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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高泰东:一个66届高中班级的“完整样本”

高泰东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作者近影


高泰东,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后种田、修筑青藏线等;1977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员,“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1966年我们读高三》(莫砺锋作序)等,省作协会员。


原题

我编著纪实

《1966年我们读高三》





作者:高泰东



1966届的传奇特点


 1966年6月,我们同班的52位同学读完高三,填写好高考志愿草表后,高考废停,直到1968年7月“高五”时才拿到仍被列为“1966届”的高中毕业证书。想不到11年半后的1977年冬恢复高考,从而让我们这一届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的一届”。


1966年6月高中毕业照(18岁)


因为“耽误”,就全国而言,我们这届的“名人”极少。我知道的仅2位。一位是莫砺锋,下乡当农民十多年后考上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大学博导、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另一位是已故的陈小鲁,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父亲是陈毅元帅、岳父是粟裕大将,还因为他65岁时反思“文革”公开道歉,67岁时回母校北京八中组织了道歉会。


因为“经历特别”,1966届名人虽不多,但这一群体的每个人,都有堪称“传奇”的经历。举我同班同学的例子。


1978年3月初的一天,阳光灿烂,春暖花开,31岁结婚生子的王家振终于怀着“欢喜不笑”的心情,挑着一担行李,从泰县桥头乡偏僻的小村落去县城姜堰,登上去邻县泰兴的长途汽车。他是外出打工吗?不是。


原来,手执录取通知书,他去泰兴师范学校报到入学。万万没有想到,同时报到的同学,有年龄15岁的,岁数没有他的一半,他似乎接受不了。


谁知,让他接受不了的事情还在后面,原来高中同班同学孙杰在这所学校任教,他成了孙杰的学生。


这就完了?没有。他昔日的一个学生乔木(笔名)上年刚分配到这个学校,成了他今后必须天天面对的老师!


难以置信?匪夷所思?不,真真切切,让我先来把这件事说清楚。


王家振,1966年报考天津大学的他因高考废停回乡当农民。过了几年,他任桥头中学代课教师,但身份还是农民,因为他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吃粮、烧草还得靠生产队。孙杰1968年插队到泰县杨庄公社,1974年被推荐上了泰兴师范学校,因品学兼优,1976年留校任教。乔木高中毕业后2年被推荐上了师范学院,1977年分配到泰兴师范学校。而王家振参加了1977年冬恢复的高考,本来是考大学,却被录取到了中师。


还有,报考清华大学的王金钰回乡后几次相亲失败,最后如胡适之一样娶了一字不识的姑娘为妻;王明礼娶不到女人,只得采用了原始的“换亲”(王家将女儿嫁给马家,马家将女儿嫁给王家);报考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的徐景春插队后,岁月磋砣,嫁给一位识字不多的“城镇户口”(统计全班有26人娶了文盲、半文盲为妻,其中一人智力不好);王明礼又因呼口号时掉了一个字惊吓成疯而亡;贲有祥腰椎病严重,疼痛剧烈,四处求医,吃了一板车中药不见效,后自编了一套体操,8个月痊愈,还惠及他人……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为了生计,52人从事过种田、踏草绳、种平菇、教学、当兵、当干部、记账、设计、绘图、照相、采购、采访、做砖、烧窑、水下取泥、做木工、车工、钳工、缝纫、船工、挑河工、铺轨工、赤脚医生、营业员、经理等等,上百个工种。


方增善插队时挑泥


还有若是正常高考,本科4年,一般工龄从1970年算起,2004年到2008年退休,工龄35到39年。因为高考废止和恢复,上大学迟了11.5、12、13年,凡是农村户口的,且一直干农活的,工龄就少了这么多年。而原来是城镇户口的,工龄从插队的1968年算起,工龄反而多了2年。这应该是明显的“户口歧视”。


高泰东1977年恢复高考的《准考证》(时龄29)


我编著《1966年我们读高三》

 

我们都是普通人,进不了《史记》,但我们可以“记史”。


2015年,借毕业50周年同学会筹备之机,我以小组之名向活着的44人分别发去一函,关键语是,每人至少写一篇“回忆”,以便出书。


次年来稿很少,编不了书,我正构思长篇,又准备某单位应聘,于是问同学,有谁想做这件事,结果为零,事情就这样“黄”了。


怪不得,上海育才中学1966届高三(4)班的自印本《落叶缤纷》,全班47人仅写了18人,而且失联4人。更有多少班的“缤纷”半途而废。


不日我想,我们的人生经历太特殊了,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我来做,于是辞职、搁置长篇,以便“全身心”。


很快半年又过去了,仅收到了几篇。这时我才梦醒:活着的同学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庭、健康、心境各异,还有多少人能够坐下来,再握如桅重之笔?出这样的书是不可能的。


夜深人静心不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继而想,同届有个人回忆文章,但那只是一片“叶”,只有一个班的集体回忆才是一棵“树”。要做就做“全家福”,44+8,一个也不能少,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的“群体样本”。


于是电话每一个同学或“面对面”,说此事的重大意义,说孙、肖、高三人患病写稿;说移中过风,用左手写稿;说为寻找《插队日记》和毕业照,张把家里翻了个遍……并根据每人的人生,建议各自写的内容。


又是一年春风,方、严等25位陆续来稿,各具特色,我校对修改。8个同学手写稿,许从加拿大发两篇错误繁体稿,我都打成规范电子文本。这些都不是事儿。


稿件增多,一事搁浅


有位在宁执教的女同学来了篇议论文,文笔很好,但不适用,我向她说明,她受不了,发誓“不可能再写了”。她“刺”我,我不能,“我是做大事的”。除请别的同学向她打招呼外,微信交流我变“同学”为“姐姐”,没有“姐姐”不开口。两天好话说尽,她仍坚持。我无奈,“威胁”一句:“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就按你想的办。再见!”第五天,她主动给我发帖说准备重写两篇。我兴奋回帖:“叫你一声:好姐姐!”她说:“由于你的精神感化了我,鞭策了我。我应感谢你!”


8位同学逝去,为写“怀念”,我到处打听,发疯一样找全他们的亲友或生前同事,采访成文(王振汉写3人)。一年半过去了,还有18位未动笔。其中重病5人,“坚决不写”3人,“没时间”10人。怎么办?如果等,怕是100年也等不全,出书不可能。只有我矮下身子一一登门采访代笔,后返回请他们审稿、署名。


高泰东采访当年报考清华的女同学王佩霞


事分缓急,优先重病5人。采访3位后,2位分别于2017年11月和12月“走”了。第四位是储,先是失联,好不容易联系上,他痴呆10年了!想到书“泡汤了”,我也呆了——呆若木鸡。


许久还神,想到采访帅——储娶的“农民女将”。


电话复电话,约定2017年6月21日晚,帅安排好丈夫自沪乘便车来姜堰。8点多见面我请她去小店吃饭,她出示一根玉米棒子和一瓶水,让我感动。


等车时间,在公交站台的座位上,她讲述了储插队后“他和她的故事”,叙说中,不时称赞她男人人帅、文化好,毫不埋怨他的痴呆累人,令我动容!


临行,她哽咽着说:“你们这些同学太有情意了,还没有忘掉我家男人!”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给这本书“出钱”。朴实、善良、隐韧、高尚,我钦佩、我惭愧!天气炎热难耐,望着她疲惫的面容、匆忙的背影,想到她金子般的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五位是孙,病重但心雄,我积极要求采访,预约一年未果。其弟客居南京,多次联系知其回家,2018年5月3日,我赶至溱潼采访,20日微信传孙。24日孙示谢,并加只言片语(次年2月去世)。


“坚决不写”3人,我以为仅是“发发狠”,岂料连采访也不要。通过多次“昔日美好回忆”,两人松了口。其中三顾沈庐,他老伴告诉我“刚去浴室”,让我明天再来,我笑着回答说“等他回来”。坚决不松口者人生“不顺”,通过几次电话、短讯后失联,黔驴技穷的我仍作“挣扎”,然其铁石心肠,参商不见,我只好采访其兄。文成署其名,其兄曰“不妥”,我只得署己名,以备担责。


“没时间”10人,一人在宁,余在泰州本地,我一一预约,就着他们的“抽空”登门,采访与翻拍旧照,前后拖了一年多。多少功夫在书外啊。


多数稿子需补充素材和细节。许在加拿大,2018年春节期间,我预先列出标题,考虑时差12小时,利用微信与她互动几日,添加3000余字,夫妇俩读了感慨:“这才像个文章!”


我本是文学“门外汉”,只有花“死工夫”才能“拿得出”,凡来稿文和题,我规定自己读3遍后改3遍。那几年,我和妻在租房内陪孙女读高中,当孙女11点多睡下,我只身摸入自家,如贼。50多万字回放52个人生的书稿初成,我读了不下10遍。经书名征集,我定名“1966年我们读高三”,后主持召集座谈会,征求意见。


几年来,我一直想,若书成,谁写《序》为佳?想了几位,都很好。一日,10年前的一个名字突浮脑海——莫砺锋。2008年,在CCTV《百家讲坛》主讲《诗歌唐朝》。令我惊奇的是,他也是1966年高中毕业,在乡下务农10年!


“从未谋面,人家正忙着做学问,能答应我的请求么?”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先去南京作点努力。正欲动身,获知“莫来泰州姜堰讲座”的信息,真是应了“千里有缘来相会”。我“土话”重,怕交谈不畅,特地准备了一封短信。


那天,我提前1个多小时到课堂,讲课前半个小时,凭电视印象见到莫教授,便笑迎递信。读罢信,莫感慨:“毕业这么多年,你们都还联系着?我们的同学很少见面了,只知道去世1个。”似乎未经考虑,他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再大的学者也有柔软的情感!


第一次书稿失落,再次寄出约两个月,莫为我们书写的序言《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即刊《中华读书报》。得陇望蜀,我又向他提出“写书名”,他也一口答应。而当我去南京他家送“信封”时,教授夫妇却跟我红了脸,分文不收。


施亚康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在泰州市委宣传部和高校任“一把手”,出版文学著作多部,应求拨冗为本书作序,《苦乐年华“六六届”》,字里行间渗透着历史观、哲学观、人生观,视野开阔,分析精当,给人以明晰而深刻的启迪,真是一篇贴切、入骨的序言佳作。


孙永年老师是我们高中5年(推迟2年毕业)的班主任,“80后”,特地动笔动情赞扬我们的作为,祝贺本书出版。


翟明、缪荣株、高正东先生以及顾潇女士,为本书提出过不少有益建议,并帮助校对,缪、顾还忙中偷闲写下独特的《读后感》。


艺术家陆明先生诗、书、画、印造诣深,抽空为本书篆刻,并与我一起设计,使书的装帧“放到王府井书店也不逊色”。


书稿交凤凰出版社,待审稿半年后返修出版,四年悄然而逝。当捧着新鲜有味的55.7万字,捧着真真切切的“可能”,我心潮起伏、泪流满面!


1981年作者大学毕业(33岁)


书出版后,反响强烈


莫砺锋先生说,1968年秋天我们纷纷“上山下乡”,大家背着铺盖走出校门,许多人之间连“再见”都没说一声便各奔东西。从那以后,大家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不要说全班团聚、合作回忆,如今我对某些高中同学是存是亡都不清楚。我相信苏高中的情形在全国比较有普遍性,而溱潼中学高三班却是个特例,他们的集体回忆录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样本。同龄人中撰写回忆录的个人并不少见,我本人早在十五年前就写了一本《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这本书却记录了全班52人,堪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片树叶无法体现树林的全貌,许多树木才能形成全景式的记忆之林。我希望同龄人都能像高泰东他们那样拿起笔来,为历史留下一段铭刻在普通人心中的实录。


留德博士、南大博导、国际知名数学家何炳生说,真的不简单,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意义非凡;无锡南菁中学教师李宏说,花9天工夫找到作者,我们南菁1966届6个班,写不出这本书,这一题材(1966届全班52人)的纪实作品中国没有第二本;内蒙古沙之白说,迫不及待读,自然想起1966年,止不住热泪盈眶,选题好,写得好;常州李业勤则写了12篇《读后感》,12000多字;在读大学生钟毓瑶问外公缪荣株,书上写的都是真的?


纪念恢复高考40年


(《1966年我们读高三》尚有约200本,需要者与高泰东联系,手机:1395117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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