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摄于1972年
李振亮，1952年出生，1968年下乡知青，1974年入本溪钢铁学校（辽宁科技学院前身）矿山机械专业学习，1976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6年从政，历任民进本溪市委主委、本溪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2018年退休。
小时候，
大学是一个遥远的梦，
我在课堂，它在云端。
知青时，
大学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匆匆飞来，又匆匆离去。
恢复高考时，
大学是一道冷酷的门，
幸运者进了里头，我留在外头。
再后来，
大学是我进修的学堂，
刻苦攻读在里头，文凭在外头。
到最后，
大学是我人生的舞台，
教学科研在里头，成果在外头。
——作者自题
小时候，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梦想考上大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可是，命运没有让我那么容易就如愿以偿。我从1973年第一次参加考大学到1987年获得大学理学士学位，整整经历了十四年漫长的岁月。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这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也可以说是文革期间那几百万"老三届"初中生的共同命运。一、知青时大学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匆匆飞来，又匆匆离去1968年9月，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和同学们一道告别了当时就读的桓仁完中，汇入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1973年7月，我第一次参加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课考试，结果我考出了好成绩，据我下乡的雅河公社当时负责招生的人告诉我，我的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二名。由于我在农村当知青期间喜欢看些医学书籍，也做过业余赤脚医生，给农民扎过针灸治过病。于是在填报志愿时，所有志愿全都填写的是沈阳医学院。当时沈阳医学院来桓仁招生的是院党委书记、政工组组长康敏庄和院教务长。由于我文化课考试成绩好，又把志愿全部填报在沈阳医学院，引起了两位院领导的注意，他们特意在桓仁县招待所召见了我。后来我了解到，康敏庄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后曾担任过中共旅顺市委宣传部部长，东北工学院副院长。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康敏庄是一个胖老头，个子不高，小平头，穿一件普通半袖圆领白背心，当时人们称这种白背心为"老头衫"。人很和蔼，像个农村老汉。教务长身材瘦而高，穿一件雪白的半袖衬衫，仪表堂堂，一派学者风度。见面后，并没有谈很多话，他们只是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我从他们对我和蔼的态度以及谈话的气氛中感受到，我好像已经被两位领导认可了。虽然见面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得到沈阳医学院两位主要领导的单独召见，是我一生的殊荣，同时也预感到自己即将跨进大学的门槛，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与我开了一个玩笑。第二天，全国主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大小报纸铺天盖地全文刊登了张铁生在高考物理卷子上写的一封信，大意是：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整天劳作，累的半死，哪里有时间复习功课，靠一张考卷决定是否上大学太不公平。就这样，文化课考试成绩被全部取消了，文革期间第一次恢复文化课考试的尝试宣告夭折，采取了由贫下中农直接推荐上大学。贫下中农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大学，又怎么能做出准确的推荐呢？结果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推荐结果出来了，由于我家是中农成分，不是贫农，政审时，所有大学都没有录取我，只有本溪钢铁学校这所中专录取了我。我觉得很委屈，一气之下就没有去报到，放弃了去中专，等待第二年再考。1974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还是采取由贫下中农直接推荐上大学。当时我正在本钢石灰石矿当农民工，我满怀信心地回到桓仁，第二次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选拔。由于已经离开了生产队，贫下中农对我的表现早已不熟悉了，又怎么可能把有限的上大学的名额给我呢？真是无巧不成书，推荐结果，我还是照例被录取在本溪钢铁学校这所中专。这一次我彻底冷静下来了，我意识到：能上中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能再错过机会了，看来我这辈子注定是上中专的命了。我怀着深深的遗憾和对“大学”的心心念念之情，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来到了本溪钢校，就读于矿山机械专业。临离开家时，爸爸嘱咐我，到学校后要努力学习，毕业后到本钢当个正式工人，将来再努力当个车间主任，这辈子就挺好了。二、走进本溪钢铁学校，即是我的命中注定，也是我的幸运1974年10月，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我来到本溪钢铁学校，开始了两年的中专学习生活。新生入学的那一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本溪钢校教学楼、试验楼和宿舍楼三个大门口都挂出了红布白字的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工农兵学员入学"。整个校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纷纷前来报道。学校还在本溪火车站设有接待站，迎接来自祖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员。一批又一批学员被接到学校，陆续安排住进宿舍。先来的同学主动帮助后来的同学办理入学手续，领取饭票，那种热闹非凡的场面自今还记忆犹新。我被录取在机电科矿山机械专业33班，和我们同时入学的还有一个34班。我们班有40名同学，来自于辽宁、吉林、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贵州等省市自治区。来到学校后我才知道，本溪钢铁学校并不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中专学校。在当时，它是冶金部所属的面向全国招生的一所工科专业学校，不论学校的占地面积，实验室设备，专业设置、师资力量等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相当好的基础，而且就在十年前，它还是一所全日制本科大学。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在全国冶金系统有一定影响。1948年建校，为了适应国家钢铁事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1958该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改名为本溪钢铁学院，设有采矿系、冶金系、矿山机械系、矿山电气系等，为共和国冶金战线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为本单位的技术骨干，在全国各地冶金企业的厂长中以及各大矿山的矿长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一时期是本溪钢校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后来，由于国家经济进入了暂时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全国高校数量被压缩，院、系间进行调整。冶金部考虑到辽宁一省就有三所部属院校：东北工学院、鞍山钢铁学院、本溪钢铁学院，过于密集，于是，就决定对本溪钢铁学院进行调整，被迫下马，降格为中专。改革开放后，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本溪钢铁学校又升格为本溪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大专），到1996年又重新恢复为本科院校，改名为：辽宁科技学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被录取到本溪钢铁学校即是命中注定，也是我的幸运。两年的中专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976年9月毕业分配时，我没有按爸爸当初的设想分配到本钢当工人，而是被学校留校当了一名中专教师。
“本溪钢铁学校”校名是郭沫若先生在1964年12月1日题写
三、恢复高考时，大学就像一道冷酷的门，我被无情地关在了外面
为了适应学校教学工作需要，1977年秋季开学时，学校安排我们六名留校生到长春进修，我在东北师范大学进修数学，一位在东北师范大学进修物理，有三位在吉林大学进修化学，还有一位在长春地质学院进修地质专业课。1977年，对于全国知识青年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由于时间紧迫，不等到第二年秋季开学了，而是临时决定1978春季开学。高考在即，我恰好在大学里进修，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我想新的机会终于又降临了，心里暗暗高兴。为了备战高考，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安排，暂时不去师大数学系听课了，插班到东北师大附中高三班听课。东北师大附中在全国是很有名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我在那里系统地参加了高考复习，加上在本溪钢校学习两年中专课程的底子，可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考生中，基础条件还是不错的，估计考上一所本科大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高考越来越临近了，我满怀信心地从长春回到本溪钢校报名高考，结果学校不让我报名。校长的理由是：学校把你们留校又送出去进修，目的是为本校培养合格教师，你们都考走了，学校怎么办。又仔细看了招生简章，允许报名年龄限制为：“不超过25周岁， 即1952年9月1日以后出生。”而我是1952年5月出生，仅仅相差3个月，就失去了报名资格。那时的招生简章同时还有一条补充规定："文化大革命中的高一至高三学生中确有专长的允许报考"。这为"老三届"高中生开了一道口子，而我在文革开始时是初中一年级，这个条件也不符合。我心急如焚，可就是报不上名，就这样，眼巴巴看着自己与第二次考大学失之交臂。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那次恢复高考被拒之于大学门外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文革期间从初一到初三几乎所有初中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这三届初中学生的年龄分别是：25岁、26岁、27岁，他们当中除了一少部分在195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符合报考条件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超过了报考年龄线。这个群体当时在全国大约是六百多万人。但是，那时全国各地对报名高考的年龄掌握也未必都很严格，我知道有的地方老三届初中生也允许报考了。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整整三个年龄段报考大学的资格，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中央这个决定，彻底阻断了全国六百多万"老三届"初中生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这些被文革耽误而中断学业的无辜而又苦命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获得大学文凭，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大都被迫走上了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不同形式的漫漫大学之路。失望之余，我挥笔给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写了一封信，来申诉心中的不平。然而，这封信注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四、后来，大学成了我进修的学校，刻苦攻读在里头，文凭在外头就这样，文革后重新恢复的这次高考，就像一道冰冷的大门把我隔在了外面，心情很苦闷。1978年新年伊始，从冶金部传来一个好消息。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冶金部决定在北京，长沙，重庆，沈阳，长春等地，分别举办冶金系统所属中专学校不同专业的师资培训班，学期为一年半，这对我们这些留校生真是个福音。课程设置是按着大学专科设置的。本来应该在两至三年内学完的大专必修课程，却被压缩在一年半内学完。毕业后冶金部不发大专毕业证书，只发结业证书。可见那个年代国家对大学文凭控制的是何等严格。于是，学校又把我们这些留校生重新安排到各地的师资培训班参加学习，我被安排在地处石景山的北京钢铁学校（现北方交通大学前身）举办的数学师资培训班。数学师资班主要课程包括：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普通物理等。那时虽然我们在本溪钢校已经读了两年中专，但是，基础知识仍很薄弱，加上课程安排的又紧，每天都要上十几节课，满堂灌，有时晚上都要上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学校给安排的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每个人都很刻苦，孜孜不倦地学习。
冶金部数学师资班结业时合影，最后一排左4为本文作者
1979年秋，北京进修结束，回到本溪钢校数学教研室。开始当助教，后来独立讲授高等数学课。1982年，学校又给我一次进修的机会，送我到辽宁大学数学系进修了一年。这次进修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系本科三四年级的主要课程，包括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微分几何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拓扑学等。经过两次进修，我已经基本上读完了大学数学系本科的主要课程。但是两次进修都只发结业证书，不发毕业文凭，就是说，国家不承认我大学学历，我还是一个中专学历。 1984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恢复招收在职函授生，以专科学历为起点，学制为三年。毕业后，所有课程全部及格，可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外语成绩及格，可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经过两次高考的打击，可以说，小时候心目中对大学的那种神圣感已经不复存在了。特别是经过多次在大学里进修，我所需要学习的大学课程，基本上都已经学完了，并且每一科都有及格以上的成绩，所以我对大学也已经看淡了，有没有大学的一纸文凭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这一年我已经32岁了，今后也不会再有考大学的机会了。但是，为了评职称的需要，我还是要把中专文凭换成大学文凭。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函授大学"，报了名，并且比较轻松就考上了。经过三年的在职学习，到1987年7月，我终于在东北师范大学获得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同时也获得了国家承认的"理学士学位"证书。从1973年7月第一次参加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课考试那次算起，到1987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获得理学士学位，整整用了14年！在今天看了，一张函授本科毕业文凭显得太不屑一顾了，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在当年，为了这一纸文凭我却苦苦奋斗了14年。14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却并不算短，人生能有几个14年！这其中所饱含的酸甜苦辣，除了自己，除了我们这一代有过同样经历的老三届初中生外，有谁能解其中味呢？我发自于内心地感谢母校东北师范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全国率先恢复了函授本科教育，使我们这些被恢复高考拒之于门外的"老三届"初中生有了一次获得大学本科文凭的机会。
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八七级本科（函授）毕业生合影
东北师大函授教育在全国高校中是一张有特色的名片，曾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就包括杜青林同学。杜青林是吉林省农安县人，他也是东北师大函授毕业生，后来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国级国家领导人。他无疑是我们东北师大函授生的骄傲。1985年，本溪钢铁学校升格为本溪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校升格为大专后，师资队伍的结构迅速发生了变化，一大批77、78级的本科毕业生陆续进入学校，分配到各个教研室。这批大学生正是当年恢复高考时先后入学的那批莘莘学子，经过四年大学深造，羽翼丰满，承载着时代的希望和社会的渴求，流向社会各个重要岗位。他们是文革十年后首批大学毕业生，时代的骄子，社会的宠儿，走到哪里都要受到人们景仰。相比之下，我们这批中专毕业留校生，就逐步沦为了弃儿，陆续被调离教师岗位，或到机关各部室做教学管理工作；或到实验室当实习教师；或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等。有些同志是被组织上调离，有些同志则是迫于压力，激流勇退，自己物色好了位置，主动要求调离教师岗位。
本溪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楼和图书馆楼
一时间，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 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我没有选择后退，而是选择了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终于想清楚了，人世间不论成就一项什么事情，都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只要你不畏艰难困苦，永不放弃心中的目标，就谁也阻挡不了你实现梦想脚步。更何况我们这些被恢复高考遗弃了的老三届初中生，更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为我们这个群体争得一份尊严。1986年，我凭借自己努力取得的教学成果，获得了学校优秀质量教师的称号，并于1988顺利地晋升为讲师。我给自己确定的下一个目标是五年后晋升副教授。晋升数学副教授除了需要胜任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课堂教学任务外，还必须有科研和学术成果。纯数学领域学术研究很难，学术论文不好写，怎么办呢？利用数学工具，在其他学科上搞些应用研究，那里应该有广阔的天地，肯定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如何找到数学方法在交叉学科上应用的切入点，这就是我要主攻的方向。于是，我利用教学之余的所有空余时间到图书馆、教师资料室去看书，阅读有关期刊杂志。那时期，我校图书馆藏书量很大，资料室的期刊杂志种类也相当丰富，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小报纸在这里都有，学校各专业所能涉及到的各类专业学术期刊杂志都能查阅到。通过长时间跟踪我所关注的专业期刊杂志后，我发现：把数学模型应用到环境质量评价领域可以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因为环境科学在国内起步较晚，全国第一份环境科学类国家级学术期刊《环境科学》1980年才创刊，到1988年还不到十年。数学在环保领域的应用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会有很大发展空间。找到切入点和研究方向，我就着手收集环境质量方面的监测数据，探索建立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数学模型。利用本溪市太子河市区段几个断面的监测数据为样本，筛选出影响水质变化的主要因子，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不同断面水质的综合评价等级。经过多次调整，修改数学模型，最终给出比较准确可行，便于环保工程人员操作的计算程序，整个研究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给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重庆环境科学》。我又进一步归纳了研究思路，把修改了的数学模型应用于另一个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中，把论文发给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环境工程》。过了不久就收到《重庆环境科学》杂志编辑部发来的稿件采用通知，又过一段时间收到《环境工程》杂志社发来的论文采用通知。当我看到自己用了一年多的心血撰写出来的学术论文变成了铅印的东西，发表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杂志上的时候，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1990年我又提出了"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的Euclid贴近度评价模型"，文章发表在《中国环境监测》第6卷5期上。我运用该评价模型对红水河、黔江水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论文发表在《中国环境监测》第9卷4期上。1992年我进一步提出了"地下水水质评价的一种新方法水质距离评价法"，在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核心期刊《工程勘察》1992第6期上发表。之后又提出"区域土壤环境重金属污染评价的 Hamming贴近度评价法"，论文发表在国内环保类核心期刊《化工环保》第15卷第2期上。1993年我在《环境工程》第11卷第3期上发表了"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的模糊距离模型"。1996年我在地质类国内核心期刊《地质与勘探》第32卷第1期上发表了"Hamming贴近度模型在膨胀土胀缩等级判定中的应用"。1997年，我的一项研究成果"组合预测方法在大气环境评价中的应用"在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会刊《数理统计与管理》（应用数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第16卷4期上发表。我提出的数学模型在国内环境质量评价领域产生了影响，许多学者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了我的研究成果。比如：国家海洋局徐恒振研究员在《海洋环境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公开引用我提出的评价模型，对大连湾海域16个监测点海水污染状态展开了综合评价，取得很好的评价效果，并对该评价模型的优越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成都气象学院李柞泳教授引用了我提出的湖泊富营养评价的Hamming贴近度评价模型对全国包括青海湖、太湖、巢湖、洪泽湖、滇池、杭州西湖、武汉东湖等23个大型湖泊水质富营养状态进行评价，取得很好评价效果，文章发表在国内环保学科主要核心刊物《环境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还有许多国内研究学者在公开发表的论文参考文献中列出我的论文题目。我发表的论文陆续被国内自然科学类文献检索收录。1996年6月，我应《国际第五届大气及空气质量会议》主席，美国伊阿华大学科里克雷教授的邀请，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席国际会议，并在会上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998年10月我应《国际大气污染模型模拟会议》主席乔治先生的邀请，赴法国巴黎路桥大学出席国际会议，并交流了研究成果。
当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一起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时，感慨万千。回想起了许多往事：回想起了为之苦苦追求了14年的大学梦，回想起了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一次又一次坎坷和挫折；回想起了为心中的目标而付出的那些心血和汗水；回想起了曾经熬过的那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1994年经辽宁省高等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专家组严格评审，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那时，全国高校中40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副教授占比还比较小。那一年我校一百多名年轻教师中，仅有八名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加上前一年破格晋升的两位年轻副教授，共计十人。1976年10月我在本溪钢铁学校毕业留校担任教师，经过18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副教授，这一年我42岁。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朝着正教授目标继续迈进之时，由于新的工作需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中共市委决定调我去担任一个市级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人。1996年11月18日，我告别了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整整20年母校，踏上了从政的新征程……李振亮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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