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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乔凯华:那年,村上来了“知青”们

乔凯华 新三届 2018-11-18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乔凯华,上海县回乡知青,1978年初考入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任中学老师、机关公务员等,现已退休。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水利报》《上海水利》等报刊上发表过一批反映水利战线的新闻信息;也曾在《现代农村》发表过报告文学《大禹的后代们》;在《大江文艺》发表过散文《家乡的水》等。

原题

那年,村上来了“知青”们


  作者:乔凯华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啦!至今我仍很清晰地记得:1968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村子原上海市上海县北桥人民公社新农大队朱乔生产队来了第一批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


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当年我这个农业户口的1966届初中毕业生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们也是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渴望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只是先于他们2个月回乡当了农民而已。


虽然对比是那么的强烈:他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轰轰烈烈,我们农家子弟回乡务农悄无声息。以致十来年后,他们戴着“知青”这个美丽的光环,我们什么都不是。


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这个回乡青年与这帮城市“知青”之间所结下的深情厚谊。


也许,以一个农民的眼光看当年的“知青”朋友们,并记录与他们多年的友谊和交往,别有一番风味!


1


“知青”下乡的事在生产队里早几天就传开了,生产队也为他们的生活起居作了安排。选了富农家二间前排的屋子,虽然说以前是牛棚,但也是砖瓦房。粗粗粉刷一下和邻家的住房差别不大。里间是寝室,外间是灶房。有电灯,吃井水,烧土灶。当时的上海郊区农村就是那样生活的。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正在田间劳动的我们远远看见队长他们七八人簇拥着一辆劳动车从大路直奔村子而来,那不认识的3位小伙子想必就是前来插队的“知青”啦!据说当年北桥公社欢迎“知青”下乡插队的见面会开得隆重热烈。


吃罢晚饭,我早早地奔赴“知青”点。看到“知青”们正在忙碌,不敢造访。


第二天早上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在社员大会上向大家引见了3位男“知青”:高高的个子,白净脸皮的叫张德伟;中等个子,方形脸的叫叶冬民;戴眼镜的瘦小的叫李志群。


从此以后,我成了每晚必到的“知青”点的常客。年龄相仿,同是“老三届”,而且我还比他们高一届,交谈之间,自然十分投缘。相比他们,我是“老农民”。1967年和1968年,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我们这些农业户口的同学见缝插针,早早回家参加“三夏”、“双抢”、“三秋”劳动啦!肩膀早已磨成老茧啦!看到这些插兄们挑担僵直的身姿和高耸着肩膀咧着嘴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地安慰他们:没事的,慢慢会习惯的。


看到插兄们分了自留地,我也自然主动地指导他们种菜种瓜,努力丰富他们的餐桌。


三位插兄的父亲是同一单位的,都是上海制药三厂的,听说李志群的父亲还是个支部书记。也许是统一分房的缘故,都居住在天山五村,离当时著名的上海动物园不远。


来“知青”点探望最紧密的是叶冬民的父亲,快接近退休的人啦!听说他是解放前的老工人,拿102元的高工资,我们听后都“哇”地一声惊叫起来。但老人子女多,光插队的就有3位,叶冬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在附近插队。老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几乎每星期一次围着子女的“知青”点绕圈。


1969年,我们朱乔生产队又来了两位“知青”肖道明和凌松,他们是北新泾的社会青年。报到后被安排在富农家的西厢房居住。由于年龄相仿,我和他们同样成了投缘的朋友。


两人一高一矮,性格炯异。肖道明瘦长白晰,是城市小白脸的那种,喜欢独处,不时拿根箫管哼哼地吹。凌松短矮粗黑,貌似城市码头工人,听说插队前的确是某工厂的临时工。喜欢摔跤,“大背包”是他的强项。


2


我们这个自然村宅较大,外界称呼它是北宅乔家塘,原来有3个生产队,分别是北宅、朱乔、周家。“大四清”后,北宅队撤消并入朱乔生产队。


那年的同一天,同村宅的周家生产队也迎来了一位女“知青”,她叫胡惠英。听说是上海某名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还是“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呐!她也被安排在队上的一家富农家住。住的是东边的正房,可以说那是村宅上最好的住房啦!就是一个大姑娘家单人独住,太孤单冷清啦!


胡惠英上工和收工时经常走小路从我家屋场上过。圆脸、高个、白净皮肤,扎一双粗辫子。一看就是一个与农村姑娘截然不同的气质高雅的城市姑娘。


第二年即1969年,随着第二批插队“知青”的到来,胡惠英的弟弟也来到了周家生产队。姐弟俩作伴插队落户,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此时,大家能经常看到姐弟俩爹妈的身影。父亲据说是上海燎原化工厂的。母亲比父亲年青,也是白净的圆脸。我估摸着女儿象娘,儿子象爹。


由于是分属两个生产队,加上姐姐胡惠英后来出工并不多,给人一种神神密密的感觉。几年下来,我竟不记得和她有什么接触,好象也没有说上过什么话。


倒是那位弟弟胡天祥,别看人怪精瘦的,做人却是大大咧咧的,好交朋友。我和我同生产队的几位“知青”在农闲时冬天的晚上,经常到他那儿的场地上举杠铃,有时也玩摔跤。我记得那年我曾举起过一百十多斤的铁杠铃。


那时的我,十七八年纪,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魁梧。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也曾私下里玩打拳、踢腿、手切砖头等青年人的把戏。插兄们夸我身材“扎台型”。同样的喜好把我和“知青”们的距离拉得更近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本文革后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新的高度》,我买来后打开一看,大吃一惊。书中竟有一篇《阿勇》的小说,作者是胡惠英。写的是一个叫阿勇的少年,通过养鸭、找鸭、送鸭等情节,描写他和阶级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大概)主人公的原型我一看就是胡惠英插队时住房的邻家少年张勇春。(张勇春后来患癌已去世)后来该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阿勇》这篇小说无疑大大提高了“知青”胡惠英的知名度,大约是在1971年的冬天,胡惠英姐弟俩一起参军告别了我们村。


后来听说胡惠英曾在杭州参加过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活动,现在是一名著名的剧作家。也听说她的弟弟胡天祥参军复员后在某公安派出所工作。


3


我们生产队第一个被选拔上调的“知青”是叶冬民。叶冬民能说会道,好表现自己,马列主义理论一套一套的。相比之下是三位插兄中能力最强的。当时有一个“农”改“工”的机会,上海市落实三年自然灾害中下放工人政策,招聘下放工人及子女赴甘肃省白银市支边当工人。家里人不太同意,但叶冬民还是自己决定去了。当时叶冬民在厂里应该说混得不差的,曾和我通过几封信,讨论政治理论等问题。第一次探亲时还特地回生产队探望。可后来听说他辞去了公职,应聘到临近上海的江苏太仓某社队企业担职。几年后社队企业退潮,叶冬民失业啦!成了隐居在上海的无户口、无职业的游民。老婆身体也不好,听说因患风湿性毛病几乎瘫痪。是当年插队“知青”中结局最惨的一位。不过,听说他儿子不差,在上海考取了大学。


1972年左右,我担任了生产队会计,李志群任出纳和记工员。那年春节期间,时任新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朱小弟、生产队长乔顺林和生产队会计的我,代表村和生产队去探望了插队在我队的四位“知青”的家。


李志群的家,虽说父亲是上海制药三厂的支部书记,明显的多子女家庭,却挤住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公房里。相比之下,张德伟的父母虽是制约厂的普通工人,由于子女少,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留我们三人在他家吃了中饭。


下午去了北新泾。肖道明的母亲以前可能是开店的,待人接物很周到。凌松的家,也是明显的多子女家庭,据说一个兄弟去了安徽铜陵。父亲行动不便,主要靠母亲张罗。父母都是苏北口音。


这  次探访,我敢断定,无意中决定了四位“知青”的日后去向。因为当时的生产大队党支部掌握着较大的人事决定权。


当时国家公布了经推荐选拔上“工农兵大学”的政策并已组织实施,我们村宅上周家生产队的贫农子弟周亚弟已被推荐选拔去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深造。


大约在1973年,张德伟是我们朱乔生产队也是新农大队第一位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他读的是上海中医学院推拿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华山医院推拿科。1977年我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被上海师范学院录取。就读期间,经常到定点医院华山医院就诊,顺便看望“知青”张德伟。


1973年左右,我担任了新农大队土记者、大队理论辅导组长、大队团支部书记等职。1974年,我把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卸给了“知青”李志群。李志群做工作很卖力,前几年担任记工员期间,晚上要分配社员拔水稻秧苗并量尺寸,经常弄得一身水一身泥的。社员们对他评价很高。


1975年,李志群也被推荐上了上海铁道学院南昌分校,读的是后来很热门的“工民建”,一年后就回到上海就读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外滩的上海第九设计院。我曾去过他的单位。


上世纪末,李志群带着他的夫人和儿子回到他插队多年的朱乔生产队,并看望了曾朝夕相处的社员们。也特地带夫人和儿子参观了他曾经的居住屋。后来,他儿子结婚时,特邀请我和夫人参加。婚宴上,我们夫妇碰到了多年未见的“知青”张德伟和叶冬民。相聚甚欢。


当时,社队企业办得很红火,大约从1974年起,肖道明和凌松先后进了新农搪瓷厂,后来改为北桥搪瓷厂。直至“知青”统一上调。


上调后的肖道明据说分配在北新泾供销社的某商店当经理。直至现在没见过面。


上调后的凌松分配在上海市水务局所属的淀东水闸当操作工。离我后来的工作单位闵行区水务局很近,我曾去过几次他工作的水闸,看他如何开闸和放闸:船只进出有序,操作也十分规范。我觉得这个工作对凌松很合适。可惜凌松一辈子没结婚。这也许是“知青”十年蹉跎了青春,留在他心中永远的痛。


4


我所在的生产队后来又来了几批“知青”,被安排在统一的“知青屋”居住。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不可能对他们再象和第一批和第二批“知青”那样亲密啦!但我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王菊华、祝珍兰、祝寅初、周秀华、余永康。其中周秀华嫁给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位青年,现居住在和我同一动迁房小区。王菊华上调后曾在一家纺织厂工作,我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时曾到不远处的小闸镇上她的老家拜访过。


同村宅上周家生产队的知青屋孤零零地就建在我家住房的东边,我每天在早上可以看到她们刷牙、洗头等。她们是张兰英和柏萍。张兰英后来被推荐上了“中师”,想当然应该是小学老师。听说也已退休。柏萍后来进了新农搪瓷厂,直至统一上调。竟不知她的最后去向。但巧的很,前几年在一位女长辈的治丧席上见到了柏萍。她仍快言快语,非常活泼,相互加了微信。时有微信交流。


周家生产队还有一位女“知青”叫什么美英的,姓什么我忘了。后来嫁给了生产队里的一位男青年,可惜后来离婚了,也不知最终去向。后来的两位男知青就不太熟悉啦!


5


由于我当过新农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当然也认识全大队的大部分“知青”。何曹生产队的女“知青”杨爱芳个人表现突出,善于团结人,工作能力强。不仅入了党,还被选拔为新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副指导员。由于我是大队土记者,公社武装部长找到我,要我写一篇关于杨爱芳的先进材料,我把它写成了一篇人物通讯。事毕,我把它寄给了“解放日报”社,经编辑修改浓缩变成了一篇“豆腐干”文章发表啦!取名为《我们生产队的青年大变样啦》。这应该是我最早见于市级大报的文字。


杨爱芳后来当了一位中学老师,最后去了闵行区“国资委”。她退休前几年,我们经常能碰到。可惜,杨爱芳也一辈子没结婚。


大约在1975年左右,北桥公社教卫组张树顺老师让我加入了他领衔的“‘知青’工作调查组”。该工作也让我接触了不少北桥公社的其他“知青”。


后来担任闵行区商会会长的姚金泉,也是当时认识的北桥大队“知青”。当年我在为闵行区“两会”工作做服务期间,经常能碰到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现任闵长区作家协会主席的彭瑞高老师,曾是插队在北桥公社黄一大队的“知青”。在他担任北桥中学体育老师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中锋之死》。当年,我在北桥中学代课期间,曾冒昧地向他请教过关于写作的事。当然他现在是全国著名作家啦!


今年在闵行区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改选期间,吸收我为闵行区作家协会会员,还发了证。会后,我向他递交了两本书:一本是《我们的一九七七》,还有一本是《我从颛中走来》。当然里边有我的几篇文章。我感慨地说:“彭老师,当年在北桥中学我曾向您请教,现在我终于成了您手下的兵啦!”


最近,我参加并聆听了彭瑞高老师在吴泾镇所作的《文学创作与乡愁乡情》的讲座,受益匪浅。讲座前后,我们作了进一步沟通。“北桥”这个共同的乡愁乡情一下子把我们之间的感情拉近啦!我得认真向这位“知青”大哥学习,争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走得更远些。


6


一年前,同乡和校友潘黎明送给我一本由著名作家叶辛题名的记录他成长历程的《凡路》。前面有一篇序言,署名为胡惠英。序言中透露了当年她创作小说《阿勇》的全过程。潘黎明在书中对此也有具体的描写。原来,196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袁越当时下放在北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他的前瞻性目光,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决定在这段时间办一个文学创作班。共计5人,其中就有新农大队“知青”胡惠英和新苗大队回乡青年潘黎明。上交了4篇文学作品,后来选中2篇,最后因故只有胡惠英的《阿勇》得以出版。


不久前,潘黎明建了一个微信群“北桥文友”,其中主要有当年的创作班成员胡惠英、潘黎明、吴锦章、陆凤明等,同时把我等也拉了进去。使我得以有了与胡惠英大姐微信交流的机会。我向她回忆了当年她在周家生产队插队时经常从我家屋场上经过的画面,也讲述了和她弟弟胡天祥在前面场地上一起举杠铃、玩摔跤的事情,还向她提到了现还健在的她应该认识的几位老人的名字。这些她都认可。最后作了一个纠正:她弟弟是和她“同一年”去当的兵而不是“下一年”。我还向她讲了村子被动迁了,我们那地方都城市化了,希望姐弟俩有机会回我们那儿看看。她也高兴地同意啦!


看来,我补上了当年与胡惠英大姐有缘见面、无缘交谈的缺憾。


周家生产队“知青”柏萍新建了一个“新农村”的微信群,几乎囊括了当年插队在同一村宅上朱乔和周家两个生产队的“知青”,我也有幸被邀入其中。我向当年的“知青”们提出了利用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的机会,大家聚聚,看看“第二故乡”的变迁的建议。大家欣然接受。为增强认同感,我把自己不久前写的博文《北桥——永远的故乡》发在群内,立刻唤起了“知青”们当年的共同回忆。


看来,我村宅上的“‘知青’五十周年‘第二故乡’重聚首”水到渠成,相逢有望。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我所认识的“知青”们!并以此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                  

 

                     二0一八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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