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 | 吴敏：我在80年代的一段笔耕生涯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吴敏，山西省委党校退休教授，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参加工作当工人，1971年走上专职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岗位。改革开放伊始即投身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教学工作以讲授行政学、政治学为主，科研工作以“当今中国民主建设”为主要方向。发表论著600多万字。2007年受到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表彰。（素描：邢小群）

原题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中的理论探索

我在八十年代伊始的

一段笔耕生涯

作者：吴敏

近些年来，经常读到一些回忆和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前不久，丁东在其公号文章《老高三吴敏》里又谈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吴敏没有走高考这条路。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他，直接投入理论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两个情况，使我不禁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自己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进行理论探索的一段笔耕生涯。

一、对“四项基本原则”中一个提法的思考

1979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开局之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从我国政治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这一年与此后的十年，理应划入同一个年代，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这一年初夏，根据单位领导的安排和要求，我承担了宣讲邓小平刚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任务。遵照中央精神完成宣讲任务后，对于当时“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我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我觉得，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既不像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那样，是生产力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的结果；也不像列宁所论证的那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突破帝国主义阵线薄弱环节的胜利；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这样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我国这个过渡时期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谈到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再联想到文革中“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和惨痛灾难，我感到，列宁“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直接凭借暴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如改为毛泽东基于我国国情所提出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更科学、更合适。

于是，经过几番斟酌和犹豫，我冒昧地写了一篇题为《我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吗》的文章。这篇文章遵照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相关论述，写了三个部分：一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我国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三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势必导致灾难”。完稿后，我打印了几份呈送给几位领导和师长，恳请他们给予指导，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寄给了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即后来的《求是》杂志编辑部。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领导和朋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怕我引火烧身，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来。可喜的是，毕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不仅把拙文转给了一位理论权威，致函给我以鼓励，还把我聘为该刊的首批“第一读者”（全省只聘了五个），每期都把新出版的杂志寄给我以征求意见。

1980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从此以后，“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改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了。这个情况，使我受到很大鼓舞，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决心和自信心更加增强了。

1983年，组织上调我到山西省委党校任教，我把这篇文章的内容作了较多充实和扩展，以《论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特质》为题，1984年发表于山西省委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探索》，后又公开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和多个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二、辨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对苏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五十年代末期以后二十年间逐渐严重的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移。

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迫切，很繁重，没有来得及纠正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即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是我们反对和斗争的主要对象；其它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是我们团结依靠的力量）为指导的左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当时，在舆论宣传和对外交往上，仍然把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作为主要任务，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列为国际斗争的头号敌人，仍然要“打倒苏修、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反动派”。这种理论和政策所导致的国际环境，很不利于国内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心里很忧虑，很焦灼。

这年夏天，为了分析和揭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对苏政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我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作了反复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终于写成一篇题为《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的约三万字长文。

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一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疑问”，将这个理论同马克思、列宁对时代划分和国际形势的判断进行比较，认为其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欠缺和瑕疵，在实践上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外交往。二是“反思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认为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确应该抨击，但我们近二十年间对苏共“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大都过于空泛，不太符合实际，把人家一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观点和政策当成了“修正主义”。三是“左的指导思想与对苏政策的演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的中苏关系，之所以经历了友好、隔膜、争吵、对抗四个阶段，之所以越来越恶化，主要是因为左的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的中苏关系。

这篇文章认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需要国内的安定，也需要国际的和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国内政策上已经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还需要重新恢复和执行党的八大提出的和平外交方针，根本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在国际形势判断、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上造成的错误，积极谋求国际局势缓和，谋求与周边邻国和睦相处，特别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篇文章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专家的鼓励，他们在给我的信中说：“你关心国际问题，并能利用业余时间搞点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你的论文有一定的见解。”中宣部理论局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看后，已将要点摘录，报送领导同志阅知。”

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取代了此前我们长期坚持的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理论认识。对世界所处时代的这个新判断，自然带来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新认识。此后，舆论宣传的“主旋律”，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了。

1989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更标志着我国过去那种以苏联为“头号敌人”的左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改变。

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些话，是对以往三十年间左的外交方针和对苏政策的反思和纠正，为中苏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看到自己十年前所写文章的期望变成了现实，我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三、揭示官僚主义产生的制度根源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执掌政权后，官僚主义不仅表现为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还表现为“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危险性。列宁警告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毁掉我们的事业，那就是官僚主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鉴于以往深刻的历史教训，基于现实生活中改善干群关系的迫切需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党政机关在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效果比较显著，有的则徒具形式，收效甚微。

当时，我已经在县级党政机关工作了十来年，有了一些实践经验，知道“谁生的孩子对谁亲”现实状况。我感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改革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把以往长期实行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委任制，改革为宪法和党章规定的民主选举制。基于这个认识，我写了一篇题为《官僚主义与委任制》的文章。

此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委派和任免，基本上是由上面决定的。这种制度和战争年代不得不实行的委任制相衔接，具有某种合理性，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委任制，必然使下级对上级养成一种敬畏、自卑的心理，一些干部必然只对上级负责而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样，官僚主义便应运而生，甚至还会在革命队伍内部复活封建主义的君臣和主仆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在某些需要强调管理责任、技术责任、行政责任的岗位，以及党政机关内部的职能部门，为了强调权威和个人责任，自上而下的委任制是必要的。对于党政机关的组成人员即主要领导干部，则必须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实行选任制。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起吗要求，也是为克服官僚主义而进行的制度改革的关键的一环。”

这篇文章寄给《山西日报》后，很快就在1980年11月14日理论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中央广播电台随即播放了此文，《新华文摘》的创刊号即1981年第1期也全文予以转载。

我后来才知道，我这篇文章之所以这么受重视，主要是因为邓小平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刚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并经政治局8月31日讨论通过，成了全党的指导性文件，后来还被党中央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只传达到党内较高层级，我作为基层单位的一个普通党员，在写《官僚主义与委任制》一文时，根本不可能知道。没想到我这篇文章表达的观点，竟然在冥冥之中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相一致，竟然和党的最高领袖想到一起去了，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四、及时阐述和宣传党中央关于党的领导的精辟论断

1981年7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党6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强调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

怎样认识和理解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出的这个精辟论断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明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利益，获得解放”。

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很显然，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出“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是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这个精辟论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是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相互关系最准确、最深刻的科学阐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指明了方向。

为了及时宣传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精辟论断，我在当年7月中旬写了一篇题为《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文章。文中写道：“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同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对于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视和尊重，党的领导也不能实现。”“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应该通过由党提出而被人民代表大会采纳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应该通过受到人民信任而被选举出来担任公职的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体现，应该通过党组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必须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一致性”，决不能“滥用党的名义和威信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尊重”。

这篇文章写好后，在征求几位领导和朋友意见的基础上，我又作了一些斟酌和修改，于8月上旬寄给了《人民日报》。当时，只不过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意愿，很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然在该报9月14日的理论版发表了。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那时以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阐述此三者“有机统一”的理论文章。我以胡耀邦1981年代表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党的领导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坚持认为，在此三者的“有机统一”中，把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有机统一”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是三者“有机统一”关系的主旨和“主轴”，依法治国只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有机统一”得以实现的基本方略，是为二者服务的。

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1981年9月1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一文，是阐述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最早的一篇理论文章。这对于我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喜悦和慰藉。

五、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管理国家和社会不应该只是某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专门职业，而应该是“许多人的附带的职务”。遵循这个观点和理念，1981年，基于对干部制度改革理论探索的热情和兴趣，我写了一篇《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的倾向》。

文中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干部是'社会公仆'，选择公仆的权力属于人民。党组织的领导干部由党内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干部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选举和任命。当选者的任期受党章和宪法制约，不能搞终身制。”“社会主义国家里实际存在的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理应予以制止。

此文在分析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之后，着重揭示了其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危害与弊端：一是势必形成“漠视直接生产者利益和意志”的“特殊阶层”，二是削弱甚至解除了对“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防范，三是阻遏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是造成领导干部队伍臃肿和过剩。要消除这些危害和弊端，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从根本上制止领导干部职业化的倾向。

这篇文章所谈的“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倾向”，实际上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此文曾寄呈一些领导和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鼓励，但未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只是收入了我1985年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一书中。

可喜的是，全国人大1982年制定的宪法，作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明确规定。国内政治学权威、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惠岩教授，2005年发表了一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历程的长篇文章。王老在文中谈到政治学研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代表性成果时，专门提到了我这本拙著。这样看来，我1981年写的《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倾向》一文，可以算得上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点贡献吧。

六、最早阐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我国目前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判定，是认识纵向国情的前提和基础，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主要依据。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几年间，对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有的认为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有的认为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有的认为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补课”时期，互相之间争论得比较热烈。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学习和宣讲“决议”的过程中，我感到，这里虽然谈的是“制度”，但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决议”的这个论述，可以引申为是对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于是，1981年11月，我以“决议”的这个论述为依据，写了一篇题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

此文写道，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对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评语中，曾提出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决议”的这个论述，“表明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毛泽东“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逐步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继续完善的过程。”“这就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既同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区别开了，也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见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了。”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克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增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兴致盎然地写了这篇文章，岂料它生不逢时，正赶上“主旋律”高唱“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在报刊上发表的可能性。好在省委宣传部王挺常务副部长看了此文之后说，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且将其入选1982年6月召开的“山西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暨理论研讨会”，使之公之于众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范若愚会长、中共山西省委李立功书记等领导同志，以及全省二百多名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者隆重与会。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是全国第一批召开的省级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暨理论研讨会。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旗帜鲜明地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三大之后，阐述和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文章和著作数不胜数，汗牛充栋。而在6年前的1981年，或者说稍后的1982年春天，我从未听说过有谁写过阐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我那篇《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稚嫩、粗燥、有很多欠缺，但大约应该是最早阐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吧？

在上述6篇文章之外，从1980年到1984年，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一、《人民日报》：1982年9月3日《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1984年2月27日《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二、群众出版社《学习研究资料》：1982年6月8日《两个文明与高度民主》；三、《山西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文选》（1983年1月）：《从马克思对所有制涵义的阐述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山西日报》：1980年《“不提”就是“背叛”吗？》，1982年《从政社合一到政社分开》《农民致富只能依靠发展生产》，1983年《没有知识就没有领导权》《量才授予职责》《弄清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1984年《党政机关办企业敝多利少》《所有制区别不是人事调配的界限》；五、《自学》杂志：1983年第7期《学历与人才》。

眨眼间，40余年过去了，星转斗移，时移世迁，笔者现在已经年逾古稀，垂垂老矣。回想当年作为一个刚入“而立”之年的普通党员，作为一个基层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者，投身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大潮，满怀激情地写作和发表上面这些文章的情况，我不由得联想到《庄子》和《论语》里的两句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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