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和丈夫重温了一部叫《美国往事》的老电影。一早醒来，它的音乐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当年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引起了观众长达15分钟的掌声。然而美国的片商们认为它节奏太慢了，因而剪掉了近一小时的片长。十几年后，我们看到了导演Sergio Leone的完整版，才意识到美国版是原版的一具碎尸。
Leone是我最佩服的导演，他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珍贵。今天没有人能如此奢侈地去表达，这样一场魂牵梦绕、穿越在半个世纪间的噩梦、幻想、记忆和渴望。
我看过无数部电影，但从未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这样惊艳的画面震撼到动弹不得：一个堆满面粉袋的储藏室，唱机里飘出一首慵懒的曲子，一个少女幽灵般地在舞蹈，一束束阳光从天窗照进来，面粉在空气里也翩翩起舞……这是一切的开始，却已经是一首挽歌。时间慢下来，像流淌的黄金，再凝固住，成为永恒。也许这场戏就是记忆的原型，它唤起我无限的怀旧和乡愁。
这些日子，时间失去了它的单位，不是几点几分，而是太阳照到哪里。金色的时间透过窗户，变成一个一个方块，在墙上，地板上，家具上慢慢行走，直到它变成白色，然后消失。
我也懒得去想今天是星期几，反正都一样。唯有送菜的日子，和不送菜的日子；有阳光的日子，和没有阳光的日子。
这几天阴天，时间就变成了单调的两大块——白天和黑夜。我突然想到这是星期天，就有了想庆祝一下的念头，为什么不呢？我们决定去一家久违了的台湾烘培店。
出门前，我到镜子前梳头，发现额头上方一夜之间长出一小撮白发，跟鹦鹉似的。岁月的到来似乎总是这样，有时它把你忘了，你也就把它忘了，甚至忘得干干静静。然后有一天，它好像突然想起，好久没去拜访这个人了。那天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你不知晓时已经到来，你太大意了，忘了躲开。
我往头上压一顶帽子，再戴上口罩和墨镜就上路了，疫情期间的装束还真挺省事。走进香喷喷的店铺，我隔着口罩深深吸了一口气。如果幸福有气味的话，那烘培店的气味应该是很接近了。这里的一切都令我垂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选出了菠萝芋头面包、葡式蛋挞、凤梨酥和枣泥卷。这家店的老板是丈夫的病人，他有时会带着新烤出炉的菠萝包去医院就诊。
丈夫在这座不大的城市当了三十多年医生，到处都有他的病人。有时我们去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才知道已经被人买了单。下班时，他经常会带些病人表达心意的小礼物回家，有时是一盒自制的曲奇饼干，有时是一瓶酒，有时是几只自家树上长的橙子，或者是自己打猎打到的野鸭。圣诞节前，他的办公室会堆满五颜六色的卡片、糖果盒、圣诞花。这些礼物总是伴随着写得满满的卡片。读那些感激的话语时，我总是特别为他骄傲，他救过很多人的性命。
其实，他跟我就是通过他的一位病人认识的。29年前的某个周五的晚上，正好赶上他值班，一个严重心肌梗塞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丈夫努力抢救了一整夜后，病人幸存下来。而这个病人又正好是我一好朋友的老板。他回到办公室里就没完没了地说那个医生多好，赞不绝口。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老板的医生长得特帅，你应该见见他。
我问，你见过他？她说，哦，还没有。我又问，你见他照片了？她说，也没有。
我忍不住责怪她，那你怎么知道他特帅？她说，老板苏醒过来的时候，以为眼前站着一个带光环的天使。
她的话让我笑了出来。挂了电话我问自己，人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要走着瞧。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只感觉到某种神秘的召唤，便从洛杉矶飞去旧金山跟这个陌生男子见了面，并在意念中马上穿越到我们几十年后在一起的样子。丈夫曾经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接到的最厚的一份礼物。
从烘培店回家，我们泡了茶，把电视开在静音，偶尔看一眼，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没有必须要去的地方，也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无比黑暗的时期，而我们是其中幸运的个人。
疫情前，丈夫很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连说话的速度都变得越来越快。我想起许多年前读过的一本米兰·昆德拉的书，叫《慢》，讲述了在当今这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中，感性世界的消失。生活失去了很多等待，一切都变得即时。其实，只有等待才会让美好的事情延长，而渴望有时比满足更令人陶醉。
电视新闻里说，美国在这四周来，有两千多万人失业，三万多人丧生。我把眼睛移到窗外，天开始变蓝，太阳冒出来了。我想，幸福跟灾难怎么平衡？一边是几粒麦穗，另一边是无际苦难。
然而，它们是平衡的，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样。那几粒麦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每一片日落，每一份滋养你的美丽，每一个值得你的渴望。然而，今天你在天平的一边，明天你也许在天平的另一边，不需要太多理由。我们唯有珍惜。
几十年后，在我生命的尾声，也许我的思绪会悄悄潜回到昨晚的地下室，我和他依偎在屏幕前，再一次看见似梦似记忆的画面：一个堆满面粉袋的储藏室，唱机里飘出一首慵懒的曲子，一个少女幽灵般地在舞蹈，一束束阳光从天窗照进来，面粉在空气里也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