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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高泰东：一个66届高中班级的“完整样本”
作者近影
高泰东，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后种田、修筑青藏线等；1977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员，“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1966年我们读高三》（莫砺锋作序）等，省作协会员。
我编著纪实
《1966年我们读高三》
1966年6月，我们同班的52位同学读完高三，填写好高考志愿草表后，高考废停，直到1968年7月“高五”时才拿到仍被列为“1966届”的高中毕业证书。想不到11年半后的1977年冬恢复高考，从而让我们这一届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的一届”。
因为“耽误”，就全国而言，我们这届的“名人”极少。我知道的仅2位。一位是莫砺锋，下乡当农民十多年后考上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大学博导、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另一位是已故的陈小鲁，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父亲是陈毅元帅、岳父是粟裕大将，还因为他65岁时反思“文革”公开道歉，67岁时回母校北京八中组织了道歉会。
因为“经历特别”，1966届名人虽不多，但这一群体的每个人，都有堪称“传奇”的经历。举我同班同学的例子。
1978年3月初的一天，阳光灿烂，春暖花开，31岁结婚生子的王家振终于怀着“欢喜不笑”的心情，挑着一担行李，从泰县桥头乡偏僻的小村落去县城姜堰，登上去邻县泰兴的长途汽车。他是外出打工吗？不是。
原来，手执录取通知书，他去泰兴师范学校报到入学。万万没有想到，同时报到的同学，有年龄15岁的，岁数没有他的一半，他似乎接受不了。
谁知，让他接受不了的事情还在后面，原来高中同班同学孙杰在这所学校任教，他成了孙杰的学生。
这就完了？没有。他昔日的一个学生乔木（笔名）上年刚分配到这个学校，成了他今后必须天天面对的老师！
难以置信？匪夷所思？不，真真切切，让我先来把这件事说清楚。
王家振，1966年报考天津大学的他因高考废停回乡当农民。过了几年，他任桥头中学代课教师，但身份还是农民，因为他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吃粮、烧草还得靠生产队。孙杰1968年插队到泰县杨庄公社，1974年被推荐上了泰兴师范学校，因品学兼优，1976年留校任教。乔木高中毕业后2年被推荐上了师范学院，1977年分配到泰兴师范学校。而王家振参加了1977年冬恢复的高考，本来是考大学，却被录取到了中师。
还有，报考清华大学的王金钰回乡后几次相亲失败，最后如胡适之一样娶了一字不识的姑娘为妻；王明礼娶不到女人，只得采用了原始的“换亲”（王家将女儿嫁给马家，马家将女儿嫁给王家）；报考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的徐景春插队后，岁月磋砣，嫁给一位识字不多的“城镇户口”（统计全班有26人娶了文盲、半文盲为妻，其中一人智力不好）；王明礼又因呼口号时掉了一个字惊吓成疯而亡；贲有祥腰椎病严重，疼痛剧烈，四处求医，吃了一板车中药不见效，后自编了一套体操，8个月痊愈，还惠及他人……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为了生计，52人从事过种田、踏草绳、种平菇、教学、当兵、当干部、记账、设计、绘图、照相、采购、采访、做砖、烧窑、水下取泥、做木工、车工、钳工、缝纫、船工、挑河工、铺轨工、赤脚医生、营业员、经理等等，上百个工种。
还有若是正常高考，本科4年，一般工龄从1970年算起，2004年到2008年退休，工龄35到39年。因为高考废止和恢复，上大学迟了11.5、12、13年，凡是农村户口的，且一直干农活的，工龄就少了这么多年。而原来是城镇户口的，工龄从插队的1968年算起，工龄反而多了2年。这应该是明显的“户口歧视”。
我们都是普通人，进不了《史记》，但我们可以“记史”。
2015年，借毕业50周年同学会筹备之机，我以小组之名向活着的44人分别发去一函，关键语是，每人至少写一篇“回忆”，以便出书。
次年来稿很少，编不了书，我正构思长篇，又准备某单位应聘，于是问同学，有谁想做这件事，结果为零，事情就这样“黄”了。
怪不得，上海育才中学1966届高三（4）班的自印本《落叶缤纷》，全班47人仅写了18人，而且失联4人。更有多少班的“缤纷”半途而废。
不日我想，我们的人生经历太特殊了，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我来做，于是辞职、搁置长篇，以便“全身心”。
很快半年又过去了，仅收到了几篇。这时我才梦醒：活着的同学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庭、健康、心境各异，还有多少人能够坐下来，再握如桅重之笔？出这样的书是不可能的。
夜深人静心不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继而想，同届有个人回忆文章，但那只是一片“叶”，只有一个班的集体回忆才是一棵“树”。要做就做“全家福”，44+8，一个也不能少，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的“群体样本”。
于是电话每一个同学或“面对面”，说此事的重大意义，说孙、肖、高三人患病写稿；说移中过风，用左手写稿；说为寻找《插队日记》和毕业照，张把家里翻了个遍……并根据每人的人生，建议各自写的内容。
又是一年春风，方、严等25位陆续来稿，各具特色，我校对修改。8个同学手写稿，许从加拿大发两篇错误繁体稿，我都打成规范电子文本。这些都不是事儿。
有位在宁执教的女同学来了篇议论文，文笔很好，但不适用，我向她说明，她受不了，发誓“不可能再写了”。她“刺”我，我不能，“我是做大事的”。除请别的同学向她打招呼外，微信交流我变“同学”为“姐姐”，没有“姐姐”不开口。两天好话说尽，她仍坚持。我无奈，“威胁”一句：“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就按你想的办。再见！”第五天，她主动给我发帖说准备重写两篇。我兴奋回帖：“叫你一声：好姐姐！”她说：“由于你的精神感化了我，鞭策了我。我应感谢你！”
8位同学逝去，为写“怀念”，我到处打听，发疯一样找全他们的亲友或生前同事，采访成文（王振汉写3人）。一年半过去了，还有18位未动笔。其中重病5人，“坚决不写”3人，“没时间”10人。怎么办？如果等，怕是100年也等不全，出书不可能。只有我矮下身子一一登门采访代笔，后返回请他们审稿、署名。
高泰东采访当年报考清华的女同学王佩霞
事分缓急，优先重病5人。采访3位后，2位分别于2017年11月和12月“走”了。第四位是储，先是失联，好不容易联系上，他痴呆10年了！想到书“泡汤了”，我也呆了——呆若木鸡。
许久还神，想到采访帅——储娶的“农民女将”。
电话复电话，约定2017年6月21日晚，帅安排好丈夫自沪乘便车来姜堰。8点多见面我请她去小店吃饭，她出示一根玉米棒子和一瓶水，让我感动。
等车时间，在公交站台的座位上，她讲述了储插队后“他和她的故事”，叙说中，不时称赞她男人人帅、文化好，毫不埋怨他的痴呆累人，令我动容！
临行，她哽咽着说：“你们这些同学太有情意了，还没有忘掉我家男人！”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给这本书“出钱”。朴实、善良、隐韧、高尚，我钦佩、我惭愧！天气炎热难耐，望着她疲惫的面容、匆忙的背影，想到她金子般的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五位是孙，病重但心雄，我积极要求采访，预约一年未果。其弟客居南京，多次联系知其回家，2018年5月3日，我赶至溱潼采访，20日微信传孙。24日孙示谢，并加只言片语（次年2月去世）。
“坚决不写”3人，我以为仅是“发发狠”，岂料连采访也不要。通过多次“昔日美好回忆”，两人松了口。其中三顾沈庐，他老伴告诉我“刚去浴室”，让我明天再来，我笑着回答说“等他回来”。坚决不松口者人生“不顺”，通过几次电话、短讯后失联，黔驴技穷的我仍作“挣扎”，然其铁石心肠，参商不见，我只好采访其兄。文成署其名，其兄曰“不妥”，我只得署己名，以备担责。
“没时间”10人，一人在宁，余在泰州本地，我一一预约，就着他们的“抽空”登门，采访与翻拍旧照，前后拖了一年多。多少功夫在书外啊。
多数稿子需补充素材和细节。许在加拿大，2018年春节期间，我预先列出标题，考虑时差12小时，利用微信与她互动几日，添加3000余字，夫妇俩读了感慨：“这才像个文章！”
我本是文学“门外汉”，只有花“死工夫”才能“拿得出”，凡来稿文和题，我规定自己读3遍后改3遍。那几年，我和妻在租房内陪孙女读高中，当孙女11点多睡下，我只身摸入自家，如贼。50多万字回放52个人生的书稿初成，我读了不下10遍。经书名征集，我定名“1966年我们读高三”，后主持召集座谈会，征求意见。
几年来，我一直想，若书成，谁写《序》为佳？想了几位，都很好。一日，10年前的一个名字突浮脑海——莫砺锋。2008年，在CCTV《百家讲坛》主讲《诗歌唐朝》。令我惊奇的是，他也是1966年高中毕业，在乡下务农10年！
“从未谋面，人家正忙着做学问，能答应我的请求么？”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先去南京作点努力。正欲动身，获知“莫来泰州姜堰讲座”的信息，真是应了“千里有缘来相会”。我“土话”重，怕交谈不畅，特地准备了一封短信。
那天，我提前1个多小时到课堂，讲课前半个小时，凭电视印象见到莫教授，便笑迎递信。读罢信，莫感慨：“毕业这么多年，你们都还联系着？我们的同学很少见面了，只知道去世1个。”似乎未经考虑，他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再大的学者也有柔软的情感！
第一次书稿失落，再次寄出约两个月，莫为我们书写的序言《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即刊《中华读书报》。得陇望蜀，我又向他提出“写书名”，他也一口答应。而当我去南京他家送“信封”时，教授夫妇却跟我红了脸，分文不收。
施亚康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在泰州市委宣传部和高校任“一把手”，出版文学著作多部，应求拨冗为本书作序，《苦乐年华“六六届”》，字里行间渗透着历史观、哲学观、人生观，视野开阔，分析精当，给人以明晰而深刻的启迪，真是一篇贴切、入骨的序言佳作。
孙永年老师是我们高中5年（推迟2年毕业）的班主任，“80后”，特地动笔动情赞扬我们的作为，祝贺本书出版。
翟明、缪荣株、高正东先生以及顾潇女士，为本书提出过不少有益建议，并帮助校对，缪、顾还忙中偷闲写下独特的《读后感》。
艺术家陆明先生诗、书、画、印造诣深，抽空为本书篆刻，并与我一起设计，使书的装帧“放到王府井书店也不逊色”。
书稿交凤凰出版社，待审稿半年后返修出版，四年悄然而逝。当捧着新鲜有味的55.7万字，捧着真真切切的“可能”，我心潮起伏、泪流满面！
莫砺锋先生说，1968年秋天我们纷纷“上山下乡”，大家背着铺盖走出校门，许多人之间连“再见”都没说一声便各奔东西。从那以后，大家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不要说全班团聚、合作回忆，如今我对某些高中同学是存是亡都不清楚。我相信苏高中的情形在全国比较有普遍性，而溱潼中学高三班却是个特例，他们的集体回忆录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样本。同龄人中撰写回忆录的个人并不少见，我本人早在十五年前就写了一本《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这本书却记录了全班52人，堪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片树叶无法体现树林的全貌，许多树木才能形成全景式的记忆之林。我希望同龄人都能像高泰东他们那样拿起笔来，为历史留下一段铭刻在普通人心中的实录。
留德博士、南大博导、国际知名数学家何炳生说，真的不简单，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意义非凡；无锡南菁中学教师李宏说，花9天工夫找到作者，我们南菁1966届6个班，写不出这本书，这一题材（1966届全班52人）的纪实作品中国没有第二本；内蒙古沙之白说，迫不及待读，自然想起1966年，止不住热泪盈眶，选题好，写得好；常州李业勤则写了12篇《读后感》，12000多字；在读大学生钟毓瑶问外公缪荣株，书上写的都是真的？
（《1966年我们读高三》尚有约200本，需要者与高泰东联系，手机：13951179686）
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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