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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 | 毛泽东致函李达: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

陈力新 李梅彬 新三届 2022-10-07

原题

毛泽东和李达的友谊





作者:陈力新 李梅彬



1949年初,在蒋介石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下,我们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护送李达同志逃离白区,行程万里,绕道香港,到达刚解放的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北平。两年多梦寐以求的愿望得到实现,那种激动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言语形容的。

早在1947年,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曾通过“地下交通”送给李达一封信,字面大意是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实际意思是请他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

1948年11月,毛主席致李达(字鹤鸣)的亲笔信,邀请李达来解放区共商国是

那时李达在长沙湖南大学任教,反动派把他当成“危险人物”,列进黑名单。由于李达的身体很坏,一时不能长途旅行。直到1948年底病情好转,我们在华南局的委托和协助下,返回湖南,护送李达辗转北上。

1949年5月李达脱险到香港后,在山顶花园合影。左起陈力新、陈恕人(陈力新之父)、李达、李梅彬


在李达到达北平车站时,毛主席早已派专人迎接,并安排他下榻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来看望他。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

第三天,毛主席就约李达单独会晤。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当他坐着小轿车往毛主席的住处急驰时,往事使他陷入沉思和回忆之中。1926年,在武昌北伐军政治部的一次会上,他和毛主席的会面,恍如隔世,从那时分手后,转眼二十多年不见面了。此时此地,他该向毛主席倾吐些什么呢?要向毛主席谈一谈自己多年的经历和遭遇,检讨自己在毛主席率领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个人却在白区过着书斋生活,没有为党作出什么贡献,虚度了时光,愧对革命,愧对毛主席。而毛主席则想从李达这里了解湖南情况,作出如何解决湖南问题的最后决策。

李达和我们谈起这次会见时说:毛主席亲切,热情,谦虚,对往事记得很清楚。他说,那天晚上毛主席同他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不觉夜深,最后毛主席留他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问:“主席,你自己不睡吗?”毛主席说:“我还刚上班呢!”李达因为疲劳了,也就顾不上更多的礼节,在毛主席床上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已是清晨。毛主席还在批阅文件哩!过不几天,李达给我们出示了毛主席给他的信,大意是你健康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一些再议。

李达曾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是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23年因同当时身为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发生争吵,讨厌他那种蛮不讲理、专断独行的作风,贸然离开了。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曾向他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二十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毛泽东同意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当时李达已年近花甲,毛主席的这一席语,他认为是对他近三十年经历的最扼要而确切的总结,对他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他提出入党申请后,很快经党中央批准。他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他新的政治生命,他决心把宣传、解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晚年的光荣职责。

1950年以后,李达先后主持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务,我们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他每次来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通知我们去见见面,一起吃顿饭或到北海公园划划船。有时也向我们谈谈毛主席是怎样指导他工作的,对他是怎样关怀的。如毛主席曾鼓励他要多写些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文章,说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所迫切需要的。

1951年,毛主席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紧接着写了《<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是每写完一部分就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百忙中亲笔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三个字的,毛主席亲笔都通通把它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1952年,毛主席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饱满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

1954年9月,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展开了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李达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斗争。他连续发表了《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等论文和小册子,并把其中两篇文章送请毛主席审阅。李达的这些著述活动,都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指导。毛主席曾分别给李达三封信,使李达受到极大的鼓舞。信中的亲切和商讨的语气,既体现毛主席对李达的器重,又表现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在理论研究上以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

1957年,毛主席在发表他的哲学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前,曾将此文寄给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毛主席真是谦逊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他随即反复阅读,并以极严肃的态度撰写了一篇学习心得。

李达在三十年代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一书,毛主席在抗战初期就给予肯定的评价,并读过多遍,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主席还为此给李达写过信,热情地称赞他是真正的人,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要他把此书再寄一些到延安去。在当时的环境中收到这样的信,真似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见到北斗星,对李达是多么大的鼓励。他曾把这封珍藏起来,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湖南,他全家颠沛流离,逃难到了湖南的深山里,就把信带在身边。不幸遇见土匪,这封珍贵的信连同他的衣物都被劫走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念及此,他便非常痛心。

1961年暑期,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一次同他谈到他在三十年前所写的《社会学大纲》,认为现在还可以找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重新出版。李达认为这是毛主席当面交给他的任务,感到光荣,立即中止休养,回校组织人力开始工作。由于旧著没有反映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他毅然决定对旧著进行大修改,力图编成一部系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教科书,并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即现在由人民出版社印刷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从那时起到他去世为止,整整五年,他是以全部精力奋不顾身投入这一工作的。

李达对毛主席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如在庐山与毛主席的这次会见中,他还就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请教毛主席。毛主席说,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他立即接受主席的指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的一致性)。又如,他主编的《马克主义哲学大纲》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一篇是他比较“得意之作”,但当他知道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古人讲得太多”时,就毫不可惜地把这一部分全部删掉了。再如1959年毛主席去武汉视察时,曾对他说:“你写的文章不象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此后李达对毛主席的这个意见一直牢记在心。在写文章时经常征求旁人的意见,问是否“火力不足”;又经常叮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和他的助手们,写文章一定要有“骨肉血气”,要做到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准确、鲜明、生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在北京、武汉、庐山,毛主席多次要李达去见面,畅游长江时也曾要李达陪同前往。有一次,毛主席去武汉视察工作,打电话要去武大看李达,李达又感动又不安,连忙坐了汽车去看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李达遭到残酷迫害,含恨终天。今天,李达的冤案已平反昭雪,他的遗著也大量重新出版,对于澄清“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帮助读者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起有益的作用。李达先生死而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原载《光明日报》1978.12.23


作者简历

陈力新(1918-1987),湖南安仁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他早年就读于湖南大学,1947年任湖南大学助教,参加进步活动。

陈力新老师


他曾受中共华南局委托,冒着生命危险,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于1949年初从长沙出发,绕道香港,护送李达同志赴解放区,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50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任教,教授国际私法,1953年第一批评为讲师。1955年8月调入外交学院任教,1964年调入外交部国际法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曾遭受严重迫害。1979年5月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从事国际私法教学和科研工作,评为副教授,1985年、1986年连续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成果奖。

陈力新老师是北大法律系77、78级同学的任课老师。

作者李梅彬当时是湖南大学外语系的青年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体育报社工作。

1985年1月,陈力新与学生谢思敏在一起


补记

本文的作者之一陈力新先生生前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教授国际私法,是我们(谢思敏、邵景春,北大法律系78级)的恩师。我们在北大法律系学习期间,曾先后师从陈力新先生学习国际私法。他对我们十分关心,帮助我们规划了专业方向和治学道路。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学习、生活上关怀备至,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整理了相关资料,重新发表陈力新先生于1978年12月写的这篇回忆毛主席与李达同志之间的友谊的文章,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先驱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寄托我们对恩师陈力新先生无比思念的心情。

荐稿人:谢思敏


文图由陈力新女儿陈莉萍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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