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金弢：​我朝夕相处的农家狗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摄于北京双榆树

金弢 ，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作家代表团出访欧洲诸国，1980年代末期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著译不辍。

原题

我朝夕相处的农家狗

作者：金弢

文革时知青下乡，我插队落户贫下中农的家，就领略了一只没有声带的农家狗。牠从不说话，但聪明之极，凡事心有灵犀，但命运也极其悲惨，我叫牠旺旺······ 

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许多事情、许多人物、许许多多的人和物，印象均已褪色、都已逝去；唯有对旺旺的回忆、对旺旺的怀念，不但让我挥之不去，反而记忆日渐清晰。

我跟旺旺似乎前世有缘，所以今世相聚是不约而合。去插队的头一天，我进村脚一落地就在了旺旺的家门口，那个时候还没有旺旺，这里指的是旺旺后来的家。

旺旺的房东，一户不平常的农家，是方圆十里的首富，据说是整个公社财大气粗的第一户。这么大的房子来回跑上十来个大队，恐怕也是独一无二。旺旺家不仅房子大，门口的空地也宽宽敞敞，两辆诺大的客车停在屋前绰绰有余。大队的领导李书记偕同几位别的队干部前来欢迎，还有每个知青的房东及家人来接领自家的知青，加上看热闹的村童老叟，足足百把来人。人头攒动，挤挤插插一大广场，气氛好不热闹，不亚于一次大型的农贸集市。

这栋大房子是本生产大队七队铁匠的家。铁匠祖籍是外地人，他五岁随父母来本村谋生，建立起远近三四个公社唯一的铁匠铺。父亲去世后作为独生儿子，铁匠子承父业，家业发展得很旺，这也是狗狗旺旺的名字的由来，为了讨这个旺字的好兆头。 

贰

铁匠的打鉄坊地处村子的中心位置，紧靠着七队的队部，是本生产队及邻队社员们人来人往的歇脚聚首之地，人气很不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山村插队落户是一件新生事物，铁匠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刚来本村时读过三年小学，但心里很崇尚知识，很愿意跟知青打交道，每次都会津津有味地听着知青讲述城里的新闻，所以对自己小队里的知青更是热情有加。我来后不久，很快就成了铁匠家的常客。

有一回遇上大雪封山，生产队里不派农活，勤快闲不住的农民进山搞私有去了，上山砍茅草卖给收购站，一整天的苦活儿下来也能挣个四、五毛钱，对农民来说，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尤其是当天就有现金兑现。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到年终分红外，一年到头几乎看不到现金，就是厨房里缺这缺那的，也得等着老母鸡下完蛋，手里捏着刚从鸡肚子底下掏出的热得烫手的鸡蛋去供销社换上一斤盐或半斤酱油。今天没农活，我照例成了铁匠家的访客。

当年，铁匠的父亲因为终年四处奔波，游民般地翻山越岭，走村过庄揽活，常年生活居无定所，所以就生了他这么一个儿子。或许是为了给祖辈做补偿，铁匠现在安居乐业，一生便生了五个儿子，每隔一两年一个，站成一排，就象他家的楼梯，间差有序。家里造的五间大排房，足足 30 来米长，五个儿子将来到了成家立业时按人头每人一间。

眼下儿子们都十多好几了，一个一个地成了壮劳力，铁匠铺人丁兴旺、家业后继有人。今天我的到访还有另外一个名目。现在铁匠家的房子造好了，就是家里还缺一条狗，听说邻村的里坞大队妇女队长家里下了狗崽，铁匠家的三小子雪勇，一个十八九岁的壮小伙子，拿了五斤米带着我去挑狗。 

狗娘一窝下了八个崽，它仰躺在狗窝里，尽展着两排整齐的、被狗崽叼得通红的奶头，不安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两个陌生的不速之客。狗崽们毛发金灿灿一色，我因为自己小时候爷爷养过一条德国猎犬，所以狗毛偏好黑色，于是悄悄对雪勇说：怎么都是黄的。雪勇贴近我的耳根嘻嘻一笑：黄狗肉好吃。挑狗时，雪勇要捡大的挑，我说，大的不一定就好，有的狗刚生下时不大，但会后发涨的。并且挑狗要挑聪明的。

我问房东还能认得出八条狗的排行吗？房东回答，头里生下的三只还认得，其他五只就不知道了，说着指给我们看哪三只是头生的。我对雪勇耳语：我听人说，一呆二笨三鬼灵，狗也一样，我们挑只老三吧，你不也是老三嘛。我们俩满意地挑了老三，兴冲冲地踩着厚厚的积雪把旺旺抱回了家。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中就多了一件事，我隐约地有一种预感，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会每天都去看旺旺一次，旺旺可我亲自挑回来的呀，就象自己家里的小孩一样，不是每天去看它一眼一定会想它的。我来乡下都半年多了，跟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打成了一片。还有，我不同于别的知青，是极难得的个别高中毕业生，因为十年文革期间中学几乎没有招收高中生，所以他比其他的知青年长三岁，个头也高，在队长和社员们的眼里显得更为成熟懂事。来到生产队不久，我主动向队长请缨，称自己是高中毕业，在文化知识方面有什么用得着的事情，我很愿意帮队里干点什么。

就在把狗抱回家的那天晚上，我照例晚饭后来到生产队。队长当着全体社员的面宣布：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来到我们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知识青年是有文化的难得的人才，我们应该重视他们，好好利用他们。我们生产队的工分账本总是问题不断，经常为了工分记多了记少了吵个没完，我们不改变这种现象会影响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必须改变。经队委会讨论决定，从明天起由我们的知青来记工分，他是高中毕业生，文化高、算术好、又年轻、记性好，大家可以尽管放心。工分上如有什么问题当天晚上就同他问清楚，不要屁点儿大的事情老上我家去找我。社员们齐声 “哦” 了一声就算赞成通过了。 

叁

我当了记工员后跟当初的愿望则是不谋而合。自从抱回了旺旺后，我心里本来就打算希望自己不忘记每天去看它一回，现在好了，成了队里的记工员，队里我是每晚非去不可的了，这样去看旺旺是想忘也忘不了了，反正旺旺就在队部隔壁。铁匠家富有、吃得好、油水足，旺旺营养充足，长得飞快，七八个星期后已经有了很强的弹跳力，身上的胎毛已经脱尽，换上了一身油亮的刚毛。旺旺体格健壮，四腿有劲，活动量大，跑起来速度特快，不久铁匠就同意我单独把旺旺带出了家门。

旺旺日长夜大，它的聪明劲儿很快显现了出来，它确实很鬼灵，跟我和房东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巧妙，比方说在家里时，旺旺知道雪勇是它的主人，当着我的面还是更多地听从雪勇的支配，然而我一但把它带到了队部，旺旺就更多地听我了，它明白它们家的大主人老铁匠是把它委托给了我带它出了门。旺旺到来了队部，这是队里的新鲜事儿，大伙儿逗它玩，特别是那帮淘气的小毛孩子，但旺旺对他们显得兴致索然，有些小男孩儿来搂抱它，它总是习惯地先抬头看看我的脸色，以“征求”意见。

碰上队里人满为患的日子，我把旺旺叫到门外等着，旺旺便会一动不动地耐心守在那里，谁带它走都不行，甚至有一回雪勇见旺旺独自留在门外挺孤单的想把它先带回家，旺旺也不乐意，它穿过人群钻到我的腿下来求援。我告诉雪勇，记完工分我还要带旺旺去“练奔”呢。说完旺旺又回到了原位的位置耐心等着。 

“练奔”是旺旺最喜欢的的一件事，也是最有利于它健康的运动，每天有了这个习惯，几天不练旺旺就会身感不适，打不起精神。知识青年到了儒桥村，村里可建房的空地几乎没有了，而且32号新知青每人一间的住房可要一大块空地。知青进了村，安插在每一个生产小队，这叫“插队”，但头六个月，知青先在农民家里过，这叫“落户”，知青“插队落户”的名称由此而来。

家里能接收知识青年还是个政治待遇，不是任何一个农民家庭被允许的。除了政治成分好，还要为人正派，家境较优越，人不贪小。知青下乡头一年，国家每人每月补贴生活费10元，知青落了户，这十块钱交给房东作为伙食费。此外，房东家里可以多安装一个25瓦的大灯泡，这是对知青的特殊照顾，考虑到他们要读书写字，而通常每个农民家里只允许有一盏15瓦的灯。

家里有了知青，每月的10块钱现金和多一个25瓦的灯，时常还会招来左邻右舍的羡慕和嫉妒。为了避免让人说闲话，我的房东大妈总把伙食安排得好好的。房东家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建林小我三岁，而妹妹秋仙又小建林三岁。秋仙还小，有时吃饭时有点好菜也想伸筷子去夹，建林就会拿自己的筷子打妹妹的筷子：别动！这碗菜是留给哥哥吃的。

为了解决半年后知青的住房问题，大队领导决定在后山岭劈山造地，給知青建排房，一排十五间，共三排，还专门开出一条新路。这条路就是旺旺“练奔”的最好去处。 

肆

后山以前是一片坟地，儒桥村有四千多人口，列祖列宗的魂灵都安息在此。为了跟上新形势的需要，响应党的号召，作为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安排好下乡知青的生活， “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生产大队的各家各户都毫无怨言地迁建祖坟。那是政治挂帅、一切服从领导的年代。后山岭一下子多出了四十好几的知青，趁着山岭的开发，也有社员中为数不少的年轻家庭在此平地造房、安家落户。

从远景看，后山岭将是未来的一块热闹之地，队里还计划在这里开设日常用品、粮食加工等代销店，于是大队支部认为建筑一条连通后山与老村的通道已势在必行。路有两米多宽，社员们称之为“大路”，这是儒桥村一千多年有史以来最宽的大道，为遐迩鲜见。每天夜里，我记完了工分，旺旺总要送我回家。这时我们会在“大路”上练上一通奔跑。 

贫下中农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刚到村的时候，整个生产大队只是大队总部有个高音喇叭，在县里给每个生产小队装上有线广播之前，整个山村除了人说话和狗叫声外到处都是一片死寂，农民是白天抡锄头，晚上抱枕头，没有一点文化生活可言。大队虽然订了一份《杭州日报》，生产队可以去借，但除了极少部分社员家里有条件供得起读几年小学外，不识字的青年占绝大多数。

我想反正自己每天晚上要去队部，就提议利用计完工分的时间给社员们读报，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什么。这一倡议马上得到大队党支部的支持，并号召各生产队的社员们，晚上只要有时间，希望都能去第七生产队听知青为大家读报。这样我回家的时间又往后推了，但是旺旺不在乎，它一如既往地忠诚坚守，直到我办完事送我回家。 

每晚的读报会成了各小队之间互相往来接触的契机，人们彼此有了更多的走动，爱开玩笑的社员一到场气氛就会热闹起来。七队有个老不正经、玩笑不绝的“活宝”，他是个文盲社员，虽没文化，但人却是绝顶的聪明，干起农活是出了名的好把式，带头种起田来，不拉绳子，把六株秧苗插得笔直。

现在好了，他有了表现的场所，他看到我快记完了工分，人到齐的差不多了，就学着我的样，手里拿着报纸拉大嗓门说：哎，大家注意啦，我开始给大家读报了，大家听好了······，他正开着玩笑演着戏时，另一个社员走到他跟前大着嗓门对着大家讽刺他道：还给大家读报纸呢？！他不看看连报纸都拿反了！顿时引来哄堂大笑。然而 “活宝”脑子反应极快，急中生智，立马大声嚷道：我是拿着报纸让着你先看看，你还不识抬举！又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我给旺旺规定好了固定的训练方法，会将一根粗粗的树根扔出几十米远，要求旺旺以最快的速度取回，为了提高旺旺奔跑的速度与力量，气喘吁吁的旺旺捡回树根讨好地交还给我时，只要没得到赞扬，下一趟它会跑得更加拼命。我们就这样，只要不是大雨倾盆，就是大雪纷飞，天天坚持。有一回，我已扔出了树根，旺旺正要开奔，突然刹住脚，趴在地上胆怯地发出低沉的呜呜声，眼睛死盯着前方。今天它一定是发现了异常之物。

儒桥村如前所述是离开县城要拐几十个山湾才能到达的深山村落，虽然已经到了1970年代，但山村周围一带听本村农民说山里还是有野兽出没。我的房东弟弟建林，他爷爷就曾是打老虎的。听房东大妈说过，就是建林的母亲，她公公怎样自制打老虎的毒药。说是山上有一种很毒的树，砍回家熬成黑黑的浓浆。在山上老虎常过往的道上，用茅草编成篱笆筑成一个走廊，伏下诱饵，在走廊的尽头，拉满弓，在箭头上涂上厚厚的毒浆，在靠近箭弓十五米左右之处，在诱饵旁边设下一块踏板，当老虎叼食诱饵时，会带动与踏板相连的弓箭。中箭的老虎跑不出五十米便会中毒倒地。

今天旺旺出乎寻常地伏在地上不敢前行，一定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野兽。村里人还说，这些年头老虎是已经见不着了，但豹子还有。狗的感觉要上百倍地超越于人，尽管人什么也看不见，但可以想象旺旺看到了什么。我从路旁抄起一块大石头超前方向扔去，瞬间，旺旺便欢快地跳跃起来恢复了常态。第二天，我把这件事说给了老铁匠听，铁匠说没错，一定是旺旺看到了比它更大的豹子。铁匠又说，旺旺现在毕竟还太年轻，安慰我，再养上半年，旺旺会变得勇敢的多。而此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一年半载后等待旺旺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伍

几个月后，县卫生局为了加强贫下中农的出工保健，要求各公社各大队选派几名有文化的男女青年，下乡知青包括回乡知青，去县里集训，当时流行的“赤脚医生”其实就是卫生员。“赤脚医生”顾名思义，不是脱产的专业医生，也是要光脚下田的。我们几个知青被选送去县里培训，这下带来了我跟旺旺的第一次分离的想念。

差不多十天时间的培训，讲解最基本的救死扶伤的知识，了解认识最常用的中草药，每人发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和一只卫生员药箱。当农民去田里出工，特别是进了山里万一出现什么应急工伤事故，或被毒蛇咬伤，就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抢救。

后来有一回在山里干活，真的有位女社员小腿被蕲蛇咬伤，药箱里没有特别的治蛇咬的药，我用手术刀刮去蛇咬牙口边模糊的淤血，用口吸出伤口里的毒液，用绷带扎紧脚腕和膝盖，让社员们采来大量的茶叶，用嘴嚼烂用茶叶汁水清洗伤口，然后再用嚼烂的茶叶泥厚厚地裹在伤口上，因为茶叶有吸收毒液的疗效，以确保病人在被送到公社卫生站之前，不让蛇毒扩散。 

在培训班快告近尾声时，我开玩笑对县卫生局的领导抱怨说：什么科的病都让我们看，就是不允许检查妇科，说完哈哈大笑。卫生局姚书记笑着骂我，说我心术不正！培训班即将结束，我惦着旺旺，想了一个多礼拜，到最后两天，把食堂饭里的肉收存起来，给旺旺带回了家。

自从吃了我给的肉，似乎成了旺旺名正言顺的主人。铁匠自己虽没文化，但深信有文化的人必定办事有方，他很欣赏地说：读书人就是不一样，特别是有人来打鉄铺歇脚，他会兴致勃勃地赞不绝口：有文化真好，有知识就是不一样，我们队的知青把我家的狗调教得都像有文化似的，旺旺从来不乱叫乱闹。

旺旺成了我生活中缺之不可的一部分，也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滋味。对旺旺来说更是如此。每到出工的时间，社员们在队部集中等队长来派工，旺旺会准时找来。碰上进山里干活，它不能跟去，它会把我送到村口。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在农民不识字的年代，我读了高中，到了农村只要是跟文化有关的活儿，处处都能派上用场。比如，生产队的植保员由三人组成，带队的要负责农药的配方和稀释，但三人都没上过学，带队的所知道的配方，也只是请教了别的大队的植保员，或从别人那里道听途说的，一则兑水比例很不精确，只能是大致上估计，再者治理病虫害的农药经常要换，而公社发下来的药水也不是一成不变，每次的计量标准不尽相同。

还有更多需要顾及的因素须考虑得面面俱到，一有忽略，会影响植保质量。在调试药水时，须考虑秧苗的密度、是烈日抑或树荫，早中晚气温也不一样，所以合成的比例和原药兑水的浓度都不一样，每次得酌情而定，而这一切必须能读得懂说明书才行，仅仅靠大致估量，势必影响效果。过去没合适的人选不得已，每次多少会影响稻苗的生长。

现在有了知青，队里如获至宝，这样我又负担起重任。按照配方说明，根据庄稼的病情、虫害的程度、早中晚的温度及阳光强度的不同配制出相应、各异的比例，很快初见成效、稻苗长势喜人。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本生产大队及邻近大队传开，别的队的植保员们利用工间的休息时间纷纷前来讨教。然而在农民受益匪浅的同时，最称心的要数旺旺了，因为当了植保员，我就没法再参加山里的农活了，小队150亩水田的植保，轮着圈儿做都空闲不下来。现在进不了山，旺旺可以天天跟着我来地里出工。

诸事顺遂地过了几个月，旺旺一天天地长大，心理上比以前更见稳重，外形上看过去已经是一条发育成熟的大狗了。现在，要把它抱在手里已不像昔日那样轻而易举了。旺旺到底有多重了，一直是一个迷。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知道了旺旺确切的体重。 

陆

随着知青的大批到来，队里的人均耕地在逐步相应减少。县委向全县各公社发出号召：向水要田、向山要田！靠近富春江下游的公社可以围江造田，象我所在的公社已处远山深坳，本来就水源缺少，只好向山要田，于是开山造田成了农闲时的当务之急。

要收下这么多知青，分掉农民那么多土地，社员们心里不爽，但敢怨不敢怒，敢怒不敢言，这是国家政策，谁敢公开反对那不就成了先行反革命？但牢骚毕竟还是有的，或轻或重的一有机会总会发泄出来。碰上造田干得过苦时，碰上知青表现不尽人意时，有些怨气大的社员，特别是个别文化低的冤大头会毫不含蓄地直冲着知青发牢骚：你们这帮知青，我们要管你们叫爷，我们辛辛苦苦地改出来的几亩地不都是给你们在干！学大寨，改大寨田？不都是因为你们来了我们的田不够了才这么玩命？然而，也有一些出来讲公道的农民说：你也怪不着他们知识青年，他们来农村吃这种苦，生活不习惯，年纪小小地就离开父母来了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山沟，你以为他们是喜欢？他们也是没办法，也是为了相应国家号召，你们发这种牢骚，本来也怨不着他们。

所谓造大寨田就是学习山西样板的大寨大队，是当时全国的政治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寨田就是梯田，做梯田需要用石头在山上垒起一道一道的石坎，里面填满土，灌上水就可以插秧了。然而往山上运石头是造大寨田的最艰巨的任务。每个生产队都把造田的任务包干到各自的队里。

我的体力差不多能挑上两百多斤了，这说的是较长一段路程的体力支撑。有时候在山里干完活，队长会分配任务，根据每人的公分把山上砍倒的树按一分工背二十斤的标准把树背回生产队，这就是说，拿十分工的全劳力要背两百斤，我刚到半年后的第一次评工分，因为体力不错加肯干，被大家评了个八分半，等到第二次评分，长到了九分半，这意味着我今天要背回190斤重的树。

平时队里评工分时都会你争我吵的，碰到这种情况，体力不行的社员真让他多拿工分都不敢了。遇上没本事又要争工分的社员，队长这时就会骂人放刁话，弄得那种人无地自容。

因山上的树没法过秤，背大背小由自己挑，但是超额背了可以加分，谁没完成任务也要扣分。这种加扣分的额度一般都定得比较高，怕扣工分，大家宁可挑大的，超额多背，加工分对农民是最有吸引力的。大家多背了也正符合队里的利益，因为砍倒的树若不及时背回队里一则容易烂掉，二则也容易被人偷走。

但是挑石头的情况又不一样。山腰放炮、首先要用雷管炸开山石。炸石头是生产大队的任务，炸下来的石头每个生产队可以任意取用。农民挑石头用的是挑秧的秧架，但是挑石头跟背树情况不一样的是：正常情况下，石场刚放完炮，小块的石头比较多，每人可根据自己的体力往上加码。但慢慢地，大小合适的石头被捡光了。到了最后剩下的都是超大块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挑走超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大石头。

往往刚上肩时，重量还不能完全感觉出来，但走上一程，体力上的艰难就体会到了。但既然已经坚持到了半路，那谁也不会半路再扔下的了，死活得硬撑着挑下去。石场都选在河滩边，而河滩的位置要低于公路面许多，在超负荷的的情况下，又要从低洼的河滩沿着台阶往上挑，让人确确实实地尝到了什么叫“竭尽全力”的痛苦。

计工分是按照所挑的石头的重量而定，每挑一百斤为一分工。我计划自己每天挑上一千斤，挣到了工分额就满足了。我安排好分五趟挑，每次200来斤，上午挑三趟，下午挑两趟。但就是因为到了最后没有合适的石头可选，无奈会事与愿违地多挑。称石头的磅秤架在河滩上面的公路桥上，石头挑上了公路，连人带秧架一起站上磅秤，然后放下担子再约体重，减去体重就算石头的分量。我连人带架子是432斤，体重97斤 ，石头净重为335斤，这就是说以97斤的体重挑了335斤的担子，重于体重的3点5倍。有了磅秤，今天旺旺来得正是时侯，一上秤我才知道旺旺都53斤了，无怪现在要抱起旺旺已是日趋艰难。管秤的老头说：那么肥的黄狗拿来吃比养猪还划算。

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难道果真将应验旺旺的命运？ 

柒

知识青年是国家的人才，广播宣传里都这么说，各级领导对知青才学的利用要做到充分，这是公社党委最近开会传达省里的指示。眼下县、镇各中学师资力量严重短缺。我虽然在外语学校读过高中，除主课英语，数学也是我的强项，当然在县、公社眼里，谁都认为英语是我的特长。这么一块好材料领导肯定是不会闲置起来的。随着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抓教育，中央教委的全国办学精神很快下达到了各县镇，尤其是要全面恢复自文革开始以来几乎全部瘫痪的外语教学。这样一来，我意味着责无旁贷地要脱产离开生产队去县里教课。社员中已传得满城风雨。

我不愿教书，自有心病。当然能当老师是村里人人羡慕的职业，换了别人都会争先恐后、求之不得，有说不完的好处：可以拿工资，现金对农民来说可是可望不可及的；不用下地了，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了脑力劳动者，离开了又脏又累、时间又长的农活；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的偏远山村，教师被人尊为“先生”，受人敬仰。那么好的美差我不敢接受，是担心一旦任了职，以后领导就不会再放我走了，我害怕自己将来上大学的理想就此落空。就是不上大学，返城上调的机会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加上一旦去了县城，他就不能每天跟旺旺一起练奔了，而且一走就是一个学期，虽然有周末，但专程坐长途回生产队也不现实。 

公社党委管文教的副书记、大队党支部兼管知青的书记、学校的卢校长，三人是三顾茅庐、恭恭敬敬地来到知青点请我出山。在实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为了替学校排忧解难，就算救急，我答应就帮忙一个学期，理由是自己下农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在广阔天地经受实际的锻炼。无奈之下，校方只好默认了我的要求。因数学底子好，同时我也兼任起高中的数学老师。 

到了县城，因体力上的轻松和时间上的悠闲，一空下来我很不习惯见不到了旺旺。只要公社或大队有拖拉机来县里，或县里有车去山里，我都会搭车回生产队一趟。隔开了一段时间，旺旺再次看到我，有如亲人久别重逢，更是难舍难分。老铁匠甚至同意我可以带旺旺回家过夜。

那个时候，农民除了过年和“双抢”后的庆丰酒外，平时吃不到肉。国家为了照顾知青，考虑到他们需要营养，知青每人每月发一斤肉票，农民没份。买肉的那天，我一定会带上旺旺在家里一起好好享受一顿。那年头知青买肉都要肥的，是因为缺油水。现在有了旺旺，我跟杀猪的山沟佬讲好，一斤肉票买一斤半带骨头的肉。我买了很多带脆骨的肉，当然所有的脆骨都成了旺旺的盘中餐。

时间过得说慢也慢，说快也快。就在我跟旺旺离多聚少的半年中，一个学期即将过去。为了不让学校到时又缺了老师开不了课，我跟卢校长事先又确认了只教一个学期的决定。卢校长颇为惋惜地说：你看同学们那么喜欢上你的课，很多学生因为你都喜欢上了外语，你这么一走，我真担心不少同学会受打击。然而我只好语气委婉地安慰卢校长：慢慢来，会有办法的。果真，后来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县里都传说我已考上大学，只等大学通知书了，这时学校的英语老师因流产无法上课，卢校长不得不又上门求援，并打下保票，入学通知书什么时候到我什么时候就可以停课，绝对不会影响入学。

这次两个月的帮忙教课于我而言，是一段心情轻松愉快的经历。这回没有了象第一次那种生怕被拴在农村的精神压力，我反正要走了，这已成了定局。我心花怒放地享受着每一寸时光，但万万没想到，这回一走，成了跟旺旺的诀别。 

捌

入学通知书终于下来了，我搭乘省招生办工作组的吉普车回到村里。一下车，还没来得及回知青点，我先去了铁匠家。我在县城给旺旺买了一个午餐肉罐头，想让旺旺饕餮一顿，这将是我跟旺旺的告别仪式。我人还没到铁匠家，老远已看到雪勇端着饭碗坐在门槛上吃饭。我大声喊着雪勇的名字，高声嚷道：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考上大学了！

刹那间，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一种冷清、若失的感觉，今天怎么没有了旺旺像往常那样远远地迎面跑来迎住我？扑在我身上尽情地撒欢，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亲热？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向雪勇，高声问，几乎在大声呼叫：旺旺呢，旺旺在哪儿？怎么见不到旺旺？······  

雪勇尴尬地笑笑，拿着筷子当当地敲敲碗，我以为雪勇以此在召唤旺旺，但并没有见到旺旺的身影。我又大声疾呼问雪勇：旺旺呢？旺旺呢？近乎在对雪勇吼叫。雪勇依然尴尬地笑着，依然什么也没说，再次当当地敲敲碗，最终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吃了。

啊 ······

我的心像是被铁匠铺里的鉄钳夹住似的，感到无比的痛楚，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疼痛 ······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多少人和事，多少景和物，都在岁月的冲刷后，日渐褪色；太多的情与景，太多的恩与怨，只要不再念及提起，只要不复触物生情，大千悲喜沧桑、尘世名缰利锁，作者的余生之年也许不再会想起。然而，旺旺！那曾无数个日日夜夜、朝夕相处的旺旺！这么多年来，大半辈子的过去，它在我的记忆里非但没有淡出，反而变得越加清晰，思念越加强烈，人到国外，更是有增无减。 

玖

负笈重洋到德国，我认识了一位同胞，上海人，大我三岁，同姓，我称他为本家，敬如兄长。他给我讲述了一段同样让人莫齿难忘的经历：

1960年代末，本家作为知青赴江西插队。一家农民要杀自己的狗。传说，狗只有在被杀的时候因为恐惧，身体会释放走某种元素，之后，这样的狗肉才会好吃。所以杀狗时得很残忍，让狗惊慌恐惧，让它释放掉这种元素。那几个农民把自家的狗用大门拦腰夹住，用榔头死命不断地锤击狗的脑袋。这种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遭遇，狗从不解、茫然、惊慌、恐惧、一直到挣扎，真正含义的垂死挣扎，发出悲切的哀求、发出歇斯底里号咷，无情的铁锤像雨点一样不停地向它砸去。求生的本能让狗奋力跃起，它挣脱了两扇大门的夹击，它终于重获自由。但它没有因此而遁逃，在十几米处，它摇摇晃晃地站立在那里，满头往外喷泻的血染红了整个头部，在狗的跟前瞬间已是满地血水。

第一次的不成功，意味着还有第二次！主人发号施令，唤它回来。被打成如此境地的狗，还不逃跑，可怜而胆小的狗，害怕成了丧家犬，怯生生地又走了回来。它被再次夹进门缝，再次受到重击，受到致命的重击…… 

2021年6月3日  德国慕尼黑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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