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钩沉丨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
作者简历
陈侃章大学时期
陈侃章，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吴江年谱》《古往今来说西施》等著作。
恢复高考，
邓小平与华国锋
的定位和作用
作者：陈侃章
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精装和平装封面
前些年，看到《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一文，笑笑而过。意想不到的是此文竟跨越时空，通行无阻，网络传播愈来愈广，标题党的色彩愈来愈浓，吸睛的程度一浪高过一浪。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有些信以为真，随之起舞；有些困惑不解，月迷津渡。对一些历史大事，提出不同看法本属正常，抒发己见，也应允许。但写重大翻案文章应持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猜测推理，更不应编造史据为文章服务，这也是基本底线。此文立论夺目强势，毫无根据地说“恢复高考，邓小平既不是提出者，也不是拍板决策者，而仅仅是个支持者”。邓“是贪天之功”。对这种离谱之论，本文查找到当时所产生的相关文献档案资料，正本清源，让客观事实说话，邓小平、华国锋在恢复高考中各有他们的历史定位和作用。
《教育与考试》2020年第1期陈侃章《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文章首页
该文首先说：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同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从时间上看，推迟高考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政文革和通过工作组控制高校的时期，对推迟高考负有领导责任，这也是邓小平虽然后来支持恢复高考，却对当年推迟高考没有垢（诟）病的原因。”“邓小平1966年参预（与）决策取消高考。”
该文在想象的基础上，又编造出论据。似乎这样论点、论据都有，逻辑上就成立了。然而即使再严密的逻辑也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查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根本没有什么刘源的信，显系编造。这天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时，配发了北京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6月6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6月11日响应女一中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倡议书。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宣布“文革”开始。5月31日，陈伯达以中央名义率工作组进人民日报社，夺了《人民日报》的权。5月28日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大权在握。刘、邓其时虽仍任职，但已无力行使职权了。
6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说：“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①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刊《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
《人民日报》6月18日以社论形式，要求废除现行高校招生办法。7月24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取消考试，实行推荐。自此直至1969年，高校停止招生整整四年。高校推迟乃至停止招生，是“文革”初期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当时高校的招生和教育，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前就有相关谈话：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说：教育“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②
毛泽东1964年7月5日对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③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召集吴江、龚育之等哲学工作者时谈到：现在大学的文科教学没有什么作用，所有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人员、学生统统都要下乡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一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④
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垮了，真是害死人。”⑤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刊《向毛主席表示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为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加按语中，公布了毛泽东在7月12日所说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⑥毛泽东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招生要“从有实践经验中选拔”学员入学。这段话（即“七·二一”指示）成了1970年以后“文革”时期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最高纲领，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才停止。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1970年6月27日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这一年，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在局部地区开始试招具有二年乃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工农兵学员。⑦
把“文革”时高校延期招生并停止招生工作归咎于刘少奇、邓小平，真是想象力非凡。至于说：“这也是邓小平虽然后来支持（作者用了‘支持’）恢复高考，却对当年推迟高考没有垢（诟）病的原因”。这子虚乌有之论，不知从何而来，依据何在。
另外，该文还有错误，或者故意混淆了不同概念。其一，说1970年没有招生，这不是事实，工农兵学员招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其二，说工农兵也有“文化考试”，这是偷换概念。1973年的招生工作意见有“文化考查”一项，但不是“考试”，二者内涵不同，且注明“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试验”，让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就行了。即或文化考查这种宽松的试验，也出现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毛远新借此大做文章，所谓的考查试验这一点缀，也烟消云散了。其三，说“文革”前也有政审，这确实有，且到六十年代中期时，政审也趋紧。但相比“文革”时招收学员要求“党团化”、“赤贫化”，纵查祖宗三五代，横察“七大姑”、“八大妈”，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故而1977年恢复高考对考生政审的大大简化，社会上欢呼雀跃的场面就可以想见了。
1.关于恢复高考的时段界定。
恢复高考于1977年8月上旬全国科教座谈会酝酿初定，到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正式向社会公布实施，前后仅两个半月时间。江湖庙堂紧密互动，形成历史合力，迅速将大学招生从“推荐入学”扭转到“考试入学”上来，从而引起各行各业的呼应，风气为之一振。如果稍微上溯下沿，从1977年7月23日、7月29日邓小平找相关人士谈话时已讲到大学要凭考试入学，要考虑取消高中毕业生劳动二年开始，直至1978年4至5月份，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为恢复高考补课，对上一年的高校招生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国务院6月6日批转教育部所报招生工作意见为止，历时一年稍多。恢复高考制度从此步入正常轨道。
这个历史时段，产生了一系列的领导人讲话、会议文件、简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文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批示，还有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方毅（不同时段有不同职务）等负责人的讲话。恢复高考决策程序有条不紊，清晰有序。从这批原始文献资料看，邓小平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并领导恢复高考毫无疑义，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也全力赞同支持恢复高考，中央核心层一路绿灯。一时的阻力恰恰来自于教育部和一些资深教育干部，这既有当时大背景的原因，也有认识过程的问题，关键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依然在惯性运行。有些阻力不一定是对峙，解除了某些“金科玉律”的约束，冻结的思想就冰雪消融，一通百通。
2.邓小平以党中央副主席身份分管教育和科技，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他具有重要的决定权。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我出来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⑧3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主席华国锋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⑨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当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明确以后，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去见邓小平，刘对邓说：“大家都很高兴”，邓说：“我可是不客气的。”刘答：“那很好。”刘向邓反映了“两个估计问题”。邓嘱咐刘，先要暂时避开“文化大革命”，提出建国二十八年教育战线都是毛主席的路线占主导地位，他果断地否定了“两个估计。”⑩刘西尧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在1977年9月19日招生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敬爱的邓副主席，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大家知道，党中央决定一位副主席亲自抓教育，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⑾
邓小平座谈会照片
3.邓小平在8月上旬科教座谈会上拍板恢复高考是必然中的偶然。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是必然的。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还真偶然，可以说，没有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根本不可能。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听到与会专家要求尽快恢复高考的强烈呼声，便从善如流，一改原先准备一年后恢复高考的打算。这在1977年8月7日中科院、教育部所发的8号、9号两份简报上，都有披露。在6日这天会议上，查全性、何东昌、吴健中、王大珩、吴文俊、严东生、温元凯等要求尽快将推荐招生改成考试入学，并恳切呼吁今年不要再招不合格的大学生了。招生方式改变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邓小平在征求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意见后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⑿
邓小平这里所说“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是指1977年6月底至7月上旬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所写的《招生工作意见》。8月4日这天教育部将此上报国务院批转。报告的主旨坚持“文革”时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且这个《招生意见》稿事先请华国锋审阅过。邓小平当然清楚其中的经纬，但还是态度鲜明地责成教育部把文件追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为使重写的招生文件合法化，邓小平又要求教育部重新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就是1977年8月13日开始的第二个招生工作会议的由来。邓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座谈会上定下来的恢复高考意见通过合法的平台和程序出台文件。一般来说，禁锢是一点点冲破的，但邓小平不然，他要以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尽快冲破“两个凡是”。这个拨乱反正，事前没有大呼小叫，做起来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典型地体现了邓小平刚毅果断的领导风格。
邓小平1977年9月6日批转刘西尧报告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件手迹
4.邓小平认准恢复高考后，对教育部门所下的指示都是决断和结论性的。
邓小平1977年8月6日公开说：恢复高考“如果来得及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字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名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⒀
8月17日邓小平会见丁肇中时说：“我还想管十年科学教育。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要从中学选，也还要从生产单位选，大多数要从中学选。要改变大学招生制度”。⒁
8月18日，邓小平批准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这是经过考虑的，为了保证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然后将自己的意见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余秋里、谷牧核示。以上几位领导，全部圈阅同意邓小平所提意见。⒂
恢复高考需要时间，出台政策需要程序和平台，几千万学子在急切等待。邓小平这一举措，为该年恢复高考从时间上提供可能。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据此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邓小平1977年10月3日批转刘西尧报送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给华国锋的信手迹
5.邓小平以其坚定的意志力推动恢复高考，严厉批评阻挡恢复高考的相关部门负责人，甚至不惜采取组织措施。
1977年8月13日开始的第二次招生会议，直到9月中旬迟迟未决。邓小平了解到阻力主要来自教育部领导。9月19日，邓小平召集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⒃
对1977年恢复高考之举，还有这样那样的非议，这在1978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反映得尤其明显。为此，邓小平决定将这种议论向社会公布。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和记者述评文章，认为这种错误思潮和观点必须纠正。1978年5月17日所发社论更有直接措施：“思想整顿刻不容缓”，“组织整顿刻不容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刻不容缓”。三个“刻不容缓”，再次体现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坚定不移的意志和魄力。⒄
邓小平1977年12月31日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求报告》上的批示手迹
6.邓小平组织撰写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彻底为知识分子平反，使恢复高考名正言顺地推进。
“两个估计”是1971年4至7月间由迟群主持，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经毛主席8月13日圈阅同意，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如今要恢复高考，从理论、政策乃至行政程序上是避不开“两个估计”的。邓小平又一次发挥了跳出僵化意识形态，注重实际，多干少说的治国本领，一方面他要求教育部暂时避开“文化大革命”，强调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始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现在恢复高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他在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寻求批判“两个估计”的突破口。《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于9月15日以《情况汇编》（特刊628期）形式，报告了《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一一列出事实依据，揭露“四人帮”如何操纵出笼“两个估计”。邓小平看了以后，于9月19日找来了刘西尧等人，指出“两个估计”的来龙去脉。同时告诫教育部：“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⒅
在邓小平指示下，教育部党组决定由李琦（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挂帅，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教育部长刘西尧组织了五次党组扩大会讨论此稿，邓小平调胡乔木来，对文章的每一稿都审阅修改。11月13日，这篇批判文章送华国锋、邓小平审阅。14日，胡乔木对文稿又作了修改，15日再送华、邓。华表示不再看了，邓小平又审阅一遍，并于17日批示：“此稿可以发。”⒆《人民日报》11月18日第一版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长文。《红旗》《人民教育》同时刊出。新华社发出通稿，各省、市、自治区党报转载。解除了束缚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为全国教育战线平反，为恢复高考扫清了理论和政策障碍。
1977年9月15日，教育部长刘西尧代表教育部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作了总结。整篇讲话，都是华主席、邓副主席重视教育并列同提，没有主次之分。但谈到教育的政策方向问题时，刘西尧说：“根据邓副主席最近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为了尽快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高等学校的招生要坚持一部分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上山下乡及回乡的知识青年，一部分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党中央决定由一位副主席亲自抓教育，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邓副主席一再向我们作重要指示，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提出了今后奋斗的纲领。”⒇
刘西尧又说，“从教育部来说，我们一定要和同志们一道，根据邓副主席讲话的精神和国务院批准的招生文件，把今年的招生工作搞好……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明年召开教师大会，遵照邓副主席指示，我们正在组织全国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工作，组织全国高等学校理工科教材的编写工作，遵照邓副主席指示，教育部要抓好重点大学的工作。”“要向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和干部传达邓副主席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广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知道。”（21）
9月21日，刘西尧向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传达邓小平19日讲话时指出：会议认为“邓副主席19日重要指示是继8月8日重要讲话后，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击中了要害，说出了大家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这次招生会议能得到邓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是会议的最大收获。有了这些宝贵指示，不但招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整个教育工作也有了更明确的方向。邓副主席说，他抓教育要抓到底，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深刻的教育。”（22）
9月25日，刘西尧在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时讲话：“十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副主席对教育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高举和捍卫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思想体系，这是搞好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迅速改变教育和社会主义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的强大动力和武器。9月19日，邓副主席对教育工作和招生工作再次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教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对我的批评，要我不要拖了整个教育战线的后腿，要当动力，不要成为阻力……我诚恳地接受邓副主席的批评，并决心改正。”（23）在这个会议上，刘西尧公开检讨自己所犯错误，同时揭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一文是如何出笼的。
9月30日，教育部将1977年招生工作意见呈报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并写上：“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我部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经与会代表反复讨论，起草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意见》，会后又征求了26个部委的意见，基本取得一致。但在讨论过程中仍有两处看法不同：一，关于招生对象和条件，除应届高中毕业生外，部分同志意见，为了有利于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主张暂缓维护两年劳动锻炼的规定。部分同志主张去掉劳动锻炼的限制，写招收‘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至于应上山下乡而不上山下乡者不得报名。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二，关于普通高校是否举办‘社来社去’班的问题……”。（24）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0月13日，邓小平审阅人民日报宣传小组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邓小平同时将此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耿飚、方毅核阅。社论在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正式宣告，1977年起大学恢复高考招生。
刘道玉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四、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赞同支持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意见
1.在恢复高考问题上华国锋没有坚持“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经华国锋批准发表，“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华当时的“政治态度”。然而在恢复高考这个重大事件上，华国锋并没有坚持“两个凡是”。
其一，1977年6月29日至7月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晋祠召开，在教育部长刘西尧主持下，会议依然沿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体现之一。这个文件曾在会前送华国锋审阅认可。虽然与会者对这个文件稿意见极大，但教育部钦命在握，基本上没有吸纳会议意见作修改，并于8月4日将招生工作意见上报国务院审批。8月6日，邓小平听取查全性等专家意见后，拍板恢复高考。8月8日，邓小平就恢复高考又作系统讲话，同时责成教育部将已报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意见”收回，并要求教育部重开招生工作会议，重写招生工作意见。对于邓小平这种重大决定，华国锋不但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而且还自我否定，收回了他原先同意过这个报告的意见，这是难能可贵的。且在其后的行动中继续赞同支持邓小平所提出恢复高考的决定。
其二，恢复高考与推倒“两个估计”相辅相成；不从理论上、政策上推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恢复高考就难以深入。故而，1977年恢复高考遭到了不少非议，在1978年4月下旬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反映得尤其明显。对于这些声音，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当然听到，并为此作出了相应的指示。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方毅，在5月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对华国锋和邓小平相关的指示作了传达。方毅说：“这次教育工作会议，华主席、党中央非常重视。华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华主席要求我们这次会议做到澄清思想，明确方针政策。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集中阐述了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问题，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对今后工作关系很大”。5月4日，刘西尧在会上又说：对于恢复高考之事，“去年10月5日华主席指示，先就这样定下来，然后再不断总结经验。”（25）
其三，为从理论上、事实上彻底批倒《纪要》中的“两个估计”，邓小平责成教育部组织写作班子，又请胡乔木修改把关。经多次修改，写成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华国锋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在上面已经提及，此不再展开。
从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恢复高考上并没坚持“两个凡是”，而是顺应时势，赞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高考改革举措，这值得书上一笔。
2.华国锋及时召开并批转邓小平要求政治局讨论恢复高考事项。
自邓小平8月召开“科教座谈会”以来，许多涉及全局性的大事需要政治局讨论，在邓小平报送给华国锋的同时，也报送给时任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其他领导。华国锋都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及时召开会议研究或及时批转，因为中央文件的出台必须集体讨论后才可发出。当恢复高考遭到非议时，华国锋旗帜鲜明地要求有关部门澄清说明，这在前文也有叙述。
3.华国锋及时会见出席全国招生会议的代表。
1977年9月25日，华国锋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等代表，以示对恢复高考工作的支持。
《人民日报》1978年5月24日《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
邓小平虽就恢复高考作出了许多指示和决定，但个人的话不是政策和文件。在领导恢复高考过程中，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按照程序报请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决定。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后下发文件，各地执行。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事，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转化成文件的。这种必要的行政程序，即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依然如此。
当时中央政治局由五名常委组成核心决策层，分别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华是主席，其他四位都为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在恢复高考一事上，邓小平与华国锋观点一致，是一致行动人，五位常委也都一致同意。尽管如此，从领导分管和所作系列工作来说，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最资深的领导人，在教育领域大刀阔斧，冲开阻拦，拨乱反正，领导恢复高考，提出决策意见，这是历史事实。当然，这个重大决策，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全力赞同和支持，也功不可没。但有的文章，仅根据领导架构和邓小平相关事宜的报送程序，说恢复高考是华国锋的决策，邓小平仅仅是恢复高考的分管者和支持者，显然偏离和割裂了历史事实。至于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模糊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是贪天之功”这种高帽似曾相识，那种“文革”的思维和语言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代人。
以上这些文献档案是历史的实证，清晰地说明恢复高考之路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崇高威望，为恢复高考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毫无疑义，这些影响深远的全局性决策，将永载史册。
《教育与考试》2020年第1期封面和目录
（本文选自《教育与考试》2020年第一期和《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新三届的故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