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所谓的阴谋论。 第一听到这个词是看一部美国电影，Conspiracy Theory，又翻译成《绝命大反击》，梅尔吉普森主演的，说的是男主角这个人有点神经兮兮的，整天琢磨着世界上的各种大事，惨事，哪怕是日常屡见不鲜的各种小事，搞不好都是来自一个无所不能的邪恶组织（比如政府）的刻意设计。所以他把国际事件的新闻简报，和各种他所认定的蛛丝马迹，都密密麻麻地粘贴在卧室的墙上，希望能从它们之间找到联系。结果，这个外人看来有点像偏执狂的病人，居然还真找到了天大的线索....... 这个电影名字被翻译成《绝命大反击》这样的文不对题的叫法，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从文化上对“阴谋论”这个概念不熟悉，那么观众看了原题就没有买票的兴趣。这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人对高高在上的最高权威力量不一定是害怕，反而往往是顶礼膜拜。如果有了冤屈会梦想“青天大老爷”，所以包公海瑞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百姓有了冤情就盼青天，没有青天就进京告御状，哪怕是要经过滚钉板的炼狱。在文学上，窦娥的冤屈是京官空降到地方来纠正的，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案是慈禧老佛爷平反的。所以说，一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铁面无私的外在权威，非但不是中国人心目策划邪恶的来源，反而会是救赎的最后希望。 但是美国就恰恰相反。因为英美的政治传统是住民自治，self-goverance，来自中央的高压总是让人反感的。这其中的历史背景有英国国王对北美殖民地的横征暴敛（其实后来发现税并不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激发了当地住民的造反和独立，这是让人称颂的历史；也有联邦政府强行“干涉”南方州蓄奴的“自治”政策，引发了一场比独立战争残酷得多的内战，最后的结果就是南方有产阶级被强行剥夺了“私有财产”，也就是蓄奴权，这是让人蒙羞的历史。 不管是光荣的革命历史还是反革命的黑历史，美国人骨子里是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所以美国宪法中设计了种种机制，来限制政府的执政能力，但也就不自觉地构成了阴谋论的温床：政府可能是邪恶的，它无时不刻在暗中策划恶荼毒人民。几年前出过一本畅销书叫做《偏执狂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说的就是阴谋论在美国的政治和历史上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 阴谋论在当今的美国政治中当然也不能缺席。从去年开始，随着总统大选竞争的升温，一个叫做QAnon的名词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现代的阴谋论运动，主要活跃在网上，它的主要情节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多年来被大批有吃人肉喝人血娈童爱好的邪恶集团所渗透和绑架，2020总统大选就是这样一场邪恶和正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样的奇谈怪论，正常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它在美国社会的传播力和穿透力惊人，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影响了大选的走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代QAnon运动的老祖宗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有意思的是，它和中国的近代史居然还有一点点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们从头说起。 在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空袭日本以图报复，但问题是当年最先进的轰炸机的航程也有限，无法从太平洋基地起飞长途奔袭东京。航母固然可以接近日本本土，但是只有轻型的战斗机有能力在甲板起降。当年美国空军有个退役后返聘的中校名叫杜立德（Jimmy Dolittle），他已经46岁了，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学博士，可是其作战风格却好似胆大妄为好勇斗狠的德州牛仔。经过几个月的潜心设计和突击训练，他找到了让B-25中型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的方法。于是在1942年4月18日，在杜立德的率领下，16架B-25轰炸机从距离日本本土1000公里以外的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直插日本的心脏，在东京、神户、横滨、大阪上空投下了几十枚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的炸弹，然后转身飞向浙江的沿海，这就是二战天平洋战史上赫赫有名的空袭东京（Dolittle Raid），在2001的好莱坞大片《珍珠港》中得到了再现。 他们为什么不飞回大黄蜂呢？这是因为杜立德们固然艺高人胆大能让B-25从航母起飞，但却还没有能力让他们平安地在航母上降落，所以逃往中国是杜立德突击队的唯一生路。而且当时的一个意外几乎让他们全部丧生：当大黄蜂在接近日本近海的时候曾经被日舰发现，杜立德毅然决定提前起飞，因而大大超额耗费了燃料，所以在回程中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浙江机场正常降落了。 好在当日的一场意外的顺风把美国飞机勉强地送到了浙江沿岸，16架B-25全部在迫降中被毁，幸运的是机组人员大部分跳伞幸存。在当地中国军民的配合下各自组队隐蔽起来。杜立德和自己的团队被藏在浙江水道的一条小船上，他们在对日军搜捕的恐惧中度日如年。 有一天舱门忽然被敲响，外面传来熟悉的美国英语：Are there any Americans here？打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个高大的白人小伙子，不难想象杜立德们激动的心情，可见到亲人了。 这个小伙子叫 John Birch（发音伯奇），也将是贯穿全文的一个名号，这个名字在二战后美国30年的历史中将是响当当的，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Birch的父母都是美国传教士，他出生在印度，在美国本土完成教育，又回到亚洲，子承父业当了一个中国传教士，但是中日战争让他的工作陷入了困境，于是他提出参加美军，在还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形下，中文流利的Birch靠他在当地社会的人脉，意外找到了和上级失联的杜立德团队。因为他是美国人兼中国通，Birch为杜立德的虎口逃生和最终安全返美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有中国军民为了营救美国飞行员而献出了生命。战后Birch的大名在美国本土扬名立万的时候，宣传者把他刻画成了抗日中的印第安纳琼斯，单枪匹马地挽救了杜立德突击队，这也是不合实际的。 Birch还未出茅庐就建立奇功，这让他在军界的前途一片光明。在杜立德的推荐下，他成了陈纳德将军的信任的助手，成为赫赫有的飞虎队的第一个情报官员，陆军上尉，负责策划对日军的轰炸，营救被击落飞行员，经常深入敌后执行危险任务，常年在刀尖上走路，生活在生死千钧一发的关口，这给他的精神状态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进入了19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时有一个极端的右翼人士名叫 Robert Welch，他是一个富有的糖果商人，在退休后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Welch从政客的演讲和国防部的档案中找到了John Birch遇难的蛛丝马迹，由于当时苏美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战略对峙，但是Welch发挥了自己市场营销和品牌宣传上的天赋，他天才地给John Birch贴上了一个“美国在冷战中第一个烈士”这样扣人心弦的标签。 Welch成立了一个叫John Birch协会的超级保守组织，这即是一个平民大众的草根运动，也是一个精英智库， 这个组织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反共，宣传方法是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手段：阴谋论，但是Birch协会把他发挥到了前所未有极致。 人类之所以会相信阴谋论，主要是对现实的挫折感，和对未来未知的恐惧性，所以把一切不如意归罪于那个外在而神秘的邪恶力量。比如，今天的QAnon之所以流行，就是它吃准了以往的主流群族被边缘化时的焦虑感，诱导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喝血娈童的邪恶组织在幕后操作的结果，唯有某位力挽狂澜的政治人物才能带来救赎。 而在Birch协会诞生的1950年代，也恰恰是一个历史转型时期中美国人的恐惧感爆棚的时代，一个阴谋论的温床。 当时的美国人，处于苏联核力量和自己互相毁灭的精神压力之中，同时伴随着韩战新败，到底是谁“失去了中国”的严重问责问题。在这个背景下Birch遇害之谜就成了 Birch协会操盘的第一个阴谋论，那就是，Birch的遇害，调查，其真相的被掩盖，都是被赤化的杜鲁门政府的一场阴谋。Welch的第一个惊天假说就是，如果Birch事件能够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和充分曝光，就会改变二战结束之后的整个美国对华政策，1949年中国大陆的政权变色和之后的朝鲜战争，根本都不会发生。 这个阴谋论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它得到了Birch母亲的现身说法，这位老太太一向对儿子的莫名其妙的丧生疑云重重，如今有一个让儿子身后备极哀荣的机会，这个诱惑力实在无法拒绝。而面对一个丧子之痛中悲恸的母亲的呼号，又有谁忍心选择不相信呢？ 于是初出茅庐的Robert Welch和Birch Society一炮打红了。 在Welch成立Birch协会之前，美国反共极右翼的代表是参议员麦卡锡，这位政客最登峰造极的言论是美国政府中最大的共谍居然是五星上将马歇尔，这位二战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来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战后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在麦卡锡引发众怒身败名裂之后，Welch的Birch协会继承了他的遗志，而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因为他们居然把阴谋论的枪口瞄准了比马歇尔还要高一个级别的人物：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位当年的二战的欧洲盟军总司令，在Birch协会的宣传资料中描绘为一个“忠诚投入的赤色阴谋特工”（a dedicated, conscious agent of the Communist conspiracy）。除此以外，艾森豪威尔的“赤色”小集团还包括了国务卿和中情局长杜勒斯兄弟。 任何一个对新中国外交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杜勒斯兄弟是以坚决反共的立场而留名历史的，所以说Birch协会的偏执狂倾向可见一斑。（注：在麦卡锡去世后，Birch协会把总部从日益自由化的麻省搬到了麦卡锡的家乡和埋骨之地，威斯康星的Grand Chute， 很难说这是一个巧合。） 除了这个对艾森豪威尔的例外，50年前Birch协会的意识形态和现代美国的右翼颇有一脉相承之处， 除了反共之外，他们主张美国退出联合国，主张取消个人所得税，取消罗斯福新政确立的养老保险，要求取消对拥枪权的任何限制，主张严禁任何阶段的流产。 哪怕是某些我们认为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特有的政治议题，居然也会有半个世纪之前Birch Society遥远的影子。比如北美的微信用户，这几年可能看到过不少华人家长抗议中小学教材中性教育内容过于前卫，毒害青少年的新闻，尤其是在加州。一般的华人，哪怕是对此事反应并不激烈的骑墙派，经常下意识的反应也是当前美国社会风气左转太快了，让大量LGBTQ的内容进入课本，所以引发了社会态度的反弹。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议题，原来早在1960年代，当时美国社会的前卫程度和今天还不可同日而语，但是Welch和他的Birch协会就已经发起了针对学校教材性教育内容的大规模抗议，居然形成了声势颇大的草根运动，其中心是在加州的橘县这个共和党的大本营，和今天一模一样。他们的矛盾对准的是地方教育局和教师工会，这背后惊天的阴谋论呢？他们认为是全球以苏联为首的赤色浪潮渗透进入了美国的教师队伍，妄图利用腐朽没落的黄色内容毒害美国的下一代，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Birch协会虽然发端于遥远的美国，但是它的学说和口号既陌生又熟悉，比如我们曾听过“XXX是党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内奸工贼”，“XXX是中央情报局战略特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等等，这和Birch协会的“艾森豪威尔是最大的共谍”， “美国教师工会被共产主义渗透”，属于同一个现象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中国人能看出问题，美国人当然也可以。在1960年代，Birch协会的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有一位保守派的掌门级人物正在为美国右翼草根运动的极端化而忧心忡忡，他叫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之思想教父，Birch协会的很多保守主义主张和他不谋而合，让他难以取舍。 当代的共和党建制派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和巴克利一样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他们对QAnon强大的草根影响力羡慕不已，虽然不敢全盘支持但也绝不敢得罪。但是巴克利具有比现代共和党强大得多的原则性和道德约束力，Birch协会指控“艾森豪威尔是共谍”终于突破了他的底线。更重要的是，右翼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操作上的极端化，让他更多地担心这个美国二战后的思潮会不会走到法西斯化的邪路上去。 于是巴克利和保守势力在政坛的共主，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Barry Goldwater郑重地开了一个会，敦促他和Birch协会划清界限。Goldwater很犹豫，因为他的名言是“为自由而战的极端主义不是缺点，追求正义时的中庸之道不是美德”。（Extremism in defense of liberty is no vice，moderation in pursuit of justice is no virtue.”）他在根子里也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迫于巴克利在保守派思想界中泰山北斗的地位，两人达成了妥协。巴克利打主攻，率先用笔杆子痛打Birch协会，然后Goldwater把矛头对准Brich Society的创始人Robert Welch，但是力求不要过分疏远该组织的草根力量。 在Goldwater进军总统宝座失利之后，共和党出了一位后起之秀，他就是罗纳德·里根。和老前辈Goldwater一样，里根面对Birch协会的心情有点小矛盾，这一点都不奇怪，考虑到从1940年代起里根就是FBI安插在好莱坞电影工会中检举赤色分子的线人，他对Birch协会的反共立场有天然的亲近感。 但是里根终于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还有后来的福特总统。今天共和党的大金主是Koch家族的商业帝国，他们两兄弟在1960-1970年代也是Birch协会会员，后来和里根等建制派一同选择了退出。 三位保守派巴克利，Goldwater和里根（从右到左） 在这样N重打击下，Robert Welch被排挤出了右派的政治核心，他的Birch Society开始走下坡路了。 复兴的希望出现在1974年。 当时尼克松刚刚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右派政治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大批左翼的民主党人进入了国会，这其中就有年仅29岁的拜登，当时人人都知道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之鸿鹄之志必在白宫，但是也许没人能想到他苦熬了46年后才壮志得酬。 不过本文的重点不在拜登，而是和拜登同一年进入国会的一个精力充沛的乔治亚人，他名叫Larry Patton McDonald，40岁，据说是巴顿将军的远亲，他的出现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他是极端保守势力的代表，是式微中Birch协会的铁杆成员、希望之星。根据当年一份地方报纸的统计，McDonald在自家客厅为Birch协会举办宣传活动和讲座，几年下来累计接待超过一万人。到了1982年，作为在职议员的他正式当选为Birch Soceity的全国执行主席，成为该协会在政坛最有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在McDonald的国会议员生涯中，他推动立法禁止联邦补助农民从苏联东欧进口粮食；他是美国《对TW关系法》的最重要推手；让苏联人特别恼火的是，他推动邀请苏联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国会演讲，甚至授予他荣誉美国公民的称号。在那个时代，连基辛格都警告福特总统最好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以免过于刺激苏联。但同时，McDonald崇拜欧洲极右翼政治强人，他把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的画像敬奉在办公室里。 如果说老一辈的Birch党人对美国政府中的赤色渗透还仅仅是停留在阴谋论宣传的话，McDonald则采取了断然的手段：成立属于自己的情报机关。在这几年动荡的美国政治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是deep state，意思是政府中军事情报外交小圈子盘根错节形成脱离人民监督的阴谋小集团。在1960年代，这是幻想出来赤色渗透；在当今，这是想象中的秘密反川力量。McDonald大概是历史上反deep state的第一人，他的答案是成立自己的deep state。 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国会成了一个具有情报搜集和特务功能的所谓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HUAC）。麦卡锡死后，这个机构失去了灵魂，但是聪明的McDonald把它的残部全盘接受并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基金会，建立数据库，进行情报分析，危险预测，发表白皮书，并且有广泛的海外合作。在它的全盛时期，甚至是FBI和CIA都会参考他们的年度报告。 McDonald这个情报网络有一个阵容强大的董事会，在政法界的成员有大律师Roy Cohn，他是麦卡锡议员的首席律师, 后来又收了一个最得意的门生，名叫特朗普；还招纳了国防界的大佬爱德华·泰勒，美国氢弹的奠基人，也是那个后来在麦卡锡运动中出卖奥本海默的人。 此时的McDonald在国会已经羽翼丰满，作为Birch协会的掌门人他掌握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平台，同时还有一个情报机构为其马首是瞻，他在政坛的未来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