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吴乃华：馒头中的驴粪，漫漫回家路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岁月“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意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年华。
作者简介
吴乃华，1951年出生于南京，1964-1968年北京清华附中学生。1968-1972年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太相寺大队刘家湾村插队知青。1972-1978年陕西省勉县海红轴承厂工人。1978-198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本科生。1982-1985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85-1988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社科部教师。1988-1994年青岛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教师。1994-2011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师。2011年退休。
原题
馒头中的驴粪，漫漫回家路
——知青生活之五
从1969年1月到1972年12月，我在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太相寺大队刘家湾村插队落户，当了四年农民。
1.馒头中的驴粪
馒头中的驴粪：我们村的麦子种在十几里外的大山上，每年割麦子时，总是老人婆姨女子在地里割，青壮年男人往回担。担着麦子往回走时，十几里的山路根本就不敢歇，因为，只要把麦担往地下一撂，即使再小心轻放，熟了的麦穗也很容易搓掉一层麦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伙脸朝黄土背朝天，忙活了一年，谁舍得在就要吃到嘴的时候糟蹋掉呢？因此途中根本不休息，累了无非就是换换肩膀，稍稍走慢些而已。
收麦子时天气易变，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场暴雨，麦子着了水，再一捂，很容易发芽，发了芽的麦子做馒头是粘的，老爱粘牙，还有股霉味，别提多难吃了，我们刚下乡时队里就给我们吃过这种麦子。所以麦子担回场上，要马上脱粒。当时用的脱粒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碌碡，即石磙子，用驴拉着满场跑着轧麦子；一种是连枷，古老的脱粒工具，把三四根长约两尺，指头粗细的枣木棍，用驴皮一根挨一根地绑起来，这是击打拍子，在上面安一个轴，连在一根锄头把似的长木棍上，就做成了一把连枷。
打麦子时，几十人面对面站成两排，交替着打：连枷往上扬到空中，让击打拍子转一个圈，甩起来再往下抽，“啪”地打在麦穗上，一排扬起，一排落下，几十把连枷交替着击打麦穗时发出“啪啪”的响声，颇有气势。打麦子最喜欢骄阳似火，烈日当头。大太阳底下，连枷一抽打，麦粒就噼噼啪啪地从麦穗里往外跳。
干活时，人要方便，是去旁边的小树林，而毛驴就没那么自觉了，常常边干活边拉，驴粪噗噗噗地落下，尿水哗哗哗地喷洒，给金黄的麦粒又增加了一些营养。至此我才知道，雪白的馒头中，还有这么鲜活的成份！“谁知盘中餐，粒粒沾驴粪。谁知白馒头，个个渗驴尿。”
后来，在大学读古代史时，我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开始使用连枷了，而且至今长盛不衰，宋代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诗云：“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那欢歌笑语，那田园风情，那耕读雅兴，那喜悦的心情，简直从字里行间溢了出来，变成活脱脱一幅农村风俗画。
近人无名氏也有诗云：“体貌近乎三截棍，果然舞起打秋风。声声劈劈啪啪作，步步扬扬洒洒功。一地嘉禾留饱满，千年村落奏亨通。乡音天籁轻雷夜，累我农家不落空。”同在陕北插队的某知青也有咏连枷的诗：“连枷对对两边排，便有惊雷动地来。羽翼联翩遮日月，珍珠蹦跳落尘埃。景成乡野风情画，诗感石湖居士才。远古相沿劳作苦，如今是否换机台？”的确，一把连枷，从两千多年前一直打到现在，真不知是中国人的幸运还是不幸。
老乡家里吃豆腐：40多年前在陕北延川县刘家湾村插队时，因为关庄没有集市，我们买东西要去文安驿。文安驿在刘家湾南边的一条川，距我们村几十里地，去那里要翻一架大山，走两三个小时，中间经过几个村庄。
有一次，大约是在过年前，我独自一人去赶集，翻山前觉得口渴，正好路过一个小村子，就到路边的老乡家里讨水喝。陕北老乡淳朴好客，把我迎进家门，原来主人正忙，夫妻两人正在做豆腐：推磨、煮豆浆、点卤、挤压成型。女主人给我盛了碗刚做出来的热豆腐，浇上酸菜汤，撒上芝麻盐，闻着香喷喷的，吃起来也很可口。
我端着碗，边吃豆腐边看墙上贴的画。当时，陕北人窑洞里最主要的摆设是箱子柜子，箱柜多漆成红色，画上鲜艳的花草，摆放在炕对面，一进窑洞最显眼的地方。墙上油漆或贴彩纸。这家的墙上贴着些漂亮的彩色画片，是印在画报纸上的照片，其中有人物，也有风景，多是年轻人进行各项体育活动的情况，上面写着：“我们在陆地、天空与海洋。”
其中有个人穿着类似元帅服的礼服，似乎是蒋介石，仔细辨认了一下，的确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微笑地观看青年人进行运动，并招手致意，不知是不是也在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看到这些画片，我心里很吃惊，要是在北京，这早就成为妄图变天的铁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判斗争抓监狱了，这两口子却还若无其事地贴在墙上，看来是不认识。就问他们：“这么漂亮的画，哪来的？”答曰：“外面捡的。”我第一次知道，台湾的气球或飞机能够深入内陆这么远。
和村里的小伙伴桶儿，右为作者
下大雨时去河里洗澡：我们的村子坐落在一个山沟里，这条山沟很长，顺着山势可以望出去几十里。夏天常常能够观察到暴雨发展的全过程，也由此知道了什么叫与时间赛跑。
有一次在村边的场上打麦子，正在热火朝天地挥舞着连枷，忽听得队长发话：“雨快过来了，抓紧打！”听了这话，我心里直纳闷，太阳明晃晃的，哪有下雨的迹象？在老乡的指点下，朝西南方向的沟掌看去，见只有巴掌大的一团黑云。这么远的雨云，怎么就着了急呢？能来得那么快吗？但还是随着大伙加紧了挥打连枷的频率，连枷发出“啪啪啪啪”的震天响声。
仿佛是受到它的鼓舞，那团从沟掌疾冲而来的黑雨云也加快了奔跑的速度，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走了一半路程。黑云翻滚着往上长，还镶上了金色的边。天空迅速地暗下来，山雨之前的风也扑了过来。“不打了，收拾！”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我们把麦粒撮成一堆一堆，上面再盖上一捆捆麦草，压瓷实。这时豆粒大的雨点开始落下来，天完全被黑云遮严。等到我们扛着工具飞快地跑回窑洞时，雨已经下成了一片。
这时，我忽然想去雨中冲冲澡，紧张的打麦、收拾、奔跑，让我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感到从里到外的热。于是没有听老乡的劝告，拿了条毛巾，只穿条裤衩，钻出窑洞，站到雨地里，任雨水浇着身上的汗，但还是不过瘾，外边凉了，里边还是热，便冲到小河里，趁着山水下来之前，站在河中央，任大雨倾盆，任溪水流淌，洗了个痛快！不但身上凉快，心里也是透心的凉，真是狂狂的爽啊！但是，痛快也是有代价的，当天夜里我就发起了高烧。
送殡的幡联：人死了如何丧葬，各地的讲究不同。我在北京上小学时从学校教室的窗口看过送殡队列中的纸人纸马，远远听过成群和尚为逝者的颂经，但全程观摩丧葬，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刘家湾村里有户刘姓人家，生了七八个儿子。老父亲年迈体衰，终于撒手西归。众儿子们自是孝子，虽然生前难得为爱吃的老父弄块猪肉吃，但死后的礼数是绝不能亏欠的，否则无以彰显“孝道”真经，无以为老父在祖宗面前挣个脸面，无以让变为祖宗的老父继续垂顾荫庇子孙，无以为众多子孙树立“孝道”的榜样，于是，他们为老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众亲属披麻带孝，依关系的远近而穿上白色多寡不同的孝服，有从头至脚全身皆白，也有仅在头上扎根白布条的，各有等差，这些不必多说。
更有从所未见之事，出殡那天，儿子们把老人用过的枕头从窑里拿出来，把枕芯抖落出来烧掉；还在窑前摔了一个陶盆；棺材送往墓地时，送殡队列前有个长长的迎魂幡，上书“佛令引魂，一路平安，过山山不拦，过河河不挡。有神有鬼拦挡，观世音菩萨引进云，人人大吉大利。”——这段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好奇，当时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了，现在也找了出来，否则根本记不得。
众孝子则手执木棒，木棒上分层环绕粘贴着白纸。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哭丧棒”，有人认为，它表示孝子极度哀痛，站立不稳，需扶棒而立。老人的儿孙中多有共产党员甚至村中党支部的委员，但依然极虔诚地执幡执棒，并不感到无神论的信仰与有神论的祭祖有什么矛盾。也许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祭神如神在”吧，即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我在邻居老汉的葬礼仪式中还见过“哭灵”：老人去世后，家人在窑洞的院墙外用白布搭了座灵棚，在送殡前的每天晚间，女人孩子便跪在里面哭，边哭边唱，音调抑扬顿挫，说唱的内容多是述说老人的生平事迹、喜怒哀乐。我曾仔细听了一下，有这样唱的：“好吃好喝的爷爷呀，你就这么走了呀！”
2.含辛茹苦的妈妈
倾家荡产准备下乡行装：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我们家兄弟姐妹四人中，有三个符合他老人家的条件，都是“初中或高中”的“毕业生”，姐姐高一，我初二，大妹妹初一。几个月内，相继都要步入上山下乡之路。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要去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谁也不知道要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还能不能够再回来。因此，妈妈像每个母亲一样，总想给我们的行囊准备得好些：帆布箱子、四季衣服、鞋袜、治疗感冒腹泻的药品，等等。但这时，爸爸的工资已经停发了很长时间，每月只给14元生活费，仅有的几百元存款也被造反派搜刮了去，妈妈的工资只有43元，还要维持一家人的吃喝，所以根本没钱为我们准备。
但这难不倒曾历经苦难的妈妈，妈妈名叫沈学祯，抗战初期，日本鬼子侵略南京前，公公婆婆（南方人对姥爷姥姥的称呼）带着五个孩子逃出了即将沦陷的南京，逃到了苏北农村老家，婆婆因产后感染，当地又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公公带着舅舅外出找工作，一去不回。
妈妈是四姐妹中的老大，不得不担起了照料弟妹的重任。由她主持，把出生不久的小弟弟送给了一户没有子女的人家。她和三个妹妹寄养在小姑家，后来小姑一家也去了大后方，她带着三个妹妹勉力撑持，熬过了无父无母的艰难岁月。
这时，为了给我们准备下乡的行装，在在需要钱，而爸爸关了牛棚，工资扣发，妈妈工资又低，只好把盗贼光顾后劫余仅剩的结婚纪念金戒指卖掉了，但也只卖了几十块钱，钱还是不够，后来又卖了我上中学时骑的自行车。这才勉强打点起行装，把我们三人送到了农村。
愁老了容颜愁白了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妈妈一直显得既年轻又漂亮，她爱逛公园，爱运动，打乒乓球还得过单位的女子单打冠军。我上小学时，妈妈已经32岁了，但人们都说她就像二十多岁。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1966年，妈妈已近40岁了，但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出头。但这一切在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在我们下乡后彻底改变了。几年的功夫，妈妈迅速地变老了，头发变得稀疏花白，甚至在四十多岁就成了满头白发，牙齿也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掉，没几年就镶了满嘴假牙。
后来听小妹妹讲，我们下乡后，爸爸先关在牛棚，后来又去了干校，家里一下子少了4个人，只剩下她和妈妈两人。妈妈下班回来后，心里难过发愁，又不知该怎么办，该向谁诉说，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就打开灯看小说，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晚年，家人都睡下后，妈妈还开着灯看书，甚至整夜开着灯，从这时起直到老，常常不吃安定就睡不着觉。妈妈晚年癌症的种子，也许就是在那时候种下的。
妈妈只有43元的工资，既要维持自己和小妹妹的生活，还想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至少给我们寄回家的路费。当时，我和姐姐在陕北，大妹妹和爸爸在江西干校。我一个壮小伙子，辛苦劳作一年，只能挣到口粮，根本没有余钱回家，不得不靠妈妈寄路费。
妈妈没有别的来钱办法，只能苦自己，衣服买便宜货，吃的买处理品，粮票要省着我们回来吃，自己总是吃不饱，油票肉票想留着我们回来吃，自己总是吃素菜，就是蔬菜也舍不得吃好的，总是买撮堆的，插队四年我两次回家，看见妈妈吃的咸菜是用大白菜根自己腌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即使后来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一听说哪里卖处理品，哪里卖便宜货，就很兴奋，要去买。
妈妈后来对这一段生活有个回忆：“一到冬季农闲，插队知青大多回家探亲。离家一年的儿子，也想回家看看，但30元的单程路费，儿子没能挣到。当地农民糠菜半年粮。插队知青一年劳动下来，工分收入还不够付粮钱，而我也付不出，可我太想念他们了，无奈之下，只好向亲戚求援。七拼八凑，寄了路费去，三个孩子陆续回家了。看到孩子们，喜悦的心情难以用言语形容。孩子们为能享受一份天伦之乐，确实也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不几天，欢乐的情绪还没过去，问题就来了：家里只有我和小女儿的粮票，老三是五七干校的，还能带回来一份本人的粮票；大女儿和儿子却一张粮票一斤粮食都没有带回来。一年农村的高强度劳动，劳动量大，饭量也大；伙食差，主食更需得多。三个人的定量五个人吃，日子长了怎么维持？我忍受着内心的惊慌不安，不敢向孩子们透露这可怕的情况。可他们都了解到这一无情的现实。孩子们主动减食，可儿子是个18岁的大男孩子了，偶尔一顿控制不了自己，姐姐就提醒他：‘差不离就够了。’儿子默默无语地将盛的饭又倒了回去。我痛苦地想着，不能给孩子们吃好一些，连吃一顿饱饭也困难。孩子们苦，我的心更苦，我有泪也只能背着孩子们流。”
熏醋给妈妈治感冒：1971年秋，我从陕北回家，住到1972年春天。那个冬天，妈妈得了一次严重的感冒，是我出生以来见到妈妈病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家里冷吗？当时条件的确不太好，虽然有暖气，但烧得不热，家里还需生个蜂窝煤炉子取暖，但以前也是这样啊，也没有病得这么厉害。是心情不好吗？我回来了，妈妈挺高兴的，两年没回家了，这次回来，我比以前壮实了不少，满满的一罐煤气，总有七八十斤重吧，我一把拎到肩上，一口气就上了四楼，妈妈乐得逢人就夸儿子有劲。也许是因为多年来心情不好，吃的不好，积郁成疾。
妈妈生病后，单位同事、邻居老大爷都来看望，地质科学院的李大夫下班回到家，还没做饭，听说妈妈病了，顾不上做饭，立刻就赶来了，一直守候到救护车来。这些都让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妈妈得的可能是流感吧，发高烧，嗓子疼，很多药吃下去，但就是不见好，十几天都不好。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熏醋可以杀死感冒病毒，不但有助于杀死身体里的病毒，而且能够杀死空气中的病毒，就打来醋，放在小锅里，加点水，放在屋子中央取暖的煤炉上用小火煮，让蒸汽慢慢地散发到空气中，熏了一天，妈妈觉得好些了，看来还是有效果，干脆让她坐在煤炉前，直接吸醋的蒸气，就这样，一连熏了几天，妈妈的病竟然逐渐痊愈了。后来，老婆和女儿感冒时，我也在家里熏过醋。
3.漫漫回家路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用来形容插队知青的回故乡之路，也很贴切。
徒步走到黄河边：1969年10月29日，我从山上担荞麦回来，接到家里的电报，说关在牛棚的爸爸突然要被下放江西峡江县水边公社的地质部五七干校。当时我在陕北延川县插队，想回京送送他，已经一年不见爸爸了，想再见他一面。哪知，当时从大队到公社，都不批准知青回京。
10月30日，我先去找大队，说必须公社批准。又去找公社，知青专干李荣理都不理，既不批假，也不说原因。哄我们下乡时说得甜言蜜语，批准得格外快，格外容易，连少根肋骨的人都能批准，怎么我们干了一年，到农闲时想回去看看父母，比登天还难？无奈之下，想去县城的汽车站撞撞运气。
10月31日，我走了四十里路来到县城，但去绥德的汽车到达后，汽车站不卖给知青车票，说必须要有公社的证明。想托排队的老乡帮忙买，也无人回应。天无绝人之路，我决定再次步行，从延川县城走到黄河边的延水关，由此过黄河到山西，再相机乘汽车或者火车回北京，听说山西那边还没有阻止知青回京的政策。
左一为作者
从县城到延水关有70里地，从村里走前，我已经做了走到黄河边的思想准备。樊平磨面烙饼让我带着路上吃，她围着围裙赶驴磨面的情景，我至今记得。同学刘元东和段和送我，从刘家湾送到延川县城，不卖给汽车票，又从县城送我到延水关。一路上，我们穿行在大山沟里，饿了吃烙饼，渴了喝山泉。偶尔还能在路边看到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时留下的标语。
走着走着，山沟越来越窄，觉得不像是通往延水关的大路。人在山沟里，又看不清地势，就决定爬到山梁上去。山坡没有路，也很陡，估计有60度，但这难不倒我们走了一年山路的双腿。爬上去，才发现大路是在山上。由于走了冤枉路，要多走几十里地，天已经黑了才看到一个村落。
晚上我们不敢找老乡家投宿，怕由于违反不许知青探亲的政策而被抓回去，就找了个离村较远，四周没有人家的装牲口草料的窑洞，钻进草堆里，就着唾沫，吃了樊平烙的饼，然后，草当被子草当床，睡了一晚。
躺在路边数高粱：第二天一早，11月1日，天刚朦朦亮，我们就听到了村里喇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其间夹杂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歌颂声，黄河畔的偏僻山村却也这样紧跟潮流，红太阳的威力真是无远弗届！我们怕撞上拿草料喂牲口的饲养员，赶紧起来，迎着初冬的朝阳向东走，走了约摸20里地，来到黄河边的延水关，这里没有专门摆渡的船，正巧有对岸山西永和县的农民过来买粮返回，我便搭乘买粮船过河，要了我5毛船钱。船开行后，船头斜指上游，但黄河水很急，渡过河后，船已在下游几里远的地方。
我站在河岸上，与对岸的刘元东和段和挥手道别，他们很够朋友，送了我两天，直送到黄河边。然后，我就开始往永和县城走去。先经过坡上的一个村庄，在一个私人小店买了两个烧饼当早饭，每个五分钱，还喝了开水，店主叫何汝光。然后就顺着宽阔的土路往前走，长长的黄土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有孤寂的脚步声相伴随。路过村庄时，进商店看看，感到比延川的农村商店货品多，人也穿得整齐些。
可能是昨天冰冷的山泉水喝多了，肚子开始疼起来，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走不动路，路上既见不到人家，也看不见行人，不知该向谁求助，就躺在山路边，头枕着书包休息，身子软得一步也不想走。对面山上，有个农民独自一人在干活，把高粱杆收拢来，戳成一戳一戳，我数着他戳起来的高粱杆，一戳，两戳，三戳……他的高粱仿佛总也戳不完。数着数着，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忘了疼痛，忘了时间，忘了忧愁，忘了烦恼，仿佛天地间只有他和我。
很长很长时间，有个老乡过来了，背着个大包，看我躺在那里，就也坐下来歇脚。他家住县城，没有吃的，到黄河边买了几十斤红薯。我就和他相跟上，他身背重负，走得很慢，我肚子不舒服，也走不快。路上有个人聊聊天，却也不觉寂寞。
晃晃悠悠走到县城时天色已晚，我投宿在一家大车店，只花了3毛钱住宿费，没舍得花4毛5的被子钱。住宿的人很少，店家舍不得多花柴火烧炕，幸好炕上还有些热气，不是冰冷的。我和衣躺在炕上，半夜就冻醒了，挨到5点，便起身去汽车站。
给自己扎针：幸好山西没有禁止知青买汽车票的政策，11月2日早5点多，我顺利地买到了前往临汾的车票，6点多发车。和1月份从铜川去延安时乘坐的车一样，永和至临汾的客车也是带篷的大卡车，尽管是崎岖的山路，然而车行驶的速度极快，即使转弯时也不减速，风从后边卷过来，扑在人们的脸上，但我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并因为坐上了车而十分喜悦，终于有希望看见爸爸妈妈了，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行驶了5个多小时，颠簸了500里山路后车到了临汾，下车时我的脚发麻，走路一拐一拐，但情绪很好。
相隔近一年，又见到了火车，快回家了，心里很兴奋。下午4点多，买好火车票等车时，肚子又疼起来，而且越来越重，疼得在候车室里坐不住，就出了候车大厅，向人打听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说在车站对面，并不太远，但我肚子疼得一步都不想迈，又怕赶不回来误了车，就坐在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摸出随身携带的针盒，拿出银针给自己扎。没有酒精，但肚子疼也顾不上消毒了。我直扎足三里，在村里时给别人扎针已经很熟练，一扎即进，但给自己扎却半天也扎不进去，下了几次决心才扎进去，上下左右地捻了一阵，居然有了效果，疼痛逐渐减轻了些，这才能够站起来去乘火车。
爸爸走了：11月3日凌晨，在临汾坐上火车，旁边坐着北大附中和北京123中的两个人，他们在山西插队，我们抽烟聊天，交流插队的心得。他们讲了些在杜家山插队的北京知青蔡立坚的故事。
11月4日一早，火车到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我匆匆赶回家，盼着能见上爸爸一面，但回来得太晚，爸爸已经于11月1日上午走了。这一走就是近三年。三年后，直到1972年才又见到爸爸，时隔上一次见到爸爸已经过去了近4年。
回想着从村里到关庄公社步行奔波50里请假而被拒，从村里走了40里到延川县城而不给卖汽车票，从延川县城走了近100里到延水关（本来没有这么远，但我们绕了几十里冤枉路），从延水关过黄河又走了80多里到山西永和县城，想着这些不该花的冤枉时间，想着如果不是这样又会如何……但世界上没有如果，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时乎时乎不再来，再来的只有回忆。
回到家，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毕竟见到了妈妈。然而，就是这短暂的团聚，警察也不让我们安生。回家探亲期间，地段警察几次三番地到家里来，提醒妈妈让我尽早离开北京回陕北，据说这是秉承市政府的指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制订的这种禁止知青回家探亲的政策，为什么制订这种政策；是谁下指示赶知青走，为什么要赶知青走。这一切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我不知道该再相信什么，该再相信谁。
回家只剩一分钱：插队4年我回过两次家，第二次回家是在1971年底，当时爸爸仍在干校，已经三年多扣发工资。我在农村干了两年，虽然成了拿10分的全劳力，但两年的工分只够分粮，没有现金，无钱回家。妈妈的月工资是43元，千辛万苦从牙缝里省下点钱，给我寄来30元，让我回家。我从延川乘车到延安，姐姐在那里插队已3年，正有招工希望，先不回家，见我空着手，说几年没回去了，也该给妈妈带点什么，总是个心意。
带什么呢？她找了陕北的特产小米和红枣，觉得还少，想起队里刚分的洋芋（土豆），就拣了几十个圆溜溜的大洋芋，三样东西装在一个旅行袋里，约有三四十斤重，让我带上。我的路费怕不够，姐姐就托人找了个跑西安的长途货运汽车司机捎上我，坐在驾驶室里，到了西安，中间在洛川吃的饭，似乎还是司机请的客。
那是我第一次到西安，早就听说玄奘译经的大雁塔，心向往之，于是便乘公共汽车前往。大雁塔果然雄伟壮丽，登上塔顶，遥想当年大唐盛世光景，对身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也想在这里留个影，于是花了8毛钱陪大雁塔照了张相。等回到火车站，买好车票，才发现兜里只剩两毛钱了。
当时还没吃饭，还要在火车上过二十几个小时，到北京后还要坐汽车回家，在在都需要钱，怎么办？我深悔不该一时豪情，玩一回大雁塔，把钱虚掷，以致落入如此尴尬的境地。管他呢，先吃点东西再说，就到车站附近的饭馆，花一毛五买了三个烧饼，吃了两个，留一个路上吃。
又来到候车室，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见认识的人，借个一两块钱，但来来回回巡视了几遍，没有见到一个熟识的面孔。我急得有些抓狂，看见有人抽烟，也想夺下来抽两口压一压。罢！罢！罢！不找了，一天不吃也饿不死。当时的知青，很多无钱回家，于是有扒车的，有蹭车的，有赖票的。但我的脸皮薄，虽然大串联时也不花钱坐过火车，但那是国家特许的，真让我扒车蹭车赖票，我还真做不出。
上了火车后，剑指北京，几年没回家了，很是兴奋，跟旁边的旅客有说有笑，对面座位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与我谈笑甚欢。到饭点了，卖盒饭的小推车经过，人们纷纷购买，饭菜的香味溢满了车厢。周围的旅客也买了盒饭吃起来，我的口水不争气地涌上来，几次强咽下去，喉结难堪地上下滚动着，我趴到茶几上加以掩饰，对面的小男孩却偏偏问：“哥哥，哥哥，你怎么不吃饭啊？”我说：“你吃吧，哥哥在火车上不能吃东西，吃了胃疼。”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是把我吃烧饼的路也堵死了吗？在二十几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就这么硬挺着，到了（liao，最后之意）也没好意思把烧饼拿出来吃。
到了北京站，已近黄昏，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急急地出了站，找到电话局，想赶在下班前给妈妈打个电话，让她来接我一下，不然没钱买票回家。当时兜里只有五分钱了，打电话用了四分钱。电话打通了，可人家告诉我妈妈已经下班回家。我愣了半晌。怎么办？从北京站到家有三四十里地，我又一天没吃东西，还背着三四十斤重的东西，兜里却只有一分钱了。罢！罢！罢！既然没有选择，那就只有步行，走！难道在陕北的山路上走了三年，还害怕这几十里路吗？
于是便迈开双脚，先往北走到长安街上，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过王府井、天安门、电报大楼、西单、民族饭店，然后向右拐，往北朝白塔寺的方向走去。天阴沉沉的，飘着零星的雪花，寒风刀一样割在脸上，一天没吃东西，又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毕竟有些累了，我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休息了一阵，想背起行李袋继续往前走，但不知怎么的，站了几次没站起来，一个巡逻的士兵路过，看到我的窘境，帮了我一把，我才站了起来。
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踏着初冬的雪，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了四个多小时，才终于在午夜时分走到了家，见到了妈妈。妈妈后来每念及此，总说心痛得不行，总忍不住自责，说那天要是晚点走就好了，就能接到我的电话来接我了。妈妈现在已在天国，但我还是要说，妈妈，这不怨您。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该怪谁。要怪，只能怪回家的路太漫长。
2015年10月17日，我参加清华附中百年校庆，看了校史展览，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校史上是这样说的：“1967～1976年，两千余名清华附中初、高中毕业生先后到北大荒兵团农场、内蒙古、云南、山西、陕西等地农村插队落户。他们在农村期间积极参加劳动，坚持文化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很多校友表现出色。”
对于这场逆历史潮流而动、践踏人权、天怒人怨、既违背青年意志又违背农民意志、知青、家长、农民都不满意、中断了几千万学生学业、强迫他们为文革恶果买单、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毁了一代人的前途、最终损害了一代人的一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竟然被代换为个体作为，做了正面的解读，仿佛某些个体“积极劳动，坚持学习，锻炼身体”的表现，就能够掩盖作为整体的一代知青受教育权利被剥夺，青春被空耗，人生被毁灭的现实，令人不可思议！
难道毁了我们这代人还不够，还想瞒骗我们的后代，继续毁灭我们的子孙？
吴乃华系列
延伸阅读
知青阅览室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详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