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丨顾土：周游世界之小事见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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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我不是旅行家，世界各地更无生意，但四十年来也游历了不少地方，有的是公干，有的纯粹就是出游。
出门在外，我这个人不大关心宏大主题，注意的只是细节小事，因为那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才会让我难以忘怀，有的恐怕会铭记终生了。
找厕所，找进了公共机构
旅行期间，最大的事情大概就是吃喝拉撒睡，最紧迫的事情，估计非内急莫属。不然，何以称之为急？况且还是内？因而找厕所常常成了第一要务。
找厕所，在国内的经验是寻味，一般的厕所都是味可熏天，只要一吸气，一里之内的厕所绝对可以靠鼻孔搜寻出来。在境外就是寻找肯德基、麦当劳或是商业中心，实在没有，则找遍布各个角落的咖啡馆。尽管多数咖啡馆的厕所并不乐意开放，但要一杯卡布奇诺之后再上厕所，店家也无可奈何。
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找厕所，关键是不能按我们的惯常思维去考虑，这个经验是20多年前我在美国里士满得出来的。那次，我内急得不行，忽然看见溜达的警察，就厚着脸皮上前问哪里有厕所，他微微一笑，向我的后方一指。后方是一座大楼，我跑了进去，厕所在一层，非常干净，等长舒一口气后出来，才发现这是个政府机关，不要说门岗，连个传达室都没有。
有了这次体验，我只要在国外找厕所，都是直奔那些公共设施，越是在我们的铁打逻辑里不像准许你进去找厕所的地方，越是能够轻易而入。
10多年前去瑞士，在伯尔尼也是内急，我和同行的几位找到了一座古老建筑，看上去很像公共机构。进去一问，果不其然。大厅有一类似接待处的地方，但询问时我们没好意思说找厕所，只问参观一下行不行。一位女士的回答令我们感慨良久：这里是政府机关，不提供游览，但这里也是一座十六世纪的文物，如果你们想要进来，我们无权阻拦。然后她告诉我们，电梯需要门禁卡，你们要上楼，只能从后面的楼梯爬上去。我们刚想爬楼梯，忽然有人在后面招呼我们，说他可以带我们进电梯，而那位女士正朝我们挥手示意，我们顿时明白了他们的好意。上楼一看，办公的、开会的、讨论的，就在眼前，所有相遇的人，对我们都是笑脸相迎，没人问找谁。
还有一次在比利时，当地朋友和我一起跨入区议会的大门上厕所，我问，这里可以进吗？朋友一脸疑惑回答我：人民的议会，人民为什么不能进？我的脸颊为此热了半天，当然，也回味了许久。
酒会和剧场，看见了这样的老人
在我还没老的那些年，出国旅行，已经深切感受到什么叫老龄化。记得在瑞士卢塞恩乘公交，一上车，看见只有专座是空的，我就独自杵在那里，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却不停地指着那个座位要我落座，还指指四周。我向四周一扫，啊，原来坐着的都是白发苍苍，只留下这个专座。看来，专座已经不再是专座了。我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赶紧坐下。
2011年在布鲁塞尔参加文化活动，隔三岔五就有酒会，我发现几位老头老太太每场必到。他们衣着朴素，大约有七八十岁的年纪，吃得很多，喝得不少，台子上放的图片资料也揣了一兜。我很纳闷，商人？不像；艺人？不像；记者？也不像；官员？绝对不是！那他们都是什么人，跑来蹭吃蹭喝？一问当地人才明白，这是退休老人，闲来无事，闷得发慌，还有点馋，就以参加各类酒会为乐。服务人员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从不索要请柬，也不阻挡；与会的客人对他们报以微笑，照样举杯，没人给他们难堪。我真没想到，时不时参加个酒会，也成了老来的一种生活。
说到老来生活，我又记起了一次美国之行。那次我随一家舞蹈团在美巡演，两个多月下来，发现许多剧场的引座员都是老人。原来他们是志愿服务，即可借机免费看戏，也可打发时光，还可服务社会。
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欣赏芭蕾舞，我也看到了几位当地的老人。他们踏雪而来，一进门厅就坐在椅子上先换鞋，把连雪带水的鞋子脱下，用报纸包好，再从包里取出发亮的皮鞋穿上，然后去卫生间在镜子前照了几分钟，将发型梳理妥贴，这才挺直腰板走进剧场。幕间休息时，我们遇见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与她闲聊。她告诉我们，她是退休职员，退休金不高，这张芭蕾票花了她一个月退休金的四分之一。聊过之后，她转身返回她的座位，我们看到她的位置在倒数第二排。
天天喊诚信，终于体验了
出外旅行，最怕欺生，还怕遭遇嘴脸，当然也担心坑蒙拐骗，可是，我有几次却是另一番体验。
在美国佛罗里达坦帕的一家购物中心，我和三位同行的国内要员在耐克店里看中了绒线帽，很适合回国当礼物，每人买了几顶。我们出门走了大约七八百米，感到后面有人在追，回头一看，刚才接待我们的那位耐克店的男孩已经跑得气喘吁吁。路人在看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吓了一跳，以为是少付款了。不想男孩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买的绒线帽，是买三送一，我们一共买了8顶，应该送两顶，很抱歉忘记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乐意，可以回去再选两顶。听后，我们激动了半饷，说了不知多少遍：Thank you！
从东京到镰仓，一座城市去另一座城市，我们一行五人买票上车，一看，完全是印象里列车车厢的模样，一排排座位向前延伸。唯一不解的是，除我们之外，车厢里为什么只有三位乘客？但身在异国，我们也没多想，或许这趟列车的乘客本来就少吧。我们一路坐得舒舒坦坦，好像快到的时候，一位女列车员才过来查票。我们拿出车票供她查验，谁知她一连鞠了几个躬致歉，说是没有早一点过来告诉我们，这节车厢是一等座，而我们的票是普通座。
啊啊，我们几人愣了好一阵，直到她将我们引到普通车厢，才回过味儿来，等着她说补票，或许再来几句奚落，可她又是一鞠躬，再次说抱歉，然后消失了。进了普通车厢，人已经满满的，很多人站着，就像地铁那样，好在说话间就到了镰仓。这件事我们回国后只要一聚会，就要自我调侃一番！
台湾有个台东市，2015年我在台湾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座小城住了几天。一天清晨我出去买水果，出了酒店左拐，看见一排水果摊，就站在一个摊位前挑了两个“释迦”，付过钱后刚要离开，卖水果的老妇突然问我，你会吃这个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吃？我答道：我以前吃得不多，打算回去就吃。不料她赶紧说，那你还是别买了吧，这是刚摘的，生的，要放几天。你买他家的吧，他家是熟的，她说的是邻近的一个摊位，随后就把钱退给我。我手握台币，一再道谢。在我以往的买卖里，真没遇见过这样的！
垃圾背后，说明了哪些道理
乱扔垃圾，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生活里依然处处可见，尤其公众聚会一过，最先看到的就是满眼垃圾。尽管很多公众聚会还以爱国的名义，尽管卫生被按上爱国还被当作运动，尽管那些标语口号不知换过了多少茬，但很多人就是本性难移，死活不改。不过，一说垃圾，也让我想起了赤塔。
5年前，我去赤塔参加上合组织青年节。赤塔是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地处西伯利亚，曾经是流放犯人的所在，十二月党人流放地纪念馆就在这里，如果放在中国，大概算是欠发达地区，而上合组织的那些成员国，除俄罗斯外，在苏联时期也都属于落后地带。可在赤塔住了一周，哪里都是干干净净，流经城市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列宁广场举办的万人狂欢之后，地上居然连纸屑都看不见。同去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不但与我有相同的感叹，而且还告诉我，他目睹一个发型前卫、露出纹身的青年，为了将一个饮料瓶塞进已经满满当当的垃圾桶，来来回回塞了好几次。
人家过去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也不比我们富裕，有的还比我们穷很多，可就是不乱扔垃圾！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劳动，可除了口号加标语，在生活里的尊重究竟是什么，其实谁也不明白。
说说一次美国之行吧。
那次我们坐在一辆大巴上，穿行于美国各州，走了七千多公里，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知道怎样处理手里的垃圾了。旅行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层次》，发表在《新民晚报》副刊上。拙文是这样写的：
“开车的是位美国师傅，他对我们的态度先是老皱着眉头，后来又像个拨浪鼓似的总摇头，最后快要分手时才改成笑容满面。
最初，我们每次都会将一些杂物丢弃在座椅上下，下车游逛之后回到车上，看见车厢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脸上难免发烧。人有脸树有皮，从此大家变得文明起来，再有杂物都会自觉地放进垃圾袋，塞进座椅背后的网筐里。正当我们为自己终于懂得如何文明而高兴时，又发现在停车休息期间，美国师傅还要把我们的那些小垃圾袋一一装入一个大垃圾袋，再拖到车厢的前面。看见他一天几次来来往往地装垃圾，我们再次自惭形秽。于是，我们又都学会每次下车将自己的小垃圾袋带到司机旁边，自己动手放进大垃圾袋中。可就在我们为自己学会了更加文明而得意时，又发觉那位美国师傅一天两次还要费劲地扛着大垃圾袋下车寻找垃圾箱。直到我们看到其它国家的游客自己攥着小垃圾袋下车自行扔进垃圾箱后才明白，文明原来也分层次。”
直到如今，塞进垃圾箱，依然是我们这里不乱扔垃圾的最高标准，如果有分类，也都属于粗放型，一般都是两个：可回收、不可回收，而且没人会认真分。可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早已超出了这一层次。
在日本，垃圾分类之细，让我去日本时每次面对一排垃圾箱都不知所措，只好打开垃圾箱，一个个观察后才敢扔进去，好在这些垃圾箱非常清爽，不会让我不敢向迩。在台湾，垃圾不落地正成为社会共识，可当我回来后，人人都会问我，那扔在哪儿呢？
住进宾馆，人走之后，房间和卫生间内一片狼藉，乱七八糟，这是多少年来大家习以为常的景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几位日本留学生出行，发现他们都是将房间和卫生间收拾之后才结账离店。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尊重别人，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在芝加哥一家大饭店住过多日，一天上午没出去，有人按铃，开门一看是保洁员，女性，亚裔。她见到我一愣，先说蹩脚的英文，随后又讲起了中国话，原来她是广东开阳人。她问我和附近房间的那些中国人是一起的吗？我说是。她却告诉我，每天打扫房间，她一直以为住在这里的是日本人，起码也是台湾人。我一下就明白了这番话的言外之意。
怕什么，有人打扫呢！我们做了，要服务员干嘛！我不扔垃圾，他们干嘛去？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多少年来，对待服务员、清洁工，这样的话不绝于耳，而说这些话的人还出自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很多人本身就和服务员、清洁工属于一个阶层，起码过去和他们也没多大区别。我总在想，这些小事、这些随口而出的话，可能比那些宏大叙事更能说明问题。
排队的时候，隔离带管用吗
物质匮乏的时代，什么都排队，后来物质丰富了，有些地方还是要排队，比如买票，比如挤公交，不排队的时候，大家把手一起往前伸，或者将身子一起朝前挤，呈散沙型、乱麻型、一窝蜂型、星罗棋布型，一旦排起队来，也是监管型、牢笼型、围圈型、前心贴后身型，不时还能瞥见加塞儿型，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出入口居然可以排出几条队。这种排队一看就是出于被逼无奈，所以常常需要有人看管，甚至出动警察、准警察，看管时难免闹出对抗、对骂。
后来去俄罗斯，时常看见马路边排着队伍，有二三人的小队，有几十人的大队，也不知在排什么。但是队伍旁边没有碗口粗的栏杆，也看不见头顶太阳帽臂戴红袖章挥舞小旗口吹小哨的人。排队时他们个个保持距离，队伍还拐弯，有时拐上几个弯。拐弯是排队的人自动拐出来的，为的是不妨碍行人走路。看到这些排队和拐弯，我才懂得，排队不应该是被迫，也不是无奈，其最终目的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近年来，我们四周排队的境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改善的原因不是认识水准提高了，而是技术进步了。排号机的诞生，让银行里的排队可以坐等，也可以保护隐私；网络购票、网络申请，让火车站、使领馆的排队不再成为扎眼的风景。
排队必须依赖栏杆，这是我们铁打的认知，当栏杆换成坚不可摧的钢铁时，你可以发现，发社论、喊口号、呼吁大炼钢铁，自诩钢产量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钢铁终于过剩了！
在生活里，我们处处可见那种为排队而建造的栏杆，钢筋铁骨，牢不可破，在世界都属罕见，既可看出富足强大，也可窥见排队的人群对排队从内心的抵触和不甘，否则，栏杆要那么壮实干嘛？
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排队的栏杆不是木字旁，和钢铁更没关系，而是一条软带，准确的称呼是隔离带。隔离带，一跨就过，一钻就入，一摘就掉，仅仅是一种标志，靠的是自觉。如今，在我们这里也不乏这种隔离带，但只有在严格监管的地方才敢用，一旦失去了监控，恐怕就形同虚设了。
1997年前我去香港，当时我身在一个团队，有30多人。我们在一家游乐园排队，忽然队友拽着隔离带惊呼：原来这个可以摘掉啊，你们别排了，过来吧！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隔离带，所以很惊奇，不是实打实的栏杆，居然也能让人排队！好在我们的领队识趣，马上跑过去将隔离带挂了回去，把我们这群人又轰了回来。烈日下，我们成了众目睽睽的一景。
去台湾工作前，我到北京出入境管理大楼办手续，那里的排队与世界接轨，也在使用隔离带，但短短20分钟内，有七拨男女老少钻来跨去，看看他们的模样和装束，似乎分属于各种阶层、各个年龄段，还有打着领带的。有位老头干脆一把摘掉了隔离带，招呼老伴，从这儿过来吧！出入境管理大楼是公安局的地盘，却始终无人出面制止。
在这边习以为常，到了那边果然故伎重演。我在桃园机场入境，看到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也是钻了过去，但随即被赶了回来。当我完成工作后再次来到桃园机场时，又见到一个口音特别熟悉的老年团队，五六位男女在隔离带下钻来钻去，趁着管理人员还没发觉，我赶紧叫停他们，避免丢人现眼。幸亏那是境外，他们对我只敢怒目相向，有个老头还攥紧了拳头，但最终没有吱声。假如换成境内，估计我就成了众矢之的，说不定是：管的着吗！找抽呢！打你丫挺的！
说实在话，他们猫着腰钻隔离带，大多并不是为了加塞儿，而是为了少走几步路。小孩也就算了，权当玩耍，可一把年纪的男女呢？我旁边的一位台湾妇女就问我，他们不知道这很难堪吗？我没回答，但他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有几代人在言行中已经不知何为美丑了。借用文革大字报常用的一句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
健身房，一条毛巾很重要
过去我们只知道劳动锻炼，地点在工厂、农村，“阶级斗争为纲”被彻底抛弃后，锻炼不再是劳动，而是减肥、是健身，尽管减肥也很艰苦，但大家自愿。如今，健身房遍布各个角落，现在我住的地方处于农村，四周就有四家，有的还带泳池。我在健身房健身，已有20多年，中体倍力、青鸟，直到宾馆健身房、社区健身房，我还去过俄罗斯、日本、美国、新加坡和港台地区的健身房。
健身房里互不相识，又要共用器械，应该是个最需要公共意识的地方，否则，一个器械霸占一两个小时，再在器械上留下一滩汗渍，东西扔了一地，别人就别练了。健身房的更衣室和淋浴间更缺不了公共意识，不然，露着所有不该露的部位摇来晃去；洗浴时不阖浴帘任浴液飞溅；早已做父母的人依然高高站在椅子上，先抖落抖落裤子，再左一蹬腿右一踹脚地穿上，别人就呆不住了。
回顾我在健身房的经历，在一些国家的健身房，看见多数人的公共意识几乎渗透到血液里，好像不妨碍别人比自己健身更重要。人手一条毛巾，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为了擦汗，后来发现只要该坐该躺的地方，这块毛巾就会铺上，铺上不是因为怕器械脏，而是避免自己的汗水留下来。
我在台北信义区居住时，公寓大楼里有个很讲究的健身房，房客来自世界各地。只有一位帅哥，三十出头，一身名牌，每次健身后，不是把毛巾挂在器械上，就是丢在淋浴间的梳妆台，或者干脆扔在地下。我最初以为他是当地人，后来又以为来自香港或韩国，最后才知道，原来他的工作地点在附近的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大厦。有的房客就问过我，你认识他吗？
传统、传统，究竟在哪里
指挥家李德伦是回民，也是美食家。他在世时和我闲扯，说到北京清真三大轩（两益轩、同和轩、同益轩），赞不绝口。他称赞的不止是美味，还有待客之道，伙计总是记得他喜欢坐哪个座位，吃什么菜。但他说的是历史，我们这代人根本没见过，最多只能在北京人艺的话剧《天下第一楼》里看看舞台上的风景。有很多老字号，虽说牌子还在，或者许多年后又恢复了，可那是技术的延续和恢复，至于人文景色，早就不知丢哪儿去了。
有一年去东京，住在帝国饭店。我去餐厅吃饭，刚去了两次，一位看起来年纪比我还大的领班就记住了我喜欢坐哪里，爱吃什么菜，以后总向我示意，是不是还坐这里？是不是还点这道菜？这也让我想起在日本的小城小市，那些小房小院的门旁仍旧钉着牌子，上书：村田宅、滨岛宅、户川宅，而这，原本是中国的传统，据先父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的胡同里还保留着呢，后来就无影无踪了。现在，大家谁还敢把自己的姓名写在家门旁？
勤俭节约，从小就说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后来又说成是革命传统、劳动人民的传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估计人人会背。周总理吃饭总要吃掉碗里最后一粒米的故事，曾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等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吃饱喝足后，不要说公款吃喝，就是私款，浪费也成了举世瞩目的一大风景，每天各大饭馆被扔掉的食物估计都是以吨来计算的。富人如此，不富的人也照样，看看他们吃自助餐，看看他们办红白喜事，我才明白，浪费原来也是传统。过去的勤俭节约，那是被逼无奈，因为贫困的时候，想浪费都没门儿。
下饭馆吃饭后打包，我是从美国历史学家李中清身上学来的。李中清是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1981年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相识。他回美国之前，邀我在王府井大街东风市场里的湘蜀餐厅餐叙，桌上只有一条松鼠桂鱼和一盆酸辣汤，再加四两米饭，那时吃饭要粮票，所以论两卖。这种请客，在当时中国大陆人中都不多见，起码是两菜吧，何况他是美籍华人、李政道之子，在那时我们的眼里，他可是有钱人。没想到，他吃过后，请服务员将剩下的鱼头鱼尾加一碗饭帮他收拾一下，自己要带走。服务员一脸困惑，吃剩的，都是撤掉，倒进泔水缸里，从没听说还有带走的？而且也没有可以带走用的家伙啊！不想李中清早有准备，自己掏出一个饭盒来。他的举止招惹了整个餐厅顾客和服务员的目光，议论纷纷。
我们去德国、瑞士参加文化活动，由奔驰公司提供车辆，开车的是三位利用假期打工的德国大学生。一路上他们随我们吃中餐，每次都将盘里的米粒吃得一干二净，而我们队伍里面总有那么几位剩下半盘。我们不时谈论这几位德国小伙子的品德，他们问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说他们吃饭好像我们的周总理。他们笑着说德国人都这样，我们就说，那德国人吃饭都像周总理。
酒店须知，看出了很多很多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普通人不能住宾馆，只能住招待所、旅馆，还有住澡堂子的，而且是一个床位，即使住这种地方也很难，常常客满，不能不找关系。在北京，到了节庆开大会的时候还会清理所有旅客，要求必须持省级以上介绍信才准住店。走进招待所和旅馆，抬头你就会看到墙上挂着的旅客须知，用词基本是严禁、不许、否则、扭送，处处与客人为敌，恨不得马上轰你走人。一大清早，不管旅客是男是女，都会有一中年妇女拎着暖水瓶推门而入，目不斜视。晚上一过九点，店门立马上锁，在服务员看来，这个时间还在外面混的，不是阶级敌人，就是不法分子。
后来进入了市场经济，什么酒店、宾馆、桑拿、旅社，只要有钱，敞开大门欢迎，门卫也改成门童，又是鞠躬又是拉门，但桌上的那本宾客须知，依然有许多令你不快的地方。前些年，有的宾馆居然还外加一张协议，上面写着，房间地毯上现有几个香烟窟窿，客人离店时每多加一个，罚款五十元，要求顾客签名。我在昆明住宿时，酒店告知我是七个烟窟窿，我特意数了一下，结果在桌子腿下又发现了一处，成了八个，退房的时候没有再花冤枉钱。
一次去台中开会，住在清泉酒店，看到台子上也有一本酒店住宿须知。那次开会说的是什么，基本忘记了，这本须知里面的一句话，却让我永久不忘。大致意思是：如遇身穿警服者敲门，必须要求对方出示警官证，如果警察要求进入房门，请务必让对方出示搜索证。这样的提示，我是第一次读到。过去在我的听闻里，此类时刻，应该是猛烈砸门，一推而入，或是酒店配合，一拥而上，按在床头，抓个现行，即便啥也没发现，也是反复盘问，随后扬长而去。人人都觉得，这种方式才正常！
诸如此类的小事细节，大概还有不少，这次暂且说到这里，以后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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