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1958年全国首例高产"卫星"放出经过
原题
1958年全国首例
高产“卫星”放出经过
作者：张永化
原载《文史精华》2006年第5期
1958年，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１１亩小麦平均亩产３２１５斤。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崔营乡“３２１５”卫星，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接下来的３年困难时期，亿万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时代。其实，与其说是“自然灾害”，毋宁说是人祸、谎祸。
岁月弥合了创痛，时光冲淡了记忆。曾经沉寂的浮夸之风又有抬头之势，出现了诸如“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之类的丑恶社会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抚今追昔，遂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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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５月５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级党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年初制定的难以完成的高指标的基础上，又层层加码，成为根本无法完成的计划指标。
是时，小麦已扬花儿灌浆。去冬今春，可谓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几成定局。各地根据夏粮的长势进行估产，数据统计出来，的确振奋人心，夏粮增产超过往年的一倍多。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椐此推断：“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的发展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得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的革命农民，因此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就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各地那些高产离了谱儿的“卫星”已进入倒计时状态，只是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点火发射了。
湖北省光化县崔营乡有个幸福农业合作社，幸福社二队有二百来亩地，其中一部分是汉水淤积而成的沙洲地，前一年的汉水秋汛，给沙洲地带来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低下、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淤泥为当年播种的小麦可以说是施足了底肥，这片小麦因得天时地利，自然比缺肥少水的坡地的小麦长得好，也更有看相。
过了小满，大田的小麦都已灌浆，县委书记赵富林在县委第二指导组的陪同下，来到了幸福社。果然，二队这块小麦吸引了他，他仔细端详，只见麦秆粗壮，麦穗硕大，也没有倒伏的。他问陪同的社主任崔全典：这块地估产多少？崔答：１０００多斤。赵追问：一千几？崔全典想到前不久到邻县谷城参观湖岗乡东升社的双千斤，也未见得比他们这块地长势好，就答道：１５００斤。
芒种刚罢，小麦已基本抢收。县委的笔杆子陈正泽根据基层的汇报，在６月６日的《光化报》头版发表《典型实打证明夏季丰产千真万确》的报道：“今年的麦季收成，经过几天的抢收抢打的结果表明，空前的增产丰收已不是预计估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特别以小麦的丰收更为突出。据各个指导组试打的情况看，普遍超过了预计估产的产量。崔营乡幸福社二队初打３．５亩单产地，原估产１５００斤，实打结果单产达到１５２１斤……”
这时的光化县委，已远远不满足小麦单产１５００斤了，这个数字既和当年２月县委扩大会上定下的“千百万（亩产千斤粮、百斤棉、户产万斤粮）翻一番”的口号有距离，也与周边县频传亩产双千的信息有距离。于是，在县委、县指导组的层层施压下，崔营乡幸福社终于报上了３０００斤的增产数字。在决定给省委报喜讯的会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靖彬发表意见：无零不成账。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亩产３０００斤？不如报３２１５.２斤。与会者闻听，认为言之有理，但又觉得挂上２两未免太琐碎，一致同意报３２１５斤。
《湖北日报》6月11日头版头条题为《光化县幸福社坐上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
本报讯 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有２９亩小麦，经过详细验收，每亩产量达２１７３斤，其中有１１亩单产达到３２１５斤，创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记录。参加这次验收的，除襄阳地委、光化县委组织的专门验收组外，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湖北省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不少的新闻记者。
……
这块地在冲积起来的一个洲上。从１９５３年起，这个洲逐年淤积起来的泥层达一丈多……据这次验收的初步总结，在这块地获得小麦高额丰产的主要经验是：……由于耕得深、播得匀、底肥又足，虽然种得很密，却没有锈根，基本上没有倒伏。幸福社农民认为，尽管获得小麦的最高产量，但是从耕作技术上要求，这块地的小麦生产仍然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土地整得不够细，许多垡子还没有打碎，同时耕得还不够深。因此，这块地的增产潜力还不小。他们计划明年在这地上创造小麦４０００斤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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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别说在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小麦亩产３０００斤是无法实现的神话，就是在生物革命、转基因产品问世的今天，小麦亩产千斤也不是普遍情况。幸福社小麦亩产３２１５斤，农民难道不会质疑吗？其实，开春社干部估产上千斤时，农民就辛辣地讽刺道：吹牛皮五湖四海，吃瓜皮不要钱买。估得多，见得少，纯是胡搞。
一次在这块麦田的地头，老把式徐光银问幸福社二队队长王家林：队长，这块地到底估产多少？
王家回答：2000斤。
老汉把脚一跺：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胡搞哩！
县指导组也曾请农林水产科的一个农技人员到这块地估产。该技术员在去年（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被视为有右倾思想无右派言论的，而划为不戴帽右派。经此一劫，整个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倒霉相。他到了地头不是按常规测麦株、数麦穗、算千粒重，而是问当地干部这块地估产多少？当地干部答道２０００斤。他装模作样测了麦株，掐了个麦穗搓了一数说：不差上下。其实，他心里明白，估高了，违背科技人员的良心；估底了，悬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随时有扣下来的可能。于是，这个农技人员就这样为幸福社的高产卫星作了见证。
丰收在望，开镰之际，县里组织了一台６８匹马力的脱粒机，拉到幸福社的王洲稻场。农村劳动力紧张，县里又把狱中的在押犯人运送到幸福社参加麦收。刚交６月，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霏霏细雨，一场紧张的“龙口夺粮”的战斗打响了。
割着割着，队长王家林发现情况：眼看这块儿地快割完了，明摆着和原先估产过双千的预想相距甚远，他找到社主任崔全典，说：眼下看来怕是见不到双千哩！崔说，咋办？正好指导组的李富谦秘书下来了解情况，他们俩把问题反映给李。李胸有成竹，一语搞定：把其他地的麦子拉过来凑数。崔赶紧叫王家林安排劳力运麦，并叮咛再三：多拉一点以防万一。这边麦子刚割完，那边的麦子也运来，一切就序。
就在这时，地委验收组、县委验收组一行在马守元的带领下也来了。马守元指挥迅速把捆好的麦个运往稻场，同时安排一个土技术员汪三才测查地块的面积。汪原是修渠、筑坝量土方的，量体积、面积倒是差距不大，也算是专业对口。
可是，当地对沙洲地有个说法，说，沙洲地是没有妈的田亩。为啥有此说？沙洲地本来就没有个准儿，当水位低时，沙洲露出的面积就大；水位高时，露出的面积就小。是年水位较低，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目测，没有５０亩，也４０多亩。汪三才煞有介事地找了根竹竿，从这头比那头，他测查的结果是１１．１亩，最后确定为１１亩。
那边王洲稻场，麦粒脱出来了，３万斤出头，平均每亩２９００多斤。面对这个惊人的数字，地委验收组的马守元吃不准了。社主任崔全典给他讲了个笑话：春上，他与几个社干部到这块地里看庄稼，从芭茅地里蹿出一只兔子，兔子见人受惊吓就往麦地里钻，被稠密的麦秆撞了回来。它又往上一跳，被麦秆架住了，他们正要上前去逮，兔子挣扎着又钻入了芭茅丛里。旁边的一个农民赶紧接过话头，可不，营东头的二狗子还在这块地里，逮住了一个被麦秆夹住了的兔子。马守元相信了。
６月１１日，《湖北日报》报道幸福卫星不久，又一个新奇迹诞生了。６月１５日的《光化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登载了《永胜社高产小麦达到三千六百六十四斤十五两（十六两制——笔者注），幸福社创造的全县最高记录又被刷新》的最新消息。县委书记郑少波兴高采烈地向省委报喜：
省委并任重同志：
我县崔营乡永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有五亩小麦，在六月十三日经地、县委验收组和乡党支部详细验收，实打结果共计打出小麦１８３２４斤１１两，每亩单产３６６４斤１５两，超过我县历来小麦单产，这是一件大喜事。这是在省、地委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奇迹。特向你们报喜。
……
有了幸福社的高产（造假）经验，又出来个永胜的高产（造假）新记录也是顺理成章的。或许是不愿动脑筋走新路子，或许是幸福社的经验只用一次太可惜；两个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淤积的沙洲地，都用麦种３０斤（只有细微的出入），都是因被淹而施足了底肥，并且连麦个都是每个９斤多……
正是真作假时真亦假，假成真时假亦真。《人民日报》６月１６日以《夏收捷报处处传一处更比一处高》为题，隆重报道了各地夏粮高产的喜讯，“王明进创小麦亩产３３５３斤，红光赶过卫星，一亩亩产３６５０斤；永胜胜过红光，五亩亩产３６６４斤”。光化县崔营永胜的丰产典型终于登上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其实，这里捷报，那里捷报，都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喜，难道中央不懂粮食亩产之类的常识性的农业知识？椐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他曾在上海会议期间问过主席，对时下亩产几千、上万斤的产量，怎能轻信？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能亩产几万斤。面对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捷报，毛泽东甚至担心起来，粮食多了吃不完咋办？提出了耕地、休耕地和种植花草各三分之一的园田化设想。此设想一经提出，不少地区又一窝蜂地抢着搞“园田化”。所幸的是，当时农村劳动力匮乏，“园田化”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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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吹牛不上税，但到了此时，已行不通了。此前的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指示。粮食征购的任务是基于当地的粮食产量的，粮食产量报得高，征购任务也水涨船高。于是，当初的浮夸埋下了往后漫长饥饿的苦果。
１９５８年夏，光化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富林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在莫营管理区召开夏粮统购统销三干会。会上赵富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指示》、光化县委《关于夏粮征收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基层干部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踊跃交售爱国粮。
基层干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不甚关心，却非常在意落实在自己头上的任务数字。当他们听完指导组宣布各社粮食征购任务数字，一片哗然。因为，当时粮食统购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是个人的，而按分解的任务数，交够国家的便所剩无几了。因此，基层干部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表示难以完成征购任务。但由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空气，没有谁敢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
趁赵富林内急外出方便之时，刚才还窃窃私语的基层干部，顿时提高了嗓音。有人指斥幸福社、永胜社乱放“卫星”，害得其他社跟着受牵累。刘家营一个姓刘的生产队长，刚从部队复员不久，对地方工作尚不太熟，说“什么３２１５？连麦秸搭上也没有这个数”。不料，赵方便回来，刚好听到这句话，便疾言厉色地喝问：“刚才谁说的？给我站出来！”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又重复一遍，基层干部的目光都投向姓刘的队长身上。赵明白了，手指向刘：“你给我站起来！”刘颤抖地站立起来。
赵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刘低声答道；“是的。”
“你用党性保证，刚才说了啥？”
“我说幸福社亩产没有３０００斤。”
“你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算什么党员？从现在起，开除你的党籍，撤销队长职务。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那位姓刘的队长哭着离开了会场。在当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的时期，没有谁能对此提出一点异议。就这样，一个讲了一点真话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产量越高”，以后那个地方的“灾害”程度就越重，那个地方的群众遭罪就越大。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时，不无歉疚地说：“教训沉痛，１９５４年发大水，群众也没低于一天１２两粮，今春群众一天只能吃几两粮，因严重饥饿已死了１５００人，１５万人患上了浮肿病。盲目主义、主观主义冲昏了头脑。粮食只产２００多亿斤，却按４５０亿斤过日子。今年１月还相信有４００亿斤，３月还说有３５０亿斤，４月再摸，不到３００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２３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的２１０亿斤增产仅一成。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大家都是老老实实在说假话。”
此次会上，彭老总仗义执言为民“鼓咙呼”，却被错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推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生产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持续大跃进，致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了日后的严重饥荒。椐１９５９年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全国农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１３．６％，粮食实产３４００亿斤，仅完成当年计划下调后的６２％；其他几项指标也呈急剧下滑的态势，国人自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年代……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客观地说，当时的浮夸风，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倘若不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成风，浮夸之风也难以刮起来。
延伸阅读
“放卫星”中的《人民日报》
作者：钱江
来源：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放卫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有名词，指的是在1958年6月初至1958年年底的“大跃进”中，媒体刊登（播放） 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小麦、水稻和大炼钢铁等高产新闻。由于之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了与之对应，中国媒体将国内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
“卫星”报道给媒体工作者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其中《人民日报》刊登的大量“卫星”消息尤为引人注目。一篇篇虚假报道，白纸黑字，今天看来啼笑皆非，回顾起来异常沉重。人们常常发问，当年编辑付印这一连串“卫星”新闻的时候，编辑们就相信这些消息是真的吗？
“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卫星”冲昏了头脑
《人民日报》的“卫星”报道是从1958年6月开始的。仅以6月几个小麦“卫星”为例：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中间位置刊登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这是“卫星”新闻的开端，也是这场“放卫星”竞赛的开始。
地方党报也不甘落后。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11亩小麦单产3215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进行报道。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此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这使得《人民日报》有些坐不住了。次日（6月12日） 的《人民日报》一版在头条位置刊登消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 斤》。消息说，同一个遂平“卫星农业社”，在短短4 天里将小麦亩产提高了1425 斤，为此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户兄弟祝贺》，且以一首诗开章：
前年卖粮用箩挑，
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
明年火车还嫌小。
到了6月21日， 《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河南辉县） 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6月23日， 《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一版， 《人民日报》又刊登消息称：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在1亩7分地上）。
这些小麦“卫星”只是当年“卫星”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当年最后一颗小麦高产“卫星”是9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消息《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说的是在这个一年无霜期只有90天的地方，有一块1.59 亩的小麦实收2.9万斤。
1958年河南襄城人民公社社员大翻“卫星田”，深达一丈二
编辑部多数人信以为真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部门一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余下为数不多的几位也是抗战胜利不久进入编辑部的。他们都经历了报社在农村根据地艰苦创业的岁月，对农村生活都很熟悉，有许多人还是农民家庭出身，从小种过地，他们难道不知道一亩地在正常年景能打多少粮食吗？
笔者对人民日报社前辈编辑的调查表明，当时编辑部大多数人是相信这些“卫星”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有几个因素误导或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首先是在过去一年中进行的“反右”运动，将32名报社工作人员打成“右派”，其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有一些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他们比较能够独立思考，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或者是积极的建议，却被“与党思想不一致”的棍子横扫下来，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反右”使编辑们从此噤若寒蝉，生怕重蹈覆辙。
其次，进入1958年后，直到这年6月，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他批评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批评措词严厉，导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提出辞职。这使《人民日报》的上下都认为，既然“冒进”是不能反对的，那么鼓吹“大跃进”就顺理成章，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弥补“反冒进”的错误。
其三，1958年春夏之间，风调雨顺，各地农作物长势喜人，确有高产纪录，但远远达不到放出“卫星”的水平。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引用了遂平卫星农业社的事例
其四，一些科学家也卷入了拥护“放卫星”的行列，著文阐述那些高产“卫星”是可能的事情。特别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按钱学森的说法，如果条件具备了，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40万斤！实际上，在1958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上，钱学森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的好办法》，已经阐述了类似观点。
这位科学家具有极高声望，他的论断使很多人包括领袖在内信以为真，报社的编辑们也就随从了。
当然，在1958年，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促使“卫星”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变本加厉。
1946年参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建的老干部宋琤说：“对那些高产‘卫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信，但是后来指标离谱的时候，我反倒信了，因为我怕自己跟不上形势。”晚年，她对此深感内疚，致力于著述反思这个过程。她的丈夫何燕凌是当年部门主任一级的干部，1958年初春时下放到陕北延安劳动。他回忆说，1958年盛夏，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到延安来看我们，见面后他问我：“你看到报上的高产报道信不信?”他的原意是希望何燕凌回答：不信。但何燕凌告诉他：“我信，我们自己的报纸登的消息，我怎么能不信呢？”这句话使胡绩伟啼笑皆非。
安徽省枞阳县一块号称亩产1.6万斤的“卫星田”地里的稻子实际上是从各处移栽来的
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主持报社日常编辑工作，他这样回答笔者：“一开始我是不敢相信这些‘卫星’的，因为我曾是常年和农民打交道的人。但当时我的头脑被‘反右’和个人崇拜禁锢了，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生怕犯错误。所以只要我值夜班，看到高产‘卫星’稿都签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胡绩伟还指出：“其实，对高产‘卫星’，报社有一些农民出身的记者是有察觉的，比如林韦和李克林夫妇（他们都是“三八式”干部）， 就向我反映了‘卫星’怕是不实。但是我顶不住那些从各地发来的‘卫星’稿件，那都是盖着县委甚至省委红色大印的，特别是河南和湖北省委盖章来函多，希望我们发这些‘卫星’，我们顶不住。这是一代记者悲哀的地方。”
由盲从到推波助澜
在连连施放小麦“卫星”之后， 《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数量更多的水稻“卫星”，其中压轴的荒唐报道是1958 年9月18日刊登的消息，说广西环江县放出“中稻卫星”亩产达到13万斤。
这时，仅仅盲从刊登“卫星”消息就不够了，报社编辑部组织撰写了大量社论，为高产“卫星”推波助澜。
对于多发社论鼓吹“放卫星”，总编辑吴冷西是积极的。1958年8月6日， 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国领导层面已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求编辑部“鼓足干劲，清算不敢想不敢干的思想，清算观潮派的思想，为实现苦战3 年纲要而奋斗”。
吴冷西讲话之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将原先内部小册子样式的刊物《编辑部生活》改为小报形式，并命名为《跃进报》，于1958年8月18日创刊，这是高产“卫星”达到高潮时的产物。
随后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大跃进”中极有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署名刘西瑞，文章说：山东寿张县正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作者的结论是：今年“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编辑部为此文加编者按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细读这篇文章则会发现，文章正文中其实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很可能是在编辑上版过程中，由审定者或编辑者以生花之笔加的题目。
对问题保持沉默
毛泽东曾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提法，《人民日报》编辑部是熟悉的。于是就有经过组织的集体或记者独立调查，以验证“卫星”的真实性。
1958年初秋，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作家、诗人们自然心潮澎湃，要眼见为实然后歌颂一番。他们听说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农村也出现了亩产10万斤水稻的“ 卫星田”， 即由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带队，全部人员乘火车前往天津，辗转来到那里要亲眼看一看。
到现场一看，只见那块高产田里种的水稻密不通风，为了防止过密造成植株腐烂，田埂上放了若干鼓风机，不停地向田里吹风。
编辑们看了纷纷说，这真是个新事物！文艺部副主任袁鹰回忆，他的妻子所在机关也组织人马参观了同一个地块，一位同事的老母亲为瞧新鲜也跟着去了。到现场一看，这位老太太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但是，报纸编辑们没有人有勇气直说这句话。他们热情满怀地奔去，悄无声响地回来了。
袁鹰是勇于反思的著名编辑，他在50年后回忆1958年的荒诞，“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常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地参与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大跃进”中1958年秋，袁鹰和一位同事到四川万县（现属重庆市） 采访，看到了大巴山农民大炼钢铁的场面， 写了一篇散文《大巴铁水》加以赞颂。但就在这年冬天，他乘火车从武汉回北京，经过河南时，只见铁路两边红光闪闪，挑灯夜战大炼钢铁，听到下铺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在议论，一位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吹成大象。”
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情况，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
前者则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儿，此公叹了一口气又说：“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此时袁鹰躺在上铺，静听两位旅客的议论，自觉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这个尴尬场面，直到50年后他还记得。
在后来改革开放年代里担任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回忆说，1958年的时候，她在报社研究室工作，“对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产量、荒谬的评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没人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她是在后来才发现问题的。
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记者金沙是较早觉察出问题的，在河南遂平“卫星社”连续发出高产“卫星”之后，报社派金沙到河南遂平现场调查，意图是要他从现场采写一些支持“卫星”的报道。
金沙满怀热情地直奔遂平而去，现场考察“卫星社”，马上发现“不踏实，行不通”，但他不敢把这个观点告诉别人而是保持了沉默，没有写文章。
对高产“卫星”勇敢质疑
对1958年“放卫星”，许多报社老前辈为此汗颜。但即使在荒唐的“卫星”高潮中，仍然有勇敢的质疑声，有的记者没有完全沉默，在当时就指出高产“卫星”有不实之处。
1958年初春，“反右”高潮算是过去了，人民日报社总共有数十名编辑记者下放到陕西、湖北、山东等地劳动，这些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的新闻记者，向编辑部发回信件，声称那些高产纪录是不真实的。
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篇文章问世不几天，正在山东寿张县劳动的编辑向村——新四军老战士写信给编辑部说：“各乡、社在验收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不同程度的虚假现象在内”，“这种虚假性看来还不是个别现象”。他指出，寿张的粮食产量根本没有报告中说的多，他在信中明明白白地说：“深感这县在许多事情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虚假空气。因为领导对这个问题有不严肃之处，实际上助长了下面虚报的作风，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
这封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材料上，标题为《寿张县普遍存在虚报产量空气》。不仅如此，编辑部还在内部小刊物上刊发了一些各地群众来信，反映即使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仍然出现了因粮食不足而造成的饥荒，及其他方面问题，如1958年7月反映河北滦县东黄坨乡严重缺粮，农民挖野菜为食；1958 年9 月河南襄城县农民向谭震林反映当地虚报粮食产量；同年9月湖北麻城县双庙观乡干部作风粗暴、鱼肉乡民的来信等等。但是这些材料淹没在为“卫星”唱赞歌的一片喧哗声中了。
然而，正是这些直陈出现了虚假报道的文稿和材料，越加显示出在那段时日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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