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者丨 | 郑永年：大变局下，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永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原题

大变局中的机遇

作者：郑永年

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

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Veblen）的《有闲阶级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

人们也不难在发达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富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

今天，西方社会的主体是文化中产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困难，但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并没有流失。这是西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产便是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的载体。

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也接近1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促成近8亿人告别绝对贫困的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或物质中产）已经不少。

壹

文化贫穷

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然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经逃避了“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的格局下，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物质中产如何通过深度文化消费，来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费？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都关乎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文化贫穷，赤裸裸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小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是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区内没有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外面则脏乱差。自己的房子已经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

缺失文化中产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人们高度情绪化，缺少理性。这种情况体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上。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也仇视穷人。穷人见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抢夺财富；富人对穷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钱能办事”，无法无天，这样的富人群体遭到底层群体的仇视，并不难理解。

缺失文化中产也体现在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和文化的贫困有关。民众希望官员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风”就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各级政府也不得不实行低工资政策，无论是因为民众的压力，还是因为自己也这么想。官员需要道德高尚并没有错，但在低工资政策下依靠官员的道德高尚来治理国家并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导向，不过官员的确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利益需要有节制。“低工资”就导致了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即腐败；而腐败导致民众的怨恨，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贫困的产物，因为文化的贫困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没有兴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乌托邦有天壤之别。包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乌托邦，其实都建立在有限的社会实验之上，只是到了可复制（或者推广）阶段，才出现乌托邦的概念。没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这些“无产文化”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变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已经没有了传统底层文化的朴素与善良，所呈现的是精致的恶。这里要强调的是，衡量文化中产的标准绝非教育水平，并不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无产文化环境的主导下，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

贰

文化中产

与原创的关系

文化中产和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关联呢？正如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这里只想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如果把缺少原创性思想和技术置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对经济的影响。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

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

就技术而言，人们对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术马上可以应用。近来美国诬蔑中国偷美国的技术，实际上中国是美国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一些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过度夸张了；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组装基地。在西方技术扩散到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场，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这个情况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例如美国、德国等后发展国家早期也学英国，日本学美欧，韩国学日本等。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快走过了学习阶段，进入原创性阶段。但在中国，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原创性的东西缺乏兴趣，更缺乏能力，结果是既处处受制于人，也始终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产业。直到这两年中美发生贸易战，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和美国的差距还那么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难以逾越。

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意识到原创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进行大投入搞研发。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即使现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时日。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中产的情况下，现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坚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数。

文化无产更表现在社会科学上。一句话，文化无产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多学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识买办的角色，忙于贩卖知识。尽管中国有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转型，西方想方设法理解中国，但中国学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识。西方对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知识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更因为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

叁

文化无产

未能生产新知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中国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过，平心而论，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财物力，有多少原创性的研究？自毛泽东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现在为止，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

知识界未能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原因归诸政治和管理体制。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们认为，缺少有效知识只是没有言论自由所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上实行集权的时候，并没有阻碍知识界的知识生产，而分权甚至国家权力解体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如果知识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兴趣、能力、方法论等问题，外在环境再好，也无助于有效知识的生产。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识界太穷，不能集中精力来做学问。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的改善是否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从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专心做些学问；现在钱太多了，大家就转向用各种方法“抢钱”。这么一来，学问自然要荒废了。

实际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的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是为了取悦大众。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并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等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中国也如此。

（本文选自郑永年著《大变局中的机遇》， 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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