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琦，1956年生于辽宁沈阳，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居北京。酷爱文学，在《老照片》《敕勒川》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多篇。题图：2019年重访枫树村留影
原题
华年碎影
忆山村学校文艺队
人无爱好，便无趣儿；人无爱好，就活得百无聊赖。
我五音不全，偏偏从小喜欢文艺。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家里有乐器，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等。我喜欢抚琴时的那份闲情逸致。生活，总得有一抹色彩。二是入小学后，读课文有点声色，常被老师表扬。上二年级时，学校排演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中穿插大段诗朗诵，老师推选我领诵，激发出参与表演的热情。
五年级时当上学校广播员，多了几分自信。我唱歌音准有时跑偏，但肢体动作协调，节奏感不错，喜欢跳舞和参加文艺活动。
1970年1月12日，母亲走“五七”道路，携家眷到辽宁省西丰县振兴公社枫树大队插队落户。我转入振兴中学住校读六年级。
虽是山里学校，师资并不差，老师大多科班出身，水平能力毫不逊色。学校各项活动有模有样，文艺活动尤为突出，我有加入文艺队的向往。主管文艺队的高远大老师，在新来的“五七子女”里广罗骨干，身边的同学悉数入选，唯独没有我。
我怅然若失，回家拿来一把二胡，在宿舍里吱吱嘎嘎地拉。初学又是自学，知道难听，就是不肯放手。
日久，高老师听出了弦外之音，念我痴心不改，两年后吸收我进了学校文艺队。拉二胡、报幕、朗诵、演小话剧，我乐在其中。经常演出，十里八村都知道学校里有个女孩会拉二胡，其实是滥竽充数。
那个年代，当地教育部门抓学校的文体工作，远重于抓教学质量。各级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汇演和体育赛事。文体活动的参赛名次成为各学校的门面。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枫树村当农民。之前村里成立初中部，刘校长允诺我毕业后回村当老师，希望我为村里学校组建文艺队。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又出身不好，不敢奢望未来。按当地政策，毕业后被划为还乡青年，不享有知青招工、招生待遇，回城的概率基本为零。在山村务农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不容选择。 人生格局初定，前路渺茫，能当一名山村教师，我求之不得。图的是可以摆脱繁重的劳动，还有不要让生命与文化绝缘。我当老师的事，因为出身问题一波三折。学校数次报批，政治立场坚定的村领导次次不准。直到非用不可时，才勉强同意试用。1975年4月12日，我走上三尺讲台，工作重点是组建文艺队，兼教化学课、音乐课，外加现金保管。枫树中学全体教师合影。前排左二是刘金山校长， 后排右一是本文作者。彼年十九岁学校急于排出一套节目，备战全公社中小学暑期文艺汇演。七月份参加汇演，准备时间只有三个月。全公社十四所学校，校长要求比赛名次必须进入前五名，否则，后果我懂的。机会得之不易，无论他人的信任还是自己的运气，我都辜负不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枫树学校初次组建文艺队，一切从零做起。我提出需要服装、道具、化妆品等。校长说学校财务帐上只有67元钱，不能动，得留着买粉笔墨水。办法得你自己想，因陋就简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话到嘴边，咽了回去。想起父亲的话：“少说话，多干活儿。”我迅速进入角色。仿效当年振兴中学文艺队高老师的工作方法，组织起一支同样模式的文艺队。白天教课、策划、取材、选人、编排。晚上带领学生排练。后半夜自己做道具。我通宵达旦工作，一个人用白纸做了四十朵葵花，大如脸盆，能合能开。合上是半圆扇面，打开是凸起的蜂窝状葵花。花芯染黄，花盘染红，边缘贴绿叶。还自费买皱纹纸，沾成五彩花棍，小道具或做或借。二重唱《逛新城》里“阿爸”戴的胡子，是把麻荆梳细了，染墨做成的。低年级孩子头上的蝴蝶结，是用皱纹纸扎出来的。我把一首老歌《毛主席把珍宝撒出来》编成碟舞，需要二十个完全一样的小碟，借了十几家才够数。全体队员服装定为当时社会风行的草绿色套装，借遍全村甚至邻村，勉强凑齐。虽然颜色深浅不一，样式也不尽相同，好歹算是一个色系。没有乐器，校长去当地驻军部队借来手风琴、锣、鼓、镲。山里孩子，初次参加表演，有积极性，没经验，克服羞涩、胆怯需要过程。启发、指导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记不住台词，表情动作不到位，个别学生调皮不听话，反复排练不见成效，我心急如焚。他们十六、七岁，我十九岁，没有章法难以服众。学着当年我的老师的套路，组织、管理、手把手地教，使尽了浑身解数。历时两个半月，一台小型多样的文艺节目突击成型。快板、数来宝、相声、对口词、诗朗诵、小魔术、木偶剧、歌舞、表演唱、独唱、样板戏选段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演出时长两个小时，供校长和老师们从中挑选参赛节目。节目成形后，校长与村里协商，请我哥来帮忙手风琴伴奏。有了伴奏，我们为全校师生做了一次彩排。校长看过彩排异常兴奋，说要先给村民试演一场。大队部院儿里用木板搭起了舞台，挂上雪亮的汽灯和从部队礼堂借来的幕布。舞台简陋，凹凸不平，但那深紫色丝绒幕布，雍容华丽，十分添彩。我大受鼓舞，多了几分信心。当年的山村，农民难得娱乐一回。那天提前收了工。吃过晚饭，人们三三俩俩，说笑着赶往演出场地。开演前一个小时，舞台下已然人头攒动。院墙上，树杈上早早站满了人，场面格外热闹。我在教室里忙着给学生化妆。红粉笔末代替腮红，烧黑的树枝画眉画眼，红纸沾湿代替口红，再薄涂一层豆油。一个小时我抹画了近三十张脸的彩妆。全体队员穿着深深浅浅的草绿套装，白衬领，腰扎武装带，列队在台下候场。豆蔻年华，一经装扮，个个神采飞扬。演出开始。演员站成四排阶梯队形，前排小朋友下蹲手持花棍，后三排中学生持半圆形扇面，分别站在台面、条凳、条桌上，逐排加高。开场锣鼓响过，大幕徐徐拉开。随着手风琴前奏，全体唱响《东方红》。同时，四十朵葵花瞬间打开，十个弧形五彩花棍编成彩虹造型。雪亮的灯光下，花团锦簇，色彩缤纷。山里人少见这般阵势，台下一片惊赞。家长们在舞台上看到了孩子不曾有过的风采，为自家孩子的演出而感动，笑嗔中透着得意。演出结束，许多人不肯散去，对小演员们评头论足。校长乐得合不上嘴，说没白费劲，成功了！当众鼓励我再加把劲，争取比赛进入前三名。连日里，那场演出成了村民热点话题，好评如潮。汇演结束后，村领导有话：“‘黑五类’子女，行也不能用，贫下中农子女，不行也要用。”阶级立场问题，容不得校长挑战。刘校长无奈，留下一番宽慰，让再等时机。我像被人划过的一根火柴，转眼就燃成了灰烬，然后看着人家划另一根火柴。1976年，“四人帮”倒台，乾坤巨变，光耀大地。学校再次准备参加汇演，我才得以重返讲台。作者组织的枫树学校第二支文艺队。后排右一女孩马祥珍，是队里的台柱子，说学唱演全能。她独唱《绣金匾》，声情并茂，妇女们听得直落泪。在二重唱《逛新城》里，女扮男装饰演“阿爸”，人们笑得合不上嘴。如今，她是乡中心小学的高级教师作者和文艺队里最小的孩子高艳芳。现任村妇女主任兼会计1977年初，枫树中学与邻村沙河中学合并，我随之转入沙河学校。一个人吃住在学校里，熬着孤苦的日子。工作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每年排出两套新节目，带学生到田间地头、临近村落、驻军部队等地演出，锻炼了自己，娱乐了他人。沙河学校的老风琴，坏了两个琴键，音乐课上只能凑合使用那年暑期再次参加公社汇演。我去西丰县凉泉干校文艺队找老同学苗渤，借来一批专业演出服装。学生们穿上漂亮的演出服，士气大增，在汇演中一举夺魁，与公社中学并列第一。1978年最后一天，一纸调令毫无预兆地送到我的手中。国家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父亲是受害者，他命薄，没能熬出那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于1976年突发心衰，猝然离世。枫树村南山的丛林中，一座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我顶替父亲的岗位编制，结束了近十年歌哭异乡的日子，回到父亲工作过的医院开启新的人生。后来，我考学、读书，成为内科大夫。再后来，我天南地北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又当了老师。山村学校文艺队那些过往，始终深深地嵌在我的记忆中。倏忽四十几年，依循时间流淌的痕迹，依稀可见斑驳碎影。虽流年一景，却镌刻永久。这么多年里，我忙着过眼前的日子，偶尔回首那些奋进的青春岁月，心到底是安的。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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