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看守叙述：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原载《党史纵横》2008年4月
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
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
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
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像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主席——刘少奇吗？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老人。
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因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
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
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是人非。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
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老人。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地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
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出逃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消息。
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4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于昭雪。
延伸阅读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作者：师振德
（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
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
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
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
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
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
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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