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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丨 | 郑永年:大变局下,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永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原题

大变局中的机遇





作者:郑永年



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

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Veblen)的《有闲阶级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

人们也不难在发达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富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

今天,西方社会的主体是文化中产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困难,但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并没有流失。这是西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产便是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的载体。

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也接近1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促成近8亿人告别绝对贫困的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或物质中产)已经不少。


文化贫穷

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然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经逃避了“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的格局下,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物质中产如何通过深度文化消费,来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费?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都关乎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文化贫穷,赤裸裸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小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是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区内没有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外面则脏乱差。自己的房子已经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

缺失文化中产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人们高度情绪化,缺少理性。这种情况体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上。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也仇视穷人。穷人见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抢夺财富;富人对穷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钱能办事”,无法无天,这样的富人群体遭到底层群体的仇视,并不难理解。

缺失文化中产也体现在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和文化的贫困有关。民众希望官员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风”就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各级政府也不得不实行低工资政策,无论是因为民众的压力,还是因为自己也这么想。官员需要道德高尚并没有错,但在低工资政策下依靠官员的道德高尚来治理国家并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导向,不过官员的确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利益需要有节制。“低工资”就导致了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即腐败;而腐败导致民众的怨恨,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贫困的产物,因为文化的贫困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没有兴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乌托邦有天壤之别。包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乌托邦,其实都建立在有限的社会实验之上,只是到了可复制(或者推广)阶段,才出现乌托邦的概念。没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这些“无产文化”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变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已经没有了传统底层文化的朴素与善良,所呈现的是精致的恶。这里要强调的是,衡量文化中产的标准绝非教育水平,并不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无产文化环境的主导下,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


文化中产

与原创的关系


文化中产和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关联呢?正如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这里只想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如果把缺少原创性思想和技术置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对经济的影响。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

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

就技术而言,人们对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术马上可以应用。近来美国诬蔑中国偷美国的技术,实际上中国是美国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一些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过度夸张了;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组装基地。在西方技术扩散到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场,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这个情况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例如美国、德国等后发展国家早期也学英国,日本学美欧,韩国学日本等。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快走过了学习阶段,进入原创性阶段。但在中国,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原创性的东西缺乏兴趣,更缺乏能力,结果是既处处受制于人,也始终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产业。直到这两年中美发生贸易战,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和美国的差距还那么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难以逾越。

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意识到原创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进行大投入搞研发。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即使现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时日。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中产的情况下,现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坚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数。

文化无产更表现在社会科学上。一句话,文化无产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多学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识买办的角色,忙于贩卖知识。尽管中国有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转型,西方想方设法理解中国,但中国学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识。西方对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知识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更因为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


文化无产

未能生产新知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中国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过,平心而论,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财物力,有多少原创性的研究?自毛泽东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现在为止,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

知识界未能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原因归诸政治和管理体制。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们认为,缺少有效知识只是没有言论自由所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上实行集权的时候,并没有阻碍知识界的知识生产,而分权甚至国家权力解体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如果知识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兴趣、能力、方法论等问题,外在环境再好,也无助于有效知识的生产。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识界太穷,不能集中精力来做学问。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的改善是否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从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专心做些学问;现在钱太多了,大家就转向用各种方法“抢钱”。这么一来,学问自然要荒废了。

实际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的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是为了取悦大众。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并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等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中国也如此。

 
(本文选自郑永年著《大变局中的机遇》, 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


郑永年专列

我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四点判断

中国该如何回应美国的打压?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

郑永年:贫困国情与改革再出发
郑永年:大国领袖们"逆制度化"倾向
郑永年: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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