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疫中旅程
今年一月初，我从德国回珠海过春节。其时，新冠肺炎已经在武汉开始传播，只是百姓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警告、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我自然也就浑浑噩噩地从北京乘普通的绿皮火车经武汉到了广州。此时的广州火车站一如既往地拥挤嘈杂，不可能有任何防范意识的我跟多次途径广州一样，穿过站前广场摩肩接踵的人群到了省汽车站，搭乘公共大巴回到珠海。事后想起来也有些后怕：从北京出发，在火车站人头涌动的候车大厅等候时，我已经被危险包围，没有一点防范意识和防护措施，周围密切接触的人群中，只要有一个病患、哪怕只是潜伏期，我就在劫难逃了。回到珠海，我见到的是节前照例的花团锦簇、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气氛。我和妹妹夫妇、侄儿夫妇，还相约在一家酒楼聚了餐。此后，就一直在商量过年的安排。之前好多年都没在家自己做年夜饭了，今年人少，大家商议决定回归家庭，到海鲜市场采买、年夜饭的菜谱、去到什么地方游玩，都在议事范围。一月中旬末，微信上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越来越多，终于在临近年关的时候，由钟南山向民众传递了“人可以传人”的警告，新冠肺炎刹那间就把它的阴影投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武汉封城后，全国百姓都自愿或非自愿地被封在了家里。尽管新春佳节的祥和、安定，此时还在媒体中热火朝天地渲染，被隔离在家中的百姓们，却每天都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武汉，也关注着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小区和自己的家人。自武汉封城，妹妹一家也开始了自我隔离，除了十来天到超市一次，购买生活用品和食物，平时都不出门。因为小区的出门限制，我更是连超市也不去。从一月二十四号大年三十到三月初离开，一个多月没迈出过门槛，自我感觉离病毒很远。一家人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紧张。然而，随着疫情在国内愈演愈烈、而且开始向全世界扩散；随着妹妹家所在的小区也出现了感染者；随着周边国家关闭同中国的边界；随着各国包机撤退自己在武汉的公民；随着各国新冠肺炎病人的数量日渐增长；随着各国停飞到中国的航班，家里的气氛就开始凝重起来，妹妹也不停地催促我早点想办法离开。离开，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我返程订的是荷兰航空机票，荷航已经宣布从2月10号起停飞中国航班。虽然已经退休，无需急着回去上班，但是心里未免隐隐有些慌乱。感觉就是，病毒已经在从这个家门口到那个家门口的一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一旦跨出这个门，前边就是一段生死未卜的旅程。特别是在每日跟留在德国的妻子视屏通话时，看到窗外那熟悉的街景，脑子里还会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末日的伤感：我还能不能再看到这些平时已经熟悉得视而不见的景象呢？几经周折，直到二月下旬返程才落实了，我要改乘与荷兰航空有合作关系的南航从北京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再转机到法兰克福。其时，根据国内对欧洲疫情的报道，德国已经有500多例确诊，而且确诊病例还以每天几十到一百多的速度在增加。国内网络上还盛传德国民众在恐慌中把超市抢购一空的文字消息、图片甚至视频。我在德国生活几十年，看惯了德国人的从容淡定，除了圣诞节前超市会有一个购物热潮，从未见过人们在超市抢购的情形。不过，我还是把中国的这些消息告知了每日和我视频通话的妻子。她很认真，专门跑到家附近的几个超市去“调查”了一番，然后告诉我，根本没有抢购一事，超市里以前怎样，现在还怎样。
回德国不久，去两个超市拍的图片，现在差不多还是这样。最近几天，有些超市的部分商品比如大米、面条等，确实到货不久就卖完了。政府官员包括默克尔一再向百姓保证，超市里空出的货架第二天肯定会重新被放满，德国的物资供应没有一点问题，储存食品和日用品没有任何必要。不解的是，德国人为什么特别热衷于储存卫生纸，以致还有存货的商店都开始限定每人每次只能买一袋
3月7号离开了珠海。临行前妹妹在我的行李包里放进几个医用外科口罩，说必须四小时更换一次。还有肥皂、医用纱布、一包浸满酒精的棉球、十几付一次性塑料薄膜手套、几包纸巾——普通人能够想到的旅途中自我防护的全套装备，那阵势就是准备好一头扎进病毒的包围中！返程的第一站是北京首都机场。之前回国，也数次乘坐从欧洲某地到北京的航班，首都机场并不陌生。以往，出发大厅门外总是挤满了旅客和送亲友的人群，车辆川流不息。而这一次，疫情之中，这个堪称中国最繁忙的首都国际机场，空空如也，一片沉寂。大厅外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几个执勤的武警、和从第三航站过来的摆渡车上下来的十来个旅客，百余米长、二十多米宽的门廊下，再没有其他人。 临行前和妹妹在家门口的全副武装合影。没有护目镜，戴个时髦的平光眼镜凑数走进大厅四下观望，进入视线的基本上都是用各种方式、或宽松或严实地将自己包裹起来的机场工作人员，乘客寥寥无几，值机柜台空空荡荡。只有出发大厅入口处和安检入口处执行健康监测的工作人员，警惕地对屈指可数的旅客执行应有的检查程序。进入出发大厅通过体温监测后，我看见工作人员面前的桌子上有一瓶消毒液，就打算给自己的手消毒。我的手刚伸出去，还没触及到压盖，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倏地弹起来扑向消毒液，用手捂住了瓶子压盖，演绎了一个改编版我们青少年时代最熟悉的英雄飞扑手榴弹的桥段。我吓了一跳，同时明白过来，如果人人都自己按一下，消毒液瓶的压盖就成了病毒传染源。我接了她按压出来的消毒液，心里感叹：病毒面前，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了啊！ 首都机场二航站国际出发厅， 空空荡荡的上百个值机柜台， 没有排队的乘客，也没有值机的工作人员看别人像惊弓之鸟，其实我自己也不过是那“惊弓群鸟”中的一只。一路上，办理登机牌、填写健康调查表、过边检、过安检、登机、上飞机置放行李、坐下扣好安全带……只要手接触了身外之物，要么立刻跑进洗手间用洗手液使劲洗，要么用自带的酒精棉球细细擦。从珠海离家到抵达法兰克福家，行程近30个小时，洗手不下20次，平均一小时多洗一次。直到在法兰克福坐上了返家的地铁，才偶然间发现手指和手掌上血迹斑斑。仔细一看，手心手背都布满了细细的血口子。之前一直担心触摸到病毒被感染，拼命洗手，这时才感觉到手上的皮肤已经像干枯的树皮！ 那天在机场待了六个多小时，只看见南航和韩国航空的值机柜台有乘客排队办理登机手续。首都机场往日每天约250架次进出港的国际航班，几乎被新冠病毒这只看不见的魔爪一扫而空。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到欧洲旅游成了诸多国人的首选，无论在每次我回国往返的飞机上，还是在我居住的法兰克福市各个旅游点，极目之处皆是中国的游客。南航以及其他往返于中国和欧洲各大城市的航班，疫情之前基本上是满座，而且90%以上是中国乘客。这次，我乘坐的航班虽然仍是中国人占绝大多数，但机舱内一多半的座位是空的，头等舱和商务舱空舱，前舱里也基本上没有人。候机时听一些旅客的交谈，才知道很多中国人都是因为欧美国家的航空公司停飞了，才转乘南航航班绕道荷兰，再从荷兰转乘欧洲或美国的航班前往目的地。后来在阿姆斯特丹，我确实没看到几个同机的中国人从那里入境。南航CZ345航班3月8号北京-阿姆斯特丹，载客量近300人的空客A330上，乘客只有100多一点吧，后仓坐满了大约三分之二，前舱基本上是空的动身前，我一直在关注各国从中国“撤侨”的新闻。据报道，各国从武汉撤离的人员，回国后都要首先检疫，有发热、咳嗽症状的，直接送往医院；没有问题的，政府安排隔离十四天。但是像我这样自费到中国的散客，回去德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未见报道。还有一点特别，我回德国不是直飞，要在阿姆斯特丹转机，那么，我会是在阿姆斯特丹被隔离，还是回到法兰克福才被隔离？就成了未知数。不过无论在那里隔离，我都做好了准备，也与国内的家人和在德国的妻子商量好了，一旦隔离，会马上联系大家，反正有微信，随时报告行踪，免得担心。回到德国，我最少要14天后才能回家，大家都深信不疑。起飞后不久，空乘小姐发放了一份简单的健康状况申报表，让所有旅客填写。内容是航班号、座位号、有否新冠肺炎症状、有否接触过患者或疑似患者、今后14天内的联系方式。事后才发现，这实际上是我从北京到法兰克福这一路，唯一的一次新冠肺炎监控措施。本来以为飞机抵达阿姆斯特丹后，会有机场人员上飞机来检测体温、筛选有症状者。结果什么也没有。飞机降落前，空乘小姐收集了申报表格，到达后，所有乘客都正常下了飞机。在阿姆斯特丹Shiphof机场，凌晨四点半，百十个以各种方式“武装起来”的中国人走下了飞机。经过廊桥后，迎面站着一位机场引导，她面带微笑地看着这群用口罩、护目镜、防护帽、甚至自制的面罩严严实实遮住了整个面部的中国人，淡定自若没有丝毫诧异。南航的这个航班在荷航停飞后，一直单独执行北京到阿姆斯特丹航线的飞行，看来这位女士对中国乘客的各种森严壁垒的防护措施，已经司空见惯了。没走多远，我们这群蒙面“外星人”迎面碰到一群刚从一个荷兰航班下来的、连口罩也没有戴的“裸面”外国人 (没办法，为了和我们这群人区别，还是只能叫他们外国人)，擦肩而过，倒也没有人流露出任何惊讶。不过，我看见他们有人互相对视笑了一下。看来老外们都知道我们是来自疫区严防死守的中国人，相视而笑传递了他们的不以为然。估计只有我观察到了他们不以为然的细节，这个细节让我有了几分犹豫：此时的欧洲疫情还没有全面爆发，人际交往一如既往，有没有必要再戴着口罩呢？这样想着，我摘下了口罩。刚走了几步，又一转念：不是还有意大利吗？复戴上口罩。可是戴上口罩，走在不戴口罩的人群中，终归有些不自在，再次摘下来。前行几步，看见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外国女子也戴着口罩，噫！终于看见和我们一样的老外了，想来她们这么防护也是有缘由的，口罩又被我拉回正常的位置。来回折腾，不觉中就到了边检处，在这里口罩必须摘下了。也好，干脆就不再戴了。除去口罩，终于觉得自己回到了正常人群中。途径阿姆斯特丹往返法兰克福和北京，已是轻车熟路。尽管此时疫情已在欧洲出现，但我一直走到转机的候机室，都没有感觉到Shiphof机场与平时有什么两样：没有遇到任何检查，连体温也没有人来检测，之前想象的隔离完全不见踪迹。是不是荷兰并不在乎我这样没有走出机场的人，打算让目的地机场来处理？ 左图：3月8号早上4点多钟的阿姆斯特丹Shiphof机场。右图：3月8号早上9点多钟的法兰克福机场阿姆斯特丹到法兰克福的飞机，也算得上空空荡荡，在机舱里抬眼望去，乘客大约只有额定载客量的两成多一点。尽管其他乘客都集中坐在机舱的中部，我却循着惯性的心有余悸，在机舱最前边找了一个远离他人的位置坐下来。然而不知不觉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坐下后不久，进来了一男一女亚洲人模样的乘客，戴着我一路都没有摘下的那种医用口罩。看着他们，我心中竟然冒出一丝丝的不解：还有必要吗？好像忘了几个小时以前，口罩于我也还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性！飞机降落法兰克福，我终于回到了此时此刻还算安宁的德国，然而此时此刻，我的心态甚至整个人生角色，仿佛都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已经不再是稍有疏忽就可能被感染的无辜者，而是从疫区来的、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危险的潜在病毒携带者。我开始自觉地寻找传说中的机场隔离检疫区，没有。再细细查看有没有指示标牌，引导从中国来的旅客到机场的某个地方接受健康检查，没有。最后，我沿途双目四下搜寻，看看能不能碰到一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下机场检疫的程序，还是没有。一路找着不觉间到了海关，心想那就询问海关人员吧，海关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传说中设在法兰克福机场健身厅里设立的检疫区，据说是德国包机从武汉“撤侨”时回来的人，需要先在这里接受初步的检测。体温异常、咳嗽的人直接送到医院，一切正常的人送到专门的地点隔离14天。3月21日新闻报道，好像现在又在使用了出了海关，就是机场大厅，这里已经在机场的任何监控范围之外了，显然不可能再有对入境者的任何检疫措施，也不会再有什么隔离。按说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完全自由了，不过我却没有轻松的感觉，因为一直都深信，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应该有一点什么措施，防止病毒的输入吧。我当然不愿意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病毒携带者，但是一路行来30多个小时，而且多是在飞机的封闭空间里，感染的概率应该很大吧！回想起来，我在机场那么努力地寻找检疫隔离区，潜意识里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我指望在机场能有检疫的措施，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在进入德国的第一时间，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幸感染，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还剩下一个最后的指望，是机场的问询处。问询处的工作人员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听我问法兰克福机场是否有对抵达旅客的什么防疫措施，她的第一反应是问：你是不是有什么症状了？听我回复并无任何症状时，她显然不解：那你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想知道德国以及法兰克福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监控外来人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旅客，防止输入病例。她大概还没有回答这类问题的经验，只是继续不温不火地给我解释，是的，我们现在也在准备加强防护措施，航班上也开始对旅客实行健康监控，等等。听着她不疾不徐、对我却是无的放矢的解释，我知道在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了。突然记起在微信上看过一个视频：从中国到美国的人员，入境时会得到一本指导手册和一张体温监测表格，虽然可以居家正常生活，但需要连续14天在家里监测自己的体温。于是，我依样画葫芦，问：是不是有指南手册之类，可以让我这样可能的潜在染病者，知道自己该怎样应对。回答仍旧是没有。不过她告诉我，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可以到机场的医疗中心去咨询。其实这时我已经明白，机场不会对到达的旅客采取什么措施了。也难怪，3月8日我到那天，德国才只有800多例感染，0死亡，人们可能还没有真正警觉起来。不过，为了正确采取相应措施自我保护和保护别人，首先是保护家人，我还是决定到机场医疗中心去咨询一下。机场医疗中心，应该是处理发生在机场范围内各种可能的伤亡事故的急救设施，我想，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或许它也会对此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起码会对疫情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 左图：法兰克福机场医疗中心。右图：在家自我监测体温14天，自制表格医疗中心是一栋三层小楼，静悄悄的。除了门厅内值班处有两个工作人员，看不到任何医护，也看不到门外和室内的墙上有什么关于新冠病毒的通告。看来，除了泛泛地问一下，也不可能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了。果然，这次咨询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场没有任何信息量的闲聊。我：我刚从中国回来。法兰克福机场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监测和防控从中国来的潜在病毒携带者？我：我听说从中国来的人都要在机场检疫，决定是否隔离。我：那么你们有什么相关的资料，比如一本手册，指导到达法兰克福的人怎样正确防护自己和别人？答：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你正常生活就行。发现了症状，就去找你的家庭医生。感觉到他们对防止新冠肺炎实在是太漫不经心，我就问：在德国人们难道不怕新冠肺炎？我彻底服了。只好没事找事地问：你能告诉我德国现在有多少确诊病例了？我花了比以往从出机场到乘地铁回家翻倍的时间，寻找那个神秘的检疫或隔离区域，一无所获。以致国内的弟妹们都非常担心，他们算飞行时间早就该到了，却没有我的任何消息，各种心惊肉跳的猜测，纷纷涌现出来。最后的结果是，我就这样从疫情严重的中国，自由自在、心中却压了一块大石头一般，回到了德国家中。此后，只能按照我知道的办法，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每天早晚两次监测自己的体温。左图：法兰克福市中心商业步行街Zeil，往常人头攒动，如今空空荡荡。右图：我家楼下的儿童游戏场，现在根据禁足令被警察封闭了如果我是在今天 (3月22号) 入境德国，想来就会是另一番情景了。从3月8号到今天，半个月不到的时间，德国的病例激增到23743人，死亡92人。这个数字每天还在快速增长，把政府和民众都吓傻了。几个疫情严重的州率先发布了禁足令。今天联邦政府与各州州长讨论后，在已经实施的限制措施之外，又增加颁发了9条防止瘟疫快速扩散的行政措施，包括禁止三个人以上的群聚，亲友间的各种家庭聚会也要尽量避免；取消一切公众群体活动；关闭所有不能避免近身接触的店铺，比如理发店、健身房、书店之类；规定人与人之间在任何场合必须保持至少一米五的距离，出门到户外最多只能两人同行，等等。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医疗系统保持着正常运转，死亡率也还较低。法兰克福机场，以往每天起降航班2000个左右，现在只剩下几十个了。航班停飞，往日拥挤的西北主跑道现在改做临时停机坪了蒋蓉：我的"疑似"惊魂与疫中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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