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林，1946年生，湖北天门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70年 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工地劳动；1972年贵州省思南县公社、县委工作；1976年起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至省委副秘书长；1986年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1991年人民交通出版社社长；1992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2001年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2004年中国殡葬协会会长。现已退休。原题
永远的老头儿
作者：陈群林
池必卿（1917~2007）在贵州时
池必卿同志到贵州工作不久，不知谁开的头，我们就叫他老头儿。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省委机关，是个很不合规矩也不那么严肃的称呼，但是，不仅没有人出来批评和制止，而且跟着叫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办公厅秘书人员叫，慢慢变成省直机关很多人叫，最后扩大到地、州、市领导人甚至省委一些领导同志也跟着叫。开始是背后叫池老头，后来发展成在非公开场合当面叫他老头儿。对这个亦庄亦谐的称呼，他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既未反感，也无欣然，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件事本身很有意味。叫他老头儿，并不是因为他年纪最大，他到贵州时60岁刚过，省委领导中有好几位比他年长，而此前李葆华主持省委工作时已近70岁，大家也只称“葆华同志”。也不是因为他职务最高，他到贵州时是第二书记，而我们对第一书记马力同志却从未称过老头儿。这些年我总在想，大家愿意叫他老头儿，除了对长者的信服和敬重，应该还包含某种特别的随意和亲热；而敢于当面叫老头儿，正表明了他不计较小事的大度、与同志相处的率性和对晚生下属的宽厚。不知当年熟知的人们，是否这样看？老头儿从1978年只身抵达贵阳，到1985年为了避俗借出差不辞而别离去，在贵州工作和生活了8个年头。这段时间，贵州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建国以后最重大的历史转折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他在这场转折和变革中的贡献，刘学洙同志撰文指出，有两件大事“堪称高峰”：一件是摒弃人民公社的旧制度，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件是主动自觉地为中青年干部“让位荐贤”。朱厚泽同志说，两件之前还有一件，就是平反贵州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解放和安排各方面的老同志，从而组成了新时期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我不揣冒昧，在这三件之前再加一件，即从认识贵州省情人手端正党内思想路线，使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初步形成风气，为其后展开的各项变革准备了思想条件和舆论环境。这四件事，每件都是一篇大文章，每件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充满矛盾甚至戏剧性的演进过程。作为主导这些事情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历史，所谓“大节”如何，且待世人评说。作为当年旁观和部分参与其事的我，只想重提他当时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些话。比如，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省内较为浓厚的不实之风，他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贵州三年内不要讲形势大好。”针对外省对贵州大范围包干到户的非议，他在中央会议上严正声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在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上，他公开批评“扶上马送一程”，说：“扶上马了就不应该再送，否则还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这些话，极具个人色彩，简练得近乎突兀，通俗中充满睿智，拙朴下藏着锋芒，当然还有某种特立独行的倔犟。依我看，这就是池必卿，是作为政治人物的池必卿，是人们当年知道的“池书记”。类似上面说到的大事，也许还可列出若干。现在回忆池必卿，也离不开这些话题。为了减少累赘和重复，我这里避重就轻，不说大节说小节，不谈大事谈小事，写写生活中的池老头儿。先说吃饭吧。在贵州那几年，不知什么原因，老头儿不吃肉，猪羊牛肉都不吃，吃了就闹肚子。省委食堂的饭菜吃不了，就由老伴徐若冰在家里给他做山西“糊糊饭”，即小米、豆子、红薯等一锅煮，半干不稀就着咸菜、蔬菜吃。徐阿姨也是“三八式”干部，太行山根据地里的女知识分子，解放后第一任山西省大同市政府的女副市长，此时还在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任上。为了照顾老头儿，她只好离职到贵阳来，每天早晨挎着篮子到大南门买菜，设法安排两顿饭。徐阿姨说：“老池这两顿饭可是我的大负担。”，老头儿却说：“我的饭菜质量不很高，但厨师级别却最高。”
池必卿、徐若冰夫妇
吃“糊糊饭”的书记下乡，可苦了我们随行人员。因为他不吃荤，地县接待时就只做素菜，他觉得可以，我们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受不了。于是抗议加建议，实行“一桌两制”，荤的我们吃，另给他做些素食，常见的是煮一盘韭菜鸡蛋馅饺子或一碗杂合粥。倘若那盘饺子做得好，老头儿会赞不绝口，还要逼我们也尝一尝。我算不知趣的人，尝了仍然说不好吃，老头儿眼一瞪，说：“你个南方人！”不下乡在贵阳时，除了极少数的外事活动，老头儿从不吃请。即使省委开会，他也不吃会议伙食，再晚也赶回家吃。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退休10年后。打破老头儿不吃请戒律的是我。记得是1996年“五一”节去看望他，我开始提出请他出去吃饭。我采用“激将法”说：“别看您很早就当大官，在吃的问题上肯定外行，不信您算算，八大菜系您吃过几个？著名餐馆您吃过几家？”他回忆良久，说：“除了国宴，我还吃过晋阳饭庄和鸿宾楼。”家里人都笑，七嘴八舌调侃他“老土”，他摇头苦笑。夏天我又去，重提请吃，这回他反问：“你请我，花谁的钱？”我回答：“花公家的钱。”他说：“花公家的钱我不吃。”我解释：“我现在是全国彩票的总头头，一年买卖几十个亿，财务制度规定有接待费。我请外国人吃，请国内领导和各地的人吃，偶尔请您一次有何不可？再说，我还有‘小兄弟’自己开饭店，您不吃‘公家’，咱们可以去吃他们个人！”他“啊”了一声，但依然摇头没答应。国庆节我再去，并请徐阿姨出面一起劝，好说歹说，他总算点了头。我们当面说好，元旦后春节前某一天，先去吃粤菜。可元旦刚过，老头儿电话找我说：“你说吃饭的事，不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中纪委刚发通知，严禁新年春节突击花钱，你没看到吗？”天！面对这样纯而又纯的共产党员，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只好再等。直到1997年“五一”前夕，才算开了头，记得是到天伦王朝吃粤菜，服务员端上海皇蟹，他不认识，一再奇怪：“能有这么大的螃蟹？”这之后，隔上几个月，我就去请他一次，先后吃了川菜、淮阳菜、上海菜、湖北菜、烤鸭等，直到他摔坏腿行走不便为止。那几年，他胃口和食量都不错，吃肉闹肚子的毛病也没有了，但每次到餐厅坐下，他都要说：“少点些，别浪费。”不吃请之外的另一条戒律是不收礼。在贵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这条“死规定”，加上那时总体社会风气还好，所以从未有过下面领导给老头儿送礼的传闻。他曾专门向秘书、司机、警卫员和我们几个常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代，没有他的同意，不准代收任何东西。由此，我又想起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那时贵州各地竞相发展白酒，省里每年要评优。德江县那年新出了一种“颐年春”酒，时任县长罗仲享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老朋友。这家伙头脑灵活点子多，有天提着酒来找我，半是请求半是命令说：“你一定设法将这两瓶‘颐年春’送给池老头，只要他知道了这个牌子，就算你帮了德江全县人民，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我不懂酒，也不相信他对“颐年春”的吹嘘，更知道代收这两瓶酒去送肯定挨批。事出无奈，只好“蒙混过关”，乘有事上老头儿家的机会，将一瓶“颐年春”悄悄放在了饭桌旁的一个厨架上，对谁也没说。我心里的想法是，由它去吧，总算对德江县有了一个交代。没想到，事隔不到一个星期，出了新闻：同样不懂酒、平常也很少喝酒的老头儿居然喝了，而且在省委常委会开始前大加赞扬。他说：“昨天晚饭时，我忽然想喝点酒，喝了一杯，味道真不错！是一瓶德江出的‘颐年春’，老伴儿也不知哪儿来的。你们知道这个牌子吗？”就这样，“池书记爱喝颐年春”竟在小范围内传开了，“颐年春”也评上了那年的省优，真是鬼使神差，匪夷所思！对这件事，罗仲享一直颇为得意，前几年他到北京出差，说起来还喜形于色，而我却始终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从不敢向外人言说。现在将“肇事经过”坦白出来，也算还老头儿的一次清白。1985年之后，老头儿一直住在北京，间或也有贵州的熟人上家看看，如果送上小礼物，他的规矩照旧，估计着给钱。来人不收，他不高兴，甚至发脾气，家里人劝也没用。记得是1995年5月的一天，老头儿突然给我电话，让我到家里去。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赶去，问后才知道是贵州驻京办事处“五一”期间看望在京老同志，送了两斤纸袋包装的清明茶。老头儿说：“我打电话让办事处的人来取钱，他们非说不能要，你来帮我办这件事。”当时我真有些哭笑不得，只好说：“那您给我2000元，每斤1000元。”老头说：“那么贵？”我说：“您钱多，一定要给，那就给我，我请办事处的人上饭馆吃了它。”他瞪着我问：“什么意思？”我才向他详加说明，无非如今情势不同，您不能再当“桃花源中人”云云。费尽口舌，总算使他释然作罢。据家里人说，自那次以后，老头儿有了点“观念更新”的意思，碰到类似的事，不再那么较真了，但心里依旧别扭，每每叹息世风日下。老头儿退出现职，是他自愿、主动提出来的，这大家都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为了早点退，他还同组织部门扯过皮。他声称自己生于1917年，而中央组织部根据档案记载，说他1918年生，弄得他至今不服。这在许多人希望改小年龄以便在位子上多待几天的年代里，又是一种特立独行。至于为什么要退，是如公开报道所说，完全出于责任心和顾全大局，还是也有某种阅尽沧桑的超脱甚至厌倦？他在私下里也从未说过，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我从他退休后的生活状态中，还是看到了许多不同于其他老人的地方。他不再热心参与政治活动。北京各种退休老人们组织的公益或社会团体中，没有他的名字；相关咨询、论证、座谈之类的会议，也不见他出席；甚至贵州省在京举行的一些活动，也很难请动他参加。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他也基本不谈政治，不谈贵州，只谈生活身体。他也不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到各地走动。除了每年暑期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的北戴河休假，他很少离开北京。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前些年一再邀请他回去看看，他权衡再三，只去了山西、贵州各一次。他过去的许多老部下，也一直邀请他出去走走，他都婉言推辞了。我也提出陪他离京玩玩，他犹豫几年，最后点名去石家庄。到了石家庄，他不游风景，不看名胜，去了烈士陵园。在排列整齐的烈士墓碑前，他丢了拐杖，躬身逐一细读碑上文字，前后近一个小时，表情严肃，默然无语。徐阿姨说，战争年代他在井陉、赞皇、获鹿等地工作过，他在寻找当年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他有四个儿子，老大在外地工作，另外三个先后去了美国，小四在那边读完博士，还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孩子们反复劝他去美国住住，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打牌、下棋、钓鱼都不会，不喝酒，烟也戒了，老两口在家里过着平静而略显单调的生活。平常的日子里，他按时作息，坚持散步、打拳、读书、练字。有一段时间，毛笔字写得颇见功力，曾将自己满意的一张条幅送我，上书“无欲则刚”，不知是他的老夫自况，还是对我的叮嘱和期许？
再后一段时间，他着手写自己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文字。还是过去的老习惯，他自己动手写初稿，让秘书誊清，然后转给我，要我帮助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记得有他自己的传略，有同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直接交往的回忆文章。每次将文稿给我，他都笑着说：“你还得当秘书长！”我同老头儿之间，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缘分。他到贵州后，我既不是他的专职秘书，也不是省委办公厅的头头，但时隔不久，他就如俗话所说看上了我。开始是让我做一些资料和文字的整理工作，随他下乡下厂搞调研。后来逐步将他个人的文字工作交给我办，誊稿顺稿，文字润色，直到演变为他与上下级之间的个人书信，也由我先拟草稿。我熟悉了他的思维特点和语言文字习惯，他也相信我能够较准确地用文字表达他的意思。我们之间这种单纯文字方面的关系，1981年发生了新的变化。起因是1980年贵州大范围包干到户后，农村形势变化迅疾，《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新华社社长穆青先后率记者来采访，老头儿指定我去介绍情况和协调采访事宜。两位“新闻大官”似乎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又知道了我是新闻系毕业生，都向老头儿提出要我，新华社许诺去贵州分社当采编副主任，《人民日报》则让我组建贵州记者站。我当时很有些见异思迁，几经犹豫，向省委秘书长宋树功提出了调动请求。树功同志说：“你的事我定不了，我问了池老头儿再答复你。”两天后问了，老头儿说：“年轻人要归队搞专业，按理说应该支持，但我现在文字工作一时离不开他。这样吧，你找个和他差不多的人，就让他走吧！”树功同志转告我这些话后说：“又不是开水瓶，到商店买一个给他就行了。让我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我到哪里去找？你暂时死了心吧！”这个答复使我既无办法也不忍心，于是直接找了老头儿“谈判”。我说：“调动的事不再提了，老老实实协助您工作，但有一条要求，就是您调动或退休离开时，也要同意我离开贵州。”老头儿想想说：“可以，我们订这个君子协定。”这以后，看得出老头儿对我更信任了。省委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他让我主笔或主持起草；一些不便在公开场合议论的话题，包括对其他人的臧否，他不再回避我；我对他的某些看法和意见有异议，也可以当面提出并同他辩论。直到1983年，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将我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那时我才37岁。为了说服老同志同意将我们那一批三四十岁的人提拔为厅局级干部，老头儿曾在大会说：“30多岁还嫌年纪太轻，我看有点忘本。就说我自己吧，18岁当县委书记，28岁当地委书记，38岁当省委书记处书记，48岁当大区书记处书记，为什么我们的领导没嫌我们年轻？”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老头儿也信守了。1985年初，中央办公厅发函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老头儿还是书记，但省委日常工作已由朱厚泽主持，厚泽同志不同意我离开。又是事出无奈，我找了老头儿，要求他兑现协定，向厚泽通融。老头儿当面未置可否，但很快替我说了话。厚泽同志对我说：“你找池老头儿告我的状，我只好放你走了。”记得到中办前，我去向老头儿辞行，顺便表达了感谢他出面说话，感谢他几年来赏识和倚重的意思，他却说：“我比你父亲小一岁，我大儿子与你同年，我们，两代人！”是的，在后来的年月里，老头儿始终像家里老人一样关注着我。在我顺利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美妙。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向有关人士了解情况，转告我说：“你没问题。”近几年，也许是贪官曝光多，如果有一段时间我未上他家去，他会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口气同我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我的心里，老头儿早已不只是领导和“恩公”，他处事的果断洒脱，对人的坦诚豁达以及心灵深处的淡泊宽厚，都若父执般影响和陶冶着我。我今年已然花甲，60年来被我称过老头儿的，只有两人，就是我父亲和他。我曾对很多人说，我对池必卿将终生以父礼事之。过去20年里，我努力这样做了。今后的日子里，我还将这样做。感谢同样受人尊敬的厚泽同志，发动大家都来写写池必卿。2005年12月30日，我带着厚泽的征稿信，再次去了北京医院。老头儿情况不好，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身上插满鼻饲、输液的软管，说话已难以成句。接过厚泽的信，他一行行认真阅读良久，脸上隐约露出笑意。看着他干瘦的躯体和苍白的面容，我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高鼻深目、黑发微卷、满身英气的池必卿，老天爷真是太不通人情了！离开病房前，我附在他耳边说：“老头儿，我们都在写您，写好了还要汇成一本书。您一定要挺住，清醒着看这本书！”他笑一笑，似乎听懂了。就在我拿着厚泽同志的征稿信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不久，与老头儿相濡以沫60多年的老伴徐若冰去世了。徐阿姨身体一直很好，80多岁的人，行动举止宛若盛年，精神也乐观开朗，曾自诩百岁老人。未想到突发心血管疾病，住进医院，医治无效，2006年1月16日终止了她朝气蓬勃的一生。徐阿姨发病、住院、治疗、离世以及后事处理，家里都瞒着老头儿，就连美国回来奔丧的两个儿子到医院探望，也谎称回国休假和公务。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头儿，既未表示疑问，也未流露痛楚，但儿子们看得出，老头儿心里已经明白，谎言和隐瞒并没有骗过他。因为自那时以后，老头儿无言了，无论痛苦或轻松，不满或高兴，他都用简单的动作来表达，不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单字。看着他沉静甚至有点木讷的表情，回想起此前几年间徐阿姨像个尽职的保姆对待孩子般照料他的情景，我可以想象，这个打击对老头儿有多重，他心底的失望和无奈有多大！整个2006年，老头儿病情时重时轻，轻时住在家里，重时住进医院，而进入2007年后，他就一直躺在医院了。记得是7月25日，听说情况不好，我约厚泽同志，再次去了北京医院。老头儿住在重症监护室，已上了呼吸机。我们心情都很沉重，上前抚摸老头儿的头、脸和四肢，他已无动于衷。我一时感慨良多，对厚泽说：“想想当年的样子，看看现在的状况，人生真是太可怜了！”厚泽沉吟片刻回答我：“你说的是生命的脆弱，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顽强。”是的，厚泽是对的，老头儿最后的日子，再次表现了特有的坚韧和顽强。半年多时间里，他被多次报病危，又多次离开死亡线，有两次连医生也感到惊奇。直到2007年11月17日凌晨4点50分，老头儿才平静地离开人世。接下来的后事处理，使大家再次面对老头儿独特的灵魂。他生前留有遗嘱，儿子们清理遗物时才发现。遗嘱全文是：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一切悼念活动。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遗体火化，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换新衣，不通知亲友。所有个人财产，均由我老伴徐若冰个人所有并作最后处理，任何人不得干扰和干预。
池必卿生前留言
1999年4月15日起草
2000年5月20日重写
遗嘱用毛笔书写，不足百字，竟用了9个“不”，可见他对讲求形式排场、追逐浮华奢糜的时风世俗何等深恶痛绝。他希望用最后的行动——哪怕这个行动要由别人完成——表明他磊落的一生。老头儿的4个儿子，都是有知识有见识的人，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们将老头儿的遗愿上报中共中央领导，下告得知消息的亲朋。有关部门派人到家里来，他们没提任何要求，反而拒绝了一些常规性的安排，比如在报纸上发消息等。在等待兄弟们从国外赶回来的几天里，家里不见常有的奔走操办，不见宾客盈门。他们自主作出的决定只有两项：一是遗体火化后的骨灰，同徐阿姨的骨灰一起，撒在山西平定县故关长城旁的绿树下。那里是老头儿的故乡，是他们年轻时长期战斗过的地方。2004年，老俩口还从工资中拿出6万元，在那里捐资造了一片林地；二是弟兄们到齐后，在北京医院和老头儿告别，然后直接送火化场。那天是11月23日，早晨8点前，我和厚泽同志到了北京医院。来送行的人，除了家属和在北京的亲友，外地只有贵州省、山西省和山西平定县派来的代表，他们并未接到家里或相关部门的通知，还是闻讯赶来了。我们依次走进告别厅，向老头儿鞠躬，看老头儿最后一眼。进门前，我自认心理准备比较充分，因为在老头儿的最后日子里，我多次见过他，对他的离去并不突然。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亲历诀别场面，以为自己会控制住感情，庄重而冷静地与老头儿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我错了。当我走进不大的房间，听到的却是高亢激越的进行曲《在太行山上》，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旋律，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房。对着安祥躺着的从太行山上下来的老人，我弯腰致礼，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涌流下来……送老头儿到八宝山火化后，我回到办公室，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声音仿佛总在问：“就这样没了？”想到二十几年间同老头儿的交往，我很想宣泄一下，于是，写了《七律·悼池翁》一曲太行送逝翁，
亲朋部属泣声同。
故关绿树陪忠骨，
黔岭干人念治功。
独木桥前花万朵，
老头身后誉千重。
二十八裁恩情在，
吟罢泫然满眼空。
（本文摘自许明主编《怀念池必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本号获许可分享，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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