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明远，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现为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改革开放史研究学者。原题
改革“播火者”高尚全
作者：王明远
2020年11月29日，“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于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出席并演讲
最后一次见高尚全先生是在去年11月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高老是第三位发言者，他健步走上讲台，不看讲稿，思路特别清晰地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已经91岁的老人。当时我心想，高老的身体这么好，超过安老（安志文，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首任会长，98岁去世），活到一百岁应该没有问题，不想他就这么突然地走了。我于2010年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而第一次听说高老的名字，是2006年尚在读大学的时候，当终于见到景仰已久的“大人物”时，心中顿生莫名兴奋，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的每一个字。日后又无数次聆听他的谈话、演讲，他那带有上海口音、婉转动听的普通话，逻辑清晰、深入浅出的分析，总让人有回味不尽、余音绕梁的感觉。当时体改研究会已经从西安门搬到皂君庙监察部大院办公，虽然时间已经进入到21世纪，但多数办公设备还是90年代的“文物”，按理说，当年高老的体改委老部下很多人已是国务院和发改委的领导，申请拨款做点装修不算什么难事，但是大家的心思在工作，办公条件简陋一些也毫不在乎。那时候，体改委的“三老”（即安志文、杨启先和高尚全）身体都还很好，几乎每天都来上班，那年安老91岁、杨老85岁，高老最年轻，也有81岁，他们三人都是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但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从未想着安享晚年，依旧在关心和研究改革事业。2010年体改研究会在西山的卧佛山庄召开座谈会，有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参加，晚上大家就就住在那里，吃完饭继续聊，我们年轻人陪着杨老和高老散步，他们走将近一个小时也不累。安老一直工作到98岁，直到去世前半年，腿脚实在没有力气爬上二楼办公室，才不再来皂君庙办公。他去世后，我去他居住的百万庄“部长楼”吊唁，夫妻俩都是延安老革命，但是他们的家中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家具装饰不如一个普通工薪家庭，让人深深感受到什么是大公无私，什么是彻底无我！而高老也是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从2010年到去世一共写了近一百篇文章，整理出版了11本思想专著，这些成果主要内容都是他的原创，并非由秘书冯罡和陆琪代笔，他也算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了吧！高老生命最后时光罹患胰腺癌，除了到协和医院就医外，在去世前一个多月前还坚持来办公室，并且自己去食堂打饭，这是何等的勇士战斗到最后的画面！高老在老“体改人”和经济学界中的威望特别高，他与大家已经超过那种普通的同事或领导关系，人们都把他当作可敬的师长、慈祥的父辈，他去世后大家都是异常痛心。高老的离去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的反响，一时成为微博热搜第一名。按行政级别，高老只不过是一位退休的副部级干部，像他这样的“老干部”，中国至少有数万，但是为什么他能引起社会的共情呢？我想，这还要从他40多年来对中国改革持续不间断的贡献和影响力说起。1954年高尚全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高老1929年出生在上海嘉定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他这样的出身，本与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无缘，但因舅父看中他的才华，毅然资助他到嘉定县立中学读书，又因成绩优秀，升入圣约翰大学附中，这样他后来得到了进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学习的机会。圣约翰大学被称为“东方哈佛”，经济系完全采用美国教材和教学模式，是全国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学专业之一，50年代院系调整时，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重要源头的就是圣约翰大学经济系。高老在圣约翰受到完整的现代经济学科训练，并形成了宽阔的人文与世界视野，所以，即便是他八九十岁高龄的时候，看问题仍然那么与时俱进，不像很多同龄人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
1958年高尚全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高尚全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农业机械部工作，虽然他才思敏捷、兢兢业业，但在那个经济学科被边缘化的时代，并无太多的用武之地。1979年，他已迈入50岁的人生门槛，这一年中国开启经济改革，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春天。他被调往新成立的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开始有机会真正研究经济问题，对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同时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数篇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评论，得到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批示，而当时他才是一名处级干部。1982年高尚全先生又被调入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是八九十年代领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超然机构”，由总理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而副主任也都是由副总理或老资格的正部级干部担任。国家体改委不同于一般的部委，它是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总参谋部”、“规划设计院” ，参与了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之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高尚全先生先后担任调研组长（相当于政研室主任或综合研究局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体改委副主任（1985—1993），来到体改委工作后，高老的才华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并且为中国经济改革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我仅仅列举略知一二的以下几个方面：1993年7月1日，左起杨小凯、高尚全、张五常、张维迎在海南改革会议上合影第一，推动城市试点改革。体改委为了减小阻力，首先选了两个中等城市搞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分别是湖北沙市和江苏常州。高老负责协助常州市政府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如开展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负责制、财政递增包干、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建立短期资金市场等。这些后来都在其他城市推行，而常州也因改革先行一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第二，对促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写入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高老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文件起草，当时内部争议很大，主张维持计划经济的占上风。眼见起草工作马上就要结束，还没有任何理论突破，他心急如焚，灵机一动与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决定请“外援”，于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召集于光远、董辅礽、蒋一苇等经济学家开会，这就是著名的“西苑饭店会议”。与会者一直认为应该发展商品经济，高尚全之后并把专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央。加上此前马洪的上书，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终于影响了那些对商品经济持谨慎态度的最高层决策者们，他们打消了对“商品经济”的顾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如期出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出实质性一步。第三，参与组织“巴山轮会议”。1985年世界银行驻华代表林重庚建议中国召集世界权威经济学家召开一次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讨会，为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咨询意见，高老和廖季立组织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应该以建立市场调节机制为改革目标，以间接管理为主要调控手段，要果断进行价格改革，建立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鼓励企业变为独立经营实体，这些建议被国务院悉数采纳，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第四，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高老在1987年“十三大”前后就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和方法，不具备社会制度的属性；取消指令性计划不等于取消社会主义，要用政策性计划或经济合同代替指令性计划；建立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务、资金、技术、信息和房地产在内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国家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新机制（1987年8月体改委工作简报、1988年《改革》第一期）。高尚全先生是最早系统提出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高层领导之一，尤其是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处于低潮和徘徊期，高老还发表数篇支持市场经济的文章，其中1992年6月的《社会主义应该理直气壮搞市场经济》最为振聋发聩。
1986年6月，高尚全（左2）与匈牙利副总理法路维纪会谈
第五，国企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高老作为最早研究企业的经济学家之一，从参加工作开始就意识到苏联模式对企业能动性扼杀的问题。1956年12月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企业要有一定自治权》，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反思计划体制的最早论作之一，半年多后，高老也险些因此被打成“右派”。进入1980年代后，他敏锐觉察到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普遍不景气，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1985年起，他就不断提出“企业改革是搞活城市经济的中心环节”、“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企业改革”、“要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观点，并推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企业法人化、股份制、承包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系统措施来搞活企业。高尚全先生在体改委工作的11年，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企业改革问题，他是最早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改革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
1987年10月26日，在十三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高尚全（前右1）、杜润生（前右2）回答提问
此外，高尚全先生还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参与领导现代金融体制、证券市场、社保体制和住房体制的规划设计，每一方面他都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建议，并且留下十万余字的相关著述。可以说，高尚全先生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这种贡献有实践性的，也有理论性的，他当之无愧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重要缔造者之一。1993年，高老从体改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他对改革的思索和影响并没有因此结束，他此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继续为改革鼓与呼。他先后参加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文件，以及十五大报告的起草。2012年中央成立领导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他也是最早提议者之一。1996年，马洪、高尚全、林凌在秦皇岛耀华玻璃集团调研这期间，此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高老对经济改革的思索也进一步深入，提出了以下观点：1.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和社会监督；2.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划分好政府权力边界，建设法治型市场经济；3.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4.破除法律、金融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放开民营企业准入体制，让民营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平等实体。高老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面临的关键问题，他与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成为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最强有力呼吁者。另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对政府经济决策专业化的要求不断提高，需要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来支撑政府的决策，高尚全先生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1989年2月，他发起成立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1991年11月，他发起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并担任首先院长。1993年，高老支持海归易纲、张维迎等发起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亲自拜会北大校长吴树青，劝说他同意将这个中心挂在北大下面，后来这个中心逐渐发展壮大，如今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上几个机构，如今都跻身中国最重要经济智库之列。1999年高尚全先生接替安志文先生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体改研究会本来是体改委的一个对外交流所用的学术机构牌子，并没有多少研究人员，并且与体改委的界限也很模糊。在他的努力下，体改研究会也逐渐做实，吸纳了石小敏、樊纲、迟福林等一批优秀中青年经济学家，成为一个高水平的经济研究智库。体改研究会后来不仅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每年还组织“中国改革论坛”和“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高水平研讨活动。纵观高尚全先生1979年以后的奋斗历程，无一不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密切相连，如果对他的历史定位做一个评价，我认为，他本人以及跟他经历观点类似的专业型经济领导人薛暮桥、杜润生、安志文、马洪等，都可以用中国改革的“播火者”来形容：1992年6月，高尚全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办公室
首先，他们为中国经济转型制订了一个又一个正确的方案，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播下制度和发展动力的“火种”；其次，他们积极支持地方和民间的改革事业，点燃民间改革的热情，最后高层与民间共同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使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纵深程度和成就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再次，他们为中国经济改革培养了大批年轻人才，日后这些年轻人成为国家财经界重要领导人、企业家或经济学家，成为领导、研究和捍卫改革的重要力量。2002全球脑库论坛期间，高尚全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交流在这些“播火者”的努力下，中国改革事业终于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汪洋大海。在笔者查阅资料准备本文时，找到了高尚全先生于1979年发表的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如何提高糖产量，使人民多吃些糖》，那时候多吃一点糖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奢求，如今这些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而他们推动中国改革的动机又是如何淳朴！读罢不禁让人产生饮水思源之慨，筚路蓝缕、以启改革，感谢那时代先行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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