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吴敏，山西省委党校退休教授，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参加工作当工人，1971年走上专职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岗位。改革开放伊始即投身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教学工作以讲授行政学、政治学为主，科研工作以“当今中国民主建设”为主要方向。发表论著600多万字。2007年受到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表彰。（素描：邢小群）
原题
“老高三”的人生之旅
作者：吴敏
作者题记：此文第一稿以《“老高三”四十年》为题，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6期。第二稿以《“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为题，先后刊发于“一枚新园地”和“子规啼春”两个微信公号。丁东兄在其公号文章《老高三吴敏》里，称此文为“为同龄人代言”。可惜，因某种原因，此文在上述两个公号上均已相继消逝了。现将最新修改稿呈献给微信公号“新三届”，祈盼朋友们不吝赐教。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百年历史决议，再次将文革定性为“内乱”和“灾难”，认为其“教训极其惨痛”。“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炮火声中，是包括文革十年在内的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的全程经历者和参与者。对“老高三”的人生之旅进行反思和分析，从一滴水看太阳，既有助于弘扬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宝贵经验，记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也有助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上，走得更坚实，更稳当，更有力度。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高、初中在校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重重地摔入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可以作为“老三届”的典型代表。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是一个使其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深重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剧烈疼痛一样。“老高三”毕业至今已经56年了，这个“心病”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比较顺利和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情结，浸洇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老高三”情结呢？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当“老高三”们走到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之时，“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吮吸着“狼奶”长大的傻小子、傻丫头，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千百万中学生被推上了“革命”的第一线。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老高三”“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冲上高考战场了。由于我们学校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除家庭出身等政治原因“不予录取”者外，基本上都考上大学了，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那这主要不是出于担心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自己的底功、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外交部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复习功课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绑架到了黒云翻滚、风狂雨骤的荒山野岭。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革”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后不甘受辱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那场“大革命”初期，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本市一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游斗，被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黒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红太阳”检阅等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高考“推迟”半年后，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争斗得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装备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略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着抢枝弹药，参加到所支持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去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这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劵在握，不再需要利用“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和消减，这对于刚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威胁。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策略，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个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亲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景，完全成了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前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绝大部分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录取率极低），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而立”之年，绝大多数都挣扎在社会底层，所得收入极其微薄，而且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丢老弃小、抛妻别子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咦吁嚱，难于上青天”了！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去到我爱人办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妻子和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也大都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可以想像，当“老高三”们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纷纷走进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那场“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大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两年“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生，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几十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亲属们也大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底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买房子需要讨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倒霉事”的队伍里，大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老高三”们远远地仰视着并不比自己在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们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巨大而强烈的精神刺激和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比较内秀，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且在政治理论上比较早熟。大约在高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了。若不是那场“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有恐高症，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他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功夫自学中医，并在本县的统考中名列前三，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其他一些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学习成绩也很好，1969年被分配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家庭矛盾比较突出，精神压力比较大。他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难免要受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初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人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逆转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那场“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绝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不归路。我们班共有40来个同学，1968年离校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知道下落者约有30来个，这些同学几十年来的人生之旅大都很艰难、很坎坷。不知道下落的那些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在这30来个同学中，已自杀者2人，20岁出头因公致残、终身吃劳保者1人，40多岁、50来岁就病逝者3人，占了约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绝非偶然，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将“老高三”群体同195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毕业生相比，同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高中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遗忘和落下。“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过短暂的欢乐和幸福，但“反右派”“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使他们少年时就尝到了生活的不测、艰辛和凶险；“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更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效应和代价，让他们的中年阶段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群体已步入“古稀”好多年了，加入了“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早就被“边缘化”了，但是，在他们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嵌刻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能为正在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透视绵亘七十多年的“老高三” 群体的人生之旅，对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能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和警示。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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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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