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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丨思想解放大潮中的许良英：怎样实现学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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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祝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财新网专栏作家。
原题
“怎样实现学术民主？”
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中的许良英
作者：祝华新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八面来风、思想激荡的年代。街头个体书摊上，摊主拉长嗓音叫着“李泽厚、托夫勒、弗洛伊德……”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74册，让刚走出“文革”蒙昧的读书人大开眼界，如介绍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的《人的发现》，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介绍严复启蒙努力的《摇篮与墓地》，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等等。丛书序言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当时的知识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概念占了上风，有些人甚至靠几句激进的口号，各领风骚没几天。自然科学方面的论点相对低调，进入谈资的，如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用系统论研究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许良英的主张，虽然主要在科学史领域为人所知，却代表了当时思想界一种深厚的学理逻辑，磅礴的理性思维力量。 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保证
许良英先生的经历是一个传奇：浙江大学物理系王淦昌教授的弟子，本可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却为共产党的革命学说所激动，成为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1957年打成“右派”，“文革”后改正。1986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举办“怎样实现学术民主？”专题讨论，我作为科教部记者，自告奋勇跑到中关村采访了许良英先生。
早听说许先生的“炮筒”性格，臧否人物不留情面。果然听完我的来意，他立刻批评党报的这个选题有问题。这段意见放在我整理的许良英先生署名文章《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第一段：
“学术民主不是一个完全合乎科学的概念。因为民主贯彻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争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去解决。知识和科学真理不同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不是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科学真理在发现初期，往往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要在科学领域中机械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能会混淆是非，还是提学术自由为好。学术自由，就是一种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宽容精神。当然，在科学组织的管理和科学事业的行政领导工作中，还是必须贯彻民主原则的。”
《人民日报》三版主编罗荣兴和值班社领导一字未改，文章刊发在1986年11月6日。文章的栏目刊头就是“怎样实现学术民主？”。这样的大气包容，只能发生在1980年代。
许良英先生的科学史研究，不限于“内史”，即着眼于科学知识结构本身的发展；他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反思在“外史”，即研究科学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他提出：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其自身的利益和在人民强大压力下，对科学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他们宣称：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结束了那种视‘异端’为洪水猛兽的思想专制，像烧死布鲁诺、刑讯伽利略这类倒行逆施不再出现。”
许先生从科学史角度，对苏联李森科事件进行了痛切反思。李森科投靠公权力，讨伐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导致苏联生物学落后于世界20年。抵制李森科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院士被迫害致死。中国也不乏这类惨痛的教训。许先生把这种中世纪式的压制科学、迫害科学家事件，称为“返祖现象”。在《人民日报》文章中，许先生提出：
“我们反封建不彻底。中世纪的悲剧居然会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中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重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正实行‘双百’方针的条件开始具备，但是‘左’毒未清，依然阻难重重。有人把不同观点的学术问题当作‘污染’。承袭‘文革’时期针对知识界制造的某些帽子，用来吓唬同自己思想不一致的人，还谈得上什么‘尊重知识’！”
许先生重提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主张，“开放唯心论”。“不允许宣传唯心论，无异在‘百家’中砍了五十家。如主观唯心论者贝克莱，早在18世纪就曾批判过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概念，这种犀利的思考无疑是人类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许先生建议：
“顺应历史潮流，为真正实现‘百家争鸣’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保证，包括为自由正名，不要让它成为资产阶级的私产，确保公民有宪法上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一切参加争鸣的共产党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学术争鸣的基本准则。要杜绝一切对学术争鸣的行政干预，既不打击、迫害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也不搞官封学派或揠苗助长。”
年轻的许良英与夫人王来棣
许先生的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颇有些突兀，但在当年思想解放的大潮澎湃中，并不是难鸣的孤掌。
1979年《人民日报》记者保育钧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参加了胡耀邦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他以两次会议的记录稿为依据，写出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耀邦审阅，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代替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传统方针。自此，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
1986年7月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郑重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万里分析：
“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
“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
这篇讲话报小平，小平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1980年代有“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保证”，许良英先生的观点受到包容。1980年7月，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华罗庚、王淦昌、吴仲华等为中央书记处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许良英参与撰稿，鲜明地提出“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许良英、李佩珊、张钟静统稿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顺利出版，该书结束语对在科学上实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在政治上怎样实行民主的有力保证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人民日报》曾经刊发钱三强的书评。
科学和政治之间的歧路徘徊
我翻出1986年的采访本，许良英先生当年对我这个刚入行的记者，回望几十年来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无限感慨地说：“我的本质是搞科学的，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许良英从小想着当科学家，爱迪生之死给他的印象很深。1931年10月18日凌晨3点24分，爱迪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住宅睡梦中安详离世。为了纪念爱迪生发明电灯和发电机，美国政府下令全国停电1分钟。10月21日6点59分，好莱坞、丹佛熄灯；7点59分美国东部地区停电一分钟；8点59分，芝加哥有轨电车、高架地铁停止运行；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墨西哥湾陷入了一片黑暗；纽约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于9点59分熄灭。在这一分钟里，美国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煤气灯的时代，一分钟过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又灯火通明。这是人类对科学的朴素尊敬。
初一时许良英知道了爱因斯坦，仰慕这位大科学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关心国事，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有句话给他很大的精神震撼：“国家是为了个人，并不是个人为了国家。”（“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对希特勒的崛起，德国街道敲着军鼓行军很反感，评价说：“这些人只有脊椎就够了，生有大脑是个误会。”爱因斯坦26岁创立狭义相对论，年方18的许良英认为自己努力几年也可以当爱因斯坦。他考入浙大物理系，第一学期的志愿是做当代物理学权威。听说爱因斯坦不涉旁事，所以也不读文学。
但国事危殆，形势不由人。许良英1938年读到毛泽东、胡绳的文章，痛感蒋介石腐败，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在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那时候尚未觉得这与他喜欢的爱因斯坦有什么内在矛盾。爱因斯坦和马恩列都是他的偶像。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西迁，1940年抵达黔北遵义后，许良英迫不及待地寻找红军留下的遗迹。在作为浙大总办公室的老房子墙壁上，有常见的“实行三民主义”标语，定睛细看，“三民”两字后面隐现“共产”两字。发现这一秘密，许良英感到很兴奋，但不敢告诉别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统区笼罩着反共氛围，许良英却在这时候与同学组织了进步社团。
1942年浙大毕业后，王淦昌教授希望许良英读研究生，理由是：第一，你诚实；第二，理解力强；第三，有创造力。“我们的中微子研究搞下去，可得诺贝尔奖！”但许良英婉拒了，去桂林寻找中共地下党，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登报寻他。
苏联官方对科学的粗暴态度对许良英也有过影响，让他的科学精神产生过偏差。例如，许良英一度认为李森科是对的，反感摩尔根。日丹诺夫批评爱因斯坦宣称宇宙是有限的，“为宗教提供新的论证”，许良英感到震动。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许良英曾写出长文，评价他是伟大的科学家，卓越的和平战士，科学不错（但宇宙学是不对的），政治上也是不错的（个人民主主义不好）；“唯物是主要的，唯心是次要的，有小的摇摆。”许良英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写信给龚育之说：如果爱因斯坦在中国，他会加入中共。龚育之的回信令他心惊：“在中国会成为右派。”
许良英提起1957年划为“右派”的原因，事后看来真是啼笑皆非。他自述当时思想状态是“左”的，大鸣大放中，有人说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许良英说这是反对党的领导。北大学生大字报主张为胡风平反，许良英说这是反革命言论。但当《人民日报》从6月初开始反击“右派”进攻时，许良英却认为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会失信于人民；不能“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我要捍卫毛泽东路线，两次发言批《人民日报》言论。”结果被《人民日报》宣布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许良英与王来棣
许良英对划为“右派”没有后悔，褫夺公职后把“马恩全集”读完，“毛泽东选集”读了五遍。“大跃进”时，各地出现高产田“放卫星”，农民不信，许良英劝他们相信：“党报还会说假话？”“文革”中他没资格跳“忠字舞”，但早请示、晚汇报，非常虔诚，唱歌流泪。许先生告诉我：“真是愚蠢！”
因为“右派”，许良英回到浙江临海老家当了20年农民。但值得欣慰的，没有中断与爱因斯坦的精神缘分。早在1956年国务院编制《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许良英就提出过系统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设想。1961年“右派摘帽”，1962年中科院哲学自然辩证法组寄来《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许良英再次建言，并接受了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后改为《爱因斯坦文集》）的委托。在农村“点着煤油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
坚持科学底线，是那一代中国科学家努力维护的操守。据许先生回忆，1969年10月，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召集一些知名科学家讨论班《相对论批判》文稿。周培源得知《红旗》杂志有意公开发表，立即找到科学院负责人，严肃指出：不宜把这样的文章拿到全国刊物上，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1970年4月，陈伯达到北大鼓吹批判相对论。周培源坦率地告诉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广义相对论可以讨论，狭义相对论搞不动。
1977年，许良英回到北京，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工。每周五下午在自己的办公室，悄悄地组织了爱因斯坦读书报告会。经常参加的有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许先生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困退”回京的儿子许成钢，有时也有几个待业青年。
许良英先生的口无遮拦，也跟爱因斯坦的气质相通。例如，他曾批评1980年代以针砭时弊的报告文学扬名的《人民日报》记者刘BY没有反省，只想在旧的框框内做一个包青天。他对我说：现在看来，历史上的一些错误，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当年列宁与卢森堡、考茨基的争论，现在看有问题。卢森堡承认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还要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1986年采访许良英先生时，我才24岁，还不懂得与国内顶尖学者访谈的分量，可惜错失了触摸许先生内心广袤深厚思想的机缘。走进许宅时，许夫人王来棣在一旁微笑，不言不语。很多年后才读到她采访、编辑的《中共创始人访谈录》。1950年代她在近代史所被指派研究建党时的历史，经范文澜所长介绍，采访了林伯渠、吴玉章、陈望道、邵力子、杨之华、刘仁静、邓颖超、刘清扬、萧三等人，其中有对“走俄国人的路”的深切反思。记得许先生给过我一本油印的手册，好像是夫人梳理的延安康生“抢救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痛史。
许先生提到合作主编《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李佩珊，1950年代曾在中宣部科学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是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社社长的秦川。我曾帮秦川整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中宣部工作的回忆文章《我眼中的“阎王殿”》。那时候如果进而采访李佩珊，或者请教一下老社长秦川，还会有新的收获。
几十年大风大浪过后，许良英依然笃信科学。他曾感慨物理学的神奇：“这么复杂的世界，牛顿，用三个定律涵盖一切。这就是理性的魅力！”在浙大物理学读书时，许良英在实验室门口自信又自负地写上：“科学至上，物理第一。”许先生在《人民日报》的最后一次亮相，是1993年12月3日回忆周培源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文章，讨论到“高斯坐标”和“明可夫斯基时空”。物理学家尽管会卷入当下某些社会事件，但他们的精神遨游在广袤的星空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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