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1972年春的作者
赵刚，1949年出生，满族，南昌67届高中生，南昌大学夜大电子专业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日本大阪工业大学大学院硕士毕业，先后做过下放知青、工厂工人、美工设计、电子制版中心负责人、现场翻译；在日本公司就职担任研究开发、检查机械设计、中日英技术翻译等工作，现居日本神户。
作者：赵刚
在那蹉跎岁月中，满怀豪情的知青们怀着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劳苦大众的革命理想而扎根农村和边疆，挥汗如雨，战天斗地。但是，莫大的精神压力和残酷的生活现实不断地冲击着知青们的肉体和心灵，在失望和痛苦中，他们发出了“我要回城”的呼唤。当时上山下乡问题已让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于是，上面不得不允许独生子女回城，病退回城，父母退休顶替回城……在1978年底，在中央决定指引下，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知青的大返城，历时十年的文革产物——知青、家长、农民和国家都不满意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结束了。可是，知青们回城的道路并不平坦，其中最早被下放到广阔天地的老三届知青们所走的回城之路是最为艰难的。每个老三届知青都有自己的辛酸和痛苦，汗水和眼泪，他们奋斗，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在回城的道路上摸索着，喘息着，走出了自己新的人生。被分配到建设兵团的几年后，随着高干子弟以及有门路的人走前门后门的回城，我也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动摇了，怎么他们不再到“广阔天地”扎根了呢?! 凭什么只让出身不好的留在这里“修地球”？这不公平啊。当时我虽然有时被调到团部编排节目，参加巡回演出，慰问驻地周围和相关的地方机构或人民公社。但回到煤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小工，在井下坑道做些辅助作业，推推矿车，十分辛苦，而且兵团煤矿福利比正规煤矿的福利要差很多，令人感到非常不公，但很无助。1971年夏，作者在宣传演出中的农村青年造型写真
1973年夏天，听说南昌市文工团正在组建招人，我就动心了，立即向连队领导请探亲假回南昌，趁机去南昌市文工团筹办处报名应考，闯关文工团。初试那天，我拿了自己的“家活”(乐器，道具等)到文工团的招考处——南昌剧场去应试。当天那个时间只有我一个考，选考老师靠坐在剧场通道边的座椅背上，我就站在他前面的通道上考。我首先吹了笛子独奏“战马之歌”，接着笙独奏“苗岭的早晨”，快板书《奇袭白虎团》选段，还有山东快书、相声选段，最后还唱了“扁担歌”的领唱那一段，我使出浑身解数，尽力表现我的吹拉弹唱才能：我太想考上文工团，调回南昌了。可是这位老师似乎对这些都不太动心，他看了看我的报表，问我:“你还会舞蹈？”这是我最不想干的，我已经20多岁了，还跳什么呀! 但机会难得，万一能行呢?! 试试看! 我决定了，回答:“会！”“那就跳一段吧”当时没有音乐伴奏，只能无声表演，比较难，老师是内行看门道，只看舞蹈动作。我立即想到该跳什么了:“我跳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那段‘常青指路’吧，行吗?”“行！”于是我走上空旷的舞台，站在左后角，背对台前，听到他说“开始!”，我就在心里踩着音乐节奏疾走台步，绕过后台转到舞台正中，一个丁字步亮相，嘴里还“啪”的一声! 老师一见，感兴趣了，跳下靠背椅，向舞台前走来，开始认真看了。我继续按照心中的节奏表演剧情，当我表演从怀里掏出两个银元，伸手递给吴清华时，我仿佛看到吴清华突然立起脚尖来，轻轻的后退，疑惑的表情：“这是给我的?”我上前半步，肯定地点点头，“是的！收下吧！”把银元再一次递过去，我看到吴清华颤抖地在衣襟上擦了擦双手，满含热泪，慢慢地伸出双手来捧接，我的眼眶里也闪烁着泪花，热泪涌出来，滴落在脸庞上，我轻轻地把银元放在她的手中，把她的双手合拢，鼓励她上路投奔革命。我右手扶着吴清华的肩膀，左手高举，指向左前方，完成了最后的亮相造型。选考老师的脸色有点好看了，他又开口了：“嗯……，你会串翻身，蹦子吗？”我立即在台上跳了一圈大蹦子(故意避开了我不太拿手的小蹦子)，因为我经常练武术的旋风脚，所以大蹦子动作漂亮。他点点头，说：“你的腿功怎么样？”我就压了压左右腿，下下腰，在台上拉开武术架势，正踢腿，侧踢腿，左圆弧内摆腿，右圆弧内摆腿，然后外摆，正在拼命踢时，就听到右腿大腿根“哗啦”一声，糟糕! 我知道这是大腿筋拉伤了! 当时也感觉不到痛了，因为我全神贯注，都失去了感觉了。选考老师看完了我的腿功，似乎还有余兴，他又问：“你还会什么舞蹈?”可能是常青的舞蹈动作表演成份太多了，难以显示真的舞蹈功夫，我下定决心，说：“我还是跳《红色娘子军》的选段，‘五寸钢刀舞’。”“好！”1971年夏，作者在宣传队演出中
我又登上舞台，嘴里模仿着唢呐的引子“哒…哒…哒哒……”，从后台跑到右前台，表演向洪常青要求献舞表演的动作，老师在下面高叫：“表…情……！”我赶忙咧嘴作出微笑: “有……啦……！”反身跑回到舞台中央，嘴里小声的哼着音乐，干净利索地跳起“五寸钢刀舞”来了。到最后腾空旋转两周转身跳之前，我赶紧停下来边擦汗边喘气说：“呼……，太累了！跳不动了。”我怕再跳下去摔倒了砸锅！嘿嘿！老师比较满意，几天后通知我参加一周后的复试，只考舞蹈。只考舞蹈？我的腿已经拉伤了，这可怎么得了啊！我每天敷药按摩，复试当天仍然红肿得老高，疼痛得要命，没办法，我吃了两片止痛片就到剧场应考去了。剧场里来了不少人，很多都是兵团来的高手，吹的，唱的，都很有水平(这时我才知道，吹拉弹唱早已基本内定了，他们缺的是舞蹈演员)。一团赛湖农场团宣传队演大春的也来了，他自然跳他拿手的“大春送面”，舞蹈功夫和腿功都不错! 据说他是戏校出身。轮到我了，我和上次一样登上舞台，还是“常青指路”，台下静悄悄的，我依然按照自己心中的节奏表演，又是热泪盈眶的演到最后。舞蹈动作表演时，我跳了几个“变身跳”，环场一周半的“躺身大蹦子”，听到台下有赞许声音了，在踢腿之前，我对台下说：“诸位老师，对不起!我上次把腿拉伤了，现在还没好，只能踢一只腿了！”老师们认可后，我拉开架势，就跟拐子似的，只是左脚前踢，右脚跟步，惹得台下哄堂大笑。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就跟没听见一样，只用左腿前踢，侧踢，内摆，外摆，咬着牙拼命完成了这一切。我的舞蹈表演还是得到了好评，最后合格了，南昌市文化局向七团团部发出了调令，我成功了!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天天盼着接到通知走人。可是后来得知团里很生气，把调令给撕了: 这是军队，不归地方管！结果我没能走成。不过我还是满足了，我在1968年夏天抗洪抢险才参加宣传队的，几年就能到今天这个地步，说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啊！不放？没什么了不起的，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1973年1月，七团宣传队在外慰问演出后与军队首长合影，右二是作者
1975年深秋，兵团里传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兵团或插队的知青，在父母退休的情况下，可以顶替回城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联系家里，因为我母亲刚好55岁，属于国家干部，可以办理退休了。家里很快来信，正在办理。我日盼夜盼，终于等到了家里的来信，可是令我大失所望，来信说，我妈妈虽然退休了，但她是教育系统，我不能顶替到那里，要我自己找接受单位。这可难住我了！我们家是北京来的外地人，爸爸历史问题未定，也没有人脉关系，没有能力去找接受单位。我想到了一个同校好友的爸爸是在劳动局的，立即赶回南昌去找他家帮忙，好友的爸爸答应了试试看，可是过了些日子，回告说很难办，说劳动局只是个管理调动手续的部门，不管接受单位，就连他自己的孩子也没办法找单位。犹如一盆冷水浇到了我的头上。看到我情绪反常，我在连队里最要好的小兄弟小明就问我：“怎么了？赵刚，出了什么事吗？”“我妈妈办了退休，可是我不能去她那里，要自己找接受单位才能办手续，我家是北京来的，南昌没什么路子，到哪里找哇？”我垂头丧气的说。小明的妈妈在江西印刷公司工作，退休了顶替当然没问题，所以他已经开始办理顶替手续。他爸爸是江西印刷公司某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或许能有办法。小明立即打电话向他爸爸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特别强调我是七团宣传队的编导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不久果然好消息传来，他爸爸向江西印刷公司工会介绍了我的情况，公司领导当即同意接受我了！接下来的时间就如流水一样，小明带我同去吉安办理各种必要的地方手续，跑团部，跑老俵村庄买樟木。那时候知青回城大多在乡下买樟木，做樟木箱子带回城里。不少男同胞还学会了木匠活，小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仅自己制作了两个樟木箱，一个床头柜，还帮我做了两个樟木箱，而床头柜更做出了令人吃惊的水平。我想起一年前在江西宾馆向领导汇报工作时见到的那个高级床头柜，门板是四块樟木拼花而成的，非常漂亮，就让他按我回忆起来画的图样制作。做好了大家一看，都惊叹；“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小明也露出了满意自豪的笑容。1976年春节前，大光山煤矿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卡车，送我们回南昌，我们俩装好了各自的行李，自制家具和樟木材料，坐在上面回南昌，还留在兵团的战友们都依依不舍，有的还含着眼泪，热烈地欢送了我们。
就这样我回到了南昌，可心里还老是半信半疑，有几次做噩梦，梦里梦到说我的手续不对，必须退回农场，而且不是原来的矿山，我灰溜溜的回到大草棚里，还是单人床，挂蚊帐，草棚里乱七八糟……当我从噩梦中惊醒，环视四周，确认我还是在家里，才放下心来，真可怕！春节后，我立即去江西印刷公司报到，劳资科把我分配到胶印车间，在胶印机大组当工人。我当天就上胶印机当学徒，干起来了！在胶印车间里，机器轰鸣，油墨气味扑鼻，这比煤矿井下的煤末尘埃好多了！我紧张的按照师傅的指示，整理纸张，拉运印刷品，调抹油墨，累的满头大汗，但心里甜滋滋的，现在我是真正在编的工人了，工资比兵团高多了！胶印车间是公司的先进单位，车间张主任是上海人，长年的劳动模范，为人不错。书记是南昌人，和小明的爸爸关系挺好，所以对我也很好，大组里从组长到师傅都很亲切，我有时出一点差错，他们也不苛责，而是热心的指正，教我重做，令我十分感动。几天之后，车间要刷标语，出墙报，组长要我去帮忙，我就过去帮忙用排笔刷了一条长长的大标语，然后给他们的刊头画了几朵写意的花卉。下午，车间支部书记找到我，告诉我说，公司原来放我到这里是过渡的，将来会调到公司工会工作，但他看我美术功底不错，想把我留在车间里，说楼上照相制版大组里有个黑稿老设计师很厉害，担任全省的票证设计，希望我能接他的班，搞黑稿设计。我一听，简直是再好不过了！便高兴地一口答应了，这样我在胶印机上干了不到一星期，就上楼去搞黑稿设计了。
1976年10月，作者在江西印刷公司胶印车间画的大批判刊头画
老师傅姓潘，高度近视眼，但黑稿设计是绝活，全省粮票以及其他各种票证都是他设计的，水平相当高，我其实是搞写意画的，虽然也画水粉画什么的，但从来没有画过这类票证，不过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在他的指导下我不断进步，提高，不仅完成了各类黑稿的制作，还担任了最后一期江西粮票的制作，同时也担当一些印刷设计，封面设计，有时还随他用业余时间为别的单位画稿设计，挣点外快，嘿嘿！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普天同庆。公司要我组织一台节目，参加南昌市文化宫的汇演。我是靠搞宣传队来公司的，现在是义不容辞，当全力报效了。我立即调查了解公司宣传队伍，和老厂宣的队员商议，寻找年轻的男女人才，将我在团宣传队的节目适当改编，凑了一台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和我配对说相声的人，在团宣传队时我的相声是很受欢迎的。我忽然想到我在九江的弟弟，我弟弟是他们厂宣传队的，他是说唱为主。文革一开始他14岁就在电影院里“支左”，各类电影里的道白他学的惟妙惟肖，像极了。相声，快板书，山东快书和南北各地方言都不在话下。如果他能来就好了。我向公司党委战书记汇报工作时提到了这一点，想借我弟弟来帮忙，战书记同意了，我立即给我弟弟打电话，要他请假回来帮忙，搞得好没准可以调到我公司来呢！我弟弟一听我说没准能调回南昌，立即就赶了回来。我在报纸上找了一个讽刺批判“四人帮”的相声，让他担任主角，我当配角，这样可以让他发挥出来，好调回南昌。他立即熟悉，背诵，琢磨表演动作。我一下班回来就赶紧配合演习，不到两天，就差不多完全拿下来了。第三天是在文化宫彩排，工会文艺组的成员们审查节目。好几个公司的宣传队轮流上台表演，我们公司上三个节目，相声是一个。轮到我们上台了，我们俩一走到台中央的话筒前，全场就静下来了。我们开始表演，由于我们是从小在北京长大，京腔十足，相声味道很浓，台下静悄悄的听我们说。可是还没说到第十句，我弟弟突然停住了，他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了，我赶快小声提醒他台词，他一咬牙：“重来！”台下哄堂大笑，还有人喝倒彩，我们之前别的队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啊！我们再次走到台中央话筒那里，开始说相声，台下逐渐安静下来了。当我弟弟模仿江青的音调发出颤抖转弯的声音：“小将们……”台下笑起来了，有人还鼓掌，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弟弟又卡住了。他眨巴着眼睛，想不起该说什么了！“重来！！”他一跺脚，又回去了。你可以想象的到，台下的人都捧腹大笑，停不下来，喝倒彩，鼓倒掌的一片混乱。我们第三次走到台中央，再次开始说，这次我弟弟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错了也接着说，错就错！我跟着对付，最后总算把相声给说完了。粗算一下至少错了五六个地方。回到后台，我弟弟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说：“完了完了！我怎么那么傻啊！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台词来了！”我一面安慰他，一边紧张地思索，如何向下面看节目的公司工会领导交代。这时忽然有两个人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向着我们鼓掌，连声赞好，我以为是讽刺我们那，没好气地说：“好什么啊！都演砸了！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的错是台词不熟悉，可你们的水平在那里摆着那！那是一流的！专业水平啊！台词不熟练练就熟了，水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相信你们能演出高水平的相声，加油啊！”我们兄弟俩愣住了，睁大眼睛望着这二位。原来他们是文化宫管文艺演出的干部，审查节目的啊！我弟弟站起来，感激地和他们握手表示感谢，说好好练，一定要演好。他们一再叮嘱我们好好排练，台上千万别慌，预祝我们演出成功。公司带队的负责人刚好也到后台来，听到了文化宫文艺组负责人的话，也放心了。我们弟兄两个受到鼓励，增加了信心。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们的相声虽然还是出了一点小错，但听众们是不知道的，每当我弟弟那阴阳怪气颤抖转弯的声音响起，台下观众就哄堂大笑，掌声不断，表演结束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们成功了！相声被评为“优秀表演奖”。后来在公司礼堂里进行汇报演出，我们俩的相声同样引起满堂哄笑，掌声不断。演出后，公司党委战书记笑眯眯地走过来，连声夸奖我们，对我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非常赞赏。我趁机向战书记提出建议，把我弟弟调到我们公司来，以后可以保留相声这个节目。战书记满口答应了，立即指示劳资科去办理手续。我和弟弟喜出望外，连声向战书记表示感谢。我弟弟第二天就回九江等消息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奇怪，就跑到劳资科去询问，科长告诉我，说我弟弟的材料显示表现不好，曾延期转正，公司不同意调入了。我一听，犹如五雷轰顶！完了！我弟弟调不进来，还可能影响公司对我的印象。我鼓起勇气，直接到战书记家里去了，他是南下干部，平时对我很和蔼，我冒险去他家了。战书记刚好在家，问我什么事，我说是关于我弟弟的事，我向他说明了我弟弟的情况，我弟弟16岁被分配到劳改农场，不久转去九江的劳改工厂，由于年纪小不懂事得罪了连队领导，才被延期6个月转正，他一直在厂宣传队搞宣传，没有其他政治问题。战书记表示理解，但党委已经开会决定了不调入。我提出：“请公司继续办理调回南昌手续，我自己找接受单位，不入江印，这样行不行？”战书记觉得也行，就同意了。我姐姐认识江西化纤厂的党委书记，是东北老乡，跟他一说就同意接受了。就这样我弟弟终于调回南昌了。我的宣传演出活动也从此基本结束了，不过南昌市文化宫每逢过年过节还是邀请我们弟兄俩去说相声，我们回应他们的热情鼓励，去文化宫演过好几次。时光到了1977年，“老三届”迎来了巨大的机会，不再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改为高考上大学了。兵团的许多同学都积极准备，迎接高考。但我听说出身不好的都没有好大学去，将来还不知道分配到哪里呢！我是在好单位，好工作，我的同事好几个都是高干子女，这样的工作很难找的，所以我没动心。高考发榜了，果然像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老三届”的同学大多分在江大、师院、财院分院等文科，说将来当老师。我庆幸自己没有去考，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当老师是最危险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被右派，打得半死。1978年的高考我还是没动，那时我忙着自己做家具，立体音响，准备结婚，也没时间去考大学，可是放榜后，听说改变了过去的做法，不少出身不好而成绩好的也考上了清华北大等好大学。我动心了，我在学校的梦想就是考清华理工科啊！实现梦想的机会不能放过，我决心迎接考试，哪怕丢掉这份好工作，我也要实现我上清华大学的梦想。1979年的高考是给“老三届”的最后机会，政策上的优待有所降低，原来是带工资，现在是不带工资，但是为了进清华，我不在乎待遇了。我拿出了以前的高中课本，很快进入了复习状态。白天上班，晚上复习，经过大概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基本上复习好了所需要考的课程。唯有外语使我为难，我们当初学的是俄语，虽然当年我俄语成绩相当好（我曾是俄语课代表）但后来因为中苏关系交恶，基本上放弃了俄语。我考虑以后中苏关系也好不了，所以不想再拿起俄语来。可是英语我一点也没学啊！那怎么办呢？我想起因中日关系变得友好，家里有不少日语书，“老三篇”也有日语版，我曾经学过一点，就突击学日语了。多年没有学习，一下子读这么多的书，还是觉得有点吃力，不过，我喜欢挑战，喜欢迎难而上，而且听到很多兵团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我更是自信满满，有绝对把握考上，而且一定是清华大学。公司里对我也很好，党支部书记跟我多次谈话，要培养我入党。我还被派去外调别的工人。看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否则没必要找我入党啊，是不是？！有句话说的好：“乐极生悲！”就在我结了婚，有了好工作，复习好功课，准备迎考清华大学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有一天上午，公司叫我去办公室，说原兵团干部找我外调。我很吃惊，找我干嘛？到那里才明白，是调查我们的老团长，老营长，当初我们煤矿因兵团管理不善，年年亏损，准备把煤矿转交地方，我们营长，副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等7个军人再加上几个地方干部和兵团战士代表组织成了二十几个人的大光山煤矿赴省工作汇报团，与兵团和煤管局商谈转交地方事宜。我是团宣传队骨干，所以被指派担任汇报团的宣传工作。当时外调人员说团长营长等都在停职受审查，因为那次汇报团碰巧与1974年的“四人帮”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时间上重合了，当然也涉及到兵团内部的一些斗争。我从办公室出来回到车间，忽然发现党支书对我的眼色冷淡了，没有了往常的笑容，我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做错什么呀！我回到家里，拿起教科书，可怎么也看不下去，脑子里轰轰作响，仿佛是警报在轰鸣。我这样很可能因为当时兵团工作汇报团的问题而在政审上过不了关，失去参加高考的资格。一时感觉六神无主，夜不能寝。第二天上班，发现周围的眼光都有异样，领导的眼光也是冷冰冰的，没有笑容了！我埋头工作，不去理会这些，心想：我见得多了，我只是个被领导的工作人员，又没有什么反党言行，怕什么？！可是回到家里，越想心里越凉，不是怕别的，是怕不久就要报名迎考了。现在的形势真是太不吉利了啊！几天的工夫，我发现头发都开始脱落了！这真让我吃惊和害怕！我再三考虑：自己还有必要再去碰政审的钉子吗？去为现在不可能有结论的政治问题而争辩，挑战上面领导的冷眼吗？况且还有父亲的历史问题依旧未解决……一朝被蛇咬，终生怕草绳，经过文化大革命，哪里都是宁左勿右啊！我仰天长叹一声，把所有的复习资料统统扔进了垃圾箱里。后来听说我们安福七团正式改为地方的农垦场，老领导王团长和赵营长等都转业回老家了，当然他们都是人民内部问题，不可能是反革命。可是我公司的领导再没有找我谈入党的问题了。我的一念之差，让我失去了报考清华大学的机会，去清华大学攻读半导体专业，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梦想就这样破碎，消失，成了无法成真的梦幻。回顾我的回城之路，不能不说，幸运与不幸交织，我的宣传队经历为我打开回城找工作的大门，却封闭了我高考上大学的道路，使我去清华的梦想破灭，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可思议！向前看，漫长的人生道路还是要走的，路就在脚下，我要一步一步走下去。
1980年，作者实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愿望，登上长城迎接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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