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1985年本文作者在旅顺
李庆曾，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高中毕业后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77级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业问题研究，1988年被社科院特批为副研究员。1989年移居澳洲前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任副社长，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后为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MBA。
不久前发现孔夫子旧书网在拍卖我在1988年所写的一封信函。这是一封我代表“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下称研讨会)给“中国农经学会”的卢文同志的回函。卢文当时的身份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的主任，也是中国农经学会的秘书长。时隔30多年，信函中所提及的事情，我已经印象全无，甚至记不得我曾经写过这封信。这封信共4页，其中三页正文是我的手迹，另一页名单附件是农业部政研室主任郭书田的手迹。我用的信纸抬头印有我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这都证明此信出于我的笔下无疑。
本文作者代表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起草的信件
该信函的内容表明，当时我和卢文同志通过电话联系，就有关研讨会作为“中国农经学会”的二级单位进行活动一事交换了意见。卢文同志来函就该研讨会是否挂靠在中国农经学会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于研讨会的几家发起单位都同意挂靠在农业部，而且何康部长也做过“同意”的正式批复，所以不好更改。我作为研讨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室负责人，按卢文同志的要求，正式回函给中国农经学会的唐志发同志说明情况。这封我书写的，但早已遗忘了的书信的再现，使我渐渐回忆起了30多年前参与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工作的一些经历。农业部原副部长高鸿宾自小就喜文弄墨，后经过师大中文系的系统学习，分配到农垦部后没少给领导写发言稿和文件。期间，自己也时不时写一些有关农村经济方面的文章，这样既留存了自己的调研成果，又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由于乐此不疲，早早就练就了一支好使的笔杆子。1984年初，在农垦部做副部长秘书的高鸿宾调到了农牧渔业部政策研究室五处任副处长。来到政研室后他发现，在农业农村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少能听到农业部的声音。这与当时热火朝天的农村改革形势不相适应，也与作为全国农业生产主管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的职能不相符合。因此他提出，农业部应当积极参与农业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把提高农业经济政策制定的话语权作为政研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政研室主任郭书田的赞同和支持。高鸿宾认为，要取得农业部在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话语权，除了依靠现有的政研室的人员外，还应当汇集各个方面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于是，他把目光也转向了近年来在农村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人的身上。通过组织全国性的农村经济研讨会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汇集社会各界有志于农村改革的专业人才，再通过对于农村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的交流研讨，从而在思想碰撞中形成贴近实际的农业农村政策来指导实践。他的上述想法，得到了人民日报农村部的副主任刘允洲，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高以诺，农科院农经所所长牛若峰等人的一致支持。这样，由上述四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农村经济研讨会首次会议，于1985年6月在旅顺召开。当时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即后来的政策法规司)的主任是郭书田，郭是这个研讨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这次会议和以后的历次会议，都是在他的亲自领导和直接组织下召开的，研讨会的重要成果也都是在他主持下形成的。这次会议的直接组织者和具体审稿人是农业部政研室的高鸿宾、张文宝和农科院农经所的陈健。他们从征集到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业农村经济工作者的数百篇论文中，经过细致的筛选，最后选出了近百名正式代表参会。再加上媒体及有关部门领导，会议规模在100人以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罗小朋、宋国青、高小蒙和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采取集中讨论与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规定：无论大会小会，任何人的发言时间一律不得超过15分钟。通过举黄牌提示、举红牌终止发言的方式，大大节约了时间，提高了会议效率。就连当时中央农研室的姬业成同志也被执行纪律，一时传为改变会风的佳话。这次研讨会在会风应当体现中青年雷厉风行的特点方面开创了先河。会议得到了辽宁省委书记孙维本，大连市政协主席任国栋、市长魏富海的大力支持。一些农经界的老前辈，包括中国农经学会理事长蔡子伟，副理事长王耕今，农业部原副部长刘西庚等到会并讲了话。
后排左数第六是本文作者
研讨会的第二次全国会议于1986年9月在苏州召开，具体会务组织安排由农业部政研室的李炳坤和张文宝负责。时任农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刘济民正在苏州挂职锻炼，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这样就为这次全国会议的召开打开了方便之门。农业部的两位老部长边疆和刘锡庚到会并讲了话。正式参会的近百名代表，就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充分交换了意见。会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的特点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全国中青年农经理论研讨会侧记》，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1987年第1期。1987年后，这个研讨会的组织框架进行了调整，扩充为由六家部委共同发起。他们是农业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挂靠的上级单位仍旧是农业部。研讨会的组织形式确定为秘书长负责制。六家单位各派出一至二位代表组成秘书处。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常务副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研讨会首届秘书长是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刘允洲，后来刘的工作岗位调整到报社总编室，研讨会秘书长则由经济日报农村部的主任高以诺继任。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除了每一两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外，也经常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大家就当前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研讨。既然是观点的交流，肯定会有不同意见的交锋，出现与官方主流声音不一致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在一次秘书长的例会上，郭书田建议，基于研讨会的性质，把负责研讨会日常工作的办公室从作为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业部，转到作为学术研究单位的社会科学院比较合适。会后，我向我们所长王贵宸汇报工作时谈到了郭书田的建议，王贵宸完全同意郭的建议。这样，研讨会的办公室就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工作就放在了我当时所负责的农村发展所的经济体制研究室。我被指定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研讨会的日常工作。这就是我前面提到孔夫子旧书网所拍卖的，我代表研讨会起草的，给中国农经学会的那封函件的大致背景。信函的内容就是正式向中国农经学会提出申请，把研讨会归为中国农经学会的下属单位从事活动。这份函件还附有郭书田起草的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和各副秘书长的名单。秘书长高以诺（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常务副秘书长李庆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研究室副主任），副秘书长高鸿宾（国家扶贫办副处长）、周彬彬（农业部政策法规司五处副处长）、蒋中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果处处长）、谢杨（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办公室副主任）、刘允洲（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付）、陈凡（中国农科院农经所）。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改革起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双包到户)是这次农村改革的主旋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国众多的双包到户的发源地之一。针对这一源自农民的创造，理论界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当时，全国还处于粮食供应的紧张时期。双包到户不仅给农民，而且给国家也带来了粮食增产的实惠。在1982年1月1号的“中央1号文件”中对包产到户等经济形式正式予以肯定。双包到户的推行解放了生产力。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至1984年的4.07吨。但是，自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对于这种形势如何判断，成为理论界和中央领导部门聚焦的问题。1987年在蓟县召开的研讨会全国第3次会议，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的。这次研讨会有来自全国的60多位中青年农业和农村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参加。6个发起单位也都派出了相关的领导到会。当时朱厚泽同志刚从中宣部调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做副主任不久，他作为农研中心的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被安排为第一个大会发言。发言的中心是对杜润生同志把1985年后粮食供应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紧张的状况归结为消费超前的官方主流说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供需矛盾的关键点并不是消费超前，而是生产滞后。我在台上发言，刚讲了一个开头，说当前社会上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1985年后出现的粮食供应的某些紧张的状态是由于消费超前。并进一步提出，粮食短期的供不应求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消费超前，二是生产滞后。我在台上发言的话音未落，坐在台下首排中央的朱厚泽同志马上接话说： “消费超前的提出是错误的。”作为国务院农研中心新上任的副主任，也可以说是杜润生的副手，在全国性的农业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与顶头上司完全相反的意见，让我十分惊愕。这在台下也立刻引起了骚动。
1987年涿州会议，前排居中者为朱厚泽
我们社科院属于国务院的咨询机构，学术气氛比较浓，科研管理也相对宽松，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的碰撞习以为常。我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并不为过。但是，国家行政机关就不同了。国家行政机关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条件下的首长负责制。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对于行政首长的指示或声音，作为下级来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保留意见也要执行。因此厚泽同志在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上，公然提出与杜润生同志截然相反的意见，公开反对杜润生同志所提出的消费超前的有关论断，确实让我十分惊讶。不久，朱厚泽同志从作为政府机构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又被调到作为人民团体的全国总工会工作了。他的再次调动，是否与他发出了与行政首长不同的声音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它调动的曲线耐人寻味: 党的喉舌—政府机构—人民团体。我最后一次见到厚泽同志是在1994年12月。这是我自1989年到澳洲后第一次回国，也使我有机会和当年一起工作的许多老友再次相聚。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是人民日报的蒋亚平，当时他正在创办人民网。他和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的刘允洲、吴长生、陈健等都是这个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除了蒋亚平外，参加此次聚会的还有朱厚泽，郭书田，刘允洲，高以诺，高鸿宾，周彬彬，陈健，陈凡等。这些人都是当年研讨会一起工作的老相识、老朋友。当时厚泽同志早已离开全总，在家闲居。当时看起来气色很好，一如当年，谈笑风生。在聚会当中，厚泽同志详细询问了我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向他讲述了在大学工作期间，由于顶撞领导被穿小鞋的经历。厚泽同志大笑不已，说我们是心有灵犀。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研讨会的另外两位副秘书长的明确支持。一位是国务院扶贫办的高鸿宾(后为农业部副部长)，另一位是农业部政研室的周彬彬。研讨会后，我们三个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认识自1985年以后形成的农业生产的新形势，研究农村进一步改革的出路。经上级领导批准，我们三人组成了“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增长课题组”，目的是对当时农业生产形势进行研判，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从而将农业生产重新引入高速增长的轨道，系统的提出我们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三人早在1987年1月，以个人联名的方式在《经济日报》上接连发出“形势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常规增长抑或发展迟滞”、“消费超前抑或生产滞后”等三篇文章。对当时官方的主流基调全面的提出了挑战。文章发出正值一年一度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省的书记和负责农业农村工作的主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我们的文章在会上引发了热议。一天我正在所里上班，副所长陈吉元来到我们研究室通知我，社科院办公厅接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让我立即到京西宾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汇报。当时所里还指派了蔡昉（现社科院副院长）作为我的助手和我一同前往。蔡昉和我同在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他比我晚一届，年龄也比我小七八岁，当时是所里的一般研究人员。蔡昉当时并没有参与我和高鸿宾、周彬彬所组成的课题组，但是他的观点和我们相近。当我们赶到京西宾馆时，才知道杜老他们也邀请了高鸿宾和周彬彬前来汇报，但他们二位并没有到会。后来得知他们之所以没有到会，是由于郭书田主任的阻止。很明显，农业部政研室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国家的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唱对台戏的话，那结果会是什么，可想而知。因为当时杜润生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领军人物，其身份不仅仅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且也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无论杜老的资格还是所处的位置，都要比农业部的部长高出许多。当日，杜润生同志委托农业部的老副部长李有九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的所长陈锡文，听取我们的汇报。我是初次见到李友九，但对此人早有耳闻。他的资格很老，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是1930年代的老党员，当时刚刚从农业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是农业部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的顾问。我之所以知道李友九，并不是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而是由于在当时有关包产到户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之争中，他是中央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从包产到户刚刚出现，直到很多年后，李友九始终坚持己见。万里同志曾多次批评李友九，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实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都说服不了他。”但万里也表示：“这个人有个好处，不隐瞒自己观点，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是谁讲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李友九的这种坚持和执着，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确。显然，李友九反对包产到户，并不是任何人的意见或思想的影响，而是政见不同，这种固执己见不仅仅出于政治信仰，而且也来自于他自己的工作实践以及对真理的追求。(参阅赵树凯:《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2期)对于这样一位老同志，能够在政治观点上如此执着，使我由衷的钦佩。听汇报的陈锡文可以说是我的老相识。他大约与我同时在1980年的年底开始参与“发展组”的活动，也是发展组较早的成员之一。他是人大农经系78级毕业生，年龄比我小一两岁。和我一样，他最初也并不是发展组的核心人物，但他本科毕业后直接留在了发展组工作，由于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谦和的为人处事态度，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建立起来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的主要领导，后来又进一步升任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我们汇报过程中，李友九和锡文也经常插话，有时也会对我们的汇报提出些质疑。汇报大约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后锡文送我们出来握手道别。汇报会后，高鸿宾、周彬彬和我又写了题为“常规增长，抑或发展迟滞——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判断”一文，进一步阐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增长问题课题组的名义，发表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此后，陈锡文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上，以“中国农村经济从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为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杜润生同志提出的常规增长的论断，也是代表官方对我们不同意见的正式回应。随后我们又写了“农村改革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对陈锡文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该文以“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增长课题组”的名义，发表在《农村金融研究》1988年第6期。我们三个人的这个课题组由农业部牵头，所以在外界看来，一边是农业部，另一边是国务院农研中心，这两个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中央部门对当前的农业形势的判断，以及下一阶段农村改革的要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这无异于对杜老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不久，作为农口领军人物的杜润生，对当时的农业部长何康打了个“招呼”，说农业部管生产，政策由我们来管吧。何康部长把杜老的意见转告给了农业部政研室的郭书田，这样也就终止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是从1985年开始参与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的活动，到我在1989年6月出国的5年间，研讨会一共组织过上述三次全国性的会议。就会议规模来说，1985年旅顺会议和1986年的苏州会议的规模较大，参会者都在百人以上。每次会议的参加者都通过向组委会提交论文，再经筛选后产生。很多当时与会的青年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央和地方各单位的领军人物。例如高鸿宾(农业部原副部长)、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陆贵生(农业部信息中心原主任)、刘福垣(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吴长生(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张红宇(农业部经管司原司长)、张文宝(农民日报原总编辑)、蒋亚平(土地报社原总编辑)、江夏(人民日报经济部原主任)、韩俊(农业部副部长)、蔡昉(社科院副院长)、顾益康(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等。记得由我经手最后组织的一次活动是在1989年5月底6月初。社会形势是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除了几位研讨会的秘书长以外，各主要发起单位还派了其他的代表参加。会议地点在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的会议室。会上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形势进行了讨论和研判，并做出了决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细节已经非常模糊了。我在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工作期间，郭书田、高鸿宾、周彬彬、陈吉元、蔡昉、韩俊等曾先后访问澳洲，也带来过一些有关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的后续信息。出国后，我原来担任的《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由张厚义接替，两年后韩俊又接替了张厚义的工作，并与蔡昉一起代表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承担起一些全国农村经济研讨会的后续工作。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自1985年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35个年头。时至今日，当年研讨会上意气风发的中青年人，现在多数都已退休。近几年我们还会时不时的搞些聚会。
左起前排: 高鸿宾、郭书田、许善达。后排: 张红宇、李庆曾、张文宝、陈健、张迪恳、高宽众、顾海兵
左起: 周彬彬、李庆曾、周猛、陈凡、高以诺、刘文璞、郭书田、许善达、张文宝、蒋亚平、高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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