可见我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只把那感觉幸福的瞬间留在记忆深处，所以我的回忆往往是美好的。
我一个人爬泰山时见很多人都在山脚下买一根棍子，我以为不借助于此就爬不到泰山顶上，于是狠心花１角钱买了根最便宜的。不料，对我来说爬山根本用不着借助拐棍。我手里的棍子成了四六不像，说是拐棍我常常拿在手中不往地下杵，说是打狗棍山上没有狗我却常常呼哧呼哧像狗一样伸着舌头喘气。我手中的棍子成了一个鸡肋，拿着没用扔了可惜，那时候１角钱可以买两个馒头呢。我想把棍子降价出售，但放眼望去人人柱着一根。
到了泰山的十八盘，我赶紧把拐棍用上。上了十八盘我如释重负，觉得这１角钱花得值了，把棍子扔了也不觉可惜了。我爬到泰山顶上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等第二天看日出。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时人们纷纷起来去占看日出的最佳位置。有钱的人租旅店的一件棉衣以御寒，我仗着身体好就没有花这个钱。
此时正是七月下旬，但早晨穿一件衬衣站在泰山顶上还是冷得牙齿咯咯碰。无奈，谁叫咱是穷学生呢，兜里这八十多元钱也是平常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还能因怕冷就浪费掉？我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一直熬到了天光大亮，终于看到了日出。当太阳从云涛之中一跳一跳缓慢升起时，大家一片欢呼。我的心情比周围的人更感激动，因为当第一缕阳光照到我身上时，我像一条冻僵的蛇一样慢慢苏醒。身上的热量带动了内心的热情，看火红的太阳倍感亲热，不禁唱起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大山对于我们搞地质的人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只有山才能够给我们提供良好的地质剖面以供观察，所以我花钱在泰山顶上照了一张相。照这张照片时，我选了太极顶上最高处的两块尖石站在上边。摄影师吓了一跳，因为我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他让我换个地方以免出危险，我说我要的就是这个险劲。我坚持要在这里照，他只好同意。我把不值钱的棍子放在地下手里拿着军用水壶，样子很像是英雄人物手握手雷时刻准备与冲上山的敌人同归于尽。
照完相我从尖石上下来，刚捡起地下放着的棍子，就听一个女生叫我的名字，我手中的棍子差点惊得又落了地。寻声望去，竟然是我的高中同学李应明。李应明在南京大学地理系就读，她是与男朋友一起爬泰山的。在这个地方遇到同学，而且还是地质系与地理系同学相遇，简直是太巧了。当然，地质系与地理系虽一字之差，却是一个成天往山上跑一个成天呆在城里，差别大了去了。李应明和她男朋友都是南京大学地理系学城乡规划专业的，那时候城乡规划是个新兴专业吃香得很，后来他俩都分配到了北京。李应明带着相机，我沾她的光又在泰山顶上留下两张影。
1980年在泰山顶拍的留影
看完日出，我们一起游览，又一起下了泰山。我们在泰安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店中住下，李应明的男朋友抢着给我也买了单。我检点自己兜里的钱，吓了一跳！我发现兜里的钱只够买一张慢车票的，就对李应明说我先走了。李应明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在半夜三更坐慢车回家，她哪里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口袋空空了。三顿饭都是李应明的男朋友抢着买单，我不好意思再开口借钱，一路上连买一个馒头的钱也没有了。我饿着肚子坐在哐当哐当前行的慢车上，后悔在泰山花1角钱买了根破棍子，否则现在就有两个馒头充饥了。真是一招不慎满肚皆空啊。
写这篇文章时与李应明核对当时的情况，她不仅告诉我我的记忆没错，还告诉了我一个令我后悔万分的信息。她的男朋友即现在的丈夫，当时是带薪上大学的，向来有抢着付费的习惯！如果我能看出她带着的是个阔佬的话，何不吃罢饭再让他给买两个烧饼让我带在路上吃？我还自吹自己的相面术如何了得，可我连这个也没有看出来。怪谁？活该！这真是两招不慎两胸紧贴啊。
回到太原，由于没有钱买电车票，就一边往家走，一边拦汽车。拦了几辆都没人理我，最后总算是有一辆卡车同意带我一段路。我好像记得那是一辆外地的卡车。我在古交插队时拦车，司机一般都停车捎带。在小地方人们几乎都能拉上关系，即便不认识上车一拉呱就找到关系了。但是太原则不同，一个陌生人与另一个陌生人很少能够拉上关系，所以司机就不愿意给陌生人稍脚。我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了，饿了一天一夜，早已经是有气无力了。母亲赶紧给我捅火做饭，我吃了点东西才算缓过劲来。
1981年暑假，我和原文彬、陈津以及原文彬的弟弟二狗，还爬了一趟华山。那天，我们是在华阴站下车，傍晚走到华山脚下的。我们赶到时，看到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道正从山上下来。我们想与那位有仙风道骨的老道攀谈，但人家与我们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就飘然而去。
我们在大石头上躺到半夜才开始爬山，选中这个时间爬山是为了节省住旅店的费用。如果早早爬到山顶看日出，就必须在上面的旅店中住。如果不住店，在山上的石头上躺上一晚上，第二天也许就看不到日出了。因为山上风大温度低，让冷风吹一夜即便冻不死也得把眼吹歪了。半夜爬山黎明爬到山顶，既省了住宿费又体验了一下红军抢渡大渡河时半夜沿山路急行军的滋味，何乐而不为呢？
半夜爬华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手电筒只能照到你的脚下，看不到崎岖的山路旁的万丈深渊，这样就免了害怕。当然，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搞不好就掉了下去就万劫不复了。但为了省钱，这点险还是值得冒的。并非是我们四个人这样想，晚上爬华山的大有人在。你可以看到在蜿蜒的山道上星星点点的手电光亮，向上向下逐渐暗淡，宛如一条长长的火蛇。这种景色你也是在白天绝对看不到的，这险还不值得冒吗？
我们爬到山顶，天刚露出鱼肚白，身上的汗一落，浑身立刻就感到寒冷。好在我们都身强力壮，在原地跺脚蹦跳等着日出。不久，太阳终于出来了。在华山看到的日出，自然不可能是从海平面升起来的，但也非常壮观。只见云海在脚下漂浮，一轮红日在天边缓缓升起，之后蓬勃而出，光芒万丈。这种景象在平时是看不到的，所以还是给我们以震撼。
华山以自然景观为主，但山上也有一些文物。其中，最令人心跳的是长空栈道。长空栈道位于华山南峰东侧山腰，是华山派第一代宗师元代高道贺志真为远离尘世静修成仙，在万仞绝壁上修成的。栈道一侧有铁索横悬，脚下有条石搭成的尺许路面，下由石柱或木椽固定。游人至此，有些地方需面壁贴腹方可挪步，因此被誉为"华山第一天险"。
栈道的结实程度不容怀疑，但要从上边通过，没有一点胆量也是不成的。因为站在栈道上面往下看，是一眼望不见底的深谷。栈道上只有靠石壁的一边有铁链子可以扶，另一侧则没有任何保护。而且，在一个大弯处，由于脚下的石板离石壁比较远，必须徒手从石板上走几步才可以再抓住石壁上的铁链。如果走在半道腿一软，就会坠入深谷。那样，虽说不至于尸骨无存，但尸首的样子也一定很难看，无法再摆到殡仪馆供人吊唁了。
原文彬、作者与陈津在华山栈道上
陈津下到下边试了一下没敢往前走，照了张相就上去了。二狗则连试也没敢试，只有我和原文彬从栈道走到贺志真曾经修行的石窟。石窟面积只有几平方米，住起来肯定不舒服。但人家贺老道要的就是这个劲，如果住得宽敞舒服了，凡夫俗子还不争着跑来同住呀。过了石窟再走十几米长的栈道，就到达一条山道，从这条山道可以绕回原来的地点。原文彬过了栈道有些后怕，不敢再从原路返回，就绕道回去了。我则从原路返回，和陈津、二狗等着他回来。我的大胆既是天生的，也与锻炼有关。我在太钢当吊装工时，常常爬高上低。
毕业返家时，家在运城的老乡任长彬和周亮打算顺路到西安游玩，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从西安走虽然有些绕远，但很值当。一来，可以在西安玩；二来可以到临汾去看我大姨父。我们回家时是1982年的１月份，天气还很冷，但是西安的旅社里却没有暖气。好在我们已经在长沙冻惯了，也不在乎再冻一晚上。在西安我们游览了西安的古城墙，到了大雁塔小雁塔和秦始皇兵马俑，还去半坡遗址。其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秦始皇兵马俑。在兵马俑坑中，比真人略高大一些的兵马俑站成整齐的列队，好像正在接受秦始皇的检阅，场面壮观极了。
印象深刻的还有半坡遗址。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望着6000年前祖先们的生活遗址以及复原后的场景，心中无比自豪。中华民族号称有五千年历史，但炎黄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养繁育于这片土地上了。
我在临汾大姨父家住了几天，六姐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为此，六姐对我进行了简短的举止培训。如，走路不要晃，两眼要平视，坐着腰要直等等。我是第一次见对象，心里本来就紧张，让六姐这么一闹就更紧张了。姨父也不甘寂寞，让我写一个字他要给我测测字看成与不成。我写了个“粮”。姨父思索片刻一脸笃定地道：“能成。”六姐介绍的对象是她们医院的一个护士，那姑娘长得真叫个漂亮。可惜，姨父失测了，人家没看上咱。不过，我回家后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咱也没有看上人家，这个假期算是扯平了。
虽然如此，但我对这个姑娘依然恋恋不舍，常常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我就不明白，博学多才的姨父明明测得可以成，咋就没有成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后来那个姑娘嫁给了一个港商移民到了香港，我才恍然大悟。姨父一定是只看到“粮”字中有“良”，就以为此事可成。他没有考虑“粮”字中，“米”在“良”前。所以，此事要“良”得先有“米”。我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米”不足，那个港商的“米”足，所以他成功了。想明白了但我还是对她念念不忘，直到我找到了一个比她还漂亮的女孩，我们不仅搞上了还结婚生女，她这才淡出我的生活。
这事弄的，我的一路穷游从游览娘子关开始，居然是以找娘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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