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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1月1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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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父亲是萧铮先生 的得意门生 ——兼答《贵州田赋研究》 整理者有关李荫乔先生之疑 作者：李庆曾
摘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偶然发现了我的父亲李荫乔先生于1938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学习期间的毕业论文《贵州田赋研究》和与此相关的《实习调查日记》。这两部手稿都被萧铮大师收集在他所主编的《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中，其中《贵州田赋研究》被放在这部文献巨著的首篇。这足以显示萧铮先生对这位得意门生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父亲的这两部手稿共700余页，除少量表格外，全部为先父的手写公楷字体。这些文字展现出，作者是一位文字上有功底，学术上有见述，敢于公开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贪婪与卑鄙，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能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仁人志士。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平庸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序言 1965年我开始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读高一，第二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们班的同学抄了我家，除了一些瓷器以外，还抄走了齐白石送给我父亲的三幅水墨画。其中的一幅就挂在我睡的小床的床头，所以记忆颇深。记得那是一幅牵牛花图，画的上款上有齐白石的题字，内容大约是荫乔兄雅正等字样(白石先生比我父亲年长，但我印象如此)。另两幅分别画的是金鱼和螃蟹，细节记得也不是太清楚了。后来我在69年下乡，74年病退返城务工，77年参加高考在北京经济学院读完本科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续读了硕士和博士，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又在89年出国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做研究工作，时过境迁也就把这些住事抛在脑后了。
在国外工作生活了近十年，90年代末回国创业，直到2000年又在北京定居后才重新和以前的同学同事和朋友陆陆续续恢复了一些联系，这包括我下乡时的兵团战友，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同学，也包括我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时的老同事老朋友。只是在前几年，最后才和我读高中时的同学恢复了联系，这完全归功于我读高中时的同桌，她通过和我一起下乡的其他班的同学，偶然打听到了我的去向和消息，并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由于当时我们班只有我一人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样我自下乡后就渐渐的与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再见面时大家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老同学见面无非要聊起一些过去在学校时的往事，不免又提起了我家被查抄的事，也提起从我家抄走的齐白石的那些画，有的同学还主动对查抄我家表示了歉意。知道内情的同学还告诉我，他们把从我家抄走的物品送到我家胡同对面的交通部了，后来他们也曾查询过这些物品的去向，但是由于当时对于查抄物资的管理非常混乱，这些物品后来便不知所踪了。我对他们提供的这些细节始终并不知情。因此，在与一些朋友闲聊时，便当做谈资以半玩笑的方式提起过这些往事。
由于白石老人的书画价格这时已经不菲，而我家这一丢就是三幅，听者大都表示惋惜，可能因此也给一些听者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于是，不久前一位朋友一天突然在微信上问我: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叫李荫乔，怎么了？” 我反问。他说这两天在电视上看鉴宝栏目，其中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上面也提了某某某雅正等字样，由于鉴宝栏目上不时有齐白石的作品出现，但是画面上有白石老人送某某人的提字的反倒并不多见，所以他联想起了我们家曾被抄走的那些画，顺便问问我父亲的名字，以备查考。
当时正值全国新冠病毒疫情严重期间，大家都在隔离，我也闲的没事儿，在回答完这位朋友的询问后，随手就在百度上输入了我父亲的名字。
一，我所知的父亲： 铁蹄下的流亡者， 旧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新社会的建设者 用百度搜索是我的嗜好，也是我的强项。读物中读到的人物或事件，如果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些他们的细节或背景时会经常用到度娘。有时也在百度搜索栏上输入朋友或同学的名字以了解他们的情况。一般说来，在百度上我都能找到我所搜索对象的一些信息，只是多与少和难与易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用百度算起来大约已有十七八年了，可以说是百度的第一批的使用者，百度的成长和发展是我亲眼所见。从这个老朋友那里，我得到了不少我所想要了解的人和事的资讯，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生活常识，甚至是比较专业的知识。我用百度搜索，估计每年至少也有几百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在搜索栏上输入过我父亲的名字，我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因为他的一生忙忙碌碌辛苦操劳都是我亲眼所见，所以当然不会用上百度去查找什么关于他的事情。
详细的询问父亲的历史是我上高中时的事情。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名字叫郑红娘，好像是个干部家属，随她的丈夫从南方调到北京，暂时在我们学校落脚，做我们高一6班的班主任。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她就又调走了。记得郑老师是老党员，为人亲切慈祥。当时我在班里是学习委员，属于团组织的重点发展和培养对象。我在班里的表现深得郑老师的赏识，所以上高一没多久我就入了团。当时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大政策是有成分论，但是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按要求在入团前，我要向团组织如实交代我父母过去的历史。对父亲历史的比较细致的了解就是那时候的事。
父亲李荫乔于1909年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城的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商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随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迁到北平即北京，随着日本在中国侵略的深入，日本占领区不断扩大，国统区的地盘越来越小，为了躲避日本的侵略，他在七七事变后又不得不从北平跑到开封和西安，后又到南京的地政学院进修，再又随学院迁到九江和重庆等地，也在湖南贵州等地短暂停留。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在北平市地政局第三科也称为土地估价科当科长。1949年我出生前，他作为军政人员随傅作义投诚。解放后按照军管当局的要求在炮局的清河大队被集中管训3个月，以改造思想，查清历史。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地政系统是在CC系的掌控之下，而在地政系统中，他也算是一个中层干部，由于当时北平市地政局下属就是科，而没有处这一级，所以他这个科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长。而且他在30年代就加入了国民党，所以他被怀疑为是CC特务。
据资料，CC系是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系，其代表人物是陈果夫和陈立夫。CC系的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其中，中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控制的特务机构。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特务组织的原始机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的党务调查科，它成立于1928年2月。中统的工作重心是对内，即对国民党党内和政府内进行监督控制，打击一切渗透到党政机构内部的异己分子和赤色分子，同时对社会上的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因为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国民党的各级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的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而我父亲尽管早年参加国民党，但既未从事过任何党务工作，又未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担任过任何职务，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国民党员，所从事的仅仅是有关土地管理，土地利用，土地规化等方面的业务及行政工作。由于没有他参加特务组织的真凭实据，管训结束时没有给他解放前的历史下任何定论，但是说他有特务嫌疑。“特嫌”这一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他相伴多年。
文革初期，父亲被他所在的单位剃了阴阳头，当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了批斗，然后又把他遣送到原籍辽宁省岫岩县农村，由当地群众监督进行劳动改造。文革后平反了，工资也全部补发了，大约有一两万元。70年代末期的一两万元对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他在农村劳改所在地的县长专程来家看望，还带来了几件当地出产的岫玉雕件作为礼物，另一个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来化缘，至于父亲贡献了多少来支援家乡的建设我并不知情，但知道县长一行满意而归了。父亲的退休单位是北京市雪花电冰箱厂，他在那个工厂的财务科做了20多年的成本会计，据说号称李大拿。可能是说他的手伸的特别长，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他都管。也可能是说，别人干不了的会计上的活儿他都会做的好好的。这样一直工作到他退休。1998年父亲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总体来说，父亲在解放前的经历有些曲折，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他流离失所，但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总还是衣食无忧。日本投降后，他虽算不上什么接收大员，但毕竟在北平市地政局做了一个科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因此在我的意识中，他在解放前是为国民党政府效力，应当是一个旧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解放后，他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清社教等历次政治运动都平平安安，除了文革时受到冲击外，他一直在为一家八口人的生计而奔波，平淡的生活和劳累都是我亲眼所见。生活中的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平时话不多，除了安排我们做些事情外，与我们很少交流，对于他以前的经历更是很少提及。他的性格急躁，养花是他唯一的嗜好。自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每天都要骑着那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奔波于交道口的家到呼家楼工厂之间，一趟要骑40分钟，风雨无阻，一进家门就喊累是常有的事。说他为了工作也好，为了生计也罢，总之他把所学的知识和大部分精力用在了他所从事的会计的工作中。一路走下来可以说他在政治上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因此说他是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也是确定无疑的。
在我的潜意识里，想当然的认为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和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百姓一样，不会在互联网上留下什么痕迹。因此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百度上去搜一搜他的什么。 二，我不曾知道的： 贵州人不会忘记的 《贵州田赋研究》 当我回答完朋友问我父亲的名字后，可能是在疫情期间在家闲居无聊，也可能是在冥冥中什么在提示我，于是鬼使神差的随手在百度的搜索栏上输入了李荫乔三个字，网上弹跳出来的结果是我所料不及的。因为展现在我眼前的有关他的信息竟有七八条之多。这一搜索结果让我非常惊讶。于是我进一步顺着搜索到的线索继续查询，便有了后来的更惊人的发现。
通过对查询到的内容进行清理，我发现有关父亲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一部专著《贵州田赋研究》［1］和一本《实习调查日记》［2］这两个出版物上。网上还显示，这两本书都没有经过排版，所以不是印刷体，而是父亲的手迹原稿的复印件，是竖行书写的繁体字的行书或楷书，而且是半文言半白话文，这大概是当时流行的正规文字的表达方式吧。这两本书的前者是546页，后者是132页。两本书最初都是被编辑在一部文集中正式出版的。这部文集的名字是《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文集的主编叫萧铮。查询后得知，此人当时的身份是父亲所学习的那个地政学院(系)的主任。 ［1］李荫乔:《贵州田赋研究》（M），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v.1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十六年版，第1-546页。 ［2］李荫乔:《实习调查日记》（M），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v.184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十六年版，第89746-89878页。 萧铮在这部文集的出版总序中是这样介绍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地籍调查。中央政治学校专门成立了地政学院，招考大学毕业生之有志于研究土地问题者入院研究学习。学员于第一年基本学科学习完毕后，即派往各重要地区进行三个月的实习调查，返院时须呈缴调查实习报告，由各教授分予审阅，并命其以所获得之实际资料为研究论文。这样先后九年间，共派出调查学员168人，形成论文166篇，论文中关于各省县市田赋研究者36篇，土地整理者22篇，调查报告178篇，点涉及了19个省，180多个县市。均收取其当地实际情形及其重要文书，存于报告中。
这些资料说明，父亲就读的这所地政学院共存续了九年。在这九年间，他们先后共派出学员168人，奔赴各地进行与土地有关问题的调研，作为学员的毕业调查实习，要求学员在此基础上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从而积累下一大批翔实的土地管理利用，土地整治规划，土地权属和田赋制度等方面的调研资料和研究成果。萧铮先生把自己的学生，在1930年代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毕业论文，及相关文献编辑起来，于1977年由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和美国中文资料中心联合出版，便构成了这部由萧铮主编的全部为手写恭楷字体的文献巨著。
关于萧铮，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萧铮(1905—2002），字青萍，浙江永嘉县人。近代土地学之父。民国扶植自耕农运动的倡导者、领导者。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是韩国建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历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系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部政务次长等职。其主要活动包括: 1932年创办中国地政学会，在1947年将其改组为土地改革协会，任理事长。1940年创设中国地政研究所，任董事长，兼任亚洲土地改革及农村发展中心董事长、土地改革纪念馆董事长、《土地改革》月刊发行人。1949年赴台湾之后，参与指导土地改革运动，对台湾农业发展贡献良多。是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受聘总统府国策顾问。2008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了萧铮助学金以表示对这位巨匠大家的尊重。其主要著作包括: 《平均地权之主要理论体系》，《土地改革之理论与实际》，编有《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等。
由萧铮主编的这部文集共计200册，约6000万字，被学界公认为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近代土地问题的最重要的史料文献，被海内外学界视作无价之宝。而这本文集的首篇的题目是《贵州田赋研究》，作者就是我的父亲李荫乔。
萧铮做为地政学院的创始人，又是研究近代土地问题的巨匠大家。为什么会把父亲的论文收为首篇呢？是否是偶然为之呢？
我查了一下，地政学院先后九年间共派出调查学员168人，父亲既不是第一期学员，也不是最后一期学员。因此，父亲的论文在这100多篇毕业论文集中被放为首篇，应该不会是萧铮先生的无意之为。众所周知，一个论文集的首篇通常是这个文集中分量最足的东西。而萧铮作为民国时期的土地学科的奠基人和先导者，由他主编的文集中把父亲的毕业论文放在首篇这一醒目位置上，可见父亲的研究成果在这部文集的200篇的文献中是出类拔萃的。这样看来，作为系主任的萧铮把自己得意的门生的毕业论文放在文集的首篇，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查询并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使我感觉到了父亲的这部专著的分量。在萧铮先生主编的这部文献巨著中，父亲的研究成果被放在首篇这一发现，着实让我瞠目结舌，使我不得不对父亲的学识及文字能力刮目相看了。
通过网上搜寻我还进一步发现，父亲的这两本著作不仅在台湾出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在近些年将近现代有关贵州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重新整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包括了《贵州田赋研究》这部专著。
整理者在2011年还专门为《贵州田赋研究》这部著作撰写了整理前言。前言中除了详细介绍了中央政治学院地政学系在30年代派学员赴各地调查形成论文，后由萧铮先生将这些论文及相关原始资料编撰成书并出版的来龙去脉外，整理前言还指明:《贵州田赋研究》就是这套丛书的首篇。 “关于作者李荫乔，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萧铮在序言中还说，学员们实习调查回来之后，‘又一年始得卒业，分发各省工作。’《贵州田赋研究》成于一九三八年冬，李荫乔也当在一年后分发，尚处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几十年过去，查不到战乱之时一个人的踪迹，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不足为奇。不过，这些实习调查报告，对保存贵州那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珍贵的资料，贵州人不该忘记他们。”〔3〕
父亲的书是1977年在台湾出版的，按时间推算，那时也许他刚刚从农村劳改回到北京，也许还没有被解放平反。当时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还未开始，闭关锁国的中国得不到台湾的出版信息实属正常。父亲是在1998年去世的，这是在他的著作被出版的20多年后。他作为本书的作者，对此事仍旧并不知情。自己的著作被出版，著作的价值被世人肯定，而作者本人却丝毫不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这确实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这应当是父亲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遗憾！但是金子总要发光，父亲的著作并没有被浩瀚的历史所埋没，他的著作不仅被出版了，其学术价值还得到了海内外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作为他的子女我们十分欣慰，我们为父亲的学术成就而自豪。
父亲从1931年他22岁时随东北大学南迁，到1949年他40岁这18年间，中国始终处于外患内战的动荡之年，他虽然始终颠沛流离，但仍旧刻苦学习，自立自强，实属不易！更何况还养活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他留给社会的重要贡献吧。1940年代末他在北平市地政局做的那个科长，我看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无足挂齿，反倒是他在地政学院学习期间的毕业论文，应当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处。他的这一得意之笔被后人当做重要的史料记录下来，并给予“弥足珍贵”和“贵州人不应当忘记他们”等极高的评价，这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三，我不曾知道的 《实习调查日记》之一： 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 由萧铮先生主编的《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中，除了收集了地政学院的学员所撰写的100余篇毕业论文外，也收集了一些与这些论文有关的调查日记，其中也包括了父亲的《实习调查日记》。
父亲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从1938年6月底离开重庆辗转数地到达贵阳，7月1日开始在贵州省财政厅进行毕业调查，到9月20日完成调查，离开贵阳返回重庆其活动的全部轨迹。这几十天日记的每一篇，都详细记载了他的日程安排和调查结果，同时在有些篇中还记录了当时的主要战况。
1938年正值侵华日军的强胜时期，七七事变后，日军一路南下，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6月6日开封失守，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国大片大片的领土沦丧，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残喘人生。
父亲在1938年7月27日的日记中对时局进行了这样的记述。 原文如下： “據本日報載: 月之二十六日，九江近郊混战，情况不明等语觀测，甫别半載之九江，恐已歸淪陷矣！溯自故里淪亡，負笈燕市，汴梁卒業，金陵投考，返西京經武汉，離廬牯而止沚江，復来筑市，曾幾何時？故處多以失陷，往事不堪回首。然處此生死関頭，存亡决諸最後之期间，一城一地之失，誠無損于大局。所可慮者，厥为已失領土上之人民，强爲敵所用耳！”［4］ 父亲在这篇日记的后半部分是说: 今天的日报刊登，本月26日九江近郊发生混战，情况不明，从上述消息来推测，我刚离开半年的九江恐怕已经失守了。回顾自从故乡东北沦陷后，我到北京继续求学，然后在开封毕业，再到南京投考(地政学院)，后经武汉返回西安，又经江西九江后到湖南怀化，再到达贵阳(从事这次毕业调查实习)，曾几何时，我到过的上述地方大多已经沦陷，往事真是不堪回首。但是处于这生死关头，存亡抉择的最后时刻，一城一地的得失尽管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而我所担心和忧虑的是在沦陷区被奴役的人民！ 当我基本弄懂了上述文字后感触颇多。 一是我自认为自己还有些文字功底，但是为了辨别这些繁体字，弄懂这些半文言文的词句，理解这些句子的含义，花费了我两个大半天的时间。父亲这区区百多个字，足足让我用了一天多时间来阅读，来揣摩，来研究，来理解。可见他在文字方面的造诣匪浅。 二是这篇日记共9行，前3行纪录的是他的工作不提，后6行不足150字，记述了他自“九一八”流亡开始七年间全部的求学经历。这些文字表明，自故乡东北沦陷，他的求学之路竞横跨了北京，河南，江苏，陕西，江西，湖南和贵州等7个省市，尽管他求学之路如此坎坷，他的生活如此颠沛流离，但他的内心始终对国土之沦丧，人民被奴役而忧心忡忡。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一个不愿在侵略者铁蹄下被蹂躏的流亡学生求学之艰辛，读出了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有志之士对战况的分析和关切，读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忧国忧民之情怀。 这区区百余字可真是寓意深刻，字字干钧！父亲在书写上用字的绝妙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四，我不曾知道的 《实习调查日记》之二： 旧社会的批判者 从内容上看，父亲的这些日记大多以记事为主，夹叙夹议的并不多见。在这几十篇日记中，偶有感慨议论的无非也就是四五篇。而下面就是其中的一篇。 从这些日记中我发现，他在贵州这70多天的实习中就病了三次，头两次病的并不严重，只是因为身体不适改变了他预定的调查计划，其工作和日记都未中断，但从8月13日他的日记突然中断了十一天。从8月24日的日记中得知，他不仅大病了一场，而且寝室被盗，真可谓是祸不单行！
这次寝室被盗的非常蹊跷，他对此议论颇多。由于是半文言文繁体字行书，我在文字的辨认上下了些功夫，但是仍旧有几个字没有辨认出来，后经老友吳长生的指点，誊写输入才得以完成。 这篇日记的内容如下: “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於此十日中，除以病魔纏擾，致僅完成論文第一章預稿外，尚有數事，頗堪記述: 1天氣：半属陰雨，半属晴明，忽冷忽热，日几數變。 2意外：寝室於十九日晚餐外出時，失盗，揆情度势，顕係處内之人所爲，纯属搜索性貭，而予獨被損失，殊堪痛恨！盖予係與吳景初暨張绀光同處一室，事後情状，凡属吳张二君之書札公牍，均纷散滿地，而予之辦公棹物，則秩序井然，惟皮包一只，却被刀破，而所失者除金钱之外，卒属零星物品，至吴张二君，則略無所失。雖将被盜情形，联名簽呈厛長，懇予通知警局，派員斟查破案，且業經警局派員偵察，並云: ‘依據諸種情形，如失盜時間，盜經途徑等，均可斷爲内盜’。惟迄於今仍無结果，黔省黑暗，官廰貪鄙，即此一端，亦可概见，至六期学長處境之困難，工作之匪易，自不待言！ 3誌感：處人難，處事難，求知難，求實難，脚踏實地，實事求是，更難！由於實習之所得，调查之經驗，以及整理材料，所经過之諸種困難，更足此证。”［5］ 在这篇日记中，他记述了寝室被盗一事。警局来人勘察后，断定为内鬼所为，更为蹊跷的是，除了财物以外，窃贼对信件和公文资料也感兴趣。包括政府公务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对象。父亲对此十分气愤，他对现场分析说，这完全是一起 “纯属搜索性质”的“失盗”，并对这起所谓的失盗深恶痛绝。他明确指出：社会的黑暗，官僚的贪婪和卑鄙，由此可见一端。进而他还记下了自己的感受：处人难，处事难，求知难，求实难，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难。 在那黑暗的战乱之年，莘莘学子求学之艰辛可想而知。我们把这一公认的事实放到一边不提，只把目光集中在父亲日记的内容上。 父亲的这些实习调查日记并非纯粹的私人日记，而是学校对每个参加实习调查的学生布置的任务或作业，最终要交给学校，并作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父亲敢于利用在贵州调查期间寝室失窃一事借题发挥，公开抨击国民政府的贪婪和卑鄙，大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黑暗，用那时流行的话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赤色分子之所为。当然，他的这些公开言论在现在看似乎不足为奇，可当时却是国民党特务横行的年代，这就不能不让我十分惊愕了。更何况父亲是在蒋介石为校长，陈果夫为教育长的学校的学习期间，以实习调查日记的方式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卑鄙，这就更让我瞠目结舌了。因为在这样一所学校出现反对党国，抨击国民政府的异己分子是不会被允许的。若被特务发现，是会给他带来大麻烦的，不仅会影响他的学业，甚至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以至杀身之祸！
这篇日记足以显示，父亲是一个一身正气，勇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卑鄙的正义青年；是一个不畏强暴，敢于与黑暗社会抗争的社会精英；是一个把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思想激进，勇于担当的有志之士。父亲作为一个流亡学生，他是一个不甘愿做亡国奴的有血性的知识青年；作为一个国民党员，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员，他是一个敢于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贪婪与卑鄙的批判者和反对者。
事实证明，无论是父亲的文字能力和学术水平，还是他自身具有的正义感和社会使命感，都足以证明父亲是当之不愧的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材！这样的有志之士得不到重用，而那些无能和腐败分子却大行其道，所以国民党在两三年内迅速倒台完全在情理之中。
五，我不曾知道的 那些事情的背景 经过上述考察，我的另一个惊人的发现是，父亲以前告诉我们的有关他的经历，与他的真实的历史是有差距的。他以前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的时间脉络基本是清楚的，但是他有意模糊了自己在30年代末期在地政学院学习的经历，其中有些情况还做了刻意的隐瞒。 关于他在地政学院学习的那段经历，他是这样跟我们描述的。他说地政学院是一所普通的干部进修学院，他在那里短期学习过。但实际上，这所地政学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个下属单位，更确切的说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地政系。 这所中央政治学校是个什么学校呢？我查了查这所学校的来历。 ———————————— ［5］同［2］，第89873-89875页。 中国国民党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负责北伐期间国民党干部的教育训练。这所学校的校训是蒋中正所提的《親愛精誠》，与黄埔军校完全相同，校长也同是蒋介石。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高官都曾任过这所学校的教务长。学校初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系，后来又增设了地政，教育和外交等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政治学校迁至重庆小温泉，并将科系调整为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系，尔后又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专修班。功能上说，中央政治学校是中国国民党训政时期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地位类似时人所言的“中央党校”。这所学校的全称是: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6］
父亲说的也不错，因为这所学校的确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但他所培养的绝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国民党的政治精英。地政学院所招收的也不是普通的学生，他只面向大学毕业生，其学制也不是父亲所说的短期，而是整整两年。这两年被分为4个学期，头三个学期在校上课研习，最后一个学期是实习调查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所以，父亲的学历不仅是以前他告诉我们的是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相当于现在的本科生），而且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毕业（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这所挂着“国民党中央”头衔的学校，所有的学员都可谓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其来头如此显赫，我想这就是父亲刻意隐瞒的真实原因吧。因为在那个尖锐的阶级斗争年代，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条件下，父亲为了自保，为了躲灾避祸，避重就轻地说自己只是东北大学本科毕业，只是在干部进修时在地政学院学习过，而对那所隐藏在背后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只字不提，便不足为奇了。
现在给我的直观感觉是，他当年在描述他过去的那段历史的心态是避重就轻，这是他在当年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为了躲避灾祸的无奈之举吧。 跋 面对上述事实，父亲的人格形象在我脑海中被彻底的分裂了。一边是我亲眼所见的平淡无奇，甚至是碌碌无为的父亲。另一边摆在我面前的著述却证明了这个作者不仅有着很深的文字功底和超强的写作能力，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一边在我心目中，他是国民党员，旧社会的宠儿，国民政府的既得利益者。另一边展现在我面前的文字却显示，这是一个黑暗社会的揭露者，是国民政府贪鄙的挑战者，是国民党中的社会精英。一边是我所知道的，他是侵略者铁蹄下的流亡者，甚至是四处奔波的落荒者。另一边这个逝者所留下的文字却说明，这是一个痛惜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丧，忧虑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被蹂躏，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心系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
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把这两个尖锐对立的形象联系起来。在上述有文字记录的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发现以前对父亲的印象是不确切的，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心目中对父亲的评价完全是大错特错了。对不起，老爸，是我误解了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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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 | 李庆曾：心目中的父亲，被彻底颠覆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庆曾，1949年生于北京，1968年高中毕业，69年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首都经贸大学77级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业问题研究，有10余篇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论文被《中国知网》收录，1988年被社科院特批为副研究员。曾任《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副社长，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中国社科院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MBA。
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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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荫乔著，商毅整理:《贵州田赋研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下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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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2］，第89857页。
［6］萧铮编:《中央政治学校附设地政学院一览》(B)，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民国二十二年，第76页。
2020年4月4日初稿
4月13日增补
6月13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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